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所指的古代西南地区，大体以秦岭为北界，以巫山、武陵山、雪峰山为东界，包括今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四省市及其相邻的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区域。

古代西南的地理面貌，无论是自然方面还是人文方面，可以说充满未知，极富诱惑力。我对古代西南地理发生兴趣似乎有些必然。1986年我开始写硕士论文的时候，研究的对象区域属于黄河上游流域，与西南有些联系。1991年进行博士论文选题时，最后确定的论文题则是两广农业地理，研究对象虽然一下子转到华南的珠江流域，但与西南仍有瓜葛。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湖南家乡母校工作，又开始关注洞庭湖流域，还是免不了要与西南打交道。1999年，由于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森林变迁研究”得到批准，我的研究视野自然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在为完成课题任务而收集、阅读和分析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我第一次读到了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关于西南古史的这样一段话：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一口气读完后，我略略思考这段原始史料文意，突然头脑中就冒出了一个连自己都感到有些难以置信的看法：千百年来，古今学者对古代长江流域上游的重要地理认识，很可能存在极其严重的错误！之所以当时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这段话中的记载内容与我所熟知的自然地理常识完全乖舛：过去大学教科书一直告诉我们说，楚国将军庄蹻所到的“滇池”，即今天的云南昆明滇池，可是，事实上，在今滇池边，并不存在所谓“平地肥饶数千里”的自然地理面貌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尽管历史时期的区域地貌较现时的区域地貌在某些方面会有一些小的变化，但大的地貌类型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一般是不会发生沧海桑田式的改变的。我想，《史记》中这样的地貌状况叙述，要么是作者司马迁写错了，要么是司马迁以后古往今来的学者们解释错了。于是，我决心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研究这个问题的难度十分之大，因为它差不多牵涉整个西南古史，需要对西南古史的几乎所有问题进行检讨，而西南古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说是重重叠叠，有些问题甚至就是永远不得其解的死结。于是，我一边研究森林变迁问题，一边思考西南古史问题。到2003年，我的核心研究结论——“滇池”原本是在成都平原——终于出来了。这个结论一出来，也就坐实了西南古史系列传统认识的严重错误性。

一个颠覆式的全新学术结论获得后，我自然希望能尽快与学术界同仁共同分享。正好，2004年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同行蓝勇教授邀请我去该校做学术讲座，我即以“‘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为演讲主题。应该说，我的讲座引起了该校同仁的很大震动。对于笔者的观点，他们有部分赞赏的，有完全反对的。应该说，这是对待新的学术观点的正常反应。讲座之后，蓝勇教授又特别把拙文推荐到该校学报发表。蓝教授在拙文前面的按语里曾评论说：

周宏伟教授这篇《“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提出的观点已经远不仅仅是一个滇池在成都平原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纯历史地理学的问题，而是对整个西南先秦历史提出了强烈的挑战。文中的部分观点我是赞成的。当然，我也敬佩周宏伟教授这种在严谨的研究基础上敢于怀疑的探索精神。我们期望本文发表后能引起大家关注和讨论，使这个问题及相关的西南古代历史问题更加清晰。

拙文发表之后，确实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较多关注，例如暨南大学川籍学者郭声波教授携学生即撰文公开质疑。蓝勇教授曾希望我能够回答郭声波教授的相关质疑，但我并不愿意专文进行回复，因为，我知道，要回答质疑者对该文观点的质疑，不是一篇几千上万字的期刊文章就能说得清的，而是需要对整个西南古史进行深入、细致的解构与重建。于是，这些年来，我逐渐把自己的想法，慢慢地变成一篇篇学术文字，又陆续地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出来。至今，与《“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一文观点相联系的已公开刊出的文章包括《庄蹻入滇与庄豪入滇非一事辩》《五尺道即石牛道考》《楚秦黔中郡新考》《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从湖泊名称到聚落名称——“成都”的由来与含义探索》等；另外，还有《夜郎人的迁徙历程》这样一篇锁于抽屉十余年的旧作。应该说，这些文章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所持的论点并非先入为主，但其研究结论都能够多角度给予“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观点以坚强有力的支持。这些文章发表后，其中的部分文章又引起了学界同仁尤其是年轻学子们的很大兴趣。如韩凤冉、赵炳清分别对《楚秦黔中郡新考》一文，赵志强对《五尺道即石牛道考》一文，赵炳清和周运中、杨霄分别对《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一文，先后写作专文进行商榷、质疑。毋庸讳言，年轻学子们的学术热情是十分可嘉的。不过，从他们的文章内容看，他们大都没有全面系统地了解西南古史的基本材料，也不具备比较准确的地理科学知识和较为深入的地理科学素养，甚至没有完整地阅读我关于西南古史问题的几篇相关论文，因而，他们为维护既有的传统观点而对拙文提出的商榷、质疑，目前来看，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由于近年事务繁多，我不便对这些年轻学子的商榷、质疑问题一一进行答复，但在附录中，收入了我对最近的杨霄商榷文的答复。我想，随着年轻学子们知识的不断丰富，认识的逐渐深化，他们会渐渐理解我关于古代西南地理的系列新观点。笔者这些文章收入本书时，除了题目有所变化、内容有所丰富、表达有所修饰外，主要观点基本上没有变化。

