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服务业比重上升的两种含义

理解服务业增长特殊含义的核心是：比重上升的原因可能是真实增长，也可能是名义增长。真实增长比较好理解，我们先举一个名义增长的真实例子，这个例子在导言中已经简要描述过，这里我们再比较详细地重述一下，用于后面的分析。

1980年，北京买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的价格约为1000元，聘一位家政服务员的价格为500元/年，两者中商品消费占大头。简化起见，以它们分别代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则当时两者的比例关系为2∶1，商品消费为主。2014年，北京买一台21英寸平面彩色电视机的价格约为1000元，聘一位家政服务员的价格为36000元/年，两者比例关系为1∶36，服务消费为主。然而对消费者来说，消费内容和消费结构并没有实质改变，仍然是买了一台电视机和聘用了一位家政服务员。决定服务消费支出结构变化的是制造和服务两者比价关系的变化。[1]

这个案例说明了实际消费结构（以消费内容衡量）和名义消费结构（以支出结构衡量）的差异。当然，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实际消费结构和名义消费结构都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在服务经济比重加快上升时期特别显著。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提供的研究思路和服务业发展现状，尝试概括提出决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的四个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一实三名”。

（一）新增服务消费：真实增长

服务消费的真实增长，是指服务消费“量”的实在增长。我们分为生活性服务和生产性消费服务两类进行分析。

生活性服务消费的真实增长有几种类型，一是收入提高产生的服务需求，如高等教育服务、文化休闲服务、体育健身服务等，还有些服务需求会随着收入提高而不断扩展，例如金融服务，低收入时仅需要储蓄、信用卡、助学贷款等基本服务；其后增加住房、购车贷款需求，再其后又需要个人理财业务等。二是技术发展提供的新业态和新品种，与互联网相关的服务最有代表性，以网络游戏产业为例，2014年中国游戏产业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1144.8亿元人民币，晋升为千亿产业中新的一员，用户数量约达到5.17亿人，已超过电影、电视娱乐节目和音像制品这传统三大娱乐项目的收入。三是制造业产品带动的关联服务消费，例如购买家用电器、汽车、通信终端设备后，需要长期的配套服务；四是公共服务持续增加，例如更多的教育、医疗服务等。

生产性服务消费的真实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变化、产业组织变化、最终需求变化和社会职能增加的引导，主要有四类需求。一是大量的服务活动如技术研发、设计创意、设备租赁等作为中间技术投入供应给农业、制造业甚至服务业自身。二是制造业愈来愈复杂的分工体系，要求有密集的服务网络如物流服务、网络服务等将其联结成分工协作体系。三是产品复杂性不断增加，要求有方便快捷的客户服务如培训服务、售后服务等。四是企业要处理日益扩展和复杂的外部关系，这些事务的专业性很强，例如企业之间的产权交易、污染排放权交易以及税务、法律等事务管理，企业往往将这类事务交由专业的服务公司来打理。

（二）服务相对价格上升：名义增长之一

第一章已经指出，许多直接提供劳务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较慢。因此，虽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都在提高，但制造业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其抵消，而服务业中工资上涨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价格较快上涨。这就是前面例子中电视机和家政服务相对价格显著变化的原因。这种情况下，虽然以增加值衡量的服务产出比重上升，但服务量并没有相应等幅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制造业和服务业价值比重变化并不等于“数量”比重的相应变化。制造业以产值衡量的产出比重虽然下降，但实物产出却在持续增加。服务业则相反，产值比重上升并不代表服务量的相应上升。[2]

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为服务经济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第一章中我们简单介绍了鲍莫尔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里我们再做一些略为详细的介绍和评述。鲍莫尔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使用了“非均衡增长”的概念，认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慢于制造业，甚至处于停滞状况，但行业间工资水平要求趋同，因此服务价格相对于制造产品价格上升更快。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源于两个因素，一是服务过程需要服务提供者直接参与，因此劳动力节约型的生产率提高几乎没有可能；二是服务无法标准化，因此规模经济效应无法实现。这个判断并不难理解，可以找出大量的案例：过去半个世纪，IT制造业员工的工资持续上升，然而由于技术进步，这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以更快速率提高，能够抵消工资增长且有剩余，体现在员工工资增长而产品价格相对甚至绝对下降。然而在家政服务业，不仅过去半个世纪，甚至自这个行业产生以来，一直是一位家政服务员服务一个家庭的模式，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家政服务员的收入要以大致相同的速率随其他行业工资水平的增长而增长，否则就没有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也许有人提出这两个行业对员工的教育和工作能力要求不同，但这仅仅针对少数岗位，大量在IT产品加工装配流水线上工作的“打工妹”，与从事家政服务的“打工妹”在教育和工作能力上并没有“职业鸿沟”，相互转换很容易，因此工资水平不可能长期存在明显差别。循此思路可以导出一些重要推论：一是由于服务业的价格上升速度高于制造业，服务业较快发展更易引起价格总水平的较快提升。二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停滞而需求持续增长，服务供给的成本会不断提高，导致产出价值链中服务部分所占比重愈来愈大（W.Baumol,1967）。

