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一 研究缘起
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一个“大震荡、大变革”[1]、“大破坏与大重建之交替时代”[2]。它“乱而后治，治中有乱”[3]，“表面上乱，实质是变”[4]，于一片大混乱、大混沌当中，开启了赵宋王朝数百年的太平基业，也奠定了封建社会后期新格局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五代十国自古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被认为黑暗混乱，礼义殄灭，文物荡尽，人才乏力。加之祚运短促，史料匮乏，素来不为史家所重视，视为“最不像样”[5]的时代。这一印象，正是源自两宋时朝。
五代十国的历史于宋人——尤其是北宋——是近代史，这段混乱跌宕的历史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于这段时期的议论与反思也比较多，是政治高层、知识群体乃至一般民众关注的重大话题之一。由于现存五代十国史料大多出自宋人之手，他们对于史料的取舍、编排与评价有着自身的标准，因此也大大影响了后世对五代十国的记忆与研究。正因为此，史学界通常认为，人们对五代十国一无是处、混乱黑暗的认识，是受到宋人“陈腐观念”[6]的影响。然而，宋人的观念却似不可以“陈腐”一言而概之。他们对五代十国史的关注与思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两宋社会的发展与价值评判的变异，宋人对五代十国的认识也始终体现着活跃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研究群体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关注重点与判断尺度。他们的追念、伤痛、愤懑、鄙夷、期待、幻化，种种复杂而又难以厘清的思想情感，皆在数百年间关于五代十国史的著述与议论中隐隐再现，至今读起来，仍令人唏嘘感叹。同时，他们关于五代十国的反思、考量、鉴知、比照，诸多理性提升与焦虑，又在两宋的体制架构、政治实施与意识形态取向等方面留下了深刻烙印。
遗憾的是，如此复杂而活跃的变化并没有被后人所留意，人们注意到的只是宋人对五代十国的鄙夷与抨击，以及五代十国不值一提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后世所承袭的，只是北宋中后期乃至南宋时期有关五代十国的历史记忆，并且做了发挥。以对后晋名臣桑维翰的评价为例。桑维翰是高祖石敬瑭的主要谋士。他力助石敬瑭以割地称臣、父事契丹的代价，借契丹之力篡夺后唐江山，因此被后世斥为“卖国贼”[7]、“民族败类”[8]。不过，在北宋，上至宋太祖，下至王禹偁，均对桑维翰十分推崇，就连欧阳修与司马光对他的态度都极为温和。即使是在民族意识高涨、理学兴盛的南宋，对桑维翰的批判日渐加重，但也仍然存在一定争议。相对于张浚、朱熹、陈傅良等人的批判，胡寅认为桑维翰虽有谋国误国之罪，但“其意特欲兴晋而已，固无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之意，犹足为贤”[9]。陈亮将其与唐高祖李渊、郭子仪并列，批评他们行“天下之末策”，“借夷狄以平中国”，令后世大受其患，痛斥“原情定罪，维翰可胜诛哉！”但也仍然将他们视为“明君贤臣”，认为三人“特欲速一时之功，亦不知祸患之至于此极”[10]。陈诚之、吴曾、刘克庄等人也对桑维翰予以了肯定。直到南宋灭亡以后，桑维翰才被牢牢地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万世之罪人”[11]。非止桑维翰，人们对五代十国诸多现象与人物的认识与评价，都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变化。
两宋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存在着不同阶段、不同群体、不同指导思想、不同领域之分。就阶段而言，可分为宋初三朝、北宋中后期与南宋三个时期；就群体而言，可以分为最高统治阶层（以太祖、太宗与赵普为代表）、学者（主要指中原地区学者以及北宋统一多年之后的学者）、十国遗民之分[12]；就指导思想而言，北宋中后期的《春秋》学与南宋时期的理学思潮，对于不同时期的五代十国史研究都有着重要影响。从研究领域来看，宋人较为注重对五代十国政治、军事的研究，而于制度、经济、文化领域较为漠视。在不同的研究阶段、研究群体及理论指导下，宋人笔下的五代十国史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两宋对五代十国史的记忆构建与研究，因应了宋人的时代课题，跃动着丰富的变化与特定的时代气息，为后人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大大影响了他们对五代十国史的历史记忆。
二 研究综述
有鉴于此，两宋时期关于五代十国史的基本研究脉络有待被厘清。在这条脉络中，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不同著述对史料的取舍、评价，不同指导思想所呈现的不同历史面貌，各国地位的浮沉，等等，都是值得挖掘之处。长期以来，史家大多局限于对《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这几部主要著作的研究，而未从宏观角度对宋人的五代十国史研究进行总体把握，遑论对民间私著，尤其是十国遗民著述的分析与比较。即使是对《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也大多聚焦于对其文本的研究，集中于史学史意义上的讨论，而于其中所呈现的五代十国的历史面貌、对五代十国的不同认识与理解等状况研究不足。本书不揣浅陋，拟从两宋总体切入，讨论宋人如何看待这段晚近的历史记忆，这些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现实与施政思想起到了何种作用，时代的不同与研究群体的不同又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看待这段历史的方式，并澄清学界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以期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宋人关于五代十国史的研究。
（一）关于《旧五代史》的研究成果
《旧五代史》成书以后，评价不高，相继有《五代史阙文》《五代史补》等出现，以补其内容之阙。此后，由于《新五代史》的传世，《旧五代史》逐渐佚失，直至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方为邵晋涵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史料中辑出。该辑本曾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但也存在着漏辑文献、因政治忌讳而篡改原文等问题。关于《旧五代史》，《四库全书》史臣评论：“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借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13]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人也从体例、取材等方面对《旧五代史》进行了评述。
对《旧五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清辑本的整理研究方面。1933年，温廷敬发表《〈旧五代史〉校补序》，但未见著作。陈垣最早对清辑本作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他相继发表《以〈册府〉校〈薛史〉计划》《〈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14]等文，指出清辑本存在着窜改文字、引书卷数有误等问题，并提出以《册府元龟》校《旧五代史》的思路，为《旧五代史》的重新整理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意义。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旧五代史》整理本。此后，学者们围绕着清辑本和中华本的文字校勘、点校和考订做了进一步研究[15]，并进行了内容的辑补工作[16]。除了对《旧五代史》零散史料的校补，重新整理辑补《旧五代史》的工作也一直在酝酿中。陈智超相继撰文，认为现行《旧五代史》是辑本，与原本有较大差距，因此致力于确定《旧五代史》纪传与诸志的“标准本”，最大限度地还原《旧五代史》的原貌，准备做出一个可以取代辑本的新文本——《辑补旧五代史》。[17]1999年，陈尚君在《学术月刊》第9期发表《清辑〈旧五代史〉评议》，提出了重新整理《旧五代史》的构想。2005年，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出版，对《旧五代史》清辑本做了很大的增补、删除、改动和修正工作，同时附录了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遗文100多万字。2007年，他发表《〈旧五代史〉重辑的回顾与思考》，记述了编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的过程及反思，认为在《梁太祖纪》的文本处理、对清辑本的增删调整和讳改文字的回改，以及五代实录的处理方式等方面，皆可再予斟酌，并从士族社会的解体、五代政治运作中的文武分治和经济复苏等方面，发表了对五代社会变化的看法。[18]2016年，由陈尚君主持修订的《旧五代史》修订本出版。
