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亚当·斯密猜想

现在我们已经穿越了“笛卡儿鸿沟”，已经在科学和人性更大的统一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因此，我们可以回到从实证科学的角度对经济系统的讨论了。

在18世纪，大多数有教养的人认为，只有统治者的精心策划才能使一个社会免于混乱与贫困，亚当·斯密则反对这一流行的见解，他在177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他天才地提了令人困惑的“群体合作”问题，即在没有强制情况下人们相互合作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一切是通过市场和交易来达到的，正是他们这样再简单不过的自利自主的行为，使无数的资源被无比精确地配置在不同的地方，千千万万个人的行为协调整合起来，去生产人们需要的商品，例如孩子们殷切希望得到的一支铅笔。这个过程不需要任何人来主宰和计划，自然而然地实现了。这种秩序是怎样形成的？它又为什么可能持续下去？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提出的引人入胜的问题，它激励着后世的经济学家们力图建立一个概念体系来回答，并由此去修建经济学完整宏伟的理论大厦。同时，也因为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回答而形成各个经济学流派。现代经济学也因为《国富论》的出版而诞生，由此也确立了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地位。

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指出：

所以，由于每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诚然，一般来说，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种场合，也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虽并非出于本意，可对社会来说并非如此。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3]

他对“看不见的手”这个问题只是给出了一个有些伦理学意味的回答，这个猜想留下了一个世纪难题和几代经济学家们的困惑。亚当·斯密确信，社会群体自主的自由交易通过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充分利用大规模经济，可以极为有效地促进经济繁荣。但他也非常清楚，自由交易的市场秩序需要一系列功能结构以及系统的制度安排来支撑。在市场经济和资本的启蒙时期，亚当·斯密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完备透彻的陈述，迄今，现代经济学对此也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由此，N.格里高利·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这样写道：“亚当·斯密的许多见解仍然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我们在以后各章中的分析将更准确地表述斯密的结论，并更充分地分析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优点和缺陷。”^[4]本书认为，以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为标识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存在着一些原则性的限制，从而力图运用现代科学体系的新范式重新诠释亚当·斯密猜想，这是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要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问题。

但是，现在十分明确的是，人的自利和竞争行为必然是混乱和消极的，那么，为什么从千百万人随机自主的交易行为中会产生有结构的市场秩序，从而去实现社会的福利与和谐呢？显然，这是一个从混沌到有序的演化过程，这个自组织过程同热力学第二定律增熵的时间定向——走向衰退解体的演化方向背道而驰。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演化过程只可能出现在开放系统，这是必须首先确认的前提。因此，演化经济学的第一原理就是强调所有经济系统（经济人、家庭、企业、国家……）都是开放系统，它必须同外部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

当然，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耗散过程，任何经济系统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可以把这一原理视为无须证明的定律。亚当·斯密的猜想——“看不见的手”的基础结构就是千百万人的交易行为，人们在相互交换物质、能量的同时，也在交换着关于商品的信息。即使我们居住的这颗蓝色的星球也在不断地同宇宙交换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地球演化过程的能量是通过光、电磁以及热辐射传输的，同时，宇宙空间和背景辐射也在和地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自组织系统需要输入高值能量，同时也需要低值能量（熵）的输出，以保持系统的负熵流，否则人类的进化和文明也不复存在。因此，问题最重要的本质是经济学的时间定向问题，正是开放系统的耗散结构保证了经济过程从混乱到有序以及新结构产生的时间定向，它同热力学第二定律增熵的时间方向相反，它是进化和信息之源。因此，信息熵（它可表示信息的价值引用率，与热力熵符号相反）最大化在本书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个本质上不可逆的时间方向是主流经济学从来没有涉及的领域，关于这一点约翰·福斯特（Foster John）作了非常精彩的评论：

我们不能把后马歇尔一般均衡新古典主义以及相关的非均衡分析或市场失灵分析整合到自组织框架中去。我们也不能把凯恩斯主义者关于非对称信息或不完全市场的命题纳入自组织框架。所有用来演绎经济学过程的多重均衡、均衡曲线和均衡区域等一般属性的非线性微分方程都不容于自组织框架。因为，所有这些方法都包含了不考虑时间因素的演绎，其中并不涉及任何有关历史过程的概念。因此，它们只是数学，而不是经济学。^[5]

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这也是我们强调经济学时间因素重要性的根本原因。也因为这一点，马歇尔特别指出，“时间这个要素几乎是每一个经济学问题中的主要困难的核心”，同时，他强调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一条涉及经济假设的优秀数学定理，非常不太可能是优秀的经济学”。也就是说，不解决时间要素问题，就不可能建立优秀的经济学理论。因此，时间的不可逆性也是我们解决“亚当·斯密猜想”首先要跨越的障碍。

[1] 朱晓东编著：《热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页。

[2] ［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3]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冉明志译，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444—445页。

[4]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第5版），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5] ［澳］约翰·福斯特：《经济演化的自组织观点：统一的范式》，载［瑞士］库尔特·多普佛主编《经济学的演化基础》，锁凌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