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问题和主题

如果从每年国内媒体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注和就中国什么时候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争论来看，从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自信，乃至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和对世界经济学发展的贡献看，从尚无一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现实看，中国无疑还是一个落寞的国度，日本大抵也是如此。

我们尝试从大国的寂寞，从中国什么时候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出发提问：为什么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却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的偏见？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偏见？抑或是我们误读或者简化了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学研究距离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前沿的差距有多大？我们是否需要更加全面地引入美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体系？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在哪里？我们如何创新？

这些题目是媒体、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甚至焦点，也是国内乃至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经常被问及或者谈及的对象和话题。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也尝试从不断变换的视角，去分析和解读。

但我们想抒发的不止于此，我们还想就中国经济发展，其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关联，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及其与国际政治、学科发展、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略作探讨。简单地说，我们想并置诸多问题，在讨论中互相予以启发。当然，选择这样一个主题，对我们是巨大的挑战。我们从何做起呢？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们考虑以中国的案例为线索，来讨论、分析和反思经济发展、经济学乃至经济学家。

1.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及其思想可能会像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最后的那几句名言^[11]表达的那样，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说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就一定是社会发展的指南。我们也要注意，仅仅用经济学来解释国家的发展，可能忽略了其他东西，也会无形中夸大现代经济学的作用。美国的海尔布隆纳说过，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政治领袖的天才禀赋，需要他了解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无论是中国1949年后的毛泽东，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抑或是英国的撒切尔等，都是这样的人物。经济学的角色，包括经济学家的角色，并不是，或不总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可以说，经济学发展对于经济发展，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萨缪尔森曾对凯恩斯最有名的那句话评价道，之所以经济学家们喜欢引用，是因为这个说法太对经济学家虚荣自负的胃口了，“可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真理：狂人当政可以自己滋养出疯狂，用不着已过世的或者前卫的经济学家帮忙。经济学家建构起来的东西，通常是王子和公众已经想要听见的那些”^[12]。从中国和日本的案例或许可以得出，“经济与经济学不是一回事，经济搞得好与经济学搞得好也不是一回事。日本经济搞得好，德国经济搞得好，并没有产生太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而印度经济没有中国经济搞得好，但出现了不少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大国不会自动成为经济学大国。况且，并不一定是本国人做出有关该国经济最好的学术成果”^[13]。

2.如果从经济学经世济国的作用的角度看，经济学当然应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能起多大的作用，实在需要经济学家付出艰辛的努力。这种努力，从某个方面看，是立足于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制度现实的。经济学应该建立在一种更为深广的基础上。这种深广，如果用《经济学的三个世界》里的说法，就是一种比较的、制度性的，包含了更多因素的经济学研究。从这一点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在是为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反思和提高的机会。

3.我们试图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这个奖项为何而出现？它的意义在哪里？是表明其与自然科学等同的身份，还是经济学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并作为显学而出现和存在？经济学虽然在20世纪风光无限，独得诺贝尔奖的青睐，但“若21世纪经济学的效益要能比得上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效益，就得变得更为深广，凌驾于我们今日留下的干瘪残渣之上”^[14]。197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卡尔森教授向该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致颁奖词时引用了法国作家圣·爱克萨普勒的《小王子》一书中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故事中，年轻的王子在穿越星空的旅行中光顾了一个住有智慧老人的星球。这位老人是个正忙于写作的地理学家，他对湖泊、河流、城镇、山脉、沙漠等知识了如指掌。但当小王子问到这个星球上是否有河流、沙漠或湖泊时，老人说，他不知道。地理学家的工作太繁忙紧张了，以至于没有时间涉足他工作以外的实际发生的事情。卡尔森继续说，假设年轻的王子来到一个住着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星球，并问及这一星球上的企业是如何做出决策时，他可能会得到一个类似的答复。^[15]当然，这一颁奖词意在对赫伯特·西蒙的工作进行赞美。不过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因为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的经济学界过于重视理论化和形而上的研究，却忽视了对现实的分析和探讨，西蒙的工作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著名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1977年曾写过一篇《问题是什么》的文章。这篇文章讨论了以下一些题目：正统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错误地驱使？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否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太频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则”才一直没有获得承认？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社会生活的历史性时刻起到适当的作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富足的社会我们希望实现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是理所当然的？最后，经济学解释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不）适当的方法的“选择”，例如，选择数学而不是参与者的行为学？^[16]对此，我们将引用一些欧洲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分析，认为之所以20世纪经济学的实践从最初的语言表述转变为数学、模型和统计，是与美国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分不开的，更与现实经济发展、国际政治等的历史的阶段性需要分不开的，也与当地思想、经济学在其中繁荣兴旺的背景分不开。^[17]

4.知道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底色”，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情况。我们通过对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的关联等的探讨，会对中国的经济学发展提出若干的看法、判断、意见和建议。我们同意，“过去30多年，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学术、教育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共进，既直接有益于中国经济改革，更是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一个贫穷的、封闭的计划经济，高速增长为一个开放的、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在世界上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中国的经济研究与教育应该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8]。

与此同时，我们以为，在承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育和科研制度的有效性、合理性的前提下，与世界经济学发展的先进国家相比，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还处于模仿、借鉴、制度建设阶段，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体制和机制还远远跟不上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扬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研讨会上发言指出，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整个世界广受关注，带给我们的一个思考是：为什么我们组织了那么多学者，安排了那么多课题，花了那么多钱，历经那么多年，却未能产生哪怕与皮凯蒂接近的学术成果？这可以促使我们对中国经济学进行反思，同时也对我们难以跨入或影响的西方学派的社会状况进行分析。他认为皮凯蒂的成功，来自于其严肃的科学态度、丰富的历史资料、周全的统计资料、严谨的数学分析、严密的理论逻辑。他进而分析说，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他们的理论的提出依靠的也是科学和学术的力量，是以探究“所以然”为己任的学术和科学研究，有了问题导向、实事求是、科学严谨、鞭辟入里的研究和学风，马克思主义才征服了世界。他认为，新形势下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首要的是张扬学术大旗，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学风。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梳理分析，尝试回答李扬的问题，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说现代经济学，在一些人看来是走偏了，走得更加美国化了、数学化了，这是主流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突出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学术体制问题？学术积累问题？学术的发展导向问题？“李杨之问”无疑是对国内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不满意。

基于此，中国的经济学需要做的，首先并不是扯着嗓门喊，我们又创新了什么，我们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而是踏实地，基于中国的实践去研究和提出自己的经济学分析。另外，基于前文对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和探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既要冷静刻苦地向西方主流经济学学习，也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去辨别，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出既基于中国、有助于自己，又能够对世界的经济学有贡献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