此外，陈登原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了《旧五代史》湮没的原因及过程，认为《旧五代史》具有“真价值”，“以撰史之时机言，以取资之材料言，以书中之内容言，《薛史》均有不可掩没之理”。[19]刘仁亮《薛居正与〈旧五代史〉述论》对《旧五代史》的编纂体例与资料价值作了简要分析，并就薛居正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瘅恶彰善、善恶并书是其史学思想的一大特点。虽然不能摆脱天命论、运数论的束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天命观的支配作用。[20]单远慕《薛居正和他的〈旧五代史〉》也对《旧五代史》的作者、体例、内容、观点作了简要分析。[21]在近年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中，也出现了对《旧五代史》整体或对其史论的研究。[22]
（二）关于《新五代史》的研究成果
《新五代史》问世后，得到了宋人的高度评价。梅尧臣、刘敞、欧阳发、苏辙、陈师锡、吴充、王辟之、宋神宗等皆盛赞其春秋笔法，认为法严辞约，褒贬得法，远胜《旧五代史》。也有一部分人对其提出了批评。吴缜撰《五代史纂误》，从史实的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苏轼、刘攽因该书未为韩通作传，而认为只能算是第二等文字；王安石批评其文辞多不合义理。司马光于《资治通鉴》的五代部分，取事多取《旧五代史》，人物评价则近于《新五代史》。由于顺应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层和社会学术思潮的要求，《新五代史》逐渐取代《旧五代史》，成为官方史书。清代四库馆臣对二史加以比较，认为《新五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然则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穀》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两家之并立，当如三传之俱存，尊此一书，谓可兼赅五季，是以名之轻重为史之优劣矣”[23]。章学诚批评《新五代史》“只是一部吊祭哀挽文集”[24]，梁启超对《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颇有微词。金毓黻则认为《新五代史》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但“颇能多所订补，于五代末季及十国事并四夷附录，尤能增入新史实”[25]。陈寅恪对《新五代史》所贯注的思想颇为赞赏，“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26]。
对《新五代史》文本的校勘、史实的考订及各种补、注之作也纷纷出现。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注重订正分析其史料；赵翼一方面对五代的一些社会现象做了研究，另一方面对新、旧《五代史》的取材、体例、失检处等加以比较与评析，认为“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27]；王鸣盛认为欧史将梁、唐、晋、汉、周合在一起记事的体例甚为不妥，并对其刻意模仿《春秋》笔法深为不满，“若非《旧史》复出，几叹无征”[28]。他如吴兰庭《五代史记纂误补》，吴光耀《五代史记纂误续补》，周寿昌《五代史记纂误补续》，刘光贲《五代史校勘记》，徐炯《五代史补考》，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宋祖骏《补五代史艺文志》，徐炯《五代史记注补》，彭元瑞、刘凤诰《五代史记补注》等皆对五代史事的补充、纠谬与考订做出了贡献。2016年，由陈尚君主持修订的《新五代史》修订本出版。
在各种中国通史，及中国史学史著作[29]中，对《新五代史》皆有评介，但介绍相对简略，褒贬大致同上。在关于欧阳修的传记与研究著作[30]中，作为欧阳修学术成就的一部分，《新五代史》也被加以评介，但大多沿袭前人之说。学者们还对欧阳修在《新唐书》《新五代史》和《集古录》等著作方面的史学成就做了研究，大多持肯定态度，但也有学者对其提出了批评。[31]
对《新五代史》的专门研究比较活跃。主要有：
石田肇对《新五代史》的编纂内容及其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归纳。[32]林瑞翰从书法、记事、考史和史源四个方面对《新五代史》进行了考察，认为《新五代史》书法谨实、无讳并寓褒贬；在记事上有详于《旧五代史》者，但由于《新五代史》文省，删略的材料也不少，因此不可忽略《旧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新五代史》对《旧五代史》内容也有诸多考订；《新五代史》史源广博，很多文字采自《旧五代史》以外的文献。[33]宋馥香、王海燕总结了《新五代史》的编纂特点：以“不没其实”的原则确定史书编纂义例，以《春秋》褒贬书法和类传形式风励臣节，以拾遗、纠谬和“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的原则改造旧史“志”。[34]
杜文玉、罗勇总结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即“不没其实”、秉笔直书的思想，反对“天人合一”谶纬迷信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主张“攘夷”及大一统说思想，以“忠孝”为标准评价历史人物的主导思想，以史为鉴、重视经世致用的思想。[35]王天顺认为，《新五代史》是在当时的政治空气和学术空气影响下，把《春秋》之学和史学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从义例和书法来看，欧史采取“不没其实”、“别嫌明微”、“责以备，推以恕”的褒贬原则，三者都不离“正名以定分”，“求情以责实”的宗旨；从褒贬内容来看，欧史强调臣节，强调忠孝统一，不忘攘夷。[36]姚瀛艇认为正名分是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的出发点和归宿。《新五代史》人物评价所依据的标准是：君臣之义是无论皇帝如何，都必须为之尽忠；以“不妄以予人”的原则来表彰忠臣义士，对乱臣贼子，则区分情况予以分别对待，如弑君为臣子之大恶、区别“反”与“叛”的性质、区别主动谋反与被迫而反、以“伏诛”来表示谋反、叛变的头子的死；对五代乱君，以正其篡弑之罪、著其礼乐之坏、讥其刑政之失、刺其骨肉之变等形式，列举其“乱”，使他们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37]
柴德赓指出，《新五代史》对后人认识五代历史起到了极大影响，其独享盛名的原因，一方面是文章好，另一方面是其比《旧五代史》更能为封建统治服务，更符合封建政权的需要。[38]吴怀祺认为，欧阳修在史学领域内发展了北宋的春秋学，并在一些重要方面突破了北宋春秋学的观点。同时，欧阳修的理学思想虽然没有成为体系，但是理学对史学的影响已经在他的史学中反映出来。[39]蔡崇榜认为义理派史学始自《新五代史》[40]，钱茂伟认为《新五代史》表现出来的是“理学化史学”[41]，罗炳良在论及宋代义理化史学时，也是从《新五代史》入手讨论[42]。盛险峰认为，《新五代史》除受《周易》和《春秋》影响外，还体现了宋学的特征，但与理学尚存一定距离。《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它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43]吴业国认为忠节礼义是北宋礼制建设的核心，作为礼制建设的践行者，欧阳修著成《新五代史》，以“春秋精神”表明褒贬，是宋代礼制建设的重要成果。[44]
