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能源消费转型的时代背景
一 新一轮能源革命蓄势待发
能源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福利增进的同时，也带来了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使其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同时，化石能源的不可持续性也引发了一系列无法避免的能源安全问题。在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寻求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并逐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轮能源革命已然兴起。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传统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前形势。在经济增速趋缓、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新常态下，推动能源革命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能源革命蓄势待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五点要求：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当前，国内能源消费增速明显放缓，2015年已降至0.98%，同时能源产业向低碳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要求日益迫切，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将迎来有利机遇，逐步由传统能源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转向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双轮驱动、协调发展。
（一）减量革命
合理控制传统能源消费总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尽管从2005年到2015年，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由72%下降到了64%，但短期内煤炭消费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对于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主要是对煤炭消费的控制，以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能源发展转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煤炭行业进入需求增速放缓期、过剩产能消化期、环境制约强化期、结构调整攻坚期“四期并存”的发展阶段。煤炭行业“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率”的“三高二低”式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转为提质增效的集约型发展模式。控制煤炭消费并不意味着控制经济发展动力，随着服务业的加速发展，经济增长对于能源消费的依赖将会逐渐减弱。我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时期，也是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过渡时期，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控制煤炭消费的关键举措。同时，要加快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重大工程，加快高耗能地区锅炉节能改造、天然气替代燃煤等节能技改工程建设，有效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在新能源具备大规模供应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将所有化石能源纳入控制范围。
进一步挖掘工业节能潜力。“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业用能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保持在65%左右，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因此，降低工业能耗是推动能源利用方式变革的重中之重，主要通过结构节能、技术节能和管理节能来实现。围绕能源利用最大化，依托持续技术创新和实施清洁发展、绿色发展战略，通过油煤气盐多联产，积极推进能化产业绿色化和高碳产业低碳化，加速能化产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以工艺技术革新为抓手，着力推进能源利用高效化和清洁化。对高耗能行业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如以推广超超临界发电技术为方向，推进煤电落后机组的淘汰，将大临界机组改造成为热电联产机组或大功率超临界机组。强化重点用能企业管理，制定相关法规，依法加强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实施先进工业能效行动计划，组织开展能源审计和能效水平对标活动，逐步提升工业能效。
强化能源资源综合利用。能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伴生了大量的煤矸石、煤泥、油田伴生气、余热等资源，应积极寻找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循环利用新途径，降低能源资源的浪费。如发挥煤矸石既是燃料又可作为生产建材的双重效能，可利用其发电和制砖。大力推进工业余热余压回收利用，2015年钢铁、水泥、玻璃、合成氨、烧碱、电石、硫酸这7个工业行业的余热资源量相当于行业能源消费量的30%左右，可见工业余热资源的潜力空间很大，但受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制约，开发难度加大。目前，高温余热利用较充分，中低温余热利用是未来的主攻方向。
（二）增量革命
增加煤化工高端产品。煤化工是煤炭清洁利用的重要方式，包括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甲醇、煤制乙二醇等多种技术。在“十三五”期间，煤化工应将产品差异化、高端化和高附加值作为发展方向，以延伸产业链、拓宽产品线及开发新的煤基化学品为重点。充分发挥现有各类国家级和行业技术创新平台的技术优势，围绕这些产品开展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开发，实现产品的差异化和高端化。能源资源大省可依托大型煤化工企业，组成战略性技术团队，形成煤化工技术创新力量，加大煤化工产业链延伸的研发设计策划力度。从供给端着力推进煤化工行业向高端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和能够引领消费的新产品方向发展。抓住2030年碳排放峰值到来之前的历史机遇，谋划一批大型近零排放的绿色煤化工项目。
提升清洁能源比重。增加天然气供应，相较于传统的化石能源，天然气更加清洁、高效、单位热值的成本也比较低廉，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发电、化工产业和居民生活。提升技术经济性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应大力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和技术储备。技术和体制双管齐下，推进煤层气产业化开发。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重，在供应结构中逐步替代化石能源，使可再生能源成为电源总装机里的主导发电能源。积极有序开发水电，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强水电项目的长期监管与综合影响评价。加快风电电网建设，解决西北风电集中外送问题。落实和完善电价、税收政策，进一步增强企业和地方发展风电的积极性。加大对光热发电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在系统集成、装备、关键零部件等技术攻关方面给予重点支持，推动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热发电技术向商业化过渡。
