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近代民间经济外交的研究起步较晚，虽在商会史、反帝爱国运动史和中外关系事件研究中有所涉及，但对于民间经济外交的理论研究却很少，这与民间经济外交的重要性极其不符。民间经济外交活动与所处时代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体现了商人组织为了维护自身和国家经济利益所付出的外交努力，这种外交努力又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倾向、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社会、民族意识。作为政府外交的补充方式，尤其在国内外重大事件中涉及的较多，在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此，虞和平老师指出：“从外交活动的能量来说，商人有较广的社会联系网络，上与官绅相维相系，外与洋商相连相争；又有较高的团体组织水平，各种固定的、临时的组织，不仅涵盖了全体商人，而且联结了其他的社会阶层。因此，商人具有较多、较强的外交诉求和外交能力，他们的外交活动不仅作为民间经济外交主干载体而在国民外交中频繁出现，而且作为社会的主要代表力量往往在诸多的国民外交运动中处于领导和核心的地位。”另外，“从外交活动的内容构成来说，国民外交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很广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但是涉及最多的还是经济方面”。并且“经济方面的外交，无疑以商人外交为主干载体。因此，从商人的外交活动考察国民外交，应该说是既可以抓住国民外交的主流，又可以深入到国民外交的核心”。^[1]

在民国初期这一研究时段，在中国方面，在内，中央政权极其不稳，中央集权空前弱化，而且军阀连年混战，中央财政极度空虚；在外，政治、经济上受制于外国列强，尤其是来自邻国日本的对华侵略扩张，使得中国大量主权旁落，政府在外交上经常做出有损国家利益的决定。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的召开，使中国看到了能够享受平等的国际待遇的希望，认为这是一次能够挽回中国百十年在国际上失败的好机会。但是在巴黎和会上，非但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还将山东主权转移给了日本。围绕山东问题，中国的外交意识在这种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得以激发，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五四运动过程中，以商人组织为主的民间经济外交意识也得到了继续强化，其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力争中华平等独立国际地位的思想认识有较大提高”；二是“斗争手段有所强化”“除了采用通电请愿、抵制日货等传统方法之外，还采用了对资产阶级来说最为有力的手段——罢市和抗税”。^[2]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力量是衡量一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作用和影响的重要尺度。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以经济力量为后盾的物质要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跃成为债权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国，且民间资本也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经济上，1919年日本对华投资为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长近2倍。对华贸易总额达11.424亿日元^[3]，较战前增长2.6倍，日本几乎形成对中国市场的独占地位。而日本实业界通过资本的输出以及贷款等经济手段占据国外市场的要求，与政府所期待的实现经济权益的扩张要求达到了一致。但是，随着对中国市场的扩张这一过程，日本的商人组织也面临着两个严峻的课题：一是日本与西方列强围绕中国市场上的争夺日益尖锐化，二是中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反日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商人组织积极展开了对华的民间经济外交，以摆脱实业界所面临的困境。

因此，对此分析时段的中日民间经济外交进行研究，不仅对于近代商人研究和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充分了解民国初期的政治外交全貌、了解其运行的机制以及研究中日关系史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一研究还相当陌生，没有相关的专题研究。基于对此领域研究不足，本书通过对中日两国扎实的史料收集工作，挖掘新史料，并对其展开深入的论述、分析，将是有价值的学术探索。不仅对民间经济外交活动的研究富有开拓和深入的意义，而且丰富和深化了民间经济外交研究的内容，填补了中日民间经济外交专题研究的空白。为人们展示民间经济外交的魅力所在，对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日益活跃的民间组织的对外经济交往活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