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论，笔者以为主要可以获得如下几点重要认识。
其一，古蜀语“成都”二字属于古夏（汉）语。早期蜀地与中原及其以东地区的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联系，商代蜀地文化应是中原文化的分支或移植。分析《华阳国志·蜀志》等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知道，古蜀人虽然“不晓文字”，但语言确实“颇与华同”，古蜀人与秦人、楚人之间的交流不存在十分严重的语言障碍。
其二，“成都”得名约在古蜀国开明氏晚期，即战国晚期，属于汉语语音发展史的上古时期。上古时期的汉语语音自然就是上古音，而古蜀地区由于其地理封闭性，一部分汉语语音可能保持着较古老的面貌，另一部分汉语语音可能发生了改变。由于古蜀国使用文字记录语言的时间很可能开始于战国晚期楚威王时楚将庄蹻“王滇”，而楚人记录古蜀国地名自然是用楚国方言字词。这样，作为蜀地语词的“成都”二字，其读音理应与战国晚期记录古蜀国地名的楚人所使用的楚地方言音一致或接近。在当时的楚地方言音中，“成”字属于端纽耕韵，“都”字属于端纽鱼韵，即“成都”二字很可能是接近tieŋ1 tǐa1读音的。
其三，“成都”之所以得名，是因为附近的湖泊水体“滇池”（读如tǐen1 dǐai1）。汉代西南地区的“×都”的地名，如武都、邛都、广都、新都、莋都等，城邑附近都有湖泊水体存在，可以说“都”是“×都”地名得名时附近存在湖泊水体的标示。滇池和成都上古读音近同。作为聚落名称的“成都”，即是作为湖泊名称的滇池的转化。滇池也就是“天池”的意思。滇池、成都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者，不是“不晓文字”的古蜀人，而应是战国晚期楚威王时来到古蜀国的楚人。
通过对“成都”地名的考释，我们可以发现，要科学、合理地解释我国历史早期出现的地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往往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等多方面问题。一些古老地名的含义之所以不得其解、颇多争议，往往是由于研究者没有完全弄清楚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字诸问题。相反，一些古老地名的含义得到破解、确认，则常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一些相关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字问题。比如，上述成都得名于滇池结论的获得，可以使我们对于成都平原地区古代的自然环境、西南地区古代的民族历史、民族语言等问题产生全新的认识。又如，汉代莋都的位置学界一直有争议，有说在四川汉源的，有说在四川盐源的。知道了“×都”地名的含义，那么，莋都的位置在今盐源就是无可怀疑的。再如，今天四川盆地区域的特有地名“×沱”，如仁沱、陈家沱、金刚沱等，一般字典都把其中的“沱”解释为河流中可以停船的水湾，而并不清楚其含义来源。其实，这个“沱”字，当就是古代西南地区“×池”地名的现代残留，因为，“沱”字不但基本保留了“池”字在西南地区的远古读音，而且，河流中可以停船的水湾一般属于水流流速较慢、水面较宽的滞水河段，这显然也与“池”的停水含义类同。
“成都”一名由来与含义的破解，不但可以为近年研究者关于古代成都平原自然环境、西南地区民族历史的新认识[96]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而且可以为中国传统地名学命名理论[97]增添新的内涵——像“×都”之类暗藏湖泊名称的聚落地名应是我国古代“因水命名”地名中十分特殊的一类。当然，本章提供的“成都”名称含义解释模式应该具有相当的样本意义，或许能够为很多不得其解的中国古老地名的含义探索提供帮助。
（本章原题《从湖泊名称导聚落名称——“成都”的由来与含义探索》，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4期）
[1] 黄家祥：《四川青川县出土九年吕不韦戈考》，《文物》1992年第11期。
[2] 史为乐：《谈地名学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3] ［苏联］B.A.ЖУЧКЕВИЧ：《普通地名学》（崔志升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褚亚平、尹钧科等：《地名学基础教程》，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4] 任乃强：《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郭付人、谭继和等：《成都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5] 袁庭栋：《话说四川》，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33页。
[6] 温少峰：《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
[7] 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成都文物》1984年第1期。
[8] 按：除“成市草”外，汉代及其以前出土漆器上尚见“市府”“南乡”“北市”“蕃禺”等戳印字样，除蕃禺可确定为今广州无疑外，其余名称多被学者指为成都辖属（见俞伟超、李家浩《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考古》1975年第6期）。应该说，这样的说法目前尚不能被证实，因为我们找不到有关“成市”是秦汉时代“成都市”的简称，“市府”“南乡”“北市”之类的名字属于成都市域的明确材料。其实，我国漆器生产历史悠久，战国时的漆器产地就已有不少。有学者曾指出，江汉地区江陵凤凰山等地战国墓葬出土的漆器应是当地的产品，因为，一则这类漆器在胎体制作、髹漆、彩绘等方面与同墓出土的其他漆器并无明显差异，不像是异地制作；二则成都与江汉地区距离遥远，长途贩运易于磨损的漆器，会大幅度提高产品成本，而昂贵的漆器不是身份普通的凤凰山167号墓墓主所能奢求的；三则楚国时期江汉地区是重要的漆器产地，云梦睡虎地秦墓漆器的大量出土，就说明直至秦代该地尚具有较强的漆器生产条件和能力。（后德俊：《湖北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71页）这一论证是合乎情理的。
[9] 按：《国语·晋语一》的全句为：“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三国韦昭注云：“广莫，北狄沙漠也。下邑曰都，使如为晋下邑。”近人马长寿释云：“此言北狄众多，晋国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启土安疆’，才能战胜狄人。”（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笔者以为，从其上下文看，该句大意似应是：戎狄地区地广人稀，而晋国境内却聚落相望；晋国在戎狄地区开疆拓土，难道不是好事吗？
[10] 沈仲常、黄家祥：《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的得名》，《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
[11] 李金彝、王家祐：《成都考》，《地名知识》1986年第4期。
[12] 参见万群《从汉语史角度看〈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2期。
[13] 谭继和：《自然经济对古代成都城市发展的历史影响》，《天府新论》1986年第3期；《成都古为巢居氏族居住地续说》，《成都文物》1988年第1期。
[14] 刘冠群：《“蜀”与三都得名管见》，《四川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
[15] 孙华：《成都得名考》，《四川文物》1991年第3期。
[16] 徐学书：《“成都”释名——天堂·圣山·乐园》，《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4期。