在研究西南古史的时候，我还遇到了其他的一些历史地理问题，如夷水问题、云梦问题、洱海问题、“五谿”问题、里耶古城问题，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多半此前有学者做过一定探讨，有过一些认识，但相关的一些认识和结论，相互之间存在很多无法调和的矛盾。于是，我试图对相关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便先后写作刊出了《廪君巴人夷水应为今大宁河考——兼说廪君巴人的迁徙原因》《云梦问题的新认识》《〈西洱河图〉与全新世中期以来洱海水系变迁》等文。

现在，能有机会把十多年来断断续续写出的古代西南地理主题的文章，集合在一起出版，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因为，该书的终于面世，一是可以了却学界一些朋友的多年期望，让大家可以系统、全面、方便地了解我关于西南古代地理问题的观点及其依据；二是可以为自己多年的西南古代地理问题研究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并使未来可能开展的进一步的相关研究工作有了一个较为坚实的起点与基础；三是可以为西南地区某些地方轰轰烈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提供有价值的背景、导向与参考。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是需要有与众不同的学术贡献的。自以为拙作的学术贡献主要有如下十余点。

（1）唐以前，成都平原存在一处名叫“滇池”或“万顷池”的大型湖泊。唐以降，这个湖泊渐湮为平地。

（2）“成都”即得名于附近的“滇池”，滇池、成都二名上古读音近同。作为聚落名称的成都，是水体名称滇池的转化。滇池就是“天池”的意思。

（3）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所见三峡地区巫县“云梦”、朐忍“云梦”，就在三峡地区，与江汉平原“云梦”无关。

（4）嘉陵江上游诸水在历史时期发生过重大的水系变迁。汉初以前，今嘉陵江上游诸水本是古汉水的上游。

（5）全新世中期以来洱海出现的高水面，主要与洱海的出水口西洱河断裂带裂隙的堵塞有关；洱海水面出现的快速下降现象，则主要与西洱河断裂带裂隙的通畅有关。

（6）先秦时期廪君巴人生活过的夷水并不是今清江，而应是今重庆境内的长江支流大宁河。廪君巴人的原居地不是叫作“武落钟离山”，而是叫作“落钟山”。廪君巴人以盐为生，其迁徙的原因在于东周以降大宁河水位的大幅度下降所导致的落钟山食盐外运困难。西周春秋时期，巴人的主要活动中心在鄂西北的汉水支流南河流域。

（7）夜郎部族原居住于四川盆地。战国晚期，岷江、沱江二水中游的大部分夜郎人才被迫南迁云贵高原北盘江地区。夜郎部族在北盘江地区与濮、鸠等族杂居一段时间后，一部分人南迁中南半岛北部，一部分人以“夷獠”的名义返回四川盆地。留在云贵高原北盘江地区的“夷獠”一部分人成为今天仡佬族的祖先。

（8）五尺道乃秦始皇之前110余年的秦惠文王时期由古蜀国人凿通的汉中入蜀道路，也就是汉以降所称的“石牛道”“金牛道”，而非川南入滇道路。

（9）战国楚将庄蹻所到达的“滇池”，就是成都平原的古滇池。后来，另一楚将庄豪所希望到达的地方，才是云贵高原上的滇池。

（10）楚黔中郡约置于公元前361年，管辖地域为以今鄂西北竹山县为中心的鄂陕交界地区。秦黔中郡始建于公元前308年，管辖地域为今丹江流域一带，即所谓“商於之地”。公元前280年，秦黔中郡吞并了部分楚黔中郡地域。秦及先秦时代的黔中郡均与今湘西地域无关。

（11）里耶古城为楚秦汉初的迁陵县治，魏家寨古城为西汉中后期的迁陵县治，大板村遗址为东汉时代的迁陵县治，里外城村为三国西晋时期的迁陵县治，仓库堡遗址为唐代三亭县治。

（12）“五谿（溪）”并不是古代对今湘西地区少数民族居住的五条河流的总称。东汉初期，“五谿”的正确写法本是“武谿”，指的仅是流经今湖南省吉首市一带的沅江支流武水；东汉以降，随着武谿流域人民向周围地区的扩散，“武谿”之名才讹变而为“五谿”。

我一直觉得，对古代西南地理认识的颠覆与重构，有可能是我个人在传统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最大的学术贡献。不过，由于材料的不足和自身素养的缺陷，上述系列观点的某些方面肯定存在不完善乃至错漏。衷心希望得到学术同仁的不吝指教！

是为序。

周宏伟

2017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