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符号学”在中国是否可能？（前言）

1971年，匈牙利符号学家维尔默斯·沃伊特（Vilmos Voigt）与米哈伊·霍帕尔（Mihaly Hoppal）几乎同时提出了“民族符号学”（ethnosemiotics）的概念，拉开了民族符号学研究的大幕。而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学科的理论框架就已经在教学与科研上逐渐成形。如今，民族符号学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和完善的理论研究框架，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产生了不少在西方学界具有影响力的著述。民族符号学包含两个彼此关联的部分：一是民族学的研究者在研究民族问题或现象时有意无意地使用符号学理论对其进行探究；二是将符号学作为一种民族现象研究的总体方法论，视民族现象为“文化—语言模拟系统”的一部分，可以视为文化符号学的一个分支。

在彭佳的《民族符号学研究综述》之前，国内并无明确的“民族符号学”的提法，也没有系统的民族符号学译作或著作问世。国内学界对这一学科比较陌生，亦包含“日用而不知”的情况，即不自觉地使用民族符号学的方法等。

民族符号学在中国的推广和发展滞后，原因有三：一是国内对西方的民族符号学研究关注度不足，对新理论的引进相对滞后；二是欧洲的少数民族族裔大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民族研究与国别文化研究高度重合（如上面提到的匈牙利），这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聚居的中国情况不同；三是西方民族符号学融合了文学、文化、社会学、民族学等多个领域，是比较典型的交叉学科，其在国内的译介、传播有限，学习和研究都具有一定的难度。

然而，这三个原因都不能构成民族符号学在中国发展的真正阻碍。通过充分的译介和交流，民族符号学的理论方法能够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甚至还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学术流派。

本论文集的意图正是引介国外民族符号学的理论，汇总国内民族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探讨和个案研究，为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进行知识和方法上的准备。故本文集收录的论文的作者均为多年进行符号学、文艺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们的文章或体现出对作为符号体系的民族文化的理论思考，或者是对民族口头传统、身体仪式的符号化解读。为了参照国外民族符号学的发展脉络，编者还特别翻译了米哈伊·霍帕尔（Mihály Hoppál）《民族符号学方法》和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的《民族符号学：一些个人和理论上的反思》两篇文章。

本论文集收录了16篇国内学者的论文，论文的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展示出民族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潜力和研究魅力。在这些论文中，有一类偏重理论和方法论探究的论文体现了符号学理论与各研究领域视域的融合。徐新建的《口语诗学：声音和语言的符号关联》和朝戈金的《“回到声音”的口头诗学：以口传史诗的文本研究为起点》两篇论文，不约而同地从声音符号的层次来讨论口头传统文本，与西方民族符号学理论的发展趋势相呼应，逐渐由结构主义对单个符号及符号体系结构的研究走向了后结构主义对文本和意义的探究，走向了更广阔、更开放的体系。纳日碧力戈的《以言行事与符号“仿真”》则是具体使用奥斯汀的“施为句”理论和波德里亚的“仿真”理论来分析中国民族与族群状况，并指出了两种理论各自的缺陷与适用范围。叶舒宪、乌丙安的论文分别涉及文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两门学科的符号论。叶舒宪的《玉兔神话的原型解读——文化符号学的N级编码视角》，体现了近年来文学人类学“大、小传统理论”“四重证据法”方法论与符号学方法的结合；文章通过解读神话的多层级编码体系，得到玉兔神话的国际性和本土性特点。乌丙安的《走进民俗的象征世界——民俗符号论》一文认为，民俗指符分为言语系统和非言语领域的民俗指符，而民俗指符的特点是：“从来就不是以抽象的概念直接显示的；恰恰相反，它们都是以具体生动的形象的形式展现的。”这是国内学者非常自觉地使用符号学理论对民族和民间文化进行研究的范例。

另一类文章是学者们对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现象的符号化的具体研究，牵涉文化符号分析的不同侧面。何星亮的《象征的类型》，讨论了人们用以做装饰、图案的几种编码类型，是根源于实证经验的符号分类。刘俐俐的《人类学大视野中的故事问题》，梳理了故事学研究的几种已有的理论角度，其中包括叙事符号分析。尹虎彬的《民间叙事的神话范例》、杨利慧的《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巴莫曲布嫫的《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三篇文章，都强调了对民间叙事和口头传统的解读要从文化整体和展演现场着手——这就是说，基于人类学的方法论为研究者探究民族民间叙事的符号意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李菲的《族群遗产的现代变迁：基于嘉绒跳锅庄的田野考察》、梁昭的《汉、壮文化的交融与疏离——“歌圩”命名再思考》、杨晓的《亲缘与地缘：侗族大歌与南侗传统社会结构研究》，同样是人类学与文学、音乐学交叉结合的研究实例，分别研究了藏族、壮族、侗族的民间歌舞表述符码背后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本文集还特地收入匡宇的《论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及其边界与可能》一文，此文看似与“民族符号学”无涉，收入此中的目的是提出民族符号学研究之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意义。民族符号学不仅仅是对文化符码的形式探究，用匡宇的话来说，包含着民族符号学研究的“多民族文学”,“并非仅局限于纯文学领域或少数民族文学领域，而是要从根本上突破以往封闭式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思路，以文学研究为基点并扩展为文化研究，在对现代性问题的接续和回答中，作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文化转型”。

综上所述，民族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是对各民族民间的诸文化事项的编码方式进行解读，而这一解读应联系文化符号所在的社会文化结构，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双重透视。关于这一点，彭佳的《民族符号学研究综述》一文有着明确的表述：“民族符号学不仅仅是展示性、描述性的，它并不停留在对某个符号在系统中起到的某种功能之说明，而是致力于挖掘它在这个文化系统的建构中体现的规则和元语言思维，以及它与这个系统其他部分的关联和产生各种关联的原因。……民族符号学更看重的，是语言和文化的深层结构如何通过符号系统来进行表现和维持的；它的目的是通过对符号和意义的探究探求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因此，民族符号学建立的基础不仅仅是符号学理论在民族学研究中的沿用，更重要的是，理论与研究对象的高度融合将对两个学科产生反哺作用。

结合国内学界的种种动向，回到我们的标题上，我们有理由说：民族符号学在中国不仅可能，而且一定会蓬勃发展！当然，这需要宽容的学术心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不倦的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