[17] 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史的问题》，巴蜀书社1983年版，第252页。
[18]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99—100页。
[19] 赵振铎：《古蜀语词汇论纲》，《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0] 汪启明：《古蜀语诸家论述纂要》，《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21] 段渝：《四川通史·先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页。
[22] 参见《史记》卷1《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2页；何浩《颛顼传说中的神话与史实》，《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沈长云《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2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24] 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收入氏著《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196页。
[25] 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155页。
[26] 胡厚宣：《卜辞中所见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二辑，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版；郑杰祥：《殷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
[27] 杜勇：《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黎小龙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4页。
[28]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168、1、161页。
[29] 《文选》卷4《左太冲蜀都赋一首》，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56页。
[30] 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第193页。
[31] 赵振铎、黄峰：《〈方言〉里的秦晋陇冀梁益方言》，《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51—55页。
[32] 邢福义、吴振国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33] 按：据《汉书·地理志》，汉末仅蜀郡即有26万余户、124万余人。此前的战国、秦时，蜀地中心区（大体包括蜀郡、广汉郡）的人户数当亦可观。例如，据《水经注》卷37《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称，古蜀国灭亡后仅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一支即曾领兵3万人进入骆越地区。
[34] 按：《华阳国志》关于古蜀国的记载多出自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蜀王本纪》［（明）郑朴辑本］中同有“五丁力士”“五丁士”“五丁”的称呼。显然，扬雄是在用后缀“力士”“士”对古蜀国的用语“丁”进行解释，以便时人理解。
[35] 按：《吕氏春秋·季春》“驹犊”并称，《说文》释犊为“牛子”，可见秦地、中原以“犊”为小牛，而此处蜀人所称的犊显然是指秦人所称的牛，与秦地略有不同。
[36] 按：其时秦人称儿童为“婴儿”，见《吕氏春秋·察今》。
[37] 周宏伟：《“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周宏伟：《庄蹻入滇与庄豪入滇非一事辨》，《西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8] 按：《华阳国志》著者常璩为晋人，虽然距古蜀国的灭亡时间已近600年，但《蜀志》所记较汉代扬雄《蜀王本纪》似更可信赖。参见顾颉刚《〈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9] 参见周宏伟《“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周宏伟《庄蹻入滇与庄豪入滇非一事辨》。
[40]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356、429页。
[41] 如《楚辞·九歌》：“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楚辞·离骚》：“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
[42] 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第193页。
[43] 《蜀王本纪》有云：“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将其妻女适蜀。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伊鸣之声》六曲以舞之。”与此差别不大，似为一事。“东平之歌”“伊鸣之声”之所以名称不同，疑由文字识读、口耳传说而致讹，因为东、伊形近，平、鸣音近。
[44] 按：“臾邪歌”之“臾”当通“堬”，“陇归之曲”之“陇”当通“垄”，可能都是坟墓的意思。《方言》第十三有云：“冢，秦晋之间谓之坟，或谓之培，或谓之堬（音臾），……或谓之垄。”似可证。“陇归之曲”，蜀汉来敏《本蜀论》作“幽魄之曲”，似亦可证。
[45]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5《魏风·园有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46] 《史记》卷2《夏本纪》，第85页。
[47] 《文选》卷4《左太冲蜀都赋一首》刘逵注引，第155页。按：“椎髻左言”，《太平御览》卷166所引作“椎髻左衽”，不同，但作“左言”“左衽”二者皆可通。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作左言正确。如作左言，则当是指古蜀语言与中原语言在交流时有些不顺畅。《左传·昭公四年》“不亦左乎”杜预注：“左，不便。”不过，左言一词在史籍中少见，而左衽一词在史籍中多见，指的是服饰习惯，如早在《论语》中即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因此，作“椎髻左衽”或更可信。
[48] 李恕豪：《扬雄〈方言〉中的秦晋方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第76—82页。
[49]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72、83、106页。
[50] 蒙文通：《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81页；石硕：《汉代西南夷中“巂”之族群内涵——兼论蜀人南迁以及与西南夷的融合》，《民族研究》2009年第6期。
[51] 刘君惠等：《扬雄方言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40—141页；李恕豪：《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40页。
