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转轨以来，中国工业组织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大规模的进入退出，比如，在1998年，中国工业部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的企业数为165118个，到2007年增加到336768个；在1998—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四位数产业的平均进入率在21.88%以上，平均退出率在14.90%以上，其中，非国有资本占据了进入退出资本的绝大部分。[1]1994年以来，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政府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程度明显降低[2]，开放竞争、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规模进入及其推动的市场结构的变迁成为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特征和近年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结构变迁之一（Naughton,1992; McMillan and Naughton,1992; Perkins,2002）。

然而，对于中国工业部门大规模的进入退出问题却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大量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轨和生产效率的改善（Naughton,1992; McMillan and Naughton,1992;钱颖一，1993；姚洋，1998；樊纲，2000；刘世锦，2008；江飞涛、曹建海，2009；李伟，2009）；另一种观点认为，以非国有企业为主的大规模进入使中国工业部门的许多产业出现了过度竞争、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等问题（杨蕙馨，2000；魏后凯，2003；罗云辉，2004），不利于这些产业生产率的改善。这两种认识不仅反映了对中国工业组织和经济转轨过程的不同理解，而且具有迥然不同的政策含义。代表前一种认识的研究文献主要基于转轨经济学，政策上主张应进一步放宽非国有资本进入领域，并推动市场开放与竞争；代表后一种认识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基于产业组织理论传统结构—绩效的范式的研究，政策上主张在部分（存在产能过剩或重复建设）行业实施严格的准入和投资管制政策。近年来，后一种认识成为政府部门广泛干预微观经济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江飞涛、李晓萍，2010）。

然而，代表后一种认识的研究文献，不但其假说在理论上存在根本性缺陷（江飞涛、曹建海，2009），还忽略了开放竞争是一个筛选、替代并激发企业持续效率改进的动态过程，而这个动态过程无论对于实现产业效率的不断提高还是对于实现宏观经济效率的持续改善来说都至关重要。而代表前一种认识的研究文献，则强调不同所有制形式在效率上的差异，侧重阐述转轨过程中大量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是对市场中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替代过程以及效率改进的过程，而对于开放竞争尤其是进入、退出行为本身作为一个持续效率增进过程的重要意义及微观机制则认识不足。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类研究文献都没有系统地从微观层面上考察大规模的企业进入、退出对中国工业行业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竞争结构和工业生产率的影响。

从新奥地利学派竞争理论来看，开放竞争是企业家争胜竞争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市场发现和选择的动态过程，它是实现经济动态效率的关键（Hayek,1978; Reekie,1984; Kirzner,1985,2000; Metcalfe,1998）。企业家争胜竞争不仅仅是企业简单地将价格降低到边际成本的价格竞争，更为重要的竞争内容是企业家不断去发现和尝试新的生产方法、新的要素组合、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和内部管理方式，试图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并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取或保持成本优势和质量优势（Schumpeter,1943）。在这个动态竞争过程中，更好的新产品和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不断被发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不断拓展；在连续的竞争过程中，有效率的企业总是比缺乏效率的竞争对手能够以更快速度扩展市场份额。开放竞争作为一个选择和发现过程，让那些具备效率优势的企业能够生存和持续成长，市场份额也总是从缺乏效率的企业转移到更具效率的企业（王廷惠，2005）。开放的竞争过程，激励企业家（企业）不断拓展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并迫使市场中的企业不断提高效率，向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的移动，是实现产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动态效率最为重要和有效的方式。

竞争过程中，市场的开放性（即不存在人为设立的企业进入、退出障碍）、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具有重要价值，在实现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动态效率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竞争过程中的“生存检验”机制，驱使不同的厂商朝所有可能的方向去尝试，从而发现并选择出更好的产品、更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与高效率的企业，并让其成为市场的主导。市场的开放程度、企业进入的自由程度决定了可供市场选择的多样化程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与选择机制的效率。企业进入、退出作为一个选择、替代的过程，是整个市场竞争与选择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企业进入为市场提供了新的选择范围。新进入企业的低生存率和高退出率，则意味着进入、退出是一个分离市场所需要的高效率进入者和其他低效率进入者的过程（Geroski,1991），是对不同效率进入者以及进入者引入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组织方式的选择过程（李伟，2006）。新企业的进入以及成功创新进入企业的扩张，会进一步迅速提高产业内部的竞争程度，一方面会刺激在位企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还会迫使在位的低效率企业市场份额不断萎缩甚至退出市场，实现高效率企业对低效率企业的替代。进入、退出机制的选择和替代作用，具有重要的效率含义。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大大放松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从而激发了以大规模企业进入、退出为特征的开放竞争过程。从理论上看，这能从三方面推动中国工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改善：第一，市场开放、进入成本的下降和新企业的进入提高了在位企业留在市场上所必需的最低生产率水平，为在位企业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激励，从而显著地推动了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二，市场开放、新企业进入会激发市场优胜劣汰与进入替代的过程，新进入企业中高效率企业对于市场中原在位低效率企业的代替，可以成为推动中国工业部门（行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途径；第三，新企业的进入会激发以生产率为基础的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过程，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可以成为中国工业部门（行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

本章试图从微观层面上考察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工业部门大规模的进入退出、市场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的目标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描述经济转轨背景下中国工业部门四位数产业层面的进入退出模式；其次，分析进入退出引起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市场竞争结构的变化；再次，如果市场进入孕育和促进了市场竞争，那么，我们进一步比较进入企业、在位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考察企业进入后生产率的变化与企业增长、收缩和退出选择之间的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估计进入退出及其驱动的动态竞争过程对微观和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本章接下来的结构是这样安排的：二是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三是介绍我们使用的数据集；四是描述市场开放背景下中国工业部门426个四位数产业的进入退出状况；五是讨论大规模的进入退出对市场化转型和产业组织结构变迁的影响；六是考察企业的进入退出行为与生产率之间的联系，并从数量上估计和测度进入退出驱动的动态竞争对微观和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最后的小节揭示了主要分析结果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