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后上海卷烟业的际遇与挑战
一 战后初期上海卷烟业的发展际遇
上海作为全国卷烟工业的中心，战前有烟厂48家，占全国86.4%，资本总额19910252元，占全国95%以上。[57]卷烟税收方面，“战前全国的卷烟统税，上海区占了总额的一半以上”[58]，对国家财政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军侵华战争使上海的卷烟工业遭受破坏，并走向日本统制下的畸形发展。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于被战争蹂躏、千疮百孔的国土，战后重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战后上海亟待修复的各行业中，卷烟行业首当其要。卷烟业的恢复与发展，对于重振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工商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卷烟是一种特殊消费品，烟业经济是一种特殊的部门经济，卷烟虽不是日用必需食物，也不是昂贵奢侈品，但它们能满足一部分人的精神需要以及其他一些生活需要，是一种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精神食粮。随着吸烟人数的增多，卷烟消费市场越来越大，这就使烟业经济在战后有了极大的发展潜力。
战后卷烟业面临的最大机遇就是，卷烟已经成为一种普通的日用消耗品，它不仅是一般烟民的日用舒适品，而且是交际上的惯用品。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卷烟的消耗均与日俱增。1913年至1935年二十多年间，雪茄烟消费量减少37%，嚼烟减少10%，斗烟略有减少，鼻烟减少52%，而纸烟消费却增加350余倍，计占烟叶39600余万磅。[59]日本占领期间，民众在物质上、心理上均受到压抑，遂把吸烟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卷烟流入市场，商品销路扩大。战时由于工作之紧张与心情之烦躁，吸烟人数与个人吸烟量均呈激增态势，美国也不例外。据统计，1947年美国吸烟人数约6000万，达全国人口总数之半。[60]中国虽然没有确实统计，然消费之范围与数量，必极可观，当无疑义。“这次世界大战，纸烟也成为前线的必需品，美国的纸烟大量输往战区，导致国内烟草的买卖倒被统制了。”[61]专家曾分析战争对于卷烟的影响：
除非发明烟草以外的代用品，否则烟草将不复被诅咒为罪恶的渊薮与魔鬼的瘴气了。开门七件事，茶叶已由开水或其他用品替代，退居次要地位，而烟之重要，舍米面油盐而外，无有出其右者，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观乎战时生活艰难之公教人员“宁可食无肉，不可吸无烟”及“烟费过饮食”的实情，则人类嗜烟之习，已绝非禁止与诅咒所能戒除，且复由于人事日繁，风尚所趋，吸烟之风自必由目前稳定阶段进而至于扩展阶段。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对于香烟憎恶的偏见，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是将烟类习尚永远植根于人类生活，尤其是心灵之中。[62]
国民党要员在战争时期嗜烟如命者不胜枚举，陈立夫就常为戒烟之事苦恼。战后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也是有名的瘾君子。“吴市长香烟瘾头极重，除讲演时例不抽烟外，平时难得不是不一枝在手，已成习惯：估计他每天要抽二三十枝，其烟瘾之重，可想而知。”[63]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香烟更是成为战争年代的必需品。时人所见延安中共领袖毛泽东吸烟“连续不断，日发声丝丝，烟入口无一缕吐出”，烟量大得惊人。[64]对于一般军人的意义，时人曾有描述：
纸烟好像是不大经济的东西，但素来讲求苦吃苦干的中共人物，却上自领袖、下至门员，都奉为恩物，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每个战斗员都和他们的长官一样，日有配给烟五根，每逢夕阳西斜，战斗方罢，席地休息的时候，一枝在手，绸烟袅袅，也是极饶雅趣的，此盖香烟的功用，能助思考、增智慧、解疲劳，所以人无分南北，国不论东西，党无关国共，人人皆爱吸也。[65]
作家对于香烟的感情，非常人所能体会，被视为“灵物”。鲁迅先生一生离不开烟，作家老舍称“戒烟是奉了法币的命令”，感慨“没有烟，我写不出文章来……我的舌头是木的，嘴里冒着各种滋味而全不是滋味的水，脑门子发痒，太阳穴微微的抽着疼——顶要命的是脑子裹空了一块！”[66]
卷烟成为战时民众日常生活日用品的一部分，而在战后的中国，更直接关系到民生。“烟草一物，虽非生活之绝对必需品，但已为日常不可缺少之物，殆属无可否认之事实。”[67]战后经济动荡、生活不安的环境中，为生活的压迫而苦思焦虑，一般人的抽烟量比战前更增加了。专家指出：“人类企求烟草的嗜好，在此次大战之后，差不多已提高到了极端，因吸烟人数与消费量不绝的增加，趋势所及，势将与粮食同占重要地位。需要既如此迫切，结果必至领导烟业，刺激烟草生产”。[68]这种情况下，有人曾经预言，未来烟草的消费量及重要性绝对不会少于茶叶、桐油等。普遍的消费需求给上海的卷烟业带来的是一个庞大的当地和内地市场。抗日战争爆发促使沦陷区的国民政府机关和各种企业纷纷内迁，使内地的消费市场供不应求。战争期间，上海租界的存在吸引了大量沦陷区的逃难百姓，居住人口剧增，促使本地市场的消费同步扩展，战时虽然内地新建了一些卷烟厂，沿海地区也有卷烟制品运往内地，但是始终无法满足市场需要。战后初期的和平环境使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迅速膨胀，内地的供应更为紧缺，形成了更加扩大的内地市场。
对于面向市场经营的卷烟企业，除了庞大的消费市场外，原料供应充沛也是生产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对于战后的卷烟业来说，恢复生产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原料，因为卷烟厂生产周期短，原料必须及时进厂，所以上海烟厂都习惯囤积足够一两个月生产所需的原料，以防供应不及。充足的烟叶供应是卷烟生产的关键。抗战胜利后，战时烟叶供应紧张的情况逐渐缓解。战后初期海运吨位缺乏，对外贸易无法完全恢复正常。当时国民政府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商品供应不足，只要重新开放沿海口岸，便利外国商品进口，一旦市场供应充沛后，商品价格的上涨就会自行制止。外贸政策越是自由放任，通货膨胀就越容易克服。烟厂原料属于不受进口限制的重要商品和工业原料，所以进口开放。烟叶进口开放，外汇汇率稳定，国产烟叶不再受日军统制，可以自由进入市场，美货烟叶大量涌入市场，订购美国烟叶的价格比购买国产烟叶更低。这段时间尚未实行进口外汇限额分配制度，上海任何厂家都可申请分配外汇。尽管国内许多交通线由于战争破坏受到影响，但已经开放的海口起了很大作用，外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1945年底，上海市场已有美国烟叶出现。1946年3月，太平洋战事发生后第一批运沪之美国烟草已运抵上海。[69]外汇公开买卖，外烟自由结汇，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使得外烟输入量达到惊人的程度。5月9日，又有烟叶2350件到沪。[70]5月12日，美国烟叶进口达2000余桶。[71]10月18日，又有美国烟叶1000余大桶到达上海。[72]1947年2月1日，美国运沪烟叶多达1000余吨。[73]进口烟叶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多以美援形式输入，也有从他国进口的。据统计，1946年全年全国烟叶进口达1510万美元。[74]
表1-6 1946—1947年由美输入烟草价值及百分比表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放宽进口烟叶的限额并实行低汇率政策，大量外烟输入中国。在当时国产烟叶无法及时运输到位的情况下，外烟的进口弥补了国烟供应的缺陷。1946年国内交通运输逐渐恢复，为烟厂采购国内原料提供了方便。由青岛区陆续运沪之接收烟叶亦数量可观，1946年3月开始由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委托中华烟草公司代售全市各烟厂。[75]除烟叶外，大批战后接收的纸圈从青岛运往上海，政府的努力保证了原料的充足，解决了卷烟行业的主要问题。交通恢复也为产品推销创造了条件，上海生产的卷烟可以运往各地，尤其华南甚至到达南洋市场。社会上有大批失业工人，劳动力市场也很大。抗战胜利后，日军的经济统制已不复存在，日本对卷烟的统制与独占势力全部崩溃。国民政府于1945年1月取消战时烟类专卖制度，改征货物统税。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烟业界的资本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热情高涨。那些在战争初期工厂被毁或被占领的企业主们也认为重振企业的机会到来了，很多人着手组织新企业，尤其是那些曾经从战火中抢救出部分机器设备并把它们运入租界保存的烟厂主们，这时便抢先行动起来。战后上海的卷烟业，尤其是民营卷烟工业完全具备了发展和繁荣的条件，有市场、有资金、有原料供应、有人力和设备，还有复工的积极性。无论是民族烟厂、外资烟厂还是接收日本的烟厂都开始复工了。在战后和平的环境下，上海卷烟业的发展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二 烟厂数量的增长与企业规模的扩大
消费需求是拉动卷烟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庞大的市场给上海卷烟工业带来活跃气氛。内地原有之小型或手工烟厂尚未完全恢复，上海卷烟供不应求，销量大增。吸烟人数增加，市场扩大，资金充足，原料进口容易，随之而来的是卷烟企业的活跃。无论使用国叶还是美叶制造卷烟，在当时情况下都会给卷烟厂带来丰厚的利润。甚至可以说，只要机器一开动，卷烟工厂就能赚钱，所以上海大小卷烟工厂纷纷复工，许多中小型烟厂夜以继日地开工生产，以供市场之需。华成烟公司于1946年1月复工，仍以生产“金鼠”和“美丽”牌为主，市场销路旺盛。锦华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咖啡牌在市场上颇受欢迎。中美烟厂的红三星牌始在上海市场打开销路，日夜赶制，产品尚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46年5月6日复工，即进入紧张的生产中。