我们循此思路讨论中国现阶段服务业发展中的一个受到质疑的普遍现象：“非生产环节”在商品增值链中比重较高。对此人们多持批评观点，例如商品在营销环节加价太多，甚至超过“出厂价格”，销售价格中流通环节的增值要高于制造环节的增值，即所谓的“为商业打工”。导言中我们简要举过海南辣椒运到北京销售的例子：海南杭小椒的收购价为13.8元，在北京的零售价格达到30元，涨价超过1倍多，这是非生产环节的不正常加价吗？下面我们再做更详细的分析。[3]

这个案例的全过程是：2011年1月22日，澄迈县果菜协会副秘书长谢先生的收购点收购了19.1吨辣椒，收购价平均每千克13.8元。这批辣椒送到冷库经过24小时预冷后，于23日晚装车北运，于26日傍晚抵达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价16元，加价2.2元。从新发地批发给岳各庄二级批发市场，加价约0.7元，二级批发商再加价后批发价为17.6元，要量小、需要拆件后批发的价格为20元左右。28日一早，在北京会成门站东农贸市场，杭小椒已经摆上摊位，零售价达每千克30元。

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看出，在最终销售环节，每卖出一千克的杭小椒，椒农只得13.8元，流通环节要得16.2元，其中零售环节就要得到10元。然而，在流通过程中，各个环节均无所谓的暴利产生，我们分析两个加价比例最高的环节：长途物流环节和零售环节。从长途物流环节看，其费用主要有包装、预冷、运输、批发代销费几项，分别摊0.6元、0.2元、0.62元和0.5元，共计1.92元，收购商每千克赚0.28元。其中运输环节，3天2夜，2800公里，运费11500元。缴纳过海费、燃油附加费1780元；全程加油费用近6000元，可以赚到3000元左右，这3000元要扣除车辆的折旧、修理等费用，至少再扣去1000元，剩余2000元是司机的酬劳，两位司机整整3天2夜，赚得2000元实在不能算多。特别要说明的是，途经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区，各地均能严格遵守蔬菜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对运输瓜菜的货车一律免过路过桥费。

零售环节确实加价幅度最高，但是，笔者专门去会成门站东农贸市场做过调研，摊位费等各种费用一个月约2000元，也不算高，摊到每千克菜中的费用也不高。主要的加价来自摊主的收入和零售中的损耗，摊主一个月收入1.2万元左右，赶上节日还能高一些，但是，摊主夫妇两人从早上4点起床去进菜到晚上7点收摊，每人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人少时会轮换吃饭和休息），这个收入水平不能算高。零售环节加价高是因为这个环节劳动生产率低：新发地批发商收一车菜就是20吨左右业务量，二级批发商每天业务量也以吨为单位，而零售商贩一天约销200—300千克，其中粗菜细菜都有，菜价越高加价越多，杭小椒是顶级的高档菜，因此加价最多。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如果各个环节的劳动者要达到基本均等的收入水平，零售环节单位商品的加价就应该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批发环节。[4]

看完这个例子再回到理论分析中：服务业提高比重的宏观含义是国民经济中服务业的份额不断上升，相应的微观表现就是产品价值链中服务部分所占比重愈来愈大。换一种表述，就是在商品最终价格中服务环节“加价”增加，甚至超过“制造环节”或“农业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加价多的原因并不复杂：生产制造环节能应用先进技术设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虽然单位劳动成本不断上升，商品价格却不涨甚至下降；而服务环节需要人对人的服务，不能采用替代劳动的技术，无法抵消劳动成本上升的影响，单位服务成本不断上涨。

再举一个服务行业的例子，假定以往制衣环节和销售环节每天每位员工能加工或销售两件衣服，但制衣企业采用了更高效率的新设备后，每位员工每天可加工四件衣服，每件加价50元即可获得200元收入，而品牌女装零售环节需要人对人的服务，每位员工每天还是只能销售两件衣服，每件加价100元才能获得200元收入。此时单件服装最终价格中制造与流通环节的增值比率由以前的1∶1变为了1∶2，但并不意味着从事制造业“吃亏”，从事两种工作员工的收入都是200元。