仓修良、陈仰光、陈光崇等对尹洙在《新五代史》撰修过程中的角色进行了讨论。[45]张金铣、杨光华、李勃等对新五代史的内容进行了考订。[46]顾宏义认为：《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主要与宋代官史对韩通的定性，以及与北宋中期党争趋于激化有关，对学界普遍认为的“为本朝讳”说提出了质疑。[47]
对《新五代史》宏观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杨昶、姚伟钧就《新五代史》的撰写时间、《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的优劣、《新五代史》记事似司马迁的问题、《新五代史》的春秋笔法等问题作了探讨。[48]曹家齐则从历史背景出发，探讨了《新五代史》的产生、特点以及重大影响。他认为，《新五代史》的目的是以史学正人心，是在儒家伦理纲常受到内忧外患与佛、道二教的冲击之下确立的。因此，“欧阳修修撰私史遂具有了一种与当日儒学复兴声气相通的意义，或者说是北宋儒家复兴在史学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49]。张明华对《新五代史》的体例和内容进行了研究，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体现的欧阳修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评述与分析，并对徐无党的五代史注文与吴缜的《五代史纂误》进行了研究。[50]
关于《新五代史》注文的研究，有班书阁《五代史记注引书考》《五代史记注引书检目》等。[51]张承宗总结评述了徐无党注文的特点[52]，吴怀祺和康建强、余敏辉等认为徐无党的《新五代史》注文未能表达欧阳修的著史宗旨，甚至有悖于欧阳修史学的基本精神，张明华则持相反观点。[53]
关于新、旧《五代史》比较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陶懋炳强调着眼于史家或史书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思潮去考察二史，比较二史体例、史料舍取及史学思想，认为二史各有优劣。[54]何宛英从史料舍取、编纂体例、行文风格等方面比较了两史的异同，并考察了异同之根源，认为私家独撰与官修众著这两种不同的修史程序和不同历史时期史家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其相异的主要原因，而相同之处皆反映了史学为政治服务这一传统史学的根本宗旨。[55]赵维平认为薛史热衷于论说君臣之道，强调天命，欧史则对朋党利弊和宦官伶官之害予以充分及深刻的评述，重人事。欧史史论基本以儒家学说为根据，薛史则宽泛许多。[56]姜海军认为二史分处于两个时代，是汉学与宋学两种经学范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体系的具体体现。[57]
总体而言，对《旧五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文本的考订、辑补、校勘工作，而关于这一时期宋人如何看待五代十国的历史则较少涉及。学界对《旧五代史》的史料价值较为认同，但对其讳饰之处颇有微词。不过，对其讳饰之处，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旧五代史》撰成时，尚有北汉等诸国未入宋朝版图。因此，对于十国，《旧五代史》的态度如何，对史料如何取舍与评价，都是史学界未曾深究的问题。[58]宋初关于五代十国的著述甚多，与后世较为统一的思想相比，这一时期思想驳杂，尤其以十国遗民的著述为多。他们与《旧五代史》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关注的焦点又在哪里，都是值得注意的。对《新五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编纂体例与内容、史学思想、纠谬补阙等方面，学者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于对其文本特点的研究，五代十国的历史只是为了作为例证附属出现。而欧阳修对于五代的认识、对于十国的态度，都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课题。
（三）关于《资治通鉴》五代部分的研究成果
《资治通鉴》甫一问世，就得到宋人的高度重视。此后，很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通鉴学”。宋末元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资治通鉴音注》，王应麟作《通鉴地理通释》。明代严衍、谈允厚撰《资治通鉴补》，对《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音注》的谬误进行了考订。清人张敦仁选择《资治通鉴补》中的改正、存疑、备考、补注等部分，编成《通鉴正略》。清人陈景云《通鉴音注举正》、钱大昕《通鉴注辨正》，都是研究《资治通鉴》的重要参考书。
近代以来，出现了一些带有总结和开拓性的著作。其中崔万秋的《通鉴研究》是最早研究《资治通鉴》的总结性著作。[59]张须（即张煦侯）的《通鉴学》几乎把前人研究《资治通鉴》的成果搜罗殆尽，同时又自成体系，是研究《资治通鉴》的重要学术著作。[60]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则对胡三省的生平、抱负、学术思想、治学精神等各方面做了详尽的全面研究。[61]在中国通史及中国史学史著作，以及司马光的传记[62]中，对《资治通鉴》皆有评介。关于《资治通鉴》的研究论文及著作甚夥，《〈资治通鉴〉丛论》和《司马光与〈资治通鉴〉》是两本重要的论文集。[63]学者们对《资治通鉴》的编纂体例、长编分工、史源、史学思想[64]等相关问题都做了大量研究，成果颇丰。
但是，关于《资治通鉴》五代部分的专论很少，主要集中于对五代长编分修问题的讨论[65]，而于司马光对五代十国的认识和研究涉及不多。
（四）关于其他著述的研究成果
在总述宋代史家关于五代十国的史学著述方面，王德毅选择《旧五代史》等主要的十三部著作进行了简要评介，并指出南唐与北汉在宋代后期地位有所提高。[66]郭武雄着重对五代实录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在宋朝史书中有着大量存留。[67]刘兆祐、林平、张兴武、Johannes L.Kurz均有关于宋人对五代十国著述的介绍。[68]但这些介绍在某些著述是否为宋人所作方面存有争议，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相比《资治通鉴》与《新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研究成果较少。除了在李焘的研究论文及著作中有所涉及[69]，主要集中于其文本的点校、勘误、考订、辑佚，以及编纂体例及特点（尤其是长编法）[70]、史料来源与取材[71]、版本沿革及史料价值[72]、史学思想[73]等方面。裴汝诚、许沛藻《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就该书的版本、撰修始末、取材、注文及史料价值等问题作了系统论述。[74]
但这些研究基本上没有触及五代十国的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所叙述的是建隆元年（960）之后的北宋史事，主要保存的是尚未入宋的南唐、北汉、吴越等国的史料，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但所透露出的信息意味深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南宋时期关于五代十国史研究特点的变化，值得加以挖掘与探讨。