[52] 例如，长期从事巴蜀符号研究的学者王仁湘说：“巴蜀符号不大可能是文字，而是一种图画语意符号。……它应当是巴蜀时代的部族徽识，是区别彼此的图标。”参见王仁湘《寻找古蜀时代的文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6日第A06版。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指出：“（二里头遗址三期）发现的刻划符号，主要出自大口尊的口沿内侧和其他器类的口部。有粗细不同的竖线、十字形、交叉形、镞形、树枝形等，有的近似象形文字。”
[54] 按：《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蜀王本纪》，谓“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与此所引《华阳国志》不同。如果开明尚为五世而不是九世，则约历9代国王。
[55] 按：《华阳国志·蜀志》云：“周失纪纲，蜀先称王。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严重的“周失纪纲”时代即约自春秋晚期开始。
[56] 按：近年成都附近发现的金沙聚落遗址群，呈现西北—东南向的明显带状分布；该聚落群最早在商末周初形成规模，西周时期繁荣稳定，到春秋时期已经衰落。（据傅顺等《成都金沙遗址区古环境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之所以该聚落群在春秋时期趋于衰落，很可能是因为古滇池的西南向收缩所导致的聚落用水环境发生变化。金沙聚落的衰落之时，有可能就是成都古聚落的兴起之时。
[57]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361、93页。
[58]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363页。
[59] 《汉越词典》编写组编：《汉越词典》，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页。
[60]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361页。
[61] 蒙文通：《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第63—81页。
[62]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162页。
[63] 蒙文通：《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第375页。
[64] 蒙文通：《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第109、316、83页。
[65] 《水经注》卷6《涑水注》，第101页；卷20《漾水》，第314页。
[66] 参见周宏伟《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67] 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西昌市横栏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8年第2期。
[68] 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卷3《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49页。
[69] 《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
[70] 按：图中“滇池”位置参考了上揭周宏伟《“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一文附图。
[71] （嘉庆）《新都县志》卷3《建置沿革志》。
[72] 《文选》卷4《左太冲蜀都赋一首》，第152、161页。
[73] 《史记》卷116《西南夷传》，第2997页。
[74]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00页。
[75] 参见蒙文通《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第63—81页；石硕《汉代西南夷中“巂”之族群内涵——兼论蜀人南迁以及与西南夷的融合》，《民族研究》2009年第6期。
[76] （宋）章樵注：《古文苑》卷4《扬雄赋三首·蜀都赋》，中华书局1985年版。
[77] 按：与之相关的内容可参考《史记·货殖列传》：“（卓氏）致之临邛（今四川邛崃一带），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汉书》作‘滇池’）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比如人君。”另晋左思仿扬雄赋而新作的《蜀都赋》中相应内容亦作“滇池”。由此而知，“盧池”必是“滇池”或“田池”之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应是扬雄《蜀都赋》的传抄者根据汉晋以后的有关滇池在云南的地理知识臆改所致。古代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并不存在所谓“盧池”之名。
[78] （清）毕沅：《〈释名〉疏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8页。
[79] 傅顺等：《成都金沙遗址区古环境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
[80]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163页。
[81] 黄德宽：《说“也”》，《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版，第826—828页。
[82]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38、295页。
[83] 陈梦家：《禺邗王壶考释》，《燕京学报》第21期，1937年，第207—230页。
[84]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38页。
[85]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378页。
[86] 按：由于《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在编辑文献时常存在错误，《水经注》在流传过程中也产生不少缺漏，今本《水经注》此条被误置于李冰与都安“作大堰”之前。
[87] 《水经注》卷33《江水》引。
[88] 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81、187—188页。
[89] 刘信芳：《释五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辑，第129—133页。
[90] 《文选》卷8《司马长卿上林赋一首》，第302页。
[91] 按：（清）彭遵泗《蜀故》卷23《瑞应灾异》云：“万历戊午，（叙州）马湖、青羊二江合涌，逆上岷江，水立十丈。”似是堰塞湖溃坝之景观。
[92]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209页。
[93] 按：熊耳即熊耳峡，居成都以南的岷江上，故熊耳道为水道；灵关道自成都西南走，通邛都，是为陆路。
[94] 据报道，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石柱地遗址文化主要受到了巴蜀文化的影响，发现了大量圜底罐、釜甑、铜鍪、柳叶剑、字符印章等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参见李万涛《蜀人南迁留遗踪：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大众考古》2014年第10期。
[95] 周宏伟：《云梦问题的新认识》，《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96] 参见周宏伟《“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周宏伟《庄蹻入滇与庄豪入滇非一事辨》。
[97] 参见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