对于上海民族卷烟工业来说，最优越的客观条件就是英美烟公司这个民族卷烟工业的有力竞争对手受到战争打击，资本、产量下降，远不及战前。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烟草退出了中国市场，英美烟公司的市场份额大大减少，资本流向海外。民族卷烟企业的强大对手相继衰落，市场份额增大，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中国卷烟企业面临一个从未有过的发展机会，这是卷烟业在中国出现以来外资企业第一次位居华资之后。在上海，以及在全国，只有两家外国烟厂——颐中和花旗，拥有卷烟产量占上海总数的30%，在中国卷烟工业中作用已大大减小。1946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新的《公司法》，允许外国人设立纯外资公司，并无须呈报资本额。但是，由于时局不稳，外资企业新设立的不多，原有的企业进行了减资或转资。上海的贸易洋行，由1946年冬的523家减为1947年的370家，其中美商由256家减为182家。[76]抗日战争中，自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英美烟公司被日军接管，置于“军管理”之下，作为其实施卷烟产销统制的主要部门。这一时期英美烟在华企业销量较战前大为萎缩，“年销售量自1937年的112万箱减为1945年的15万箱，仅为1937年的13%”[77]。战后，伦敦总公司根据中国形势，对在华企业作出不再增资的决定，颐中烟公司在战后采取的是“尽量汇出资金，绝不汇入分文”的方针。战后任颐中董事长的田克恩（H.V.Tiencken）指出，“从战争结束以来我们完成了一件大事情，我们自己支付了一切费用。总的说来，我们未向伦敦取过一分钱”。[78]随着外商企业的衰落，在有利环境下，上海民族卷烟企业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由于生产卷烟资本有机构成低，开设烟厂可以囤积原料，加速生产，灵活经营，所以一般拥有资金者，纷纷租赁房舍，或自建基地，开设小型工厂制造卷烟，或替他厂代卷，甚至影艺界明星，都把目光投向卷烟业：
然而影圈里的一般巨头，又全做些甚么呢？据说：李大琛，陆元亮，方沛霖，还有高占菲的太太高续威女律师，他们四个人，合股集资开了一个香烟厂，由李大琛任经理，资本额是储币一千万元。因为最近上海国产烟厂，业务是异常发达的，所以他们四人合开的这个香烟厂，赚钱是很有把握的。[79]
上海在抗战时只有烟厂29家，战后短短数年功夫就涨到100多家。[80]据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的统计，1946年有会员烟厂86家，1947年为106家，1948年达115家。[81]
表1-7 抗战前后上海烟厂创设年月调查
续表
续表
战后，随着战时遣散人员纷纷返回上海和国民政府接收日伪产业工作的进行，复工逐渐进入正常。卷烟行业和别的行业一样，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复工潮流。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负责接收上海地区的烟草企业，将日人在上海经营的中华烟草株式会社等资产全部接收，由经济部派员负责，成立中国烟草公司，于1946年1月开工生产。战后上海卷烟企业中，除中华烟草公司由国家掌握为国营企业外，其他华资企业均为民营企业，加上外资颐中和花旗公司，卷烟业内出现国企、民企、外企三足鼎立的局面。
战后上海卷烟业设厂数量增加的同时，企业规模逐步扩大，以民族企业最为典型。设备方面，1931年在上海60家民族资本烟厂中，共有卷烟机429台。其中有1—5台者38家，约占63.33%；有6—10台者15家，占25%；有11—20台者为5家，约占8.33%；有34台和119台者各1家，为华成烟厂和南洋烟厂。[82]1937年，日军入侵上海，南洋烟厂在“八一三”事变之后，厂方全部轰毁，机器亦散失损坏。战后，南洋新建了修理机器间，扩充了配叶间、烟丝间、卷烟间、包装间、贮烟丝间、木箱间等厂房及一部分办公室；新购铣床1部、车床5部、刨床1部、钻床1部、锅炉1座、蒸汽机1部，并添设了烘烟盘、包装台、拆烟梗台、烘烟盘架子等设备。[83]公司设备扩充同时，产量逐步上升，复工时月产仅400箱，到1947年5月已逐渐增加至2400箱。[84]到1948年9月拥有主要机器11部，工人约600人，职员32人，每月产量约2000箱，并在渝、汉、穗等地设有分厂，陆续恢复生产。[85]华成烟厂在“八一三”之后厂房尽毁，生产陷于停顿。胜利后重新建置，修理战争期间破坏的卷烟机，并向美国订购新机6架。[86]到1947年7月，该厂自置基地约8.6亩，建有钢骨水泥四层厂房，占地约四亩；拥有卷烟机17部，切烟丝机5部，蒸叶机1部，烘烟丝机3部，轧烟筋机2部，加香料机1部，员工共2000余人，月产五六千箱。[87]1946年上海市卷烟企业拥有主要机器设备557台，工人数25618名；到1947年上升为1081台，工人数33387名；1948年为1197部，工人数达37638名。[88]
图1-2 经济部接管中华烟草公司开工
资料来源：《中华烟草公司即将开工》，《申报》1946年1月15日，第2张第5版。
资本的增加是企业繁荣的又一体现。南洋公司抗战胜利前后资本额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如果企业连年亏损，无法开派股息，应进行减资以符公司法规定。由于经营不善，南洋公司于1932年有所减资，资本总额为国币1125万元，分为75万股，每股15元，整个抗战期间均未增资。[89]“在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日战争期间，南洋每家工厂的生产量都急剧下降。”上海公司的年产量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平均53.6亿支降低到1937—1941年的平均15亿支，1942—1945年则年均仅2.6亿支。[90]抗战胜利后，复工后的南洋业务不断扩大，原有资本不敷运用，曾进行多次增资。1946年6月，南洋公司股东临时会议决议“拟增加资本4500万元，分为300万股，每股仍为15元，一次收足。连同原额共为375万股，资本总额5625万元”。[91]1947年12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增资，“除原有资本5625万元外，计增加894375万元”。[92]此外，南洋公司还于1946年12月3日呈准经济部在香港设立分公司。[93]华成烟公司在战后进行了三次增资。1946年6月召开股东大会，议决增加资本总额国币1.62亿元，连同原有资本1800万元合成资本总额国币1.8亿元，分为180万股，每股国币100元；1947年3月议决增加资本国币34.2亿元，连同原有资本国币1.8亿元，合成资本总额36亿元，股份总数360万股，每股一律国币1000元。1947年12月议决增资，另募现金新股国币504亿元，连同原有资本国币36亿元，增加资本总额为国币540亿元，分为5400万股，每股国币1000元。[94]资本扩大的同时，华成进行对外投资，除旧有广州国香烟公司、华一印刷公司外，1946年向上海商报投资100万元，上海正报50万元。[95]
战后上海卷烟企业的产量也有了明显增加。旧有卷烟企业纷纷复工，民族烟厂大批新建，生产规模扩大，产量迅速提高。南洋、华成相继复工后，福新、中美、汇众等也恢复生产，越东、华鼎、华华、明星等新设企业，产量渐增。中华烟草公司1946年1月产量为1400箱，3月达5500箱，10月产量将近8000箱。[96]颐中公司迅速恢复生产，1946年产量为116741.1箱，到1947年6月，月产量就达108704.2箱。[97]大东南、华明、仙乐等厂产量均有增加。据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统计，1946年上海市烟厂年产量856045.8箱，纳税额173406827400元；1947年1398121箱，纳税额1305836450700元；1948年为1279521.5箱，纳税额204143008.92元。[98]战后上海的卷烟业一改战前外商企业在产量及纳税额上遥遥领先的趋势，民族卷烟企业在整体上开始占据主导。“战争以前，颐中与华商烟厂生产量之比例为七比三，战争以后，华商烟厂发展甚速，产量日增，颐中受战争影响甚大，故胜利后已成一与十之比。”[99]1946年上海卷烟总产量为126万箱，其中民族卷烟厂生产的有1090982箱，占总量的86.59%；1947年则达到1151646箱，占总量的82.33%。[100]战后外商烟厂投资减少，产量不如从前，与外商相比，上海的华商卷烟厂迎来抗日战争后的“黄金时代”。以1948年为例，国营中华烟厂仅占总生产量3.67%，外商所产仅占总量13.97%，唯私营烟厂独占优势，达总数82.36%。[101]1946—1948年，外商产量分别为11.39万箱、24.47万箱、19.56万箱，民族烟厂为73.8万箱、115.2万箱、110.07万箱，分别是同期外商烟厂的6.47倍、4.70倍和5.37倍。[102]民族企业虽在整体上有优势，但就个体来看，外资企业在资金、技术及原料供给方面的优势不容忽视，颐中公司依然是战后上海卷烟行业中最具实力者。
三 生产技术和工人管理的进步
战前除英美烟公司外，上海民族卷烟企业厂房一般都不大，大多租用或以自有住宅房屋作为厂房，建筑面积和占地面积都很有限，较大的有南洋、华成、大东南、大东、华美、华东、福新等几家，其中以南洋最大。卷烟生产大部分以电力机器制造为主，辅以人力挥动机器及手工制造。卷烟生产工艺一般分配叶、切叶、焙烟、包烟四道主要工序。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先由配叶部，分拣叶、拆骨两组，然后入加香部，将各叶用机器喷射香料之后，交切叶部切之，然后进入焙烟部，焙成后交包烟部，包成后入盒部，入盒后交装箱部”。[103]据1928年的调查，南洋公司“关于制烟者，分为八部，曰配叶部、加香部、切叶部、焙烟部、卷烟部、包烟部、制盒部、制箱部”。[104]20世纪30年代，上海大多数卷烟企业卷烟制造程序主要有烤叶、还潮、拣叶、拆骨、加香、切叶、焙烟、卷烟、包烟、入盒、装盒。[105]制造纸烟大概分为九个部门，即选叶部、拍叶部、加香部、切叶部、焙烟部、制烟部、包烟部、制盒部、装箱部；关于工务者有木工部、机器部、电气部、磨刀部等。[106]战后上海卷烟生产最大的特点就是机器使用更为普及，业内人士谈战后卷烟业务大的趋势即由手工变为机械化。财政部有鉴于内地各处自复原以来机制卷烟竞销市场，手工卷烟日渐衰落，废除战时管理手工卷烟各办法，另订统一管理手工卷烟厂户规则，使其逐渐改为机制卷烟，以促进生产。[107]分析人士指出：“在工业、科学同时发达之国家，莫不进入全盘机械化境地。由于卷烟本身构造上特殊与极适于大规模之机器生产，则全盘机械化之特殊利益，在烟草企业中几为卷烟业所独享。”[108]
表1-8 战前与战后卷烟制造程序与部门比较
可以看出，战后卷烟加工制造程序多出“烘烟”一道，是为卷烟防潮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卷烟制造部门则增加了机器及其维护部门。外资企业颐中公司全厂分为烤烟、切烟、闷烟、造烟，大盒、装置、印刷、运销、机房、瓦木机器等部门，制烟的过程由去筋、切烟、混合、烤闷到制成、装盒、装箱全部都用机器。[109]民族卷烟企业除包装为女工用手工外，其他几乎为机器操作，大型烟厂制盒时有自动制盒机，出品非常迅速。有史料称：
