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翻译史研究
一 翻译史作为翻译学分支学科的建立
对于翻译思想史的研究，除了科学地分析翻译思想的发生问题之外，作为翻译学学科分支之一，研究者需要关注如何认真研究并解决它与翻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以及它与其他相邻的文化、文学、思想等学科间的关系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向远教授认为：“翻译思想史”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就要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就要看看哪些翻译研究的成果包含“思想”，哪些译学理论具有思想的价值，要看看他们为中国思想史贡献了什么。[42]笔者赞同这个观点，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可以此为原则。
一般认为，翻译学或者翻译研究分为翻译理论、翻译评论/技巧和翻译历史这三方面的研究。其中翻译历史按不同类型还可以分为：翻译史（包含翻译实践史和翻译理论史）、翻译文化史、翻译思想史，译入史、译出史，省别翻译史、国别翻译史、洲别翻译史、世界翻译史或者地域翻译史，编年（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翻译史、翻译通史、翻译断代史、翻译简史、学科翻译史及各个民族的翻译史等。可以看出翻译思想史是属于翻译历史里一个分支学科，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中国翻译史的研究。
张南峰认为翻译实践史关注翻译作品或与翻译实践相关的文献，它解决的问题诸如：由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翻译了哪些作品？而翻译理论史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从事翻译的人对翻译本身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不同历史时期对译本是如何评价的？为什么用这种译法而不是那种？翻译实践与理论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人们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对翻译史进行系统化的记载是在20世纪中期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根据巴斯内特的观察，这一时期翻译研究的关键词就是“历史”。[43]
王克非指出：日本是翻译大国，但其翻译史研究并不发达，吉武好孝1959年所著的《明治·大正翻译史》是较重要的翻译史论著。欧美翻译史、世界翻译史方面的著作也很罕见，可见到的有L.G.Kelly的The Interpreter和我国谭载喜编著的《西方翻译简史》。[44]
1998年孙会军、郑庆珠撰文指出：中国翻译史作为中国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已经建立起来。1992年前出版的翻译史著作，根据出版时间的先后，有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1984）、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和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992）等。自1989年以来，先后有四个翻译史方面的课题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中立项，它们是：
一、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所王克非：从J.S.Mill的On Liberty的翻译看中日近代对西方自由思想的摄取；
二、新疆大学中国语言系热扎克·买提尼牙孜：西域翻译史；
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三系孙致礼：1949—1966：英美文学翻译概论；
四、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谢天振：翻译文学史纲。
这些项目的结题与1992年以前出版的三本翻译史一起标志着中国翻译史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已经建立起来。[45]因此，20世纪80—90年代可以视为中国翻译史的建立期。
2006年7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军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1880—2005年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索引》一书。这本书共收录与翻译史研究相关的论文、论著924篇（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百余年来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46]另外，许钧、穆雷主编的《中国翻译研究（1949—2009）》[47]也是重要的翻译史研究论著。
目前，几乎所有的本科院校外国语学院都为外语专业本科生开设“中国翻译史”课程。
二 有关翻译史研究成果的简评
虽然翻译史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已经建立，也有很多研究成果，但仍有许多方面有待提升。
穆雷2000年对当时的中国翻译史研究（主要针对12本专著）进行了述评，主要观点如下。
相对于翻译学的其他分支，翻译史研究起步较晚，但自1984年马祖毅的第一本翻译史专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出版至今，我国翻译史研究进展迅速。研究内容涉及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翻译流派、翻译人物和翻译作品，即译事、译论、译家和译作等，几乎包括了翻译史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不仅有总体研究，也有专题研究和翻译理论史的研究。既有通史，又有断代史；有汉译外史，也有外译汉史；民族翻译、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三个历史时期都有论述；既有自然科学翻译史和社会科学翻译史，也有文学翻译史；既有理论史研究，又有文化史等研究等。[48]
穆雷教授评价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是比较特别的一本书。说它特别，是因为其作者自认为“翻译文化史应视为文化史的一个部分。翻译文化史或翻译文化学则考察两种（或多种）文化如何发生交流，这种交流产生的因素、过程、结果和影响。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翻译文化史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然而，穆雷认为，把翻译置于文化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其实也是翻译史的一部分，翻译文化史应该是介于翻译史和文化史之间的一种研究，或者说是二者的结合。正如王克非所说：“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生，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翻译文化史主要就是从历史发展上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它不同于一般文化史，这是很显然的。它研究的是，经过了翻译这样的沟通工作之后文化发生的变化。它也不同于翻译史，因为它的重点不是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翻译流派等。翻译文化史重在研究翻译对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和影响，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特别是在通过翻译摄取外域文化精华时，翻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发生什么样的变异。翻译文化史研究实质上是翻译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结合，通过对历史上翻译活动的考察，研究不同文化接触中的种种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社会、语言、文学的变化，并探究它们在思想文化发展上的意义。”因此，我们还是把这本书归入翻译史的研究成果。[49]笔者认为翻译思想史也是如此，翻译思想史研究实质上也同翻译文化史研究一样。
