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奖项的特征和获奖者的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开始设立，截至2016年已颁发48届，共有15个国家的78位经济学家获得该项荣誉。与诺贝尔奖其他奖项相比，经济学奖诞生最晚，所以无论获奖人次、颁奖次数等都是最少的（参见表1—1）。
表1—1 诺贝尔奖分学科获奖人次（截至2016年）
迄今，经济学奖有18年授予两人：分别是1969、1972、1974、1975、1977、1979、1993、1996、1997、2000、2002、2003、2004、2005、2009、2011、2012、2016年。6年授予三人：分别是1990、1994、2001、2007、2010、2013年。其余年份均是授予一人，详见表1—2。
表1—2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情况
图1—1可看出，20世纪10—40年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出生的高峰期，占得奖总人数的近80%。预计随着时间推移，1950年以后出生的得奖者占比会越来越高。
图1—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生时段统计（1969—2016年）
（一）授奖时间晚
图1—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获奖年龄分段统计（1969—2016年）
许多获奖者的研究成果的出版与获奖时间相差20—30年左右，有的甚至更长。蒙代尔赢得奖项的两项题为“最优货币区理论”和“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制”的成果分别于1961年和1963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和《加拿大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而他的理论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所验证后于1999年获奖；威廉·维克里1996年获奖是由于他在60年代初期对投标与喊价的研究，而他获奖三天后在去开会的途中去世；同样在60年代开创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里奥尼德·赫维克兹终于在2007年获奖，以90岁高龄成为年纪最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仅如此，授奖时间的滞后性还可以从获奖者的年龄上看出，如图1—2显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获奖年龄60—79岁最多，有61人，占比78%以上。
表1—3 分学科分年龄段获奖人数统计（截至2016年）
表1—4 获奖者中最大年龄和最小年龄者（截至2016年）
表1—3和表1—4显示，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他奖项相比，获奖者年龄整体偏大，里奥尼德·赫维克兹甚至90岁才获奖[1]。1969—2016年（含）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时平均年龄约是61岁，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分别约为56岁、59岁和60岁，而经济学奖获奖者平均年龄最高，近68岁，即使是其中最年轻的获奖者肯尼斯·约瑟夫·阿罗获奖时也已经51岁。可见，经济学领域想取得被世人认可的成就需要较长时间，从成果发表到获得诺贝尔奖，平均时间远大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难怪著名经济学家科斯[2]就曾开玩笑地说，要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关键要活得长。有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就曾因过早离世而无缘这一荣誉。
自然科学家获诺贝尔奖时的年龄要小得多，不少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很多在30岁就已经成为知名学者，如英国物理学家乔杰弗松1973年获奖时只有33岁，德国生物学家凯勒尔1984年获诺贝尔生物学奖时是38岁，澳大利亚物理学家威廉·劳伦斯·布拉格更是在25岁时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学者更长时间的积累，一方面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很多历史学家要到“知天命”的年纪才能写出最辉煌的作品，哈耶克80岁才写出《法律、立法与自由》，康德71岁才开始《论永久和平》的写作。约翰·纳什说：“一项伟大的经济理论需要50年以上的时间来证明它的意义。”经济学的研究周期较长，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检验，被证实后才能被社会认可，因此研究者获奖一般都在花甲古稀之年。
（二）获奖最多的国家
图1—3显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美国人最多，达55人，获奖人数是排在第二位的英国获奖人数的近7倍。
表1—5列出了拥有获奖者最多的前10位国家。可以看出，美国是拥有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多的国家，占到其学科总获奖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次是英国，占总获奖数的10.26%。美国和英国获奖人数加在一起几乎达到经济学奖总获奖人数的80%。美国和英国拥有的诺贝尔奖项中，经济学奖的获奖人数占其学科总获奖人数的比例最大，这大致说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学研究，相比其他学科来讲，在世界上的成绩更为突出。
图1—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籍分布（1969—2016年）
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籍改变或双重国籍者，在统计中均以获奖成果重点在哪个国家做出，则计入哪国。
表1—5 拥有获奖者最多的前10位国家（截至2016年）
续表
美国的获奖人数最多，也有一个因素，即美国吸引了世界上最多其他国家的优秀经济学人加入美国国籍，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实力（见表1—6）。
表1—6 获奖者国籍改变情况（截至2016年）
表1—7显示，如果从获奖者所在机构看，拥有较多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机构主要集中于世界上顶尖的几所大学，同拥有其他自然科学领域获奖者较多的机构多有重叠，这些机构绝大部分都在美国。
表1—7 济学奖获奖者所在机构前八名
（三）获奖者的主要研究领域
由表1—8可大致归纳出，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方向具有4个特征。
表1—8 经济学奖得主的主要研究方向
续表
（1）获奖领域主要集中于博弈论、数量金融、动态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宏观经济统计研究、实验经济学等方向，占比近62%。数理实证研究、博弈论和金融数量化研究是经济学得奖的热门方向。经济学从被设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就备受“不是科学”的质疑，数量化工具的引入，使得经济学科更加严谨、更有逻辑性。所以，使用数量化的工具来探讨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以及如何规划达到社会最优，始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倡导的经济学研究方向。后文我们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2）货币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经济史的研究热度在消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在这三方面引入数量化工具比较困难；其次，这三个方面是经济学领域中较高层次的研究方向，它们的发展进步得益于经济学其他方面的研究，要在这三方面做出突破性的贡献，具有很大难度。