卷烟之制造，首为置生烟叶于大蒸烟机，由蒸烟机中吐出者，已成柔软之烟叶；第二部为蒸熟之烟叶逐渐撕去根与茎，成为纯粹的烟叶；第三部为将烟叶置于切烟机切成烟丝；第四部将烟丝倾入炒烟机，炒烟机为圆筒状，藉电热调匀丝内之香料，并加以甘油等各种副料，炒烟机中细眼，凡一切杂质及叶梗等，经过炒炼，均已漏去，便成为色、香、味俱佳之烟丝；第五部将烟丝通过卷烟机，脱机而出者，已成为一支卷烟；第六部之手续为包装。[110]
这一时期烟叶制丝工艺流程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解包、配叶、蒸叶、扯茎、轧茎、加香、切叶工序已经基本接近。然而从市场竞争力来看，民族企业与颐中公司仍存在差距。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其原因尚不外技术基础不如外人故也；细察国内烟厂，除一二少数对技术一事稍予重视外，颇多缺乏充实设备与研究人员”。[111]
良好的工人管理制度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的有效保证。战前各厂管理机构情况不一，大型烟厂比较完整，中型烟厂相对简单，小型烟厂一般由个人或其家属直接管理。战后上海卷烟企业管理组织机构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以外企颐中烟草公司最为典型。
图1-3 颐中公司浦东厂内部组织系统图（1947年）
资料来源：《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223页。
在战后接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部接管中华烟草公司，其组织机构承袭日人管理机制，并形成鲜明的国营企业特色。
良好的激励机制可以激发工人热情，是增加生产的有效手段，成为企业管理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卷烟行业向来以女工、童工为主，工人文化水平很低，女工是烟厂的主要劳动力，一般分配在锡包间、叶子间工作。战前各烟厂一般不明确规定工作时间，生产旺季日夜开工，淡季停工，工资很低。如华成公司在市销旺盛时：“日夜两班常开到23小时，每班恒在11个小时。”[112]而且规定“如工作特忙时，休息日也要工作，但没有另给工资”。[113]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制定过一些简单的奖惩制度，但并不完备。[114]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英美烟厂卷烟工人曾就提高工资待遇等举行罢工，后来经过多次交涉，资方勉强同意工人要求，开始实行储蓄金、奖金制、福利烟、年终加薪等一系列改善措施。史载“大英烟草公司于1932年1月规定，全年无过失的工人，年终给予全年工资总额的4%奖金”。[115]战后上海各卷烟企业除提高工人工资外，不断制定和完善奖金制度，主要有年终奖和工作奖等。大多企业年底发双薪作为奖金，亦称花红。1947年，颐中工人待遇普通约为70万至80万元，也有高至100余万元的；厂方除薪资外，每天还免费供给每个工人6两窝头，作为工人餐之用，工人的工作时间是上午8时至下午4时，为8小时制。[116]华成公司除工资和花红外，还有“成记花红”[117]，且规定平时“工作十小时，中间有休息时间一小时，工人加点每小时作一小时半计标，例假休息，如仍至厂工作，工资加倍”。[118]
图1-4 中华烟草公司组织系统图（1946年）
资料来源：《中华烟草公司》，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馆藏号：16-27-02-013-03。
工人福利方面以教育和医疗改善最为明显，其中以颐中公司最为典型。战前仅有英美烟公司（1935年改为颐中公司）三厂于1934年组织读书班，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担任义务教师。战后，颐中公司二厂于1945年9月创办职工子弟小学，三厂于1946年9月创办。1947年秋，公司三厂工会将职工募捐一天工资中的60%用于筹建托儿所，翌年1月正式成立。[119]战前仅有颐中烟公司于1937年设有医务室，设立时仅有一名医师承包医疗业务，1938年另聘两名医师为厂医，为职工诊病。战后环境大大改善，1947年10月，颐中公司工会创办职工家属诊疗所，“诊疗所以中医为主，另设妇科、内科、小儿科，共有4家特约药店供职工家属记账买药”。[120]华成公司工人子弟小学于1947年2月恢复，厂中设立医务室，工人有病去诊疗时，医药免费。[121]
中华烟草公司是在接收日伪产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建时融入了现代的管理方式。1945年底，筹备中的中烟公司即制定了以考绩分判职员工作的方法，即升职、晋级、记功和嘉奖四种奖励方式及解职、降职、记过和申诫四种处罚方法。“从不满50分至90分以上分为六至一等。获一等者得以升职或加薪2级，列二等者加薪1级，得三等者加薪或嘉奖。如有些职员根据考绩结果应予升职或晋级而无职可升及无级可晋者得予记功或嘉奖。五等和六等者将分别给予申诫记过或降级直至解雇。同时规定，职员功过互相抵消。1次功抵1次记过，嘉奖1次抵申诫1次，嘉奖3次抵1次记过。”[122]1947年中华烟草公司颁布的工作奖金奖励办法规定，“工人每月底薪在33元以下者，每月奖金加6元，底薪34—37元者加5元，50—54元者加2元。男工每日底薪0.9—1.25元者加0.2元，每日底薪在1.85元以上者则不加工作奖金；女工每日底薪在0.8—1元者加0.15元，每日底薪在1.25—1.4元者加0.05元，底薪越高加得越少。同时规定服务期不满6个月不发工作奖金”。[123]
四 卷烟工业同业组织的重组与壮大
上海的卷烟工业产生于20世纪初。1902年，国际烟草托拉斯英美烟公司在上海建立卷烟厂，揭开了中国卷烟工业的序幕。随着国内民族资本家竞相仿效，加上这一时期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的民族卷烟工业初步形成。然而，与跨国烟草托拉斯英美烟公司相比，华商卷烟企业规模与实力均非常弱小。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各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抵制外货的斗争促进了民族卷烟工业的发展。为了团结一致与烟业劲敌英美烟公司竞争，1925年6月，上海的华商烟厂组织成立“中国卷烟厂公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视加强对民间团体的管理和引导。1929年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了工商同业公会的组织标准。1930年，上海市在商人团体委员会指导下成立了上海市“华商卷烟厂同业公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公会在打击手制卷烟、取缔冒牌卷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同业公会随着战事的扩大和经济的衰退走向低谷。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日本侵略者极其重视，他们利用原有人员重新组织公会，有的由傀儡担任公会领导，有的直接由日本人参与控制。日军占领上海后，首先组织当地日商烟业成立了“上海日本烟草卷纸同业组合同业会”。为垄断国内烟草市场和卷烟行业，日本先后建立起“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华中烟草配给组合”“中华烟草株式会社”“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后并入“中华烟草株式会社”）四个大型烟业组织。特别是“华中烟草配给组合”成立后，日本强制上海中外烟厂一律加入，凡各厂产品均交“组合”配给，不得自行销售。[124]在日伪的压迫和敲诈面前，上海的卷烟厂同业公会设立“华商卷烟联合发行所”，应付各方强买卷烟，与敌伪周旋。1942年4月，公会决定成立“华商烟草组”，后来在敌伪的压力下不得不加入“中支那卷烟配给组合”（后并入“华中烟草配给组合”）。总体上讲，在“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原有的烟业组织卷烟厂同业公会会务基本陷于停顿。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府对战前各同业公会进行了整理，敌伪时期的烟业同业组织宣告解体。由于卷烟工业关系市工商业恢复、税收及大批工人就业问题，上海市货物税局、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商会对卷烟业公会均高度重视。1945年10月，上海市商会奉市社会局令筹备成立烟业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着手接收整理原有公会事宜。18日，召开第一次整理委员会会议，推举戴耕莘（华成烟公司董事长）为总召集人。11月，社会局又增派张孝锡（乐华烟公司经理）担任委员，由戴耕莘担任常务委员。在清理筹建过程中，根据1944年3月行政院颁发的《外侨组织商会及参加商业团体办法》第2条规定：“在同一县市政府所在地之城镇，同籍外商满五家时，得准其组织外侨商会；不满五家时，得分别加入所在地各业同业公会为会员。”[125]委员会依法接受英商颐中烟公司、美商花旗烟公司加入同业公会，公会名称定为“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经过四个半月的筹备，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于1946年3月9日借上海市商会召开成立大会，讨论会章并选举产生公会理监事。理事长戴耕莘，常务理事姚书绅、张雨文、潘柏年、经叔平。成立之初，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有会员厂71家，到1947年5月底，上海全市共有华商烟厂86家，全部加入同业公会。[126]该届公会经上海市货物税局同意，还成立了卷烟业务研究委员会，由戴耕莘、沈昆三、屠琮赓等11人组成。1948年4月，根据上海市社会局关于改组各工业同业公会的指令，卷烟工业界召开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会员大会。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15人，监事5人。理事长戴耕莘，常务理事姚书绅、经叔平、张雨文、屠琮赓，决议公会名称正式改为“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127]
战前上海卷烟业整体概况是英美烟公司一家独大，民族烟厂深感自身资金薄弱，规模狭小，如不联合，难与外资烟厂展开竞争，因此卷烟业同业公会属于华商卷烟企业的集合体，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团结一致对外。如1931年1月上海“华商卷烟业同业公会”成立时，将无生产设备而委托华商烟厂代制的公司以及华商进出口烟公司吸收进来，兼具工业和商业同业公会的性质，并且规定会员以本国国籍为限，外商不得入会。[128]战后上海卷烟业格局发生了变化，外商颐中公司势力衰落，华商卷烟企业开始在整体上占据主导。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各行业，以政令的形式要求包括卷烟业在内的各个公司行号必须加入其所属行业同业公会。上海市社会局1945年11月26日的公告称：