在宋人关于十国的著述中，以南唐、吴越、后蜀为多。但今人对这些著述的研究甚少。如《五代史阙文》未见专文论及，拙文《先天不足的“千古信书”——〈江南录〉》对《江南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75]关于《蜀梼杌》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其点校成果，以及对其版本源流及史料价值的考述。[76]对《吴越备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者、成书过程、版本源流的考证，以及文献的补正。[77]关于《九国志》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对该书作者、史料价值、版本流传及治史特点的考释。[78]对《北梦琐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该书的作者、结集时间、文献来源、史料价值、校勘辑佚，房锐《孙光宪与〈北梦琐言〉研究》对《北梦琐言》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79]《十国纪年》的存佚时间、《钓矶立谈》的作者、《江南野史》的作者考订与史料价值、《五代春秋》对《春秋》书法的继承等问题也为学者所论及。[80]这些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对文本自身特点的挖掘，而于其所反映的五代十国历史面貌未加探究，也少见对同一史事或人物的专门分析比较研究。尤其是十国遗民的著述与北宋官方文本之间存在诸多不同，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较少，大多零散地分布于专论其他问题的论文或著作中，作为证明某一观点的细微例证而存在。张邦炜《昏君乎？明君乎？——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就后蜀后主孟昶“七宝溺器”可信与否以及孟昶所著官箴是否存在进行讨论，并就孟昶在北宋官方与蜀地士人所作文本中的不同形象进行了探讨。[81]
在今人关于十国的著述中，以对《南唐书》的研究最多。关于《新修南唐书》的作者问题，卢苇菁认为不是陆游，陈光崇、朱仲玉、刘永翔、雷近芳则持相反观点。[82]关于该书的史学思想及治史特色，陈光崇认为，陆游《南唐书》简核有法，增补了史料；表彰“尽忠所事”的爱国精神，抨击置国家危亡于不顾之人；排斥宗教迷信；重视南唐兴亡的经验教训；缺点是对南唐的文物制度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一些人物如大臣汤悦、名僧应之等缺而不载，一些史实也互相抵牾。[83]朱仲玉认为，陆游作该书的目的是希望南宋统治阶级以史为鉴；在历史编纂学上既重视史学传统又有独创；既重视文字材料，也重视调查访问等口头资料。[84]雷近芳认为，该书贯穿爱国主义思想；注意总结统治经验和教训；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历史观较为进步；文笔简赅，选材编纂皆有法度，并且增补保存了一些南唐史料。[85]郑滋斌对陆游《南唐书》的本纪部分进行了逐年考订，并将其他存世文献的相关材料罗列于后，详加比对。[86]就三家《南唐书》的流传及版本，学者也进行了研究。[87]关于胡恢《南唐书》，陈光崇考证了胡恢的生平，并引用宋人苏颂对该书的意见，对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考释。[88]关于马令《南唐书》，张刚、孙万洁认为其取材广泛、体例有所创新、史事及人物评论较为客观公允，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89]在近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中，也有关于南唐史著的研究[90]，讨论重点大多集中于特定著作的作者、体例、文献价值等方面。
三 研究空间
到目前为止，就两宋关于五代十国史的研究状况而言，尚缺乏全面与系统的梳理。以往关于宋人五代史观的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文献为新、旧《五代史》，对大量的其他相关文献如《江南录》《五代史阙文》《长编》等有关五代十国的史料关注不足，对在两宋的不同阶段、不同群体、不同指导思想之下所呈现的五代史观的差异关注亦有不足。有鉴于此，本书拟在全面梳理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对宋人的五代十国史研究进行总体把握，通过系统的研究揭示其发展演化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指导思想之展开与互动，从动态的角度探讨“五代”与“十国”地位在两宋的变化。在研究中，不止于作学术史的探讨，更求揭示这一领域所包含的文化意义。
四 研究框架
本书是对两宋关于五代十国史研究状况与记忆构建的系统梳理和整体研究。主要框架如下：
第一章搜录了两宋专述或主要记述五代十国历史的著述，时间断限以五代十国诸政权各自入宋的实际时间为准，诸政权入宋之前所产生的著述不录在内。同时，简要探讨了它们所呈现出的特点。
两宋专述或主要叙述五代十国史事的著述有七十余种。其中以叙述十国史事者为多，但以主要论述五代中原王朝的著述影响为大。以北宋的著述为多，南宋时期则较少，而北宋时期的著述又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十国著述中以南唐最多，多为南唐遗臣、遗民之作；其次是吴越，作者多系吴越王室子孙；再次是关于前后蜀的著述。
第二章探讨了宋初三朝关于五代十国的研究，分别讨论了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宋人对五代十国历史地位的认识、政治高层及史学领域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其中，以宋初德运之争为重点，讨论了五代的总体历史地位，以及后梁的矛盾地位；以太祖、太宗、赵普为代表，讨论了北宋政治高层对五代十国经验教训的汲取；以《旧五代史》为中心，讨论了宋初三朝官方对五代史的研究；以《五代史阙文》为重点，讨论了民间对五代史的研究；以《旧五代史》的十国部分、《江南录》为代表，讨论了官方对十国史的研究；以南唐、吴越、后蜀的民间著述尤其是十国遗民的作品为重点，讨论了它们的著述特点，以及与官方文本的不同。
在不同的研究群体中，存在着不同的关注重点与价值判断。其中最高统治阶层的深度参与及认真反思，及其立国方针的极具针对性，都是历朝罕见的，也是五代史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作为官修正史，《旧五代史》透露出诸多值得关注的信息，其讳饰与直笔、所持忠节标准、对天命与人事的态度、关于君臣之际的讨论等，均存在挖掘与探讨的空间。而且，它所描绘的五代十国史与后世的印象较为不同。由于《旧五代史》的主要目的是为宋廷提供治国的经验教训，因此政治架构、经济状况、军事体制、思想文化等均一脉相承的中原五朝便成为关注重点，加之当时尚未统一，遂造就了《旧五代史》对十国史的漠视与贬低，呈现出浓厚的正统意识，并突出显示了北宋的皇恩与天威。与对中原五朝相对宽容的评价标准不同，《旧五代史》对十国政权与人物的评价呈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特点，这与民间私著尤其是遗民笔下的十国史有明显不同。两种文本的相互对照，使五代十国的历史呈现出耐人寻味的不同面貌。在十国中，南唐史受到北宋政府的重视，并专门编修了官方南唐史《江南录》。这部史书虽然已经佚失，但在残留的片断与时人的评价里，仍然透露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五代史阙文》则以倡忠义、重气节的著述主旨，开后世《新五代史》等以尊王忠君为主旨的五代十国史研究的先河。
这一时期有关五代十国史的撰著相当活跃，而有关五代十国史的思考则较为苍白和浅散，但同时也显现出朴素平实的面貌，有助于后人从中得出更为客观的认识。不同于后世对五代十国史的印象，这一时期的著述尚存在着对五代十国的一些正面描述。同时，由于不同阶层与群体的介入，有关五代十国的研究与后世较为统一的指导思想与论述相比，呈现出另一番多元化而活泼的生气。
第三章探讨了北宋中后期关于五代十国史的研究状况及特点。分别就这一时期宋人对五代十国史历史地位的认识与研究特点、《新五代史》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资治通鉴》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及特点进行了探讨。
这一时期是两宋五代十国史研究的重要转折点。随着“防弊之政”的完成，文人社会的稳固确立，武夫当道的五代受到了宋人的普遍鄙夷，五代十国的正统地位遭到强烈质疑。他们注重五代乱象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防止五代乱象的重演尤其成为文人集团念兹在兹的集体意识，也有部分人开始关注由五代矫枉过正的一些弊端。新的学术思潮的涌现，又使学者以新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手法重修五代十国史的热情高涨。例如，在北宋《春秋》学的巨大影响下，将五代纲常紊乱、礼崩乐坏的历史教训提到极为突出的层面，认为这是五代衰乱的重要原因。这与宋初更加注重现实政治制度的措置明显不同。除了关于五代正统地位的争论、对五代历史地位的普遍贬损外，宋人的五代史著述也呈现出从取材到评论“矮化”五代的趋向，甚至出现了否定五代正统地位的著作《唐余录》。以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代表，开启了对五代十国史的全面否定时期。这一时期关于五代十国的代表性著作是《新五代史》与《资治通鉴》的五代部分，二者各从不同角度对五代十国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后人对五代十国的认识基本上来源于此。