（3）近十年来，实验经济学是经济学奖得奖人数最多的方向，说明诺贝尔奖鼓励将实验机制引入经济学研究。“行为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也表明经济学科发展的新动向。
（4）未来经济学科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引入其他学科的成就，注重交叉性、实验性，更加强调从人的心理特征探究经济行为背后的原因。
（四）获奖理论和数学工具
自威廉·配第在经济学论文中最早运用数学以来，经济学与数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数学的应用，不仅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工具，也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我们认为，不能否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价值，但经济学研究应该合理利用数学，不能“数学化”，不能“滥用数学模型”。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有些判断往往无法量化，只能用抽象思维加以描述。国内有学者提出“经济学运用数学的尺度”问题，是有一定道理的。纵观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绝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数学分析，这些学者大多受过专业的数学教育，坎托罗维奇23岁时未经论文答辩就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库普曼毕业于乌德勒支大学数学与物理学系，是美国西南大学数理名誉博士，西蒙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这些学者对数学的大量使用主要体现在对数理分析和计量统计方法的应用上。
1.数理分析和论证
美国荷兰裔经济学家佳林·查尔斯·库普曼用活动分析代替生产函数，并引进集合论中的点集、凹集合理论和线性空间等数学工具构造了一套公理化体系，并利用这一公理论证了资源的最优分配与最优价格的确定。他在1975年因“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及建立线性规划方法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奖。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英国裔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和1987年得奖的罗伯特·M.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也运用了数学方程和数学方法进行推论。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杰拉德·德布鲁在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对一般均衡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用微积分、集合论等纯数学工具探讨了价格的形成，以及价格的作用等问题，并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他还通过研究不确定性和保险活动的重要性扩大了一般均衡分析的领域，并且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从个人价值判断中得到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这一分析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并得到了广泛应用。1990年获奖的三位美国经济学家默顿·米勒、哈利·马科维茨、威廉·夏普都是用高等数学的分析方法，建立并发展了证券投资组合理论、金融价格形成理论和公司理财理论。1994年获奖的约翰·纳什长期以来主要在纯数学领域从事研究，他运用严密的数学方法对非合作对策进行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纳什均衡”概念，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和他同年获奖的约翰·海萨尼也是美国数理经济学家。1996年获奖的加拿大经济学家威廉·斯宾塞·维克里也以高等数学为工具，因研究“不对称信息下的激励经济理论”而闻名于世。2003年获奖的罗伯特·恩格尔因在经济学时间数列分析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而备受美国经济学界的关注。恩格尔用“共同趋势”的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序列，并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来处理经济时间序列中两个关键属性随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给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此外，恩格尔所发明的“自动递减条件下的异方差性”理论能精确地获取很多时间序列的特征，并发展了能把随时间变化的易变性进行统计模型化的方法。除此以外，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还体现在将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相结合形成计量经济学。
2.计量统计学方法
自经济学问世以来，经济学家编制的计量经济模型与日俱增，决策者们竞相根据计量经济模型预测未来。有1/3以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是经济计量学会的会员，多数获奖者都精通统计学，如1969年获奖的简·丁伯根曾是中央统计局从事商业循环研究的统计学家；1971年获奖的西蒙·库兹涅茨担任过美国统计学会会长；1972年获奖的肯尼斯·阿罗曾是斯坦福大学的统计学教授；1973年获奖的瓦西里·列昂季耶夫曾是国际统计学会的成员；1974年获奖的弗里德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曾是维也纳大学统计学讲师；1976年获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数理统计学家；1981年获奖的詹姆士·托宾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消费的理论和统计，他说“这是我的一项长期兴趣”；1982年获奖的乔治·斯蒂格勒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研究组的成员；1984年获奖的理查德·斯通在经济战争部负责过航运和石油统计；1985年获奖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学院当过经济学和统计学讲师；1987年获奖的罗伯特·索洛在麻省理工学院教过统计学和经济计量学；1988年获奖的莫里斯·阿莱在巴黎任过矿业和统计局局长，在巴黎大学统计研究所工作过，是国际统计学会的会员；1990年获奖的默顿·米勒曾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董事会的研究和统计处工作；1990年获奖的威廉·夏普在华盛顿教过统计学；1991年获奖的罗纳德·科斯在政府中央统计局做过统计工作等。
计量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凯恩斯看到理查德·斯通对大量统计材料系统加工的实验时感动地惊呼：“我们在一个使用统计的快乐时代中”；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罗伯特·威廉·福格尔在阐明经济增长问题中重视人口统计因素，并借助了大量经济和统计技术，阐明了他研究的有关奴隶制问题；就连1994年的获奖者约翰·海萨尼本人也说在工作中很多收获都得益于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数学和统计的经历。以下介绍几个在计量经济学领域有着巨大贡献的获奖者的理论及方法。
