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情况和新要求、新思路、新战略
朱晓青[1]
一 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大格局和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需要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转化发展动能，优化产业结构，协调区域发展，确保提质增效、稳中求进，取得中高速发展。在此宏观背景下，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面临新的大格局，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北京定位体系明晰、北京具备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外在环境和内在竞争力优势。
（一）北京定位体系明晰
从理论维度讲，定位体系由发展战略目标、总体定位、功能定位、产业及其空间布局定位、建设项目定位构成。以往北京的定位体系不明，发展战略目标忽视宜居，没有区域总体定位；功能定位过多，不讲区域协作发展模式；产业及其空间布局定位只强调强二产、大三产，什么产业都发展，且在中心城区（城六区）搞“摊大饼、摊厚饼”式的单中心建设；建设项目定位，缺失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高点定位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正因如此，北京患了“大城市病”，人口集聚规模已触资源承载力的“天花板”，并形成虹吸效应，导致河北“大树底下不长草”，使之在总体发展水平上与北京形成“断崖式”落差，严重阻碍了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区域的协调发展。
为根本解决问题，2014年2月26日，习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座谈会，对推进首都发展和管理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二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特别是优化工业项目，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三是提升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形成适度超前、相互衔接、满足未来需求的功能体系，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高度负责精神，打造首都建设的精品力作；四是健全城市管理体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尤其要加强市政设施运行管理、交通管理、环境管理、应急管理，推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现代化；五是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
按照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2015年6月国家正式颁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从城市定位体系出发，明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四大总体定位，即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明晰了北京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天津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功能定位，河北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实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功能定位；设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空间布局，其中：一核指京，双城指京津，三轴指京唐秦轴、京津轴、京保石轴，四区指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西北部生态涵养区，多节点指石、唐、保、邯等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张、承、廊、秦、沧、邢、衡等节点城市；明确要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要重点疏解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北京要加快科技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发展，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
2015年9月，国家正式颁布了《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要求建立由北京牵头的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协调机制，协商制定合作发展框架和重大战略，共同解决区域合作中的突出问题，包括区域间合作意愿不强、统筹力度不够、市场分割、地区封锁、无序竞争、重复建设、“大城市病”突出、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协调、城市体系及其空间布局亟待优化等；要求以北京为核心，进一步强化京津双城联动，立足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中南等城市群的现有基础和比较优势，确立京沈—京石发展轴、京津呼（和浩特）新（疆）发展轴，加强创新驱动，促进特色发展、错位发展和互动发展，引领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对接交流，努力实现区域整体效益最大化；要求强化北京金融管理功能，支持天津探索金融服务创新，大力引进国际一流金融机构，积极培育金融新业态，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扩大金融服务范围；要求重点打造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引领，充分发挥北京科技创新中心优势，强化对周边区域的引领辐射作用，支持与有条件的地区共同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要求提升首都文化中心功能，带动周边地区文化产品生产发展，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合力构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高地，探索建立“环渤海地区文化产业园区联盟”，搭建影视（动漫）题材资源、剧本创意等方面的信息平台，共同打造文化品牌。
2017年2月23—24日，习总书记再次视察北京，围绕抓好首都规划建设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建设首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的主题，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强调：首都规划建设要坚持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落实好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目标，有所为，有所不为；要下大气力治理“大城市病”，加强规划调控和资源环境硬约束，严控人口总量、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线；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要有21世纪眼光，落实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广泛采用低碳、节能、环保和信息化、智能化、集约化的新技术，努力打造绿色城市、海绵城市、森林城市、智慧城市，充分体现城市精神和特色，提升城市魅力；要发挥北京科技和人才的最大优势，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努力打造经济发展新高地，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信息、文化创意、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抓好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以下简称三城一区）。