第四章探讨了南宋的五代十国史研究。分别讨论了宋人对五代十国历史地位的认识、《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以及陆游《南唐书》对南唐史的研究。
不同于北宋以中原王朝为正统所在，南宋开始为偏居一方的政权争取正统，位于中原地区的五代地位随之彻底沦落，而十国中南唐、北汉的地位则相对上升。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五代十国部分和陆游的《南唐书》为代表。前者的主要特点是忽视与贬低五代十国，人物刻画趋向负面与脸谱化，并突出宋朝的英明神武与仁义道德。后者则进一步提升了南唐的地位，并对南唐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反映了时局变化对史家的影响。
第五章是个案研究。主要讨论了五代频繁发生的拥立帝王现象，及两宋对冯道的评价及特点。
五代兵骄将悍，拥立新主者众。五代诸君中，李嗣源、郭威皆是黄袍加身，由无预谋地被拥立到有意识地利用，一次比一次精巧。北宋的建立亦袭其故智，经过周密计划之后，夺取了后周的江山。此类题材对宋人而言，既有敏感性，又有一定的诱惑性，因而围绕着五代发生的若干“拥立新君”事件，形成了值得专题研究的个案。
冯道是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五代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变迁，并大大影响了后世对冯道的评价。因此，梳理宋人对冯道的研究脉络，澄清学界存在的某些理解误区，并归纳出宋人研究冯道的若干特点，可以通过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冯道现象”，具体而深刻地把握宋人的五代十国观。
注释
[1]陶懋炳：《五代史略·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2]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前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页。
[3]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4]陶懋炳：《五代史略·序》引熊德基语，第7页。
[5]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02页。
[6]陶懋炳：《五代史略·序》第7页。
[7]陶懋炳：《五代史略》，第234页。
[8]卞孝萱、郑学檬：《五代史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9]（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胡明仲本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104页。
[10]（宋）陈亮：《陈亮集》卷八《酌古论·桑维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1—93页。
[11]（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九《五代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3页。
[12]最高统治阶层主要以太祖、太宗与赵普为代表，在北宋前三朝表现得极为活跃。虽然两宋很多学者也是官员，位居统治阶层，但太祖、太宗、赵普等人掌握着国策的制定权，占据着政策措置的最高点，其针对五代十国史的反思与举措较他人具有更为鲜明的特点。十国遗民虽然也可以归入学者之列，但因其作品与中原地区学者以及统一多年之后的学者作品相比，思想感情与关注重点均有所不同，因此特将十国遗民另列。
[1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旧五代史”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1页。
[14]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15]如梁太济《薛史“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为什么“一般不再改回”——对〈旧五代史〉点校本的一点意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5期；程弘《读〈旧五代史〉札记》，《文史》第16辑，1982年；周征松《〈通历〉续篇和〈旧五代史〉的校补》，《山西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樊一《点校本〈旧五代史〉“王衍传”断句质疑一则》，《文史》第19辑，1983年；董恩林《〈旧五代史·食货志〉校考》，《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4年第1期；苏乾英《〈旧五代史·党项传〉族性蕃名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汤开建《〈《旧五代史·党项传》族性考〉质疑》，《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张其凡《校点本〈旧五代史〉献疑（九则）》，《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张其凡《三史（〈通鉴〉、〈旧五代史〉、〈宋史〉）点校本献疑——读史札记（三十六则）》，《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1期；朱玉龙《中华版〈旧五代史〉考证》，《安徽史学》1989年第2、4期，1990年第2、3期；齐勇锋《标点本新、旧〈五代史〉校勘拾零》（一），《标点本新、旧〈五代史〉校勘拾零》（二），《文史》第33辑，1990年；于学义《〈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证误各一则》，《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余和祥《〈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考实》，《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宋玉昆《〈册州元龟·旧五代史〉补校掇琐》，《新世纪图书馆》1992年第5期；潘学忠《〈旧五代史〉质疑一则》，《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陈尚君《〈永乐大典〉残卷校〈旧五代史〉札记》，《书品》1994年第1期；郑杰文《〈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点校献疑》，《历史教学》1994年第3期；宋玉昆《〈册府元龟〉中的〈旧五代史〉补校议》，《江苏图书馆学报》1995年第5期；陈尚君《贞石订五代史》，《海上论丛》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徐时仪《读〈旧五代史〉札记一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董恩林《〈旧五代史〉校读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6期；董恩林《〈旧五代史〉考证》，《文史》2002年第1辑；李全德《点校本〈旧五代史〉校误》，《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张明华《新旧〈五代史〉地名勘误一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期；周阿根《〈旧五代史·薛贻矩传〉校补》，《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孙先文《〈旧五代史·唐书〉勘误一则》，《兰台世界》2016年第7期；郑庆寰《辑本〈旧五代史·地理志〉所收“十道”内容辨析》，《唐史论丛》2016年第2期；等等。
[16]如胡文楷《〈薛史·王仁裕传〉辑补》，《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张凡《〈旧五代史〉辑补——辑自〈永乐大典〉》，《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陈尚君《〈旧五代史·王审知传〉辑校》，《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陈尚君《〈旧五代史〉补传十六篇》，《文献》1995年第3期；等等。
