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综上所考，我们可以大体知道成都平原古代湖泊“滇池”其名称在古代文献中的演变过程：“滇池”为主阶段（战国、秦时期）→“（江）沱（池）”为主阶段（两汉时期）→“万顷池”阶段（两晋南北朝时期）。“滇池”本在成都平原结论的取得，可以使本章开头提到的楚威王时（前339—前329年）庄蹻入滇的目的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楚国如果征服了古蜀国所在的今成都平原一带，就可以在西南面对秦国形成威胁，这样，在秦楚争战中，楚国便能够居于有利的地位。[45]而几十年后的楚顷襄王时（前298—前263年），另一楚将庄豪沿沅水所到的滇池才是今云南滇池。庄蹻入滇与庄豪入滇时间不同、路线不同、目的地虽名同而实异，断不应该混为一谈。[46]那么，接着的问题是，“滇池”之名为什么会搬到云南高原？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古蜀人南迁。公元前316年，由于秦人在灭掉古蜀国后大批进入成都平原等地，蜀部族人被迫南迁今云南高原地区，尤其是集中在今滇池、抚仙湖一带[47]：蜀部族人在这里把“蜀文化”发展成为“滇文化”。现存的有关古代文献记载[48]、今天的考古发现与研究[49]皆表明，蜀文化与滇文化之间具有明显的承继性与类同性。
可以说，“滇池”本在成都平原结论的取得，也为西南上古民族、历史、地理诸多谜题的开启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本章原题《“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本书收入时恢复了部分删节内容］
[1]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弁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页。
[2] 按：楚有二庄蹻，一为楚威王时入滇的将军，一为楚怀王末年暴楚的盗人，这从《荀子·议兵篇》中就基本看得清楚了，后来（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2《考史》中更有专门辨析。但直至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少人把二庄蹻视为一人。
[3] 按：楚威王时庄蹻循江入滇事件见后引《史记·西南夷列传》，楚顷襄王时庄豪溯沅水入滇事件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唐以降至今，学者多认为二史记载皆有错误，于是强行糅合二事为一事，作楚顷襄王时庄蹻溯沅水入滇。参见本书第九章。
[4] 按：上述文字及图1—1主要依据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编《四川地理》，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1982年版，第59页。
[5] 钱洪等：《成都平原的形成与演化》，《四川地震》1997年第3期。
[6] 参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389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7] 按：“巫山”，《太平御览》卷88引《蜀王本纪》作“玉山”。“巫”“玉”二字显系形近而讹。因《水经·江水注》成书较早，当以之所引“巫山”为确。此“巫山”当今四川新津、彭山二县交界的龙泉山脉南段。秦、汉时期的“武阳”县治即位于“巫山”之南（见图1—6）。“巫”“武”二字，上古声（明母）韵（鱼部）无异，读音略同。“武阳”当是“巫阳”之美义。又，关于上古音系及其拟音，目前学术界意见不完全一致，本书主要以近人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所定上古音系及拟音为说。
[8] 《水经注》卷32《江水》引。
[9] 见《太平御览》卷88引。
[10] 按：上“蜀”“地”二字，据中华书局1959年《史记》点校本删。
[11] 按：“之”字今本《史记》《汉书》皆无，此据杜佑《通典》卷187《边防三·滇》杜注补。因为楚威王前339—前329年在位，秦前207年灭亡，若不补此字，则会出现杜佑所谓“何故云蹻之王滇后十余岁而秦亡”的年代矛盾，而与公认的秦灭亡时间不符。
[12] 按：在此需要对上引文简单说明几点：第一，文中“江”不是指今长江，而是指今汉江。“江”在上古可指汉江（参见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至迟前361年“汉中”地区已属楚（见下引文），楚军从汉中进入四川盆地十分便捷。第二，楚“巴、黔中”二郡在今川、渝、陕、鄂四省市交界汉江以南的大巴山脉地区及其附近。《史记·秦本纪》云，秦孝公元年（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史记·苏秦列传》云，楚威王时（前339—前329年）“西有黔中、巫郡，……南有洞庭、苍梧”；《战国策·秦策一》云，秦惠文王初立时（前337年），秦“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战国中期楚“巴、黔中”二郡的位置由这三处材料即可大体推知。而最近发现并零星公布的湖南湘西龙山里耶秦简中“洞庭郡”“以洞庭司马印行事”“迁陵以邮行洞庭”之类的记载表明，湘西沅水流域一带当时正是属于“洞庭郡”，而不是传统说法中的黔中郡。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三，“五尺道”即石牛道，亦即古代汉中经剑门关联系蜀地的要道。《水经·沔水注》载：“刻石云：汉明帝永平中，司隶校尉犍为杨厥之所开，逮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汉中太守同郡王升嘉厥开凿之功，琢石颂德，以为‘石牛道’。来敏《本蜀论》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厥盖因而广之矣。”因而，所谓“五尺道”很可能是“五石道”之讹。“尺”“石”二字，上古韵部同为铎部，声纽分别为舌音昌母、禅母，不但读音很近，篆书、隶书形状也较近。唐以降学者视五尺道为川南入滇道路，实不成立。一则开通时间不合。五尺道无疑通于战国时期，而川南入滇道路的开通晚至汉武帝时期。《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云：“汉武帝感（司马）相如之言，使（僰道）县令南通僰道，费功无成；唐蒙南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其錾凿之迹犹存。”二则道路宽度不合。如果唐人颜师古《汉书注》等所谓五尺道“道广五尺”说可信，那么，将无法解释上引文中“山道广丈余”之语。参见本书第九章。