2017年4月1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河北规划建设雄安新区，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也与张北地区形成河北新的两翼，是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把新区功能定位于绿色生态宜居区、创新驱动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把产业定位于高端高新产业，不搞一般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公共服务与北京对接，发展高端服务业，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2017年5月17日，北京市委研究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送审稿）》（以下简称《总规》），同意将《总规》上报。《总规》提出北京总体空间布局是：一核（东西城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一主（北京城六区为主城区），一副（通州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两轴（长安街延长线和中线为两轴），多点（建设大兴、亦庄、顺义、昌平、房山等新城），一区（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延庆以及昌平和房山的山区部分为生态涵养区）；同时要求划定人口总量、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疏解非首都功能，着力构建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2017年6月27日，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总规》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北京要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布局，以首都为核心，雄安新区和城市副中心为新的两翼，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继而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要突出创新发展，切实减量、减重、减负，舍弃“白菜帮”，精选“白菜心”，坚决“腾笼换鸟”，主要靠科技、金融、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来支撑，着力打造三城一区，构筑发展新高地。
归结上述习总书记讲话和有关规划、中央文件的精神，北京的定位体系已非常清晰。要点是：北京的发展战略目标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总体定位为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功能定位为四个中心，发展模式定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环渤海合作发展、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两翼发展，产业定位为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空间布局为聚焦三城一区，建设项目定位为精品力作。依据这种明晰的定位体系，北京必然要加快高端服务业发展，把高端服务业作为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主导产业和新的增长极，彰显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品牌和形象，铸就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大格局。
（二）北京具备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外在环境和内在竞争力优势
在定位体系明晰的前提下，北京聚焦高端服务业发展，绝不是“官方”的行政指令或行政任务摊派，而是外在环境和内在竞争力优势的集中展现，具有提质增效、产业升级的客观必然性和创新发展的驱动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和大趋势。在此，着重阐述以下要点。
1.正确认识高端服务业
高端服务业是我国特定的概念。200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我市高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高端服务业的提法，并认为高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具有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特征，是高效发展服务业的主攻方向。为此，需要对高端服务业的内涵、外延、基本作用、与现代服务业的区别等内容，做出正确认识和科学解释。
（1）高端服务业的内涵。高端服务业作为低端服务业的对称，国内对它的内涵界定，有多种提法。但我们认为，较为正确的界定办法，是从投入产出的维度把高端服务业的特性分为两部分，分别称为高端服务业的产出特性和高端服务业的投入特性。从产出结果看，高端服务业之所以高，必定具有高收益、高产业带动力和绿色环保的突出特征，这是高端服务业的最根本的特性。其中，高收益性不是指劳动生产率水平高，而是指盈利水平高，使之与突出强调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相关服务业的概念相区别，包括先进服务业（advanced services）、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以下简称KIBS）等。从投入要素和运作方式看，高端服务业必然具有高智力（集中体现脑力复杂劳动）、知识密集（反映高频率的知识创新、整合、应用、传播和储存）、高技术导向和应用、高诚信、特色化或差异性、集聚性或集群性、创新性和新兴性的突出特征，使之与低端服务业相区别，也不易被智能化服务取代。
（2）高端服务业的外延。高端服务业的外延实际上是指高端服务业的行业分类。按照我国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1），服务业有15个门类，即批发和零售业（代码为F），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G，以下简称运输仓储业），住宿和餐饮业（H），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以下简称信息服务业），金融业（J），房地产业（K），租赁和商务服务业（L，以下简称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M，以下简称科技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N，以下简称环境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O，以下简称居民服务业），教育（P，以下称教育培训业），卫生和社会工作（Q，以下简称医疗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R，以下简称文体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S，以下简称公管社保业），国际组织（T）。[2]面对如此众多的服务行业分类，究竟哪些服务行业或门类属于高端服务业，在理论上并没有达成共识。
