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性经济人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宏观经济系统分解为单个商品相反，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在还原论的道路上采取了见人不见物的方法，即著名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也就是说，一切宏观经济现象最终都应该根据个体的偏好、信念、禀赋以及相互关系来诠释，从而把抽象的原子式个体——经济人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
这一研究方法是由现代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确立的。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英国、瑞士、美国等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投入作为分析对象的客观价值论，提出以心理分析为出发点的主观价值论，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把经济学称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并以边际分析为基本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边际效用学派，由此引起的范式和方法论变革被称为“边际革命”。
但是，这种把个人心理作为经济分析原素的主观价值论马上就会遇到“加总困难”，因为不管是基数论还是序数论，效用都不可能相加，苹果的效用加梨的效用就什么都不是，你也无法在苹果—梨—桃的效用之间排出一个次序来，它完全因人而异。主观价值论无法解决经济人的异质性和不可加性，连加法运算都不可能，更何况其他数学分析方法。就逻辑严密性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样没有解决异质劳动时间的通约化问题，并遇到“双重叙述”的困难，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如果经济分析的基础不能建立一个保证完备性、传递性、自返性三大公理的同质结构，那么，经济学运用数学分析就是荒诞不经的虚妄，这一点每一个经济学家都非常清楚。因此，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力图用“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来抽象掉经济人行为的异质性，排除掉人性的历史、社会制度、道德、禀赋等差异，但是，这个同质结构是通过一系列辅助假设来获得的，例如假定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同质个体、确定性环境等。其学理上的含义可归结为：
（1）人的经济活动是自利的追求，并始终如一。
（2）个人自利与他人利益的客观一致性。这就是亚当·斯密著名的命题：“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时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6]
（3）经济人行为理性原则。这一假设最先是约翰·穆勒定义了“经济人”的理性，他认为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的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后来马歇尔和其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界定，由此通过一系列辅助的限制性的假设获得合理性，它假定所有经济人都追求也能达到最大化利益，从而可通过在约束条件下对目标函数求极值加以形式化。
这样，完全理性就成为一般人性假定，成为对人本质的抽象，它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石。从这个微观基础出发，后来动态一般均衡（DGE）理论又建立了由此通向宏观经济总量分析的桥梁。由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原为“理性经济人”，即具有完全的信息和知识去实现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从而保证研究客体的同质性、独立性和内部结构不变性。这个把情感、自我意识和价值观多元人性简化为机械论属性的步骤，对经济学分析工具形式化、规范化必不可少。
正因为这个不断回到平衡的守恒系统范式以及稳定平滑的分析工具，所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同多样性、不确定性、选择和突变等概念格格不入。它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70年代的滞胀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当然不可能有充分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主流经济学面临深刻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学流派，则从达尔文演化本体论出发，考虑重建“理性经济人”概念体系。他们同样把“理性经济人”作为演化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单位，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新古典主义理性经济人假设同现实的背离。他们的目标是恢复简单经济人的复杂人性，重新赋予经济人自我感知、使用符号和语言的能力，价值观和文化演进的创造力，他们特别强调大脑皮质组织的作用。库尔特·多普弗认为：
如果一个理性人模型能够为经济分析提供可能的解释，那么它就必须包括神经系统科学、认知科学及行为科学的内容。[7]
在他看来，新古典主义“理性经济人”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大脑皮质的相互连接给所有人类表达形式施加的内部约束，无意识的认知往往会在有意识的认知行为之前闪现，这就对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中理性和目的性决定个人行为的立场提出了挑战。
这样，演化经济学理性经济人概念就必须整合更多的人性要素，更全面、真实地还原经济人实在的人性。从这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元出发，沿着更加“拟人化”的路线，当然同样可以建立一个遵循达尔文演化本体论的概念体系，并构建经济分析的工具。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架构很难达到实证科学的严密性和规范性，这个更加真实的“理性经济人”将使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困难重重。因此，我们不认为这是“理性经济人”成功的重建。
由此看来，以商品或经济人作为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路线都是不成功的。这些极强的限制性假定和完全违背经验事实的假定，不可能成为经济学数学分析严密逻辑的基础，也没有解决宏观经济的加总困难，即是否可以用简单加总商品和经济人的方法形成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而不会对我们研究的客体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个加总问题一直困扰着主流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