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服务型经济:中国迈进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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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互联网时代服务业的创新与质变

过去十多年,网络应用的惊人增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导致服务理念、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的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正在重构服务业的商业模式、市场结构、消费方式乃至思维模式。

第一,互联网改变了服务业的许多重要性质。信息传输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出现,使许多服务业摆脱了生产和消费要“同时同地”“面对面”这个传统服务业的基本特征,也由此摆脱了“不可储存”“不可贸易”这类衍生的特点。首先,现代信息服务如电信运营、软件与系统集成、信息传输、网络与数字增值业务等,不仅可以错时、远距离提供,而且成本极低,可贸易性甚至超过制造业产品。其次,网络技术使更多的服务业改变了性质,例如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视频会议等新的服务提供方式,都使得以往必须现场消费的服务变为可以跨时、远距离甚至跨国消费。

第二,克服信息不对称从而扩大服务消费。制造业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是标准化的,购买前就有大量信息可以参考。而许多服务在服务过程结束之前不可能准确知道其质量和适用性,例如一对一的教学、医生对特定病人的医治水平、老年看护、家政服务等。因此,对服务质量的信任问题是阻碍许多服务业发展的突出障碍。互联网能提供大量关于服务质量的信息,如用户评论、论坛交流等,不少商业网站还建立了信用查询及问责制度等,大数据的广泛使用更是挖掘出来与服务质量相关的巨量信息。这些进步使得原先难以把握的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可观测、可预期,而无须在服务过程中反复试错。解决了关于质量的信息对称问题,服务消费就会得到快速发展。

第三,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交易行为。许多服务虽然有潜在供给能力和广泛需求,但因交易成本过高,许多交易无法达成。互联网大数据在某些领域能够明显降低这类交易成本。例如,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成本高,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虽然对贷款普遍有需求,供给者也有大量闲置资金,但实际操作困难,远远达不到供需双方希望的规模。有了互联网大数据后,交易双方都可获得大量信用数据,特别是贷款人的信用度相当透明可查,交易成本显著降低,因此各类小贷微贷快速增长。

第四,生产消费扁平化改变了产业组织结构。随着互联网的繁荣发展,批发商、中间商、代理商等角色正在日益弱化,生产者之间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关联广泛建立,中间环节大为减少。商品和服务消费日益依赖于“平台”“通道”这种模式,例如阿里、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以及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和门户网站等。同时,扁平化的网络型生产组织日益发展,构建出高度灵活的数字化智能制造模式,推动着生产过程效率的普遍提升。生产组织结构的这些变化,极大提高了制造和服务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

第五,自助服务、互助服务不断增加。互联网的兴起,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寻求解决方案,或者求助于别人来帮助。例如,基层医生可以通过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帮助诊断疑难病人,教师可以通过教学网站获得新的教学方法和案例等。现在互联网自助医疗网站发展很快,患者通过互联网可以找到成百上千个有同样病患的病人,也能看到他们正在采用的疗法,并了解治疗效果等。如果一个患者准备服用某种药物,他可以先从网上找到许多服用此药的患者资料,查看他们服药结果之后,判断疗效和风险。当然,他很可能还要听取医生的意见,但自己掌控情况进行选择的能力明显增强。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服务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非实体化的经济,服务业在定义、测度、评价标准、生产消费关系、劳动生产率变化等方面与制造业有很大差异。这是研究服务经济问题的特点和难点。不过,现代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部分服务业的基本性质,但这种改变并不是向传统实体经济的特性收敛,而是继续出现新的特点。这使得服务业的“共性”越加难以概括,寻求普遍适用的分析框架更为困难,研究服务业问题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从而向传统理论提出更多挑战。

研究服务经济时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总量”分析要谨慎。不同服务行业的特点差别很大,服务业的汇总数据只是一组差异很大的数字之和,只是平均值,不能表示“一般性”。二是时间序列分析要谨慎。存在不连续、非边际的“快变量”是服务业的特点,例如互联网的出现就是革命性变化,简单的趋势外推和比较研究有可能导致较大偏差。三是判断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要谨慎。服务业统计困难,非经济变量较多,易漏易误因素多,服务业产值和比重被低估的概率较大。四是要权衡不同关切,服务业存在多元目标和多种评判标准,要统筹考虑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效率和公平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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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萨伊,1997,《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法]萨伊,1997,《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31页。

[3]Hill,T.P.1977,“On Goods and Services”,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3(4).

[4]也有学者认为信息产业不具备服务业的特征,因为服务本质上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产品,而无形产品也是产品,不应被计入“服务业”中。

[5]关于服务业定义的争论,并不是在信息服务业出现后才有的,以往也存在,例如牙医提供假牙这种有形产品,保险业提供跨期服务等,都存在于传统服务业中,与信息技术的使用无关。

[6]这一节未标注出处的引文,请参见本书附录中更详细的论述和文献来源。

[7]服务经济思想史演进中,还有许多重要观点,可以参见附录:服务经济理论演进及启示。

[8]Baumol,W.J.1967,“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an Urban Cri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7(3).

[9]需要指出的是,同期的其他学者也提出过服务创造财富这个观点。例如皮埃尔·L.布阿吉尔贝尔(P.Lepesant de Boisuilbert),转引自德劳内和盖雷(2012)。

[10]作者对这个问题有不解:马克思用生产所需的劳动量来解释价值,而服务从其典型形态上看完全由劳动构成,创造价值完全是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不创造价值呢?也许当时他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此。

[11]参见于光远,1981,《首都经济学界继续座谈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经济学动态》第4期。

[12]参见李江帆,1984,《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李江帆,1985,《服务消费品的生产规模与发展趋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

[13]关于这部分内容更详细的分析,可参见本书附录:服务经济理论演进及启示。

[14]此案例引自《湖北日报》2013年10月2日报道《一杯星巴克到底该卖多少钱》。

[15]有关“满足”和“幸福”感,经济学家作过研究,黄有光教授(2002)、田国强教授等(2006)都有较多的研究成果。这里概述几个观点:第一,幸福与个人收入水平正相关,与其他人收入水平负相关;第二,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如1万—2万美元后,收入增长与满足或幸福感相关性很少或几乎不相关;第三,有许多抵消收入增长对幸福的影响的因素,其中有两点普遍而突出,环境污染和相对收入效应;第四,相对收入效应源自相互攀比,而不同类型商品和服务的攀比程度不同,收入类商品比休闲类商品具有更大的攀比度,私人商品比公共商品具有更大的攀比度,日常用品比健康、安全具有更大的攀比度等。

[16]马克卢普将知识分为五类:实用知识、理智性知识、闲谈和消遣性知识、心灵知识和非必要知识。这里提到一些信息,在他的研究中被归为闲谈和消遣性知识。他认为这类知识对“真实性”要求不高,因为无论真实和虚构成分占多大比重,只要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就起到了闲谈和消遣的作用。可以参见马克卢普(中译版,2007)。

[17]对中国服务业统计中的问题可以参见许宪春(2004)载于江小涓主编的《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报告No.2: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与结构》,2004年版。国外学者的经典文献可以参见Griliches(1992,1994),他提出服务业是“不可测度部门”。

[18]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2007,《“欧盟服务贸易统计分析”考察报告》,商务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