首届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和弗里希是数理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丁伯根最先提出检验各种经济周期理论的计量经济模型，并且应用统计资料和数理统计方法，论证了投资的增减是经济周期变动的主要动因。弗里希首先提出了经济计量学的定义，并第一个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首创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数学模型，他最早把导致经济波动的因素区分为扩散作用和冲击作用两大类，将两者结合起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奠定了当代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基础。
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俄裔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季耶夫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在数量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经验研究，构建了各部门投入和产出相互联系的投入产出表，并根据经验统计资料对投入产出进行估计，然后依此进行经济预测和经济计划。该方法是计量经济学最富有成果的一个应用，早在1968年联合国就推荐将投入产出表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编制了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
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劳伦斯·罗·克莱因则因“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运用于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分析”于198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将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创立了宏观经济计量学。克莱因在其早期著作《凯恩斯革命》中首先建立凯恩斯体系的数理经济模型，把凯恩斯理论用国民收入统计等具体化，并与经济计量结合起来估计和测算数量经济关系。20世纪50年代，克莱因与阿瑟·斯坦利·戈德伯格共同建立了1929—1952年的美国经济计量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在结构、规模和先进的估算方法论方面是现代宏观经济模型的鼻祖，而且是正式用于经济波动预测的第一个经济计量模型，有效地拓展了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分析，对以后世界各国建立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有很大的影响。
1993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通过使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来解释经济与机构的变化而更新了经济史的研究”。福格尔作为著名的新经济史奠基人，在1964年出版的代表作《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史学论文集》中把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数量分析。这标志着“历史计量学”或新定量经济史学的诞生。他应用经济计量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研究经济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经济史进行了重新解释。而诺斯也把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分析。他在1966年出版的《美国昔日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新经济史”这一名称，同福格尔1964年的代表作一起，被公认为新经济史学派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
2000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约瑟夫·赫克曼和丹尼尔·利特尔·麦克法登因对微观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发展了经济学理论并在计量经济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其中赫克曼对微观经济计量学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微观计量技术及其对劳动力供给和选择理论的影响的研究方面。而麦克法登的贡献则主要表现在对分析离散选择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方面具有开拓性研究。
弗里德曼关于美国货币史的研究也是一种典型的经济统计经验分析。他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广泛考察了美国在90多年中的货币实践，通过分析整理的历史经验数据证明了货币供给的重要性以及货币供给与价格及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除以上几位学者外，在计量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做出贡献的还有其他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杰拉德·德布鲁、列昂尼德·坎托罗维奇、佳林·库普曼、罗伯特·索洛，英国的理查德·斯通和挪威的特里夫·哈维默等。
运用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西方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严密性。而大量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才出现的，由于过度追求数学的表达方式，本来可以用文字或简单数学方法表述清楚的理论变得十分复杂，从而增加了他人学习和研究的成本。必须看到，数学是经济学者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但工具本身并不能创造理论。有不少不怎么用数学或者不用数学的学者，如布坎南、科斯、哈耶克等人，照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过分强调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只会使数学成为经济学的主人，经济学家反倒成为数学的奴仆，失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人文性。
（五）获奖理论和交叉学科