最终产品销售中“非生产环节”加价多，不仅源自最终销售环节劳动力成本高，还有更多的因素。例如，对于拥有著名品牌的公司，品牌形成和维护费用高昂，通常是商品非制造环节加价的主要因素。例如耐克公司和阿迪公司，每年有上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从人体生物学各个角度和工业设计制造各个角度进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此后在销售环节还要花数亿美元赞助许多重大赛事和顶级球队。每逢奥运会、足球世界杯这样的“大赛”年，著名体育用品公司的赞助费就高达数亿甚至十多亿美元。在这类体育用品生产巨头的产业链中，制造环节增加值多数约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余都在市场营销和流通环节。

要说明的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这个判断并不适合于所有的服务业。一些看上去“相同”服务的价格上升，但服务质量和水平也在提高，服务中的技术和知识含量增加。例如，医生现在每天可以诊治的病人数量与10年前一样（即所谓的实物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而收费大大提高（即所谓的成本上升），但现在医生诊治的水平与10年前相比可能明显提高，能解决许多以前诊断不清、治疗不了的问题（质量上升），这种质量变化反映在价格上是合理的。再如同病种手术费用的上升，除医护人员工资水平上涨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医生受教育年限增加、手术器械和监护设备费用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使手术过程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

毫无疑问，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这个判断最大的挑战，来自信息服务业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在各章中都有所涉及，并将在第十三章“服务经济理论：挑战及创新”中集中讨论。

（三）服务专业化和外移：名义增长之二

这是指原本处于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或制造企业内部的服务供给独立出来，由专业化企业提供，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即由内部自制变为市场供应。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福特模式”基础上的，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品从设计、制造到销售和售后服务等，都在同一个企业内部完成，企业竞争力表现在完整价值链的整体能力上。在这个体系中，商品价值中含有大量服务内容，只不过这些服务是内部生产而不是外部投入，例如，体现在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服务包括产品研发设计、市场调研和开拓、生产融资和销售金融组合设计、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培训、售后服务等，这些服务在商品增值链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种无所不包的纵向生产组织方式在许多领域不再有竞争力，每个企业只能集中在有限的核心业务上，其他业务由更专业化的公司提供。因此，企业将部分原本内部提供的零部件和服务转为从外部购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以后，服务切割外移显著加速，成为产业分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切割外移的服务从信息系统维护、售后服务、后勤等“非核心业务”，逐步扩展到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客户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核心业务。这类中间服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有制造体系中内含服务的“切割”和外移形成的，服务从企业的内部环节转变为外部的市场关系，从内部分工转变为社会分工。这种“外移”的服务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占有较高比重，根据格沙尼的计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服务业中就大约已有一半与工业相关：包括分销、商务处理、融资、设计、咨询、售后服务等。格沙尼认为，这些是与商品生产过程相关的服务，它们的增长速度受到商品生产方法与现代工业组织形式的影响。这些服务业的发展并不是因为有一个服务型社会在兴起，而是因为商品生产的方式在变化。[5]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加拿大服务业的研究也表明，中间服务需求在服务业中所占比重也达到一半左右（格鲁伯和沃克，中译本，1993）。这个因素对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也有突出影响。由于过去很长时间中国制造企业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这种“外移”的服务在中国服务业发展中可能占有更突出的地位，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中型企业中，还有三分之二的企业自办运输车队；在20世纪末期，几乎所有的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都自己承担商品的售后服务，这些情形目前已经很少见到，都已“外移”给专业公司来承担。上述类型的服务增长并没有为国民产出提供一个增量，而只是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

（四）自我服务转为市场化服务：名义增长之三

在社会成员流动性不强、社会分工不发达时，许多服务在家庭内部和亲朋之间无偿提供，不被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之中。随着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相当一部分家政服务社会化，成为有酬劳动，就产出了GDP。这个变化被形象地描述为“自己洗刷变为相互洗刷”。服务业的这种增长潜力在中国同样存在，2008年国家统计局对十个城市作了无酬劳动时间调查，有79%的受访者参与了无酬劳动；男性参与率为60%，人均2小时18分/天；女性参与率为97%，人均4小时30分/天；平均到全体国民，人均2小时44分/天，如果其中一半逐步转化为有酬劳动并取得社会平均收入，GDP要增加10%左右。这些一直存在但未被“计入”的服务因“计入”而构成增长的一部分，显然是名义增长。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有一部分家务劳动在较长时期内难以社会化：一是有些不宜或不愿社会化，例如照看亲人特别是儿童，乐在其中的房屋和花园修整等；二是服务价格上涨阻止社会化，例如聘用全职保姆价格昂贵，从而出现全职主妇；三是服务商品化，例如购买机器人提供部分家政服务、购买洗衣机替代手工洗衣等，使这些家政服务社会化的必要性降低。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服务业“真实增长”的含义直接和明确，无须过多论述，需要特别关注和分析的是几类“名义增长”。但是，本节着重从静态进行分析，因此这些增长看似是“名义”的，如果从动态看，它们却都蕴含着真实变化，有重要意义，下面一节将对此进一步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