增强国际能源合作。积极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活力，应建立双边或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坚持不懈地开展能源对话与交流，实现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主动开展能源外交，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积极参与构建国际能源治理机制。加强新能源产业技术国际合作，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全面掌握主流技术，支撑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各种方式的合作，与世界各国一起探讨建立清洁、安全、经济、可靠的全球能源供应体系。
（三）技术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大特征是技术依赖，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技术的重要性非常明显，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以及可再生能源利用成本的下降和效益的提升。煤炭清洁化利用、煤电超低排放、油品质量提升等技术改造，为传统能源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分布式能源的发展改善了我国的能源供给结构，解决了一些边远地区的无电问题，增加了人们的获得感。近年来，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和核电等清洁能源的投资保持了快速增长，分布式能源、能源互联网、电动汽车、低碳工业园区等能源消费形式或技术创新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外溢效应，一批科技企业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社会就业和企业盈利能力也因此获益。
二 绿色发展理念引领能源变革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大局，也与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格局息息相关。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实现绿色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我国的能源转型是绿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绿色发展对我国的能源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能源转型的约束条件。推进能源转型，必须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大力推动能源变革，全面节约并高效利用资源，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为世界能源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发展绿色能源利用模式，促进能化产业转型升级。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快建设可再生能源体系和储备体系，提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绿色能源为支点，推进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化。围绕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和清洁发展、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油煤气盐多联产，积极推进能化产业绿色化和高碳产业低碳化，加速能化产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加强智能电网建设，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建立能化绿色产品供应链。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以清洁和绿色的方式配置能源。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以各国互联泛在的智能电网为基础、以输送清洁能源为主导的全球能源配置平台，将从能源输送、能源调度和能源供应三个方面入手，实现能源网络的全球化、绿色化和智能化。建设和使用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够加快推动清洁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降低能源的综合环境成本，从而破解全球尤其是中国的化石能源困局，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打造“互联网+”模式的能源商品交易平台，运用互联网思维优化提升能源化工企业的商业模式、营销模式、研发模式和服务模式，促进能源资源绿色高效开发和清洁高端转化。
实施绿色金融与绿色财政政策，解决低碳能源企业的资金问题。深入能源等生产要素税费的改革，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资源供给成本，减轻能源企业的税费负担，加快清洁能源的发展，增加产业发展后劲。建立可再生能源费用分摊机制。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建设，扶持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试点设立民资控股的绿色银行，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央行再贷款等形式进行债权融资。开展节能减排企业融资、合同能源管理、节能减排设备制造商增产信贷等绿色信贷模式。
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执行污染物总量控制。兼顾节能目标和经济效益，有条件、有步骤地部署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采用倒逼机制淘汰落后产能，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加大“以奖代补”力度，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对未按期淘汰的企业，严格执行差别电价政策，依法吊销排污许可证、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建设，将电力、水泥、化学制造、金属采选等高能耗行业中碳排放量大、减排重点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三 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在能源领域主要是去产能。为了化解产能过剩危机，国务院、银监会和地方政府分别出台一系列政策，包括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其他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对僵尸企业进行治理等。
（一）能源产业供给侧改革
我国的能源供给正在从数量扩张向质量优化的方向转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的能源供给数量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而近年来增速却在下降，其中煤炭和煤电供给的增速下降尤其明显，有时甚至是负增长。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由此可见，我国的能源供给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对于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水平的下降使得这类行业仍然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因此，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尽快化解煤炭行业和煤电过剩产能。针对煤炭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的情况，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指出从2016年开始，用3—5年的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常态化开展淘汰落后产能、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和专项执法三个专项行动。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煤炭行业兼并重组。利用市场机制倒逼，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大力推进分布式能源发展，加快建立电力市场，充分释放降电价、促发展等改革红利。