查本市工商各业同业公会，业经本局分别派员整理在案，凡在本市经营正当工业或商业之公司行号，依法申请颁发登记证者，应先向各该业同业公会办理入会手续，取得证明文件，呈局缴验，以凭核明给证至各工商业公会；对于同业之请求入会，除法令别有规定外，自本公告之日起，不得再有任何限制或留难。仰各公会暨各公司行号一体遵照办理为要，特此公告。[129]
为了贯彻这一原则，同业公会法甚至规定，对于违背法令避不入会者，依法可作下列之处分：1.警告，2.罚金，3.有时间停业，4.永久停业。[130]在政府推动下，抗战胜利后经过整理和改组，加上外商企业中规模最大之颐中、花旗的加入，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规模迅速扩大，职能亦得到扩展。公会扩充、重组了原来的组织，利用民间资金购置了自己的活动场所，适应了业务的需求。它有明文章程，通过选举产生领导层，活动和财务的内容通过报告册向社会公开，成为一个制度极其完备的组织，在国家的指导和监督下承担了很多政府机构的业务。“盖国家经济政策之实施，如贷款、限价、配给、征购、补贴、检查及奖励输出，无不藉公会以促进工商业之发展。”[131]战后担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也认为同业公会“一直是重要的，它是个合作组织，没有严格的规章，各有各的惯例与规矩，如果某一成员违反了它，公会中的其他成员，就不与他合作，所以公会很有效率”。[132]对卷烟业而言，在搜集调查材料、征收货物税、分配原料外汇、处理工潮等方面，政府均离不开同业公会的协助与配合。如果说战前的上海卷烟业同业公会主要在加强同业团结共同对外，解决同行之间争议及维系同业间公共福利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那么战后的同业公会则在呼吁政府改善税收，争取必需原料外汇，调解业内工潮方面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的重建和改组说明上海的卷烟工业已逐渐从战后初期的混乱中摆脱出来，企业经营开始纳入正常秩序，恢复战前的各种经济活动，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开始在战后上海烟业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五 战后上海卷烟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战后初期的有利条件下，上海的卷烟业经历了短暂的繁荣。1946年6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随着战争范围不断扩大，行业发展失去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卷烟业发展困境成为国民党内战政策导致社会经济的全面危机的一个体现。从1947年4月起，上海的卷烟业尤其是民族卷烟工业开始走下坡路了。“以上海烟厂而论，计4月份开工者共70余家，产量达123000余箱，5月份开工者减至50余家，产量亦降至94000箱，6月份开工则更低，剩30余家，开工率仅为50%。”[133]产量最多的颐中烟公司，2月份为29900余箱，10月份则锐减至15600余箱；其次如华美烟厂，9月份产量最高达4490余箱，至10月份已减至4390余箱；小烟厂中如仙乐烟厂，最高产量曾月产2140余箱，10月份亦减至1500箱，华菲烟厂最高产量每月曾达890余箱，10月份已减至450余箱。[134]所有各厂能维持原状的很少，产量锐退。对于战后上海的卷烟业来讲，无论是民族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发展都受到严重制约，成本加剧，市场缩小，政策波动，在动荡中求生存成为这一时期行业发展的主线。
（一）成本加剧
战后上海卷烟业成本加剧，首先为税负，其次为原料，再次为工资。抗战胜利后短短几年之内，国民政府曾多次修改货物税则，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对卷烟实行从价征收，并不断提高税率，沉重的税负成为影响上海卷烟业发展的主要因素。1946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的《货物税条例》规定卷烟从价征收100%。事实上远不止如此，卷烟原料中国产烟叶在购进时即需缴税30%，外国烟叶在进口时，已纳关税45%，又如包装用纸，纸盒用纸以及卷烟纸，大都是外国货，也是全纳过关税。[135]上海卷烟工业所受税收负担之重，时人评论曰：
现行卷烟税率是从价征收百分之百，高出任何一种货物税率，但事实上已经超过百分之二百了。在货物税中如棉纱征税，棉花则免税；酒类征税，酿酒的原料则免税；毛线征税，羊毛则免税；皮革征税，生牛皮则免税。惟有卷烟，既征了百分之百的统税，而卷烟主要原料——烟叶，同属于货物税，须从价征课百分之三十的熏烟税，烟叶本身又有地方名目繁多的自治教育等捐税，次要原料——卷纸，申请手续困难不必说，进口时亦征取百分之三十的进口关教育等捐税。其他包装纸类香精颜料等等，无一不是捐税重重，所以卷烟尚未装成以前，它已纳了百分之百以上税款了。[136]
1948年7月30日修正后的《货物税条例》将卷烟税率提高到120%；1949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财政金融改革案》，将卷烟等直接改征实物。更为要命的，是政府频繁缩短核税时间，不断增加税额。1948年底，政府宣布将卷烟、烟叶等七种货物税提先改用新核税法征收，大小烟厂纷纷停业停产，给上海卷烟业造成致命打击。
表1-9 1948年12月《申报》关于上海烟厂状况的报道
续表
卷烟工业成本加剧，除日趋上升的烟税外，要算原料缺乏和价格暴涨了。对卷烟原料造成主要影响的是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管制政策，对卷烟原料烟叶、纸圈、钢精纸等限制输入，实行外汇限额分配。战后卷烟工业原料所用60%以上全为外货，外汇汇率的调整带来原料的紧缺和价格上涨。战后初期，外汇市场是开放的，原料进口容易，价格相对稳定。随着货币贬值越来越严重，国民政府不断调整汇率。1947年2月，政府宣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公布外汇限额分配办法，申请对象有了限制，卷烟工业主要原料烟叶及纸圈外汇根据生产量来进行分配。输入管制之后，外国烟叶来源减少，国产烟叶受战事影响来源未畅，价格直线飞升；卷烟用纸除了国产少数外，几乎大部仰给舶来，由于外汇高涨，结汇困难，申请手续更加烦琐，管制严厉，加以税负严重，卷烟原料上涨速度远远跑在卷烟成品价码的前面。1947年3月13日《经济周报》载：“在外汇未放长前，中等美国烟叶约四千余元一磅，今日涨至一万四千余元一磅；中等包装纸十万元一令，今日涨至六十万元一令；玻璃纸昔日仅二十五万元一令，今日涨至七十八万至八十万元一令。”[137]10月20日上海《申报》报道卷烟包装用纸价格上涨程度远超制成品，“透明纸每令自六百五十万元直升至一千五百万元，商标铜版纸自三百五十万元直升至七百五十万元，民丰纸圈市价已达四千万元一箱，其他包装纸张，无不疯狂上涨”。[138]到1948年1月，“烟叶过去每磅仅需六千元，现在高涨达二十余倍左右，钢精纸过去一磅仅需十二万元，而今又涨达三十六万元左右，卷烟纸过去每箱售价四百万元，现在则涨达一万万元以上”。[139]
原料紧缺与价格飞涨直接加重了卷烟企业的生产成本。一般烟厂的原料储备，连同自备外汇到埠物资在内，可供使用的存货仅可维持两三个月的生产，因成本增加与市面波动，经营十分吃力，小型烟厂不得不减产停工。除税收和原料外，上海卷烟业发展还面临严重的工人问题，尤以工资和年赏[140]最为突出。卷烟之包装工作，几乎全部利用人工，“卷烟业在营业旺盛时，因缺乏包装工人，各厂兢以抬高工资吸引工人，致包装工人之底薪较战前增加三倍之多”。[141]战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指数上升，工人生活水平下降，要求增加工资与年赏事件频发。业内人士指出，“国货卷烟之产销，虽不及美货，然主要原因在于成本与税率太高，成本中则以人工为最大，尤以年底年赏问题，使各大卷烟厂感受困难”。[142]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国统区生活费用升高，工资底薪较战前倍增。“工资之高，无以复加，如普通女工，一月工资至少二十万至三十万元以上，最高者月入竟达四五十万元者，以此高昂之工资，实非刚具萌芽之卷烟业所能负担。”[143]甚至资金雄厚的颐中公司，负责人鲍尔（R.H.Ball）也抱怨企业劳工成本太贵，每月必须按照生活指数给付劳工工资，生活指数日涨夜高，公司越来越感到无法支持。[144]另一负责人戴乐尔（O.D.Terrell）指出，在中国制造香烟的成本几乎相当于在美国或在英国制造所需的两倍半。[145]到1947年底，大英牌香烟每箱（五万支装）成本达3395万元，而市价仅3675万元，获利极微，稍加拆息尚需亏损。
表1-10 1947年英美烟（颐中）公司大英牌卷烟每箱所用原料及开销情况
新中国成立前夕，颐中公司靠不断缩短工时维持生产，南洋公司香烟售价已远远低于原料成本，“如不售货，尚不贴开支而不亏血本”，因此只能“停进原料，除计算需款时，则忍痛卖出少许以免负债外，暂以少做不卖为主旨”。[146]华成公司则因“市场价格低于厂盘，而厂盘复低于税值。换言之，税值反超过市场价格过巨，以致厂商制销成本无法减轻以与市场供求相适应”而不得不“暂停生产，静候时机”。[147]大型企业尚且如此，对于广大中小卷烟厂商，因原料缺乏不能及时收购，物价直线上涨，生产无法预定成本，卖出了一箱卷烟所得的钱，绝对买不进再做一箱烟的原料，有的勉强维持，有的不得已减少产量，或则停工几天，停开几部机，这种恶性贫血现象，唯一苟延残喘的办法，只有乞灵于高利贷，但因财务费用日增，成本遁高，结果债务无法依期清偿，信用顿失，资金周转不灵，再生产遂成绝望，最后只有停产关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种状况已成为工业界的常态：
因为我国工业所需的原料，大半仰给外国，而最近外汇转移证的价格猛涨不已，使生产成本也随着增加。……换句话说，就是原料涨得快，远在制成品之上。照常理说，本有所谓水涨船高的话，工业生产是不怕原料上涨的，但在今日，因为客观环境的特殊，如销区缩小，购买力减低等等，水涨了船却未能升高。试想这种赔本生意，谁愿意去做？因此，已开工的工厂，为了少赔本起见，不得不减工或停止生产；新办而尚未开工的工厂，更要中途停止进行，暂抱观望态度了。[148]
原料的紧缺导致价格飞涨，直接加剧了生产成本，卷烟零售价涨起之倍数远低于成本涨起之倍数，小型烟厂因牌子尚未至盛销之境，售价更难提高，卷烟制成品之售价，已远不及成本，在此情形之下日见亏蚀，企业遭受严重威胁，无法维持再生产。税负严重，原料飞涨，人工高昂，成为上海卷烟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二）市场缩小