穆雷教授如此评价马祖毅先生的另一部翻译通史《汉籍外译史》：主要介绍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在国外的翻译情况，包括《四书》《五经》、诸子及其他哲学著作的翻译，毛泽东、邓小平等人著作的翻译，宗教文献的翻译，历史书籍的翻译，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和艺术作品及理论的翻译，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国自然科学著作的外译及中国国内外译汉籍的概况。马祖毅在陈述汉籍外译的过程中发现了几种现象：一是转译的普遍存在；二是除独立连译外，还有合作翻译；三是由节译到全译，由零星翻译到结集或全集型的译介，由偶然随意地翻译到计划系统地翻译，而翻译质量也由低到高，逐步臻于完善。马祖毅还指出了汉籍翻译对西方思潮的影响：“如果说在20世纪以前，中国儒家思想是影响着世界的主要思想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末，随着老子、庄子的著作大量地译介，中国的道家思想便逐渐成为影响世界的主要思潮了。”此外还有汉籍外译在世界文学领域内产生的影响，马祖毅认为东方对欧洲抒情文学开始阶段的发展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再者，高水平的翻译是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马祖毅不仅描述了汉籍外译的历史，而且对汉籍外译的作用进行了研究。[50]
以下是罗选民教授2009年对有关中国翻译史研究的一段论述：
忽略对翻译史的研究，这可能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普遍问题。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史，最早有谭载喜编译的书。而在关于中国翻译史的方面，最早有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和陈玉刚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和黎难秋的《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后期有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和马祖毅的《中国翻译史》。
新世纪始，一些国内的学者对中国翻译史进行了研究，译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主要的著作有：王秉钦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谢天振、查明建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方华文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孟昭毅、李载道的《中国翻译文学史》，李伟的《中国近代翻译史》，马祖毅等的《中国翻译通史》，王铁钧的《中国佛典翻译史稿》，黎难秋的《中国科学翻译史》，以及查明建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还出现了一些地方翻译史的研究，如吴笛的《浙江翻译文学史》，这种研究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当然，上面还不包括一些未冠以史名的研究书籍，如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这是一部有关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的研究；马士奎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它实际上是一部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翻译的专著。[51]
罗选民指出，上述作者身份背景有两种：一是如陈福康、陈玉刚、李伟等具有史学背景的学者，用许多翻译史料撰写翻译史论。二是具有文学背景的学者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中国文学系做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二为外语系做文学或翻译研究的学者。前者有郭延礼、孟昭毅等，后者有马祖毅、王秉钦等。总的说来，做史学研究出身的人，史料丰富，研究细致，特色鲜明，但对语料的分析相对少一些。而外语专业出身的学者，紧密结合翻译理论与实践，在语料分析方面要精到一些，但在史论的功力上稍逊一筹。不过，总的看来，我们的翻译史研究在思想史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如果不能挖掘其思想研究的深层意义，翻译史料和语料就无法连贯，研究就难免会陷入资料的堆砌和技术的分析。如果我们不能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看翻译，研究翻译，我们的翻译研究就会停留在“形而下”的层面踏步和绕圈。很难想象没有翻译，中国的历史该如何写；很难想象没有翻译，中国的现代化将会如何形成。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翻译，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某种意义上，一部翻译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思想史，一部文化交流史。[52]
这里翻译史或者译史，想必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吧。广义的翻译史指翻译历史的研究，包罗很多，诸如狭义的翻译史、翻译思想史、翻译文化史、翻译实践史、翻译理论史等。狭义的翻译史指的就是纯粹的一般意思上的翻译史的研究。罗选民也提倡从思想史的角度或者高度去研究翻译，那么，翻译思想史就要高出狭义的翻译史。其实，罗选民所要强调的是，翻译思想史就是应该高出于一般意思上的翻译史。从“形而上”的高度来重视翻译思想史的研究。
谢天振、王宁于2015年合写的《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前沿成果》[53]一文中介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翻译史的编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翻译史类的著述已经超过30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翻译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54]、《翻译与文学之间》[55]，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56]、《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57]，赵稀方的《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58]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穆雷教授认为：“译史研究必须注意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相结合，因为翻译的产生离不开文化交流的需要，翻译是文化交流得以进行的工具，而翻译的结果又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文化交流又反过来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翻译进行的文化交流势必促进新思想的交流，而新思想的引入无疑也会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并提出“借鉴国外同行和国内相关专业学者的研究方法，加快翻译史研究的步伐”。穆雷提出：在这些研究中，最好由翻译工作者、中文专家和历史专家通力合作，互相取长补短，使译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较大的提高。[59]这是正确的方向。
以上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点评，于翻译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