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历史传承与类型衍生

从创作的雏形与源头上考察，中国文学中的“动物叙事”范畴最早可以追溯至各民族原始图腾文化中的动物史诗、神话、传说与歌谣等艺术表现形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原始人对未知世界的积极探索，促进了人类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开启了人类思维的智慧之光。诚如卡西尔所言：“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于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生命的社会。人在这个社会中并没有被赋予突出的地位。他是这个社会的一个部分，但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比其他成员更高。生命在其最低的形式和最高的形式中都具有同样的宗教尊严。人与动物、植物都处于同一层次上。”^[1]正是原始人心目之中这种各物种之间的可沟通性与可协调性，使得关于动物这一物种的话语表述方式得以在各民族的原始图腾文化中不断呈现，并且在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与类型叙事的繁衍中，动物成为作家进行创作时所依托的重要元素之一，它本身也成为人类渴求了解与体悟自身的不可或缺的一种象征谱系。鉴于这样的原始思维，以具体的动物形象作为依托，半神半鬼、鬼神兼备、人形兽心以及人兽合一等荒诞意象的个体或种族群体的象征^[2]，在“动物叙事”历史上开启了广泛的象征意义表象序列。尽管这些“动物变形”的类型形态在历史不同时期具体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但都充斥在某种“人类—动物—神灵（自然）”的三维关系之中，作为中转媒介与情感维系的核心与纽带，动物自始至终地发挥着它显著而独特的作用，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显要角色，深潜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之中，并依托于人与动物之间所呈现出的超稳定的情感结构，促成了“动物叙事”创作丰富的历史传承与类型衍生。

中国动物叙事可谓源远流长，各民族原始图腾文化中各种艺术创造形式基本可以看作广义上的“动物叙事”最初的创作源头，但还无法归入纯粹“动物叙事”的范畴，可以暂且称为动物叙事的溯源阶段。在纯粹的“动物叙事”层面，^[3]按照从主题意蕴、时间脉络到形式具体流变与母题繁衍的角度加以考察，中国动物叙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先秦两汉时期的动物神话叙事，可称为中国动物叙事的雏形初创期，以《山海经》《诗经》《庄子》等为代表，开启了几类最为基础的动物叙事类型的先河；晋、唐与宋代的搜奇志怪类动物叙事，可称为中国动物叙事的繁荣勃发期，以《搜神记》《太平广记》及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沈既济《任氏传》等为代表；元明清时期的观照社会人生动物叙事，可称为中国动物叙事的现代过渡与稳步进阶期，以《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为代表；中国现当代文学阶段现代叙事学意义上的动物主体寓言、写实与神话类的动物叙事，可称为中国动物叙事的成熟发展期，以《狼图腾》《豹子的最后舞蹈》《怀念狼》等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