市场日渐缩小是困扰战后上海卷烟业发展的又一因素。卷烟销路的季节性强，上海卷烟市场平时波动很大，有“霉季”和“旺季”之分。每年的5月份为前奏，6月份正式进入“霉季”，黄霉天烟黄容易霉变，烟厂开支与平时一样，但销路受到影响。“在这两个月，卷烟市价，往往下跌很烈，一蹶不振，须到下半年秋季，方能抬头。”[149]每年中秋以后到春节期间为旺季，特别在春节期间，由于应酬增加，卷烟消耗量特别大，市场相对繁荣。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实行低汇率政策，希望引入外国商品以解决国内市场的供应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希望开放中国市场，以便大量货物出口。战后中国物资极端缺乏，丰富的美援满足了市场需要，也给人民生活带来希望。上海是美货进口的主要基地，大量进口的美国香烟在满足市场需要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内卷烟工业的发展。战后初期上海卷烟企业处于恢复发展时期，其产品不能与物美价廉的美货竞争，受到严重冲击。美制走私卷烟由上海入口的数量大大增加，为全国之最，上海的卷烟业成为受美货打击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
战前市场上虽有各种美烟出现，但数量有限，对卷烟企业影响不大。抗战胜利后初期，大量物资在“美援”名义下减免进口税涌入中国市场，卷烟即为重要部分，上海成为全国外烟输入量最大的口岸。1946年2月15日，上海市卷烟商向国外订购之卷烟首次到达，总计千余箱，价格较当时市价7折左右。[150]是年5月的上海进出口贸易统计，纸烟及烟叶进口大约占到进口总值的1%，外烟入超量激增。[151]8月6日上海《商报》披露：有外舰9艘，一次运进美制“马立斯”卷烟10万件（每件1万支）。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制造厂卷烟年产量仅9296箱，不及外舰一次进口的半数。[152]业内人士呼吁：“最近因美烟大量进口，沪烟已面临严重危机，此种美烟走私，及大量涌入趋势，如不立加防阻，则沪上所有中国烟厂，将有完全崩溃之一天。”[153]1947年2月18日报载：“近以美烟涌到，竞争困难，致小型工厂日感无法支持，停闭者亦日增，前途发展希望甚微。”[154]美烟大量倾销，各种公开及走私香烟充斥市场，颐中公司生产的卷烟也相形见绌。1946年7月至8月，由于美烟泛滥市场廉价倾销，颐中公司不得不暂行停工一个月。[155]在美货倾销下，国内卷烟业受到当头一击，纷纷减产停工。上海的卷烟企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颐中烟厂，接收敌厂卷烟机总数约六百部，至本年（1947年）八九月时中华厂开半数，颐中则仅四分之一……有着三年历史，月产三百箱，职工百余人的光华烟厂，数度易主增资，仍不免在中秋节前夕宣告清理，负债总额达六万万元之巨”。[156]严重的美烟倾销给整个上海烟业界带来极大震动。1946年8月，上海卷烟业劳资双方举行联欢会，力求共同应对外烟倾销带来的危机。他们呼吁：“当前厂方不能赚钱，而工人生活不能改善，其症结并不在工资问题，实在于外货香烟之畅销，我们生产不能和他们竞争，成本比他们高。若长此以往，卷烟工业将有不能存在之危险。”[157]据统计，1946—1947年，美制卷烟输入量共计6.16万箱，价值288.4亿元，占全国卷烟年输入量的97.5%。[158]1946年11月以后，国民政府外汇基金枯竭，被迫采取进口管制措施，美烟进口数量减少，上海卷烟业压力减轻。而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不断扩大的内战。战争不仅造成交通阻塞，原料和产品运输困难，生产成本倍增，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内战地域的扩大，大大缩小了卷烟的销售市场，使上海卷烟业日益陷入颓境。
短暂和平之后爆发的国共内战，直接导致上海卷烟业销路锐退。颐中烟草公司产品以销售外地为主，受到的打击最为明显。1947年4月，该公司青岛厂被迫停工，媒体称之为“内战对于商业之第一悲剧”，主因是“胶济铁路被中共军破坏，切断对山东内地之销路”。[159]战争直接导致交通阻断，影响产品运输，加上华南香烟走私，1947年下半年上海卷烟业的市场形势已经相当严峻：
本来上海卷烟工业的主要市场是华中及华北区域，最近自东北、华北战局日益紧张之后，上海的卷烟已经没有一箱可以运到北方去。有些大烟厂过去月产七八千箱，专销华北，现在都只好完全停顿。华南方面则因走私漏税洋烟充斥，国烟实在很难插足。上海卷烟工业销路日益狭窄，只剩下华中数省有限地盘。[160]
随着内战扩大，战事进一步升级，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统区不断缩小，一年之后卷烟销路更加恶化，市价严重下跌。1948年12月，上海卷烟业权威人士分析指出：
香烟市价不振，主要原因仍在缺乏实销。平时销路：一、华北方面约三万多箱；二、西北一万多箱；三、长江流域及津浦线三万多箱；四、沪杭路及浙闽一万多箱；五、华南一万多箱，本市实销二万箱。刻下华北销路已断，广东因受洋烟倾销亦较沪值为低，西北无法运往，长江缺乏船只津浦线地方不靖，浙闽销路亦差，能有把握者，仅本市二万余箱。[161]
市场形势恶化，缺乏实销直接引发全市大小卷烟企业纷纷减产停工。1948年4月，上海被迫停产或减产的烟厂已达40余家，12月初至12日，登记停业的又有20余家。[162]大型卷烟厂如华成、中美、锦华烟公司亦宣告停业。内战的日趋扩大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的一个致命伤，它消耗了所有的财富与千百万从事生产者，使一切的生产事业在直接或间接的战事影响下损毁、减少。对于上海的卷烟业而言，不但农村市场迫害无余，使国内原料无从获取，而且财政上由于军费支出的浩大，赤字增大以致加重卷烟课税，从事经营者不胜负担，唯有停产关门一途。
（三）政策波动
沉重的税收加重了卷烟业的负担，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使上海卷烟企业捉襟见肘。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整顿金融市场，规定从1945年11月1日起，伪政权时期的中储券以200对1兑换法币，限于四个月内完成。[163]工商业者手中的资本首先遭受损失。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国民政府为支持战争的庞大财政负担，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生活指数急剧上升，加上战火的蔓延，产烟区的失陷，卷烟工业所必需的各种原料价格不断飞升，成本和售价相差更大，企业亏损严重。1947年底，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以生活指数冻结前后为例，当时烟叶每磅为五六千元，现需十万元左右（美叶现需二十七万元一磅），钢精纸一磅以前十二万，现在为三十五万元，卷纸一箱本年四月前为四百万，现为一亿三千万以上，烟价（即使是下级烟）照成本计算，每箱即需一千五六百万元，若按目前市价，每箱月亏蚀三五百万元。”[164]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统区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币值日趋下跌，甚至一日数变，物价持续上涨。1948年6月，新任财政部长王云五上台，他认为改变货币本位的办法可以恢复经济稳定，国家预算可以自然达到平衡。在其主导下，政府拟订了一项使用新的通货替代法币的方案，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开始了以发行金圆券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这场改革以上海为中心，8月19日的全面限价为起点，10月2日烟酒加税达到高潮，11月1日限价取消。政策不断波动，朝令夕改，一度造成上海卷烟市场的混乱，引发抢购风潮，给上海的卷烟业带来深重打击。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开始了自1935年法币改革以来的又一次货币改革，即金圆券改革。当日，政府宣布法币以200万对1比例兑换金圆券，截至11月20日，同时采用限价政策，并硬性规定各类商品价格一律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上，未经政府准许不得擅自涨价，是为“八一九”限价。在限价政策下，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通知各烟厂必须按照8月19日价格出售产品，不得逾越限价。8月31日，上海市社会局核定，凡8月19日无厂盘者，得参照“八一九”市场价格，另定新厂盘，唯不得超过该日市价。[165]烟价的冻结，造成企业产品售价不敷成本，产品售出后无法补进原料，只得坐吃山空。以华成烟公司为例，本埠同行派货，每派一次需要4天到5天才能出清，假定11月1日派货，售价每条为2元，至11月5日出货时，付来之款虽为2元，但实际价值已下降为5—6角，由于限价不能更动，而外面黑市价格已抬高至3—5倍。[166]当社会上有人强购限价香烟时，华成烟公司无法应付，香烟售出后，不可能立即进到等价的原料，因此受到严重打击，资金日见短绌。社会上的“黄牛党”则利用限价大量搜购，转售于小贩，高价出售，造成卷烟黑市。各烟厂曾在卷烟定价上维持原价，由于发生抢购，多数烟厂不得不停止对批发商和零售商派货。“颐中烟厂的纸烟自9月10日配出少量的纸烟以后，没有再配，那时如白锡包每纸烟号只配到二十五条到五十条，其他如华成、南洋等烟厂出产的美丽、金鼠牌纸烟配得也不多，每纸烟店只有一百多条。”[167]一般零售商亦不得不紧缩营业，采取零包限售的对策，外地来沪采办卷烟的商人更无烟可购，上海卷烟市场出现供应紧张的局面。
限价政策导致卷烟市场出现混乱，随之而来的加税政策更使上海的卷烟业雪上加霜。自全面限价后，政府为增加税收，平衡预算，于10月1日公布整理财政补充办法，规定对于货物税，国产烟酒类税及矿产税之征收一律作8月19日之市场批发价格减除改期实际税额后，以其余额为完税价格，依法定税率征收之。依照此项新核税办法核定之税额，经行政院提交经济管制委员会议决，先将卷烟、熏烟叶、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叶、烟丝七种于10月1日实施改征，从10月2日起，对卷烟等七种货物税税率平均提高70%—10%。[168]加税政策使得面临重重困难的上海卷烟业遭受了又一次惨重的打击。
表1-11 1948年10月1日烟税调整之后华成烟厂卷烟概况