[17]参见陈智超《〈旧五代史〉辑本之检讨与重新整理之构想》，《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4期；《论重新整理〈旧五代史〉辑本的必要与可能——〈旧五代史〉辑本及其点校本》，《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智超《辑补〈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导言》，《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陈智超《辑补〈旧五代史〉列传导言》（上、中、下），分见《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二辑、第三辑、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013年、2014年版；陈智超、郑庆寰《〈旧五代史〉诸志标准本的论证》，《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陈智超、张龙《辑补〈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导言（续）》，《史学集刊》2013年第5期；等等。
[18]陈尚君：《〈旧五代史〉重辑的回顾与思考》，《中国文化》2007年第2期。
[19]陈登原：《薛氏〈旧五代史〉之冥求》，《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14期，见《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20]刘仁亮：《薛居正与〈旧五代史〉述论》，《河北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
[21]单远慕：《薛居正和他的〈旧五代史〉》，《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22]孙先文：《〈旧五代史〉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于小曼：《〈旧五代史〉史论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23]《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新五代史”条，第411页。
[24]（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三〇《信摭》，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25]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6页。
[26]陈寅恪：《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2页。
[27]（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一《薛居正五代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1页。
[28]（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欧法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4页。
[29]如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仓修良《中国古代史简编》，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等。
[30]如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4年版；蔡世明《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刘若愚《欧阳修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洪本健《醉翁的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黄进德、郭璇珠《欧阳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刘德清《欧阳修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刘德清《欧阳修传》，哈尔滨出版社1995年版；黄进德《欧阳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卢家明《欧阳修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刘德清《欧阳修》，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顾永新《欧阳修学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31]如赵吕甫《欧阳修史学初探》，见吴泽《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姚瀛艇《欧阳修的史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陶懋炳《评欧阳修的史学》，《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陈光崇《欧阳修的史学成就》，《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1期；陈光崇《欧阳修的史学》，见邓广铭、程应缪《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宋衍申《欧阳修治史的求实精神》，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二），岳麓书社1983年版；王继麟《欧阳修思想及史学评价浅议》，见《宋史研究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刘德清《欧阳修史学观简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2期；吴怀祺《易学理学和欧阳修的史学》，《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顾永新《欧阳修编纂史书之义例及其史料学意义》，《文史哲》2003年第5期；等等。
[32]石田肇：《〈新五代史〉的体例》，《东方学》1977年第7期。
[33]林瑞翰：《欧阳修〈五代史记〉之研究》，宋史座谈会《宋史研究集》第十辑，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年。
[34]宋馥香、王海燕：《论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特点》，《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5]杜文玉、罗勇：《〈新五代史〉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36]王天顺：《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和他的“春秋学”》，《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
[37]姚瀛艇：《论〈新五代史〉的人物评价》，见《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
[38]柴德赓：《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见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
[39]吴怀祺：《对欧阳修史学的再认识》，《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0]蔡崇榜：《〈唐鉴〉与宋代义理史学》，《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3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1]钱茂伟：《范型嬗变的宋代史学》，见张其凡等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42]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
