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隐喻到范式

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而言是“科学的春天”，也是一个启蒙和解冻时期，各种新思想像潮水一样涌进这片禁锢已久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地。现代自然科学的那些革命性进展和创造性思维，为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学术动力，我们也力图把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理论引进经济学的方法论，以强调经济演化中信息和复杂性的重要作用。在写作《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一书时，我还停留在市场经济系统与物理—化学系统自组织性能的类比和隐喻阶段，我发现，这个自组织过程产生的演化、宏观秩序和远离平衡的对称破缺，可能对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如货币的传递机制和功能以及经济周期现象等产生一种典范的作用，这些非线性方程可能适于描述我们所关注的经济现象。

1989年是不可思议的一年，对货币经济史而言尤其是这样。特别是1989年4月欧洲各国政府决定创造新的合成货币——欧元。同时，人们对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信心百倍，日经股票指数在12月31日达到峰值，收于39000点！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对管理好纯法定货币踌躇满志。但是，我在《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一书中指出，货币形式的对称破缺“正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和惊人的规模导致宏观经济过程的不稳定性”。因此，我得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易变性鼓励了冒险和投机，而疯狂的投机又反过来变本加厉地助长了不稳定性。货币与债务以多元形式急剧膨胀，现在没有一家中央银行确实知道或真正懂得货币供应量是由什么构成的。国际金融体系将频繁地发生危机。“缓慢增长与疯狂投机连锁的经济怪圈，已经带来像债务危机和‘黑色星期一’这样的金融灾变，这个‘潘多拉匣子’还会放出些什么呢？”如果真是这个不可逆过程最终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么远离平衡的非线性系统产生不稳定性，并导致分支和对称破缺的理论无疑将为我们分析复杂金融体系提供锐利的武器。

情随事迁，到2008年那个多事之秋后我开始撰写《危机后的经济学》一书时，则是希望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去重建市场的微观结构和货币理论的基础，一方面是给金融脆弱性和资本主义经济普遍的不稳定性一个本源性的解释；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由此推进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但是，对于创新经济学范式的一些基本原则的系统性工作，我没有任何抱负，无论在学识和时间上都力不从心，我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因此只能陈述一些片段的思路和观点。但是，在经济学分析的一些方面我似乎已经超越隐喻和简单类比阶段。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和科学规范在许多细节上都可以和金融资本主义体系自洽，也就是说，这些动力学特征具有普适性。例如，在股市价格的逻辑斯蒂方程中，在适当选择变量和参数后，标准型动力学特征可以同资本市场体系的过程和机制相关联。即使模型要求施加的限制性约束，如价格的正值性和货币数量扩张的不可逆过程等都顺理成章，它也不过是经验事实的陈述，并可用序参量来描述，时间度标也是适当的，无须任何特别的假设。由此，我们还是艰难地把经济学分析范式转换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2012年，《危机后的经济学》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特别是2014年5月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后，我感到经济学创新理论流派应该尽快在一些基本原则上达成共识，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微观基础。当然，这肯定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但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进行。这也就是我垂暮之年不揣冒昧撰写《经济学分析原理》的初衷，以期用非线性动力学以及其他新兴科学范式作为参照系取代经典力学范式，从而去探索经济学范式转换概念体系的基本框架。在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基本原则正处于一个统一综合过程中，在信息和熵概念的整合下，统计物理学、非线性动力学、自组织理论、协同学原理、演化论综合（Evolutionary Synthesis）的那些伟大思想正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洪流，它是经济学分析无尽的智慧源泉。

总之，我们似乎正处在人天同构的伟大统一中，支配人类社会的宏观规律和自然定律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演化和秩序也不再乞灵于那个抗拒热力学第二定律和测不准原理的“麦克斯韦小妖”。不过，一旦我们把现代自然科学革命构建的超越经典物理学的新范式作为参照系，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就必须接受翻天覆地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