由于受知识结构、思考问题的方法等影响，运用单一学科解决问题有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经济学相关的交叉学科分享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表明经济学领域的交叉合作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从学术背景上看，不少获奖者最初的专业并非经济学，而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例如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丁伯根本科的专业是物理学，只是在研究生院里才偏爱上了经济学，自学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他后来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研究物理学与经济学中具有共性的最小值判断问题，就已经对学科进行了交叉研究，并首次利用数学公式和数学方法论述经济过程。哈利·马科维茨最初的专业是天文学和哲学；罗伯特·福格尔主修历史学；威廉·夏普是医学院学生；列昂尼德·坎托罗维奇、劳伦斯·克莱因、杰拉德·德布鲁、莫里斯·阿莱、赖因哈德·泽尔滕都学的是数学专业；理查德·斯通和詹姆斯·布坎南最初的专业是法学；贡纳尔·缪尔达尔、科斯、弗兰科·莫迪利安尼都是法学系毕业，后来才攻读经济学；丹尼尔·卡内曼获得心理学学士和博士学位，入伍后在以色列国防部的心理学部门工作，后来在希伯来大学心理学系教学，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的经济学训练，同样有心理学背景的还有约翰·海萨尼。这些经济学家在学科领域广泛的涉猎不仅开阔了视野，也为日后对经济学思维和交叉学科建设的拓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1974年的获奖者缪尔达尔，长期致力于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结合；1978年的获奖者西蒙的研究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公共行政学、管理学、哲学等跨度很大的不同学科；1986年的获奖者、公共选择理论创始者布坎南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过程，把个人之间相互交换的利益概念转移到政治决策领域的研究，发展了政治与经济决策理论中的契约关系和法律基础，形成了公共部门决策理论的综合体系，从而使经济模型进入了法律研究；1991年的获奖者、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和2009年的获奖者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经济学实现了经济学与法学的结合，形成了一门融经济学、法学和组织学为一体的新颖的边缘学科，对政府行为及其与法律关系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1992年的获奖者加里·贝克则是第一个将经济学理论研究应用到人类行为问题上的学者，他把微观经济分析扩大到非市场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将经济学与社会学、人口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到诸如生育、歧视、犯罪、家庭等特别问题的研究上；1993年的获奖者诺斯与福格尔利用新的历史学方法研究经济史，通过使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重新开展了经济历史研究，从而解释了经济和体制的变化；1994年的获奖者纳什、海萨尼和泽尔腾将博弈论运用于经济分析，对其后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96年的获奖者莫里斯和维克里运用“求最大化的数学分析方法”对信息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将信息论应用于经济学研究；1997年的获奖者默顿和斯科尔斯建立和完善了“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在金融衍生工具定价和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1998年的获奖者阿马蒂亚·森以人的福利为对象，将经济学与哲学结合起来，从自由和民主的角度研究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把经济研究拓宽至道德范畴及社会进步的领域等都是经济学对整个社会科学的拓展与贡献；2001年的获奖者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对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了分析；2002年的获奖者卡内曼将心理学的深入分析用于经济学研究，使用认知心理学和其实验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提出了预期理论（又称前景理论），为开拓一个崭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成为继西蒙之后再一次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同年获奖的弗农·史密斯将实验作为一种工具应用于实验经济学分析，用实验展示了选择性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他还率先采用了“风洞测试”的新方法研究选择性市场设计，为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基础；2009年的获奖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管理和公私合作模式。
以上诸多交叉学科理论的创立和发展，都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上留下了印迹。正是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定、引导和鼓励，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不仅加强了经济学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功能，而且带动和推进了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的改进，推动了学术甚至人类文明的进步。
（六）获奖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进展
自亚当·斯密建立了微观经济学以来，微观经济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摘得桂冠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也越来越多。二战以后微观经济学更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许多经济学家凭借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成果纷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截至2016年，微观经济学领域获奖的理论有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1970、1972、1983、1988、1998年）、管制经济学（1982、2014年）、管理科学（1978年）、公共经济学（2009年）、劳动经济学（2010年）、公共财政理论（1986年）、制度经济学（1991年）、博弈论（1994、2005、2012年）、信息经济学（1996、1997、2001年）、微观经济计量学（2000年）、微观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1992、2007年）、资源最优配置理论（1975年）、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2002年）、契约理论（2016年）。从年份间隔上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理论在21世纪后获奖明显频繁起来。