[13] 按：此据长沙湖南文管会藏周代铜尺长度（1尺=0.227米）计算。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0页。
[14] 上揭《四川地理》第122—127页。
[15] 《华阳国志·蜀志》。
[16] 参见《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第二版），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17] 参见新编昆明市情编委会《新编昆明市情》，云南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元史·张立道传》。
[18] 见《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按：（晋）魏完《南中志》记滇池“池周二百五十里”（见《后汉书·郡国志》益州注），这或是因为滇池面积伸缩性颇大（由上引今滇池实测资料可知，今滇池面积的伸缩幅度仍在40平方千米左右）之故。又，《水经·温水注》记滇池为“周三百许里”，这很可能是郦道元受《史记》《汉书》所记蜀地“滇池”里数的影响而径改。有关“滇池”的内容不但见于《水经·温水注》，亦见于《水经·叶榆水注》，从地理学上考虑，二处记载不堪卒读，但有意思的是，二处记载都及于“仆（濮）水”，而“仆水”一段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水经·江水注》关于成都之南武阳县的记载中，且与经临邛县的“布仆水”（即《汉书·地理志》中的“仆千水”，见图1—6）联系起来。由此，可知郦氏记“滇池”时对所据资料进行了很多改动，而其中的“仆水”内容又为本章的基本论点提供了重要旁证。
[19] 余嘉华主编：《云南风物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20] 按：据《史记·太史公自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任郎中时，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次年（前109年），汉武帝即置益州郡。由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前后司马相如已略定西夷邛、笮等部，开通了经邛都（约今四川西昌）南上云南高原的“灵关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因而，司马迁跟随汉朝军队“南略邛、笮、昆明”时很可能是走此道。
[21] 按：刘逵注云：“谯周《异物志》曰：‘滇池在建宁界……。’江洲在巴郡。……滇池、江洲，非一处也。今连之者，说或有在滇池时，或有在江洲时，无有常也。”如此解释，实是于文于理皆不通。建宁、巴郡相距千数百里，卓王孙、郤公等人游猎时绝不可能时在建宁滇池、时在巴郡江洲。其实，在巴郡的是“江州”（今重庆主城区），而非江洲，刘逵所谓“江洲在巴郡”显误。
[22] 《晋书·左思传》。按：张载，安平（属今河北省）人，任著作郎前曾为蜀郡太守。《晋书》卷55有传，可参见。
[23] 按：有些学者可能会对作为文学作品的“赋”的史料价值持怀疑态度。笔者以为，左思的“三都赋”是应该与其他人的赋相区别的，其中关于山川城邑、鸟兽草木等的记载完全可以作为信史对待。因为，左思在《三都赋序》中如是说：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俗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见《文选》卷4）只要读读这段话，对左思“三都赋”之一的《蜀都赋》所记地理事物的信史价值当不会有任何怀疑。
[24] 按：据《华阳国志》卷3《蜀志》，蜀郡“其宝则有……象、犀”。
[25] 按：《汉书·货殖传》此句作“富至童八百人”，又《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的记载。据改。
[26]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十一篇上二“池”。按：今《说文》本无“池”字，段《注》中“池”字乃段氏所补。
[27] 陈梦家：《禺邗王壶考释》，《燕京学报》第21期，1937年。
[2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7页；裘锡圭：《诅楚文“亚驼”考》，《文物》1998年第4期。
[29] 按：（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今《说文》衍‘流’字，宜删。”段说是。
[30] 按：《汉书·地理志》中另有两处“江沱”，一在蜀郡汶江，一在南郡枝江。
[31] 《水经·江水注》引《益州记》。按：“其正流遂东”，是指使岷江正流东入湔水。
[32] 《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
[33] 《水经·江水注》引《益州记》。
[34] 按：此二处记载中的“所过”“它”字样如不分别正作“滇池”，则皆不可解。“所过”当是司马迁依大概字形而对原资料中“滇池”二字的改篡。因为，“滇”“所”二字篆书形状略近，而在甘肃出土的一片汉简中同有“池”“过”二字隶书（参见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51·19，上海有正书局1937年版），其字形极近。大约正是由于“所过”二字读不通，因而，班固编撰《汉书·沟洫志》时没有采用司马迁的改法，而是又一次采取模糊处理办法，把原典籍中的“滇池（沱）”二字省改为“它”字，这样，不但“它（佗）”“沱”二字形音（韵部同为歌部，声纽分别为舌音透母、定母）近同，而且“至于它”较“至于所过”句意似也略好。“所过”“它”皆为“滇池”二字的改篡事实上亦可以互证。
[35] 按：古河道的判读结果完全依据《四川省地图集》（四川省测绘局1981年版）第27—28页“都江堰灌区”图中的相关内容。