从石油产业来看，我国炼油市场呈现三大特征：主体日益多元化，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大集团市场份额逐年下降，由2005年的87%降至2015年的64%；成品油产量增长较快，消费增幅缓慢，产能过剩明显；成品油市场价格扭曲，合规经营企业效益差。一个完整的石油和化学工业产业链，从原始材料起始到市场终端大体可分为五个产业结构层次：
（1）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2）基础石油化工原料加工业，如乙烯、丙烯、苯、甲苯、二甲苯、电石等；
（3）一般石油和化工加工制造业，如聚乙烯、聚丙烯、合成氨、合成树脂、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
（4）高端石油和化工制造业，如化工新能源、新材料、高技术精细化学品等；
（5）战略性新兴石油和化工产业。
然而，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目前主要集中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前三个产业结构层次上，即石油、天然气和化学矿开采业占35%，基础化学品制造业占18%，一般化工产品加工业占47%，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产业层次的产品却几乎是空白。低端产品过剩而高端产品不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国石油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16年7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指出，面对我国石化产业存在产能结构性过剩、产业布局不合理、安全环保压力加大等问题，一要努力化解过剩产能，尤其是严格控制尿素、磷铵、电石、烧碱、聚氯乙烯、纯碱、黄磷等过剩行业新增产能；二要统筹优化产业布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同时，民营企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行业未来的发展。
（二）能源企业供给侧改革
面对能源行业艰巨的去产能任务，能源企业尤其是处于能源资源大省的能源企业，在改革中面临新的挑战。着力深化企业改革改制、打造市场主体、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国有企业提出的主要要求。
第一，以深化改革为引领，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全面抓好中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1+N”改革总体部署的贯彻落实。推进国有能源企业市场化改革，打造市场主体，积极探索分类改革，明确不同类型能源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有效形式。以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为中心，积极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加快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努力建立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体制。加快公司股份制改革，稳妥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全力推进企业上市，通过市场竞争的外部环境来提升效果，以市场化手段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探索推行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优化职工的薪酬结构，建立健全职工效益与薪酬联动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大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力度，深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有效实现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等长期性任务。
第二，合理缩减过剩产能，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结合各省资源禀赋实际情况，通过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的路径，淘汰过剩产能。煤炭行业逐步关停资源煤质差、开采条件差的老矿区，石油企业按照产销平衡点来生产，努力降低开采和炼油成本，根据市场需求适度扩大规模。根据国家电网投资布局，建立一批煤炭就地转化为电力、电源外送的项目和新能源项目。加快能源产业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产业链循环、技术先进、产品创新的能源工业产业园，积极发展能源先进的制造业和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能源产业，建立清洁、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从生产端发力，推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建设，提高产品和服务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第三，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增强企业发展动能。抓好企业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体系构建、科研投入、考核评价、人才建设等工作。加大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力度，推动传统能源企业向创新型企业转变。减少原煤等一次能源外输比例，加大煤炭、石油、天然气就地清洁、绿色、高效转化的比重，实现煤炭分级分质综合利用，提升煤、油、气融合联产竞争力，延伸资源转化的产业链条，推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通过校企、院企合作模式培育创新主体平台，强化能源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创新型能源企业，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积极探索金融创新模式，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和资本运营能力，通过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的经营路径，扩大股权融资规模。通过银行间系统发行各类占有融资工具，积极利用信托、委托、融资租赁等方式解决融资需求。
第四，加快企业资源整合，打造竞合发展优势。加快内部资源整合重组，进一步突出能源企业主业，打造内部能源分类专业化板块，加快主业改制重组，压缩管理层级，降低管理成本，不断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积极推进能源企业联合重组，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鼓励能源企业以合资、合作、产权流转和股权置换等多种形式进行整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专业化水平。按照优势互补原则，积极推进跨区域、跨所有制的战略合作。支持有条件的能源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与央企、省企、民企“抱团出海”，开拓国际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深化与沿线地方能源产业的全方位合作，推动能源项目开发，带动能源产业相关装备、技术与服务贸易的对外合作。
第五，持续推进精细化管理，夯实企业发展基础。深化对标考核和精细化管理，对照国内外一流企业找差距、寻短板，促进企业提质增效。着力加强成本管控，深入开展“成本管控、效益否决”专项行动，努力降本增效。运用互联网思维和“实体+互联网”运作模式，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需求侧管理等市场化机制，通过建设广泛的能源互联网，以“互联网+”和“+互联网”的有效形式，充分利用能源互联网的融合、开放、平等和协作的特征，促进能源利用体系内各能源供给子系统协调运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2007年12月。
[2] Makoto Kanagawa & Toshihiko Nakata，“Analysis of the Energy access Improvement and Its Socio-economic Impacts in Rural Area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Ecological Economics，2007，62（2）.
[3] 赵媛：《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