[43]盛险峰：《〈新五代史〉的理性与价值》，《北方论丛》2011年第6期；《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北方论丛》2013年第2期。
[44]吴业国：《欧阳修〈新五代史〉与北宋忠节礼义的重建》，《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45]仓修良、陈仰光：《〈新五代史〉编修献疑》，《山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陈光崇：《尹洙与〈新五代史〉小议》，《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46]张金铣：《〈新五代史〉勘误一则》，《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李勃：《〈新五代史·职方考〉补正一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杨光华：《〈新五代史〉、〈十国春秋〉正误各一则》，《文献》1995年第4期；刘桥：《〈新五代史〉勘误一则》，《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等等。
[47]顾宏义：《〈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原因试探》，《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48]杨昶、姚伟钧：《欧阳修〈新五代史〉有关问题探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49]曹家齐：《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新论》，《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50]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51]班书阁：《五代史记注引书考》，《燕大月刊》1930年第10期；《五代史记注引书检目》，《女师学院期刊》1934年第7期。
[52]张承宗：《〈新五代史〉徐无党注述评》，《文献》2001年第3期。
[5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第一章《欧阳修的史学思想》，黄山书社2002年版；康建强、余敏辉：《徐无党生平学术考略》，《淮北煤炭师院学报》2002年第4期；张明华：《徐无党辩诬与〈新五代史〉的重新定位研究初探》，《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54]陶懋炳：《新旧〈五代史〉评议》，《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
[55]何宛英：《“两五代史”比较研究》，《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56]赵维平：《薛居正、欧阳修论史之比较》，《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57]姜海军：《新旧〈五代史〉编纂异同之比较》，《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3期。
[58]拙文《〈旧五代史〉史臣对十国史的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就《旧五代史》史臣对十国史的研究作了探讨。
[59]崔万秋：《通鉴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60]张煦侯（即张须）：《通鉴学》（修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1]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62]如宋衍申《司马光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63]刘乃和、宋衍申主编：《〈资治通鉴〉论丛》，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乃和、宋衍申主编：《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64]宋衍申：《试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见刘乃和、宋衍申主编《司马光与〈资治通鉴〉》；施丁：《两司马史学异同管窥》，见刘乃和、宋衍申主编《〈资治通鉴〉论丛》；孙方明：《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于瑞桓：《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及其理学精神》，《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等等。
[65]仓修良：《〈通鉴〉编修分工及优良编纂方法》，见刘乃和、宋衍申主编《〈资治通鉴〉论丛》；彭久松：《〈资治通鉴〉五代长编分修人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王曾瑜：《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文史哲》1980年第5期；等等。
[66]王德毅：《宋代史家的五代史学》，见《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67]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68]刘兆祐：《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林平：《宋代史学编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兴武：《五代艺文考》，巴蜀书社2003年版；Johannes L.Kurz，“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in Song Times”，见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33（2003）。
[69]如王德毅《李焘父子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王德毅《李焘评传》，《宋史研究集》第三辑，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6年；张镒《李焘及其史学》，《史苑》1970年14期；徐规《李焘年表》《李焘年表补正》及《李焘年表再补正》，分别见《文史》第2、4、16辑；徐规《李焘》，《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方壮猷《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王承略、杨锦先《李焘著述考辨》，《文史》50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杨家骆《续通鉴长编辑略》，世界书局2009年版；周藤吉之《南宋李焘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成立》，见氏著《宋代史研究》，日本东洋文库昭和四十四年。
