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于文浩的博士后报告经过修改终于出版了，可喜可贺。大凡学者有新著出版，均是可喜可贺之事，不过我这里对于文浩此书出版的可喜可贺还另有缘由，一是因其不易也，二是因其不凡也。

所谓不易，是指于文浩成就此书之不易。于文浩于2009—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跟我做博士后。此前，她在日本留学8年，修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009年在日本中央大学综合政策学院获博士学位，学的是经济学，研究的是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博士论文《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和区域开发政策的研究：基于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视角》，不仅获得日本中央大学最高的学术奖项：第14届船木胜马学术奖，还获得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2009年夏，当她从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之时，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经人介绍来找我帮助。我对她留学8年还没找到合适工作的境况很是同情，很想帮她，但亦无能为力，转而想到她是留学归国人员如果做博士后的话不会受名额限制，先做博士后过渡一下不失为一个办法，遂答应帮她找找做博士后的单位和导师，而她则直接提出就做我的博士后。我觉得她所学所研与近代史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能跟我做博士后吗？能在2年中写出博士后报告吗？但也觉得她经过系统的研究工作训练，有经济学素养，有较好的科研功底，所做博士论文也不错，日语水平又很高；又联想到我正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关于“中国近代商人外交”的课题，内中包含中美、中日、中英三大块，中美这一块已由我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贾中福做了，不妨就把中日这一块交给她来做吧，发挥她日语的长处，加之我已收集了一些资料，掌握了一些资料线索，可以让她利用，减少她查资料的时间，或许在2年中能够完成博士后报告。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同意接受她做我的博士后。

于文浩进站做我的博士后以后，为了弥补近代史学术背景的短缺，学习非常努力，补习了不少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的著作，领会能力亦很强，我给她讲的东西很快就能理解。为了写好博士后报告，又专门去日本搜集资料，利用了大量的日文资料。在做博士后期间，还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以中日民间经济外交为内容，申报并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和特别资助项目。一人获得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两个项目，这在博士后中是极为少见的，这可能是她的运气好，但亦表明她对这一研究课题领会到家，能设计出新颖的研究目标和框架结构。最终，她经过刻苦努力，按时完成了出站报告，实属不易。

所谓不凡，是指于文浩此书多有出新出彩之处。这本著作的书名是《民国初期的中日民间经济外交：以商人组织为主体的历史考察》，与她的博士后报告《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19—1928）：以商人团体为主体的历史考察》略有不同，但主体内容是大同小异的。当时，我替她选择这一论题时，是基于我的已有研究而考虑的。我从1993年出版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撰写时开始提出和研究近代中国的商人外交问题，到2000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一文，开始从完善商人外交概念的角度提出民间经济外交的问题，认为：“所谓商人外交，从外交活动的主体来说，它是国民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商人的有组织的对外交往活动，内中包括商人独立的外交活动和商人与政府合作的外交活动，又包括商人直接的外交活动和间接的外交后援活动，但是不包括商人个人的外事活动；从外交活动的内涵来说，它是民间经济外交的主体，也就是一种把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标，或作为主要手段以达到其他目标的国民外交。”到时隔10年后的2010年，在《史林》第4期发表《早期世界博览会与清末民初商人外交的兴起》一文，对民间经济外交再做概念界定，提出：“所谓民间经济外交，是指民间有组织的，以促进和改善国际经贸关系和本国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国际交往活动，为实际国际经贸业务的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而言，可以包括参与国际经贸组织活动；开展生产技术、经贸知识和信息的国际交流；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意向性互访和谈判，以及签订框架性合作协议等，但不包括实际的国际经贸业务。由于民间经济外交往往以商人为主体，因而也是商人外交的主要内容。”但此文的立脚点仍在商人外交，只是对民间经济外交问题有所涉及。因此我至今没有做过多少近代中国民间经济外交的专题性研究，时时惦记此事。现在于文浩这一著作的问世，终于让我看到了关于近代中国民间经济外交的实证研究成果。

于文浩不仅做了我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而且完善和超越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认识和研究范畴。她对民间经济外交提出了如下概念界定和内容概括：“民间经济外交是指民间的商人组织利用其掌握的经济命脉，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权利，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对内对外交涉和交流，来影响本国政府或他国政府的决策以及国际关系，是相对于政府外交而言的非常广泛的外交活动领域中的一部分。需要强调的是民间经济外交的实施主体是具有非官方身份的商人组织，不是单个的企业的外事行为或商人个人的外事活动。民间经济外交的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独立的、以及与政府合作的外交活动和对外交流交涉，还包括直接的外交活动和间接的外交后援活动。对内的活动方式主要是组织一定规模的舆论运动和民众运动，利用舆论宣传活动，激发本国公众舆论支持，影响本国政府的外交立场和对外交涉力度；同时也力求争取得到外交对象国公众舆论的理解，争取达到外国政府修正对外政策的目的。对外的活动方式主要是通过出国访问、参会或者接待来访活动，开展对外交涉和交流活动。活动方式或是与一些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某种私人关系，再运用这些关系来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或是与外国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直接接触，以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在具体研究方面，该书以时间为经，以历史事件及重要人物为纬，将战前中日商人组织为主体的中日民间经济外交放在中日两国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中加以分析，在梳理清史实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中日两国民间经济外交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与两国政治外交、相互经济利益的关系。并从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观点出发，评价民间力量与政治决策的关系、估量民间经济外交在国家政治外交过程中的地位，对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的作用、特点、影响作出总体评价。可以说对1908—1928年间的中日民间经济外交进行了至今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理清其发展变化脉络，指出其基本特点，总结其历史作用，揭示了这一历史阶段中日外交的另一个面向。

民间经济外交是随着民间经济力量的增强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它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在近代中国亦已经出现，在当前中国则更是日显活跃而重要。但对它的学术研究，则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显得明显不足，尤其是国内的研究更是少有学者问津。在我于2000年提出这一问题之时，国内所见仅有一位留日学者李恩民所著的《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且所研究之内容实则主要是战后及新中国早期的中日民间贸易，而较少民间经济外交的特色，更未包括近代的内容。后来，我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贾中福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中美商人组织与近代国民外交（1905—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内中有些内容也涉及了中美民间经济外交，但毕竟该书不是专门研究中美民间经济外交的。

现在有了于文浩的这本著作，虽然仍属初创之作，不免有论述不够精到，研究不够充分，范围比较有限之缺陷，但其创新之功值得肯定，其研究所得值得重视。从总体上来说，民间经济外交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如中日民间经济外交还有其他时段尚未研究，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民间经济外交的研究更几乎是空白一片。因此，希望于文浩和更多的学者，在此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和开拓中外民间经济外交的研究。

虞和平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