[36] 参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377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2年第7期；等等。
[37]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38] 按：成都平原“滇池”名称在民间的完全消失大约是在两汉时期。因为生活于西晋时的左思，他所看到的前代图籍上可能还有“滇池”之名，而当成汉时常璩写《华阳国志·蜀志》时，成都平原上的湖泊显然已无“滇池”名称。参见前引《三都赋序》《晋书·左思传》及下文。
[39] 按：今本《华阳国志》卷3《蜀志》所载与之大略相同，唯“万顷池”作“万岁池”“龙堤池”作“龙坝池”，并佚“西北有天井池”一句。《水经注》此段当采自《华阳国志》。颇疑《华阳国志》原本作“万顷池”，只是因为唐以来成都北面有“万岁池”，所以后来的学者才把“万顷池”改为“万岁池”。其实，“万顷池”在成都之南，而“万岁池”明确是在成都之北（见后引文）。唐以来的学者错把“万顷池”和“万岁池”混而为一了。又，成都平原的冲积土不宜筑城，此所谓张仪筑城取土为万顷池说纯系附会。（唐）崔致远《桂苑笔耕集·西川罗城图记》谓“蜀国无土，昔张仪筑子城，辇土于学射山”，说较可信。
[40]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上》。
[41] 参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3《永康军》、（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7《成都府路》等。
[42] （元）费著《岁华纪丽谱》，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
[43]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2《山川志》，1962年熊承显抄本影印本。
[44] 按：据岷江都江堰紫坪铺站1955—1974年实测资料统计，岷江上游的年平均输沙量为805万吨。以此标准计算，从战国中到隋初的约1000年中，岷江上游的总输沙量超过80亿吨，而“滇池”显然要接纳这些泥沙中的绝大部分。参见中国科学院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川西滇北地区水文地理》，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58页。
[45] 按：楚在秦夺得蜀地之前就曾拥有蜀地，从前309年（楚怀王二十年）齐涽王所致楚怀王书中也能看得出来。《史记·楚世家》所引齐涽王书如下：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纵而尊周室，以按兵息民，令于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彊百万也。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挫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孰计之。从《史记·六国年表》等记载可知，秦杀陈壮夺取蜀地、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诸事皆发生在前310年。由齐涽王书文意看，他写信给楚怀王时，可能并不知道秦已夺得蜀地，因而，信中仍有“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之语，以为蜀地与武关、汉中（部分）、吴、越诸地一样当时皆是楚属地。又，在此需要简单说明的是，秦夺蜀所杀的陈壮即楚将庄蹻。陈壮，《史记·张仪传》《战国策·秦策一》中作陈庄。陈、滇二字，上古韵部相同（真部），声纽相近（分别为舌音定母、端母），读音极近，像众所周知的上古陈、田二字通假一样，亦可通假。因此，陈壮（庄）即滇壮（庄），也就是滇地庄蹻的意思，与《史记·秦本纪》中“秦嬴”的称呼类似。参见本书第十章。
[46] 按：庄蹻与庄豪二人之间应有亲缘关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曰：“滇王（庄豪）者，庄蹻之后也。”可证。庄豪之所以入滇为王，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与蜀部族一同南迁今滇池地区的庄蹻余部的召唤。参见本书第十章。
[47] 按：《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条说：“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郡。”据《后汉书》之《董卓传》《刘焉传》唐李贤注：“汉代谓蜀为叟。”可见，汉代在云南高原滇池等地出现的所谓“叟”人，毫无疑问就是蜀部族人。之所以称“叟”，很可能是古蜀部族在战国后期沿“灵（零）关道”南迁云南高原后汉朝人对其后代的一种错误译称。上古音中，蜀、叟二字声纽相近（分别为禅母、生母），韵部相邻（分别为屋部、幽部），读音很近，甚至在汉晋西南方音中有可能读音相同，比如《尚书·牧誓》伪孔传即云：“蜀，叟。”也有可能是汉朝人为了区别蜀部族人与蜀郡汉民而给蜀部族人的一种专称。
[48] 按：《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晋时南中宁州（辖域约当今昆明一带为中心的云南省东北部）“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晋时汶山郡辖域当今川西北岷江上游流域，为古蜀部族发源地；汉嘉郡辖域当今川西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属“灵（零）关道”经过区。所谓“汶山、汉嘉夷”者，当为滞留在川西地区的古蜀部族人后代。由此可见，晋时南中宁州夷人尚与汶山、汉嘉夷人风习相类。
[49] 按：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的再探讨》（《考古》1999年第5期）、吴怡《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滇蜀关系》（《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冯汉骥《西南古奴隶王国》（《历史知识》1980年第4期）等文中提供的一些考古发现材料以及某些论述，可以参考。参见本书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