一 关于选题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流派。它兴起于清康熙年间，衰歇于民国，主要秉承程朱道统，尊崇秦汉及唐宋八家文统，绵延三百年，涉及一千多人，留下二千余部传世之作。百年来对桐城派的研究在文学理论、创作、学术思想、教育、文化思潮方面都有深入广泛的发展，有关桐城派研究的学术论文三千余篇，博、硕士论文二百余篇，专著及整理本二百多部，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热门的研究领域。桐城派作为一个整体，对它的内部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桐城派的文学，包括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作家群研究；桐城派的学术研究，包括经学、道统、老学、经世之学的研究。从外部对桐城派的研究，主要是关注桐城派与教育的关系，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以及与当时一些重要政治和文化人物的关系。从采用的研究方法上来说，传统的文学研究仍是从陈述作家生平、分析作品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入手，逐个或成群解读桐城派作家和作品。实际上对于桐城派的古文研究一直都较为深入，从民国时姜书阁的《桐城文派评述》到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及吴孟复的《桐城文派述论》等，对桐城派的发展以及桐城派文论的发展变化叙述都相当周到深入，以后的研究多半是局部和程度上的补充研究。然而这种通过作家和作品逐一分析的纯文学研究是有瓶颈的，就是当你说完一家，再就这一家进行文学研究，若无新资料、新方法，就难以推陈出新，从而得到一个新的关于作家的文学研究的结论。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桐城派的发展至终结以后，到了一个可以进行历史的“层累”去认识的时候，我们总结前人的述评，会得出更多关于桐城派的认识结果。这个阶段，桐城派的研究者发现桐城派并不仅仅是一个“文派”，而是综合的流派，有文学、有学术、有书画等，这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清晰的认识。如吴孟复于20世纪80年代末为《桐城文学渊源考》的整理本作序时提道：“就桐城而言，不仅有一个桐城文派，而且还有一个桐城学派”,“桐城文派之外，还有个桐城诗派”。[1]于是桐城派的学术、诗歌皆成为新的研究对象。[2]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这样的研究仍是不足的——即使研究领域被扩大了，从古文扩大到诗歌，从文学扩大到经学、史学，仍不足以说明桐城派在整个历史文化中的起落缘由和历史定位。就像苏轼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于是对流派的研究又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即从外部进行联系和交叉，相当于将一个苹果放到三维的坐标中去说明各个维度的参数和特征，而不再是只在苹果的内部说味道、说色泽。当然这个三维，不光是作品，是文论，还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教育状况、社会体制的影响。从非文学的维度解读文学流派，这就是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这个意义上的成果最典型的有吴微的《桐城文章与教育》和曾光光的《桐城派与晚清文化》，而这仍然是不够的。

就交叉学科研究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已有很多理论和研究成果证明了它的重大意义。自然科学中，化学与生物学、化学与物理学、量子物理与信息学、生物与信息学等，都产生了新的交叉学科。社会科学中，发展成熟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交叉，产生了新的人类社会学。就文学和历史学来说，尤其是就中国的文学和历史学来说，传统学术中它们本来就是不分开的，现代的学科体系产生后才有了如此细致的学科划分。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身兼文学家是常态，如欧阳修、司马光、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赵翼、钱大昕等人，本身就学兼文史。受传统学术影响的陈寅恪，代表作中《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就是典型的以诗史互证为手段的文史兼通的研究。当今学人中兼通文史以治学的也是大有人在。以徐雁平来说，代表作《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皆是在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问题的考述来认识文学和文化现象，取得了极好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无论从作家的生长、思想的形成到作品要反映的社会内容，都可以说：离开史学的文学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本书选题原因有三：一是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研究意义较大；二是其人物众多，时代较近，留存而可资利用的史料十分宏富；三是用一个新的维度看桐城派，可以得到较新的结论。希望将社会学和经济史的理论与方法引入桐城派研究，以清代科举、吏制、教育等制度为基础，结合大量的实例来论证桐城派的社会生活状况，拓展桐城派研究的理论与内容空间。

事实上，在开始研究之前，我确实完全不知道这群清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以什么养家糊口，他们挣钱多少，用度如何，除了纸面上所标榜的“安贫乐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他们实际的义利观如何，是否以道学之名行贪腐之实，是否在朝堂、讲案之外蝇营狗苟，以及他们如何成为桐城派的成员，如何使这个流派繁衍不休，最终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流派。这些问题如此有趣而未知，使得我很有兴趣每天去翻书查资料来证明或推翻种种猜测。我想这正是从事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