政府的本意是为增加税收，平衡预算，然而这一政策在加重卷烟企业负担的同时，直接引发严重的抢购风潮，造成上海卷烟生产销售停滞。10月1日，烟酒加税命令一传扬，引起极大恐慌，政令还未实施，“黄牛党”便趁机活跃，抢购旧价香烟，上海市各卷烟商号不得不停止营业。2日，各卷烟商号“迄中午十二时，多见打烊并贴有‘奉公会令暂停营业’字条”。[169]3日，“烟兑店均拒绝卖货，市民因知香烟即将涨价，晨八时皆拥挤于零售烟店前，大多商店竟告轧塌，情况空前严重”。[170]至12日，“政府出售物资及若干大商店的货物，清晨开门，即有大批顾客在外等候，一拥而入，二三小时内即将货物抢购一空”。[171]17日报载“最近两天来，市上已买不到品质较好的香烟，昨天烟荒情形更严重，不仅白锡包、三炮台、前门牌等烟无处可买，即大英牌、红高粱、大克雷斯等较次的香烟也买不到了”。[172]由于加税后烟酒价格调整，一周之内，由抢购卷烟发展到疯狂抢购各种物资。《申报》分析指出：“人民因身受多年来高物价的痛苦，心理极度脆弱，于是在意识中，认为烟酒税既可调整，其它税率以至国营事业售价，均有调整可能，遂形成抢购风潮。”[173]抢购造成了卷烟市场混乱，引发“烟荒”。政府不得不制定临时办法：“一、凭身份证每人每日得向零售或批发商购买上等烟一包，或普通烟两包，须当场剪开封口。二、如发现商号拒绝出售者，查属实后，由有关当局吊销执照；对强行趸购者，报请就地警局法办。”[174]然而抢购风潮并没有得到缓解。
重税政策给上海卷烟企业带了严重影响。管制下的物价处于一种偏低的状态中，前期派货由于定价不合理影响了生产和发行，对于生产厂家来说，原料高于成品，厂盘高于零售，加之沉重的税负，无奈之下不得不减产停工；对于卷烟商号而言，一方面无货可派，另一方面面对黄牛党抢购日盛，若将厂方所获派货全部供应门市，势必立即抢购一空，所以大多消极应对。在这种情况下，“烟荒”无法缓解。卷烟抢购风很快扩展到其他物资的抢购，整个上海商品市场极度混乱。国民政府只得于11月1日发布“财政紧急处分令”，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随后币制改革宣告彻底破产。限价取消后，卷烟恢复自由买卖，消息一传开，批发部和门市部全被抢购一空。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唯恐市销脱节，特召开紧急理监事会，通知烟厂立即派货。厂商若依照各项原材料的新成本计算，卷烟价格至少要增加200%—300%，而公会仍劝告各厂尽量压低派价，可是派货以后，卷烟零售商任意抬价，竟涨起400%—600%不等。[175]抢购风更加厉害，批发商和零售商则强迫烟厂派货，一部分零售商因未获得派货，甚至甚至酿成暴力事件，给卷烟厂商造成严重损失。11月4日，中美、福华、乐华、兴康四烟厂，因零售商之抢购，厂方存货及出品已不敷普遍配给之需，以致引起来领得配烟各零售商之公愤，竟将该四厂设备器材大肆捣毁，金陵西路之福华烟厂，甚至两度遭抢。[176]尽管卷烟制造商代表多人至社会局请愿，要求维持购买秩序，保障各烟厂之安全。社会局决定与各地联系后，施行统配统销办法，并准予适当提高卷烟价格。但时隔一周，抢购风潮依然严重，时人回忆华成烟公司遭抢购情形：
至11月11日形势更为剧烈，公司大门撞坏、乱石掷人。分公司负责人向市商会、市政府、市警察局奔走呼吁，要求调整限价，并予保护。对包围杭州分公司的购烟者，通知其至同业公会谈判。结果军警及流氓500余人相率至同业公会聚集，等待购烟，声势汹汹，即将动武。分公司负责人晓以利害，并与购烟者谈妥，每人购限价烟两条，分批挨次序购买。不料500余人购烟后，返身至前门，又来打门掷石，彼此相持至午夜。[177]
限价取消后，卷烟售价虽一再提高，但币值一日数跌，厂盘远远低于市价，企业损失的数字难以估计。之后烟价虽上涨数倍，销售量却大幅下降。为了争夺卷烟销售市场，外埠经销商以存货充足为理由，拒绝部分烟厂的产品，战区销路断绝，销售更加困难。各烟厂在币值一天三变的情况下平价出货，很难再补进原价原料，生产已经非常困难，经过一系列的打击，上海的卷烟业再也无力恢复从前状态。
在1948年金融改革中，经济政策波动引发卷烟市场乃至整个商品市场的混乱，上海的卷烟业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身为经管督导员的蒋经国，在其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烟税的增加”是造成“抢购运动”的主要原因，“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的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得了许多痛苦的教训，前途困难重重，望前顾后，心中有深感矣！”[178]战后的中国政局波诡云谲，国民政府经济领域政策波动频繁，对上海的卷烟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国营企业的出售是战后国民政府在执政危机之下作出的重要经济决策，以战后接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华烟草公司作为战后唯一一家国营卷烟企业，在国营事业民营化的过程中陷入了严重的承购权纠纷当中，成为战后上海烟业界的一个焦点，严重影响了这一国营卷烟企业的正常发展，这一点将在最后一章展开分析。
[1] 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799页。
[2] 戍生：《我国卷烟业之概况》，《国光》第2卷第1期，1934年1月。
[3]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6页。
[4]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5]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2月，第106页。
[6] 张一凡主编：《烟叶及卷烟业须知》，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58页。
[7]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8]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页。
[9] 方宪堂主编：《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8页。
[10] 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804页。
[11] 《上海华成烟厂历史资料1924—195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室藏企业史、行业史资料01，第15页。
[12] 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100页。
[13]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页。
[14] 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804页。
[15]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0—1351页。
[16]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220页。
[17]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264页。
[18]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19] 《上海华成烟厂历史资料1924—1957》，第50页。
[20] 《上海华成烟厂历史资料1924—1957》，第13、33页。
[21] 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81—82页。
[22] 《英美在华托拉斯调查报告书》（续），慕钟鼎译，《中国烟草月刊》第3卷第2期，1950年，第541页。
[23] 任曙：《中国的工业》，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13页。
[24]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81页。
[25] 何炳贤：《中国实业志·江苏》，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2年版，第430页。
[26] 申报馆编：《申报年鉴》（1935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第131页。
[27]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5页。
[28]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2—3页。
[29]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62—163页。
[30]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512页。
[31] 《中国烟草大辞典》编委会：《中国烟草大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32]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6页。
[33] 《英美在华托拉斯调查报告书》，慕钟鼎译，《中国烟草月刊》第3卷第6期，1950年，第667页。
[34] 《战后工商各业之动态·卷烟工业》，《经济研究》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35] 《上海华商卷烟工业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36] 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791页。
[37] 《虹口区域内华商工厂近况调查》，《商业月报》第19卷第1期，1939年1月31日，第14页。
[38] 《战后上海各工厂概况》，《银行周报》第22卷第19期，1938年5月17日。
[39] 《战后上海之工商各业·卷烟业》，《经济研究》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40] 方宪堂主编：《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41] 《战后上海之工商各业·卷烟业》，《经济研究》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42] 张逸宾：《抢救当前中国卷烟工业》，《经济周报》第3卷第9期，1946年8月29日。
[43] 许晚成：《战后上海暨全国各大工厂调查录》，龙文书局1940年版，第142—146页。
[44]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页。
[45]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
[46] 《工商界消息》，《商情报告》特第892号，1941年5月16日。
[47] 《战后上海之工商各业·卷烟业》，《经济研究》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48] 《战后上海之工商各业·卷烟业》，《经济研究》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49] 《经济简讯·本市卷烟厂被迫暂行停工》，《商业月报》第20卷第11期，1940年11月30日。