[70]刘复生：《李焘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纂》，《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裴汝诚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撰修始末考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张孟伦：《李焘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裴汝诚：《司马光长编法与李焘〈长编〉》，《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裴汝诚：《〈续资治通鉴长编〉义例考略》，《文史》25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曹之：《〈续资治通鉴长编〉编纂考》，《图书馆员》1995年第5期；陈其泰、屈宁：《论李焘的历史编纂学成就——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中心》，《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71]如燕永成《今七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探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5期；《〈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朝〉取材考》，《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72]顾吉辰、俞如云：《〈续资治通鉴长编〉版本沿革及其史料价值》，《西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
[73]如蔡崇榜《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史学研究浅见（李焘、李心传传）》，《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裴汝诚《李焘的史学成就与治史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周征松《一部详实的北宋史》，《光明日报》2002年1月15日；等等。
[74]裴汝诚、许沛藻：《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中华书局1985年版。
[75]陈晓莹：《先天不足的“千古信书”——〈江南录〉》，《史学集刊》2014年第2期。
[76]如（宋）张唐英著，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梼杌校笺》，巴蜀书社1999年版；樊一、方法林《张唐英与〈蜀梼杌〉》，《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樊一《〈蜀梼杌〉的史料价值与版本源流》，《四川文物》2000年第3期；等等。
[77]如徐映璞《〈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补正》，见《两浙史事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邹劲风《钱俨和〈吴越备史〉》，《史学月刊》2004年11期；李最欣《钱俨和〈吴越备史〉一文补正》，《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李最欣《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
[78]李绍平：《路振与〈九国志〉》，《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彭小平：《路振史学著作述略》，《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岳毅平：《〈九国志〉丛考》，《文献》1999年第2期；罗威：《〈九国志〉的版本及学术价值》，《长沙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张静：《〈九国志〉史学研究》，《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3期。
[79]如林艾园《〈北梦琐言〉的史料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胡可先《〈北梦琐言〉志疑》，《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拜根兴《〈北梦琐言〉结集时间辨析》，《文献》1993年第3期；庄学君《〈北梦琐言〉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房锐《对〈北梦琐言〉结集时间的再认识》，《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等等。房锐：《孙光宪与〈北梦琐言〉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
[80]张友臣：《〈十国纪年〉存亡略考》，《齐鲁学刊》1987年第5期；陈尚君：《〈钓矶立谈〉作者考》，《文史》第44辑，1998年；燕永成：《龙衮和他的江南野史》，《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刘晓明：《龙君章考》，《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7期；刘晓明：《龙衮与江南野史》，《文史》2002年第2辑；邓锐：《尹洙〈五代春秋〉对〈春秋〉书法的继承》，《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81]张邦炜：《昏君乎？明君乎？——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82]宏海：《〈新修南唐书〉作者不是陆游》，《文汇报》1982年7月26日；卢苇菁：《〈新修南唐书〉作者考辨》，《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朱仲玉：《陆游的史学成就》，《浙江学刊》1983年第4期；陈光崇：《论陆游〈南唐书〉——兼评〈新修南唐书〉作者考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刘永翔：《〈新修南唐书〉陆游著祛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雷近芳：《陆放翁治史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83]陈光崇：《论陆游〈南唐书〉——兼评〈新修南唐书〉作者考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
[84]朱仲玉：《陆游的史学成就》，《浙江学刊》1983年第4期。
[85]雷近芳：《论陆游的史识与史才》，《史学月刊》1992年第4期。他如柳诒徵《陆放翁之修史》（《国史馆馆刊》1948年1卷2号，见《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肃霜《陆游〈南唐书〉简论》（《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雷近芳《论陆游的史鉴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雷近芳、郭建淮《今存南唐史著论略》，（《佛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马冰丽《陆游〈南唐书〉简论》，（见《陆游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孙淑彦《陆游和〈南唐书〉》（《汕头日报》1985年1月11日）等也对该书的史学思想及治史特色进行了讨论。
[86]郑滋斌：《陆游〈南唐书本纪〉考释及史事补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
[87]杨恒平：《三家〈南唐书〉传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第6期；郭立暄：《汲古阁刻〈南唐书〉版本考》，《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4期。
[88]陈光崇：《第一部〈南唐书〉的作者胡恢其人》，《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
[89]张刚、孙万洁：《马令〈南唐书〉述评》，《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9年第4期。
[90]肖刚：《江南野史研究》，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姚萍：《陈彭年及其〈江南别录〉》，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张刚：《宋人南唐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毕琳琳：《郑文宝及所著南唐二史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王慧：《陆游〈南唐书〉文学价值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