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缘起

对一个学科进行思想史的深度挖掘和整体梳理是学科发展、成熟的必由之路。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翻译学科建设的深度推进，翻译界对翻译思想和翻译思想史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以中国期刊网收录论文为例，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中以“翻译思想”为题的研究论文年均不到1.8篇，而这一数据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猛增至年均20.1篇。^[2]研究著作也屡见不鲜，如蒋坚松和彭利元^[3]、蔡新乐^[4]、高金岭^[5]等人的专著以及祝朝伟^[6]、杨全红^[7]、乔颖^[8]、张景华^[9]和袁斌业^[10]等人的博士论文。在此基础上，翻译思想史的相关研究开始登上舞台，如王秉钦^[11]、罗爱军和陈茂新^[12]、王达金和汪铭^[13]，以及刘宓庆^[14]等人都有著述问世。

但是严格地说，所谓的翻译思想史并没有超出传统的翻译理论史的范畴。一方面，这些翻译思想史作品所研究的内容大多仍然是翻译史上按时间次序排列的名家、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人物介绍和理论评注的体例使翻译思想史的著作成为一个翻译界的功劳簿和英雄榜。这种“历史名人陈列馆”式的写法没有解释思想和思想之间的传承、反拨关系，翻译事件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背景、历史影响，其与文学、政治、历史等学术领域的互动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描述，从而使翻译思想史的研究缺乏“思想”应有的高度和深度。

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翻译思想的发展、演化规律和进程。将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等同起来，并借用翻译理论史的写作方法来撰写翻译思想史，必然导致上述研究对象和撰写方法两个方面的问题。对“翻译思想”这一研究对象的模糊认识在翻译思想的专题研究中也十分明显。总体而言，翻译思想的专题研究大多数是对诸如严复、鲁迅、钱锺书、傅雷等翻译家个人理论和思想的总结、评述和阐释^[15]，或者是对古今中外名家的对比溯源^[16]。这些研究的角度不同，方法各异，但几乎都没有对翻译思想进行严格、清晰的界定，或避而不谈，或将翻译思想等同于翻译理论，或将翻译思想狭隘化，从而导致了这个概念的使用混乱不一以及翻译思想研究的深度不够。研究对象的含糊不清也导致了研究方法的缺陷。学说、理论的提出乃至流派的形成依赖于英雄式的个人成就，而思想的谱系则应该是社会大众的、连续的和更深层次的。借用翻译理论史的方法来建构翻译思想史必然导致思想史的断裂、不连续。

针对这两个问题，本章试图从厘清概念入手，区分“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界定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并探索重构连续性翻译思想史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