[50] 《战后上海之工商各业·卷烟业》，《经济研究》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51] 《日本在华中的烟草公司》，《国民新闻周刊》第5期，1941年11月。
[52] 《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大东亚经济》第6卷第7期，1943年7月1日。
[53] 《上海卷烟制造业概况》，《建设月报》第1卷第1期，1944年9月20日。
[54]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555页。
[55] 《上海卷烟制造业概况》，《建设月报》第1卷第1期，1944年9月20日。
[56] 《本籍近讯·上海：敌方霸占上海卷烟业》，《苏讯》第51—52期，1943年12月31日。
[57] 《战后工商各业之动态：卷烟工业》，《经济研究》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58] 宋绩成、经叔平：《中国卷烟工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烟草月刊》第2卷第8期，1949年12月。
[59] 张逸宾：《展望我国烟叶出口贸易》，《烟草月刊》第1卷第10期，1947年12月。
[60] 张逸宾：《展望我国烟叶出口贸易》，《烟草月刊》第1卷第10期，1947年12月。
[61] 道辛：《烟草史话》，《民国日报》1946年1月22日，第4版。
[62] 张逸宾：《展望我国烟叶出口贸易》，《烟草月刊》第1卷第10期，1947年12月。
[63] 《吴市长的烟量》，《精华》革新第32期，1946年11月9日。
[64] 《虱隐随笔：胡汉民之诗才，毛泽东卷烟量》，《新上海》第51期，1947年1月19日。
[65] 罗时润：《中共人物的烟癖》，《新闻天地》第69期，1949年5月。
[66] 老舍：《戒烟》，《烟草月刊》第1卷第2—7期，1947年9月。
[67] 季帆：《一缕青烟：增进烟叶产量，培养国家税源》，《申报》1947年5月28日，第2张第7版。
[68] 林大钟：《烟草常识》，《中华烟草公司同仁业余联谊会会刊》，该会1948年12月25日编印。
[69] 《美国烟叶首批到沪》，《民国日报》1946年3月9日，第3版。
[70] 《美棉一万件到沪，海浙轮由青岛运到大批人造丝及烟叶》，《申报》1946年5月9日，第2张第6版。
[71] 《烟叶来源大畅》，《申报》1946年5月12日，第2张第6版。
[72] 《美烟叶到沪》，《申报》1946年10月18日，第2张第7版。
[73] 《美国烟叶大批到沪》，《申报》1947年2月1日，第2张第7版。
[74]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75] 《中华烟公司受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委托代售卷烟机及烟叶等一般业务同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的来往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档案，S68-2-105。
[76]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
[77]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6页。
[78]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23页。
[79] 《影坛没落！影人开香烟厂：真是生财有道》，《中华周报》第2卷第31期，1945年7月29日。
[80] 《卷烟业的现况与努力方向》，1949年4月1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室藏1930—1950年代初期经济类剪报资料04—055“1938—1950年的卷烟工业”，第115页。
[81] 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秘书处：《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卅五年度工作总报告》，1947年1月；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秘书处：《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卅六年度工作总报告》，1948年1月；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秘书处：《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卅七年度工作总报告》，1949年1月。
[82]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83]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565页。
[84]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565页。
[85]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概况》，《中华国货产销协会每周汇报》第5卷第37期，1948年9月22日。
[86] 《上海华成烟厂历史资料1924—1957》，第124页。
[87] 《华成烟草公司概况》，《中华国货产销协会每周汇报》第4卷第32期，1947年7月9日。
[88] 《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卅五年度工作总报告》，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秘书处，1947年1月；《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卅六年度工作总报告》，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秘书处，1948年1月；《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卅七年度工作总报告》，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秘书处，1949年1月。
[89]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登记问题与经济部的来往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社会局档案，Q6-1-3413。
[90] ［美］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樊书华、程麟荪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1—312页。
[91]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605页。
[92]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606页。
[93]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登记问题与经济部的来往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社会局档案，Q6-1-3413。
[94]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中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登记问题与经济部的来往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社会局档案，Q6-1-4152。
[95] 《上海华成烟厂历史资料1924—1957》，第135页。
[96] 《中华烟草公司同仁业余联谊会会刊》，该会1948年12月25日编印。
[97] 《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卅五年度工作总报告》，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秘书处，1947年1月；《1947—1948年颐中生产税捐在全行业中的比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室藏英美烟公司抄档［12］12A—B“英美烟产量统计1910—1951年”，第71页。
[98] 《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卅五年度工作总报告》，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秘书处，1947年1月；《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卅六年度工作总报告》，上海市卷烟厂工业同业公会秘书处，1948年1月；《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卅七年度工作总报告》，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秘书处，1949年1月。
[99] 《华商卷烟工业之危机》，《银行周报》第31卷第35期，1947年9月1日。
[100]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237页。
[101] 《上海卷烟工业概况》，国营中华烟草公司1950年2月编印，第1编第19页。
[102]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103]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69页。
[104] 《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最近状况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1号，1929年1月1日。
[105] 《上海华商卷烟工业之现状》，《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106] 何行：《上海之小工业》，中华国货指导所1932年编印，第148页。
[107] 《促进卷烟生产：财政部筹划试行分级减低征税》，《征信新闻》（重庆）第385期，1946年6月18日。
[108] 萧儒君：《现代企业下的卷烟业务》，《烟草月刊》第1卷第1期，1947年2月，第17页。
[109] 《华商劲敌，卷土重来》，《烟草月刊》第1卷第8期，1947年10月，第88页。