从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论来看，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大致沿着理性程度和信息确定性这两条主线，通过逐步放松假设，不断走近现实世界，从而获得更强的解释力。20世纪50年代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不可能指导实际中的决策，而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论的重要贡献，正在于对理性假设的逐步放松，以更复杂的人性假设取代“经济人”假设。同时，从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看出，经济学家开始逐渐抛弃完全信息假设，研究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选择问题，这使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使其成为对现实世界解释力更强的经济学分支。信息经济学从微观角度入手，研究信息的成本和价格，并提出用不完全信息理论来修正传统的市场模型中信息完全和确知的假设，重点考察运用信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种种机制。该学科注重人性假设的研究及对决策约束外部环境的分析，使不确定性得以数量化，为进一步构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以及产权理论的模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博弈论的方法促进了机制设计、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等，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沿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弈论的广泛应用已改写了微观经济学。
（七）诺奖得主和学术团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担任政府重要职务、领导知名学术团体、学术圈子的活跃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多担任着政府或其他组织的重要职务，他们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经济研究的素材，使得研究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从而他们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经济政策尽可能地施加影响。例如：丁伯根、萨缪尔森、托宾、弗里德曼、刘易斯和莫迪利安尼等都是政府顾问，缪尔达尔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参议员，俄林是瑞典自由党的主席；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先后担任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以及拉美、欧洲、北美一些国家和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加拿大政府的顾问；萨缪尔森和托宾作为肯尼迪政府的顾问都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政策的制定；美国财政部顾问弗里德曼，在尼克松时期曾参与讨论了政策的实施并成功推行了自己的货币主义理论；最为闻名的当属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少既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又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该学派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成为里根经济学以及英国撒切尔主义方针得以改变的理论基础。这些政府相关机构的实际经济工作经验，也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经济学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中不少是经济学相关的学术组织和团体的中心人物，截至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中共有25位出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其中库兹涅茨、舒尔茨、贝克、谢林、萨金特等16人是先任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后获奖，阿罗、德布鲁、卢卡斯等9人在获奖后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计量经济学会是国际最顶尖的国际性经济学学术组织，由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弗里希等16位学者发起成立，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拥有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历届学会会长中有萨缪尔森、斯通、托宾等22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希克斯和詹姆斯·莫理斯都曾担任过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
不仅如此，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氛围也是造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功不可没的因素。1982年获奖者乔治·斯蒂格勒说：“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那样活跃的学术氛围和高质量的人才，对我的影响十分巨大”；有获奖者认为芝加哥大学的考尔斯研究会是“做研究的最佳环境”和“相互作用力很强的团体”；1983年获奖的杰拉德·德布鲁也承认他受到了许多名人成果的强大学术刺激，包括冯·诺伊曼的博弈和经济行为理论、瓦西里·列昂季耶夫的投入产出分析、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佳林·库普曼的生产活动分析等；1986年获奖者詹姆斯·布坎南在颁奖典礼上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我否认伟大的瑞典人纳特·威克塞尔对我研究的影响，那未免太怠慢了。没有他的影响，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
各种经济学俱乐部也为经济学大师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詹姆斯·米德、贝蒂尔·俄林和理查德·斯通都曾是凯恩斯政治经济俱乐部的成员，三人分别在1977年和1984年获奖。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都想压制对手，但军备竞赛使两国背上了巨大经济包袱，也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经常能在华尔街三一教堂近旁的米歇尔一号酒吧看见三四位不修边幅、举止奇怪的人，一边晚餐一边激烈地讨论经济学，时常通宵达旦。他们分别是蒙代尔、拉弗、巴特利和万尼斯基，披着长发的蒙代尔是这个小圈子公认的领袖人物。以他为首的小组提出的通过大幅度减税和提高利率刺激经济增长的思想，引起了里根的注意。1981年，里根当选总统后，采纳了他们的方案，在国会强行通过全盘减税计划，发动了“里根革命”。这场革命催生了从1982年开始的在美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长期的经济增长。里根的一位智囊曾说，里根总统和供应学派站在蒙代尔的肩膀上，找到了振兴美国经济之路。
[1] 美国经济学家里奥尼德·赫维克兹，200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年90岁，这也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奖年龄最大者。
[2]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