[110] 《卷烟制造程序》，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室藏1930—1950年代初期经济类剪报资料04—055“1938—1950年的卷烟工业”，第120页。
[111] 萧儒君：《现代企业下的卷烟业务》，《烟草月刊》第1卷第1期，1947年2月，第20页。
[112] 《上海华成烟厂历史资料1924—1957》，第23页。
[113] 《上海华成烟厂历史资料1924—1957》，第24页。
[114] 如1916年6月的包烟部女工10条罚例和5条奖例，其中规定“无故擅离座位者，罚银2毫”“1月不告假及3月不犯过者，酌奖”等，详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23—24页。
[115]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116] 《华商劲敌，卷土重来！》，《烟草月刊》第1卷第8期，1947年10月。
[117] 该项始创于敌伪时期，华成公司为了币制贬值造成虚假盈余，设立“暗账”，命名“成记”，每次结账与正账无异，所得盈余亦照正账同样比例分配与股东和职工，战后华成公司每年都有此项分红，由“成记户”发放给职工，共进行了5次。详见《上海华成烟厂历史资料1924—1957》，第138—139页。
[118] 《上海华成烟厂历史资料1924—1957》，第139页。
[119]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页。
[120]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121] 《上海华成烟厂历史资料1924—1957》，第139页。
[122]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334页。
[123]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124] 《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第181页。
[125] 《外侨组织商会及参加商业团体办法》，《江西省政府公报》第1317号，1944年8月10日，第8—9页。
[126] 张一凡主编：《烟叶及卷烟业须知》，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67页。
[127] 《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改组成立的报批文书及章程理监事名单和会员名册》，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档案，S68-1-5。
[128] 《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第106页。
[129] 上海市通志馆编：《上海市重要政令汇刊初编》，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47—48页。
[130] 陈肃、吴曙曦：《本市同业公会组织之检讨》，《社会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9月5日。
[131] 陈肃、吴曙曦：《本市同业公会组织之检讨》，《社会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9月5日。
[132] 吴国桢口述，［美］裴斐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33] 《华商卷烟工业之危机》，《银行周报》第31卷第35期，1947年9月1日，第20页。
[134] 畏民：《烟厂坎坷录》，《烟草月刊》第1卷第11期，1948年1月。
[135] 陈芝芬：《卷烟与烟草业》，1946年12月1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室藏1930—1950年代初期经济类剪报资料04—055“1938—1950年的卷烟工业”，第76页。
[136] 柳菊荪：《从卷烟核税谈到卷烟工业的危机》，《烟草月刊》第1卷第9期，1947年11月，第106页。
[137] 《外汇率调整后，卷烟工业愈趋衰落》，《经济周报》第4卷第11期，1947年3月13日。
[138] 《卷烟包装纸昂贵，中小烟厂受威胁，每箱卷烟用纸已达一千万元》，《申报》1947年10月20日，第2张第7版。
[139] 畏民：《烟厂坎坷录》，《烟草月刊》第1卷第11期，1948年1月，第179页。
[140] “年赏”俗称“年奖”“花红”，为旧中国上海的工厂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惯例，资本家在发给职工的月工资中预留一部分留作春节时发放年终奖金作为“赏赐”，可多可少，一般根据年终时企业利润状况和职工对企业贡献的大小而定。战后上海物价飞涨，工人生活水平下降，“年奖”成为广大职工普遍关注的焦点。
[141] 季崇威：《风雨飘摇中的卷烟工业》，《烟草月刊》第1卷第2—7期，1947年9月，第49页。
[142] 《人工高捐税重，卷烟工业奈若何》，《民国日报》1946年12月27日，第5版。
[143] 《沪市卷烟业概况》（四），《征信所报》第153期，1946年9月。
[144] 苍夫：《卷烟工业的难关——鲍尔访问记》，《申报》1946年8月8日，第3张第10版。
[145]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510页。
[146]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567页。
[147] 《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会员厂因增税滞销停工来函报备以及对会员厂停工期间筹组联营救济发放工人维持费吁请改进烟税等事宜征询各厂意见和向社会局等机关呈报的有关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档案，S68-1-99。
[148] 《工业界的呼声》，《申报》1949年3月25日，第1张第2版。
[149] 蒋学栋：《上海的卷烟工业》，《经济周报》第1卷第1期，1945年11月1日。
[150] 《国外卷烟定货首次千余箱到沪，烟业商行盼公司派货公正》，1946年2月1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室藏1930—1950年代初期经济类剪报资料04—055“1938—1950年的卷烟工业”，第67页。
[151] 张逸宾：《抢救当前中国卷烟工业》，《经济周报》第3卷第9期，1946年8月。
[152]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153] 张逸宾：《抢救当前中国卷烟工业》，《经济周报》第3卷第9期，1946年8月。
[154] 《沪卷烟厂六十三家，月产九万余箱，因美烟涌到，发展希望甚微》，1947年2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室藏1930—1950年代初期经济类剪报资料04—055“1938—1950年的卷烟工业”，第78页。
[155] 《华商劲敌，卷土重来！》，《烟草月刊》第1卷第8期，1947年10月，第88页。
[156] 狄超白主编：《1947年中国经济年鉴》上编，太平洋经济研究出版社1947年4月版，第5页。
[157] 《洋烟大量倾销下国产卷烟图挣扎，劳资联欢会语语多沉痛，大家喊出努力合作提高品质改进生产》，《申报》1946年8月10日，第2张第6版。
[158]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159] 《青岛颐中烟厂停工》，《申报》1947年4月25日，第1张第2版。
[160] 陈亦：《中国卷烟工业的过去与现势》，《经济周报》第5卷第8期，1947年8月。
[161] 《卷烟销路各地均已阻断，本市实销每月仅二万箱》，《商品新闻》第144号，1948年12月22日。
[162] 《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第258页。
[163]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杨志信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164] 《撞过难关！？》，《烟草月刊》第1卷第10期，1947年12月，第134页。
[165] 《卷烟批发及零售价格社会局昨已订定，烟厂不得藉故执货不派》，《申报》1948年9月1日，第2张第6版。
[166] 《上海华成烟厂历史资料1924—1957》，第128页。
[167] 《解除本市烟荒，经管处规定临时办法》，1948年10月1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室藏1930—1950年代初期经济类剪报资料04—055“1938—1950年的卷烟工业”，第97页。
[168] 《烟酒等税额改征，所加税款商人加入货价发售》，《申报》1948年10月2日，第1张第1版。
[169] 《烟税今起调整，卷烟全部加码》，《商品新闻》第77号，1948年10月2日。
[170] 《卷烟发生抢购风潮，加税后之零售批发价今可公布》，《经济通讯》第827号，1948年10月3日。
[171] 《一般物价：疯狂的抢购风潮弥漫了上海全市》，《申报》1948年10月12日，第2张第6版。
[172] 《解除本市烟荒，经管处规定临时办法》，1948年10月1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室藏1930—1950年代初期经济类剪报资料04—055“1938—1950年的卷烟工业”，第97页。
[173] 《一般物价：疯狂的抢购风潮弥漫了上海全市》，《申报》1948年10月12日，第2张第6版。
[174] 《解除本市烟荒，经管处规定临时办法》，1948年10月1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室藏1930—1950年代初期经济类剪报资料04—055“1938—1950年的卷烟工业”，第97页。
[175] 《卷烟零售商任意抬价捣毁烟厂，烟厂公会今晨向社局请愿》，《征信所报》第797期，1948年11月4日。
[176] 《卷烟抢购风再起，福华烟厂被捣毁，厂商今向社会局请愿》，《征信新闻》（上海）第865期，1948年11月4日。
[177] 江森裕等：《上海华成烟厂的几件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卷）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上海华成烟厂历史资料1924—1957》，第128页。
[178] 张日新主编：《蒋经国日记（1925—1949）》，1948年10月31日，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无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