通过对国内有关高端服务业外延界定的各种思路和方法的系统梳理，我们认为，界定高端服务业外延的可行的方法是从高端服务业的产出特性或本质特性出发，具体分析哪些服务业的门类更符合高收益性、高产业带动性和绿色环保性的要求。
一般而论，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都具有很高的收益性、产业带动性和绿色环保性。与之相对比，医疗业的收益性和产业带动性较差，教育培训业的收益性较差，运输仓储业对能耗、油耗和土地等实物资源消耗很大，即绿色环保性较差。以收益性为例，2015年北京金融业的利润总额为14725.0亿元，科技服务业为455.9亿元，信息服务业为2159.9亿元，商务服务业为5052.4亿元，文体娱乐业为117.4亿元，运输仓储业为422.2亿元，医疗业为-4.4亿元，教育培训业为22.0亿元。[3]可见，教育培训业的收益水平很低，医疗业处于亏损状态。综合比较，高端服务业的外延应界定为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排除运输仓储业、教育培训业和医疗业。这既符合我国现行服务业的标准门类，也符合高端服务业的本质特性，更具有科学合理性。
当然，应强调指出，从高端产业的维度，高端服务业只涵盖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五大服务行业门类，但从产业高端的维度，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的内部构成必有低端部分。用收益性指标衡量，金融业中的后台服务（包括数据中心服务、信息中心服务和服务外包等），信息服务业中的呼叫中心服务，科技服务业中的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商务服务业中的文化及日用品出租服务、公共就业服务、安全保护服务等，文体娱乐业中的出版业、图书与档案馆业等，都属于高端服务业中的低端部分。高端产业内部有低端的现实，并不否定产业总体的高端性，因为低端构成部分必定只是少数行业，不占主导地位，不影响产业总体高端化的发展格局。因此，从产业总体看，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无疑为高端服务业，在可预期的未来，即使受智能机器人服务、自我服务和服务全球化的影响，这五大服务行业所具有的投入产出特性，使之能够在总体上保持朝阳产业地位，绝不会蜕变为夕阳产业。
（3）高端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区别。国内学者通常把高端服务业定义为现代服务业，也有学者把高端服务业定义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产业群。事实上，高端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同为本土化的概念，是有一定差别的。就现代服务业而言，现代服务业作为传统服务业的对称，具有知识性、新兴性、集聚性、高科技性、高素质性和高收益性等基本特征，强调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管理手段推进服务业发展，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通常包括：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环境管理业、教育培训业、医疗业和文体娱乐业，其中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教育培训业、文体娱乐业和房地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产业群。[4]就高端服务业而言，高端服务业作为低端服务业的对称，不仅具有高智力性、知识密集性、高技术导向和应用性、高诚信性、差异性、创新性、集聚性、新兴性的投入特征，而且具有高收益性、高产业带动性和绿色环保性的产出特征，其外延只涉及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由此相比较，高端服务业与之对称的低端服务业范畴，与现代服务业不同；高端服务的内涵特别是产出特性，要比现代服务业宽泛；高端服务业的外延，要比现代服务业及其核心产业群狭窄。当然，高端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同现代服务业有交集和重叠部分，但不能因此就将高端服务业定义为现代服务业或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产业群。
（4）高端服务业的严谨定义。定义高端服务业实际上有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两个维度。产业高端的维度，是说某一服务行业皆可分为高端与低端两个部分。这类产业的高端部分只具有高端服务业的部分特性，而不具有全部基本特性。例如，高档餐饮业是相对于低档快餐业而言的，具有高诚信性、差异性和高收益性，但没有高智力性、知识密集性、高技术导向和应用性、高产业带动性等特征。高端产业的维度，是说在服务业总体中可以分为高端与低端两个部分，其中高端部分具有高端服务业的全部投入产出特性，其外延只包括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排除其他服务行业门类。这两个定义应如何取舍，哪个定义更科学和合理？我们认为，高端产业的维度更科学，因为该定义明晰了高端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在此基础上，高端服务业内部也存在低端部分，不是百分之百“纯高端”。因此，本书给高端服务业下的定义是，在产业总体上同时具备高智力性、知识密集性、高技术导向和应用性、高诚信性、差异性、创新性、集聚性、新兴性、高收益性、高产业带动性和绿色环保性的服务行业。按我国现行服务业标准行业分类，它涵盖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五大门类，其内部行业构成也有少量低端部分。
（5）高端服务业的基本作用。高端服务业的作用涉及正负效应两个层面。负效应主要讲风险与安全的问题，包括金融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和商务安全。高端服务业搞不好，必然产生高风险，甚至导致经济大倒退和社会动荡。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就是有力证明。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高端服务业的负效应，切实强化风险管控，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安全事故。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人们更加关注高端服务业的正效应。从理论归纳维度讲，高端服务业的正效应或基本作用集中体现在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方面，即发挥引领、融合、集聚和辐射的作用。其中，引领是指高端服务业是其他产业规模化和差异化发展的引擎和催化剂；融合是指高端服务业能够融入其他产业，促成各类产业相互渗透、整合资源、融为一体，发挥乘数效应；集聚是指高端服务业具有“虹吸效应”，可以吸引其他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在某一区域集中，形成高端服务业集聚区；辐射是指高端服务业的产品和服务可以从发源地向其他产业和区域扩散，发挥产业带动效应、产业协作效应和产业空间布局拓展的作用。高端服务业对产业发展所具有的引领、融合、集聚和辐射的基本作用，使之能够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构筑工农业生产服务化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也能够成为服务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带动其他产业优质、高效、智能化发展，这是产业升级和产业增长极理论指明的大方向。
特别是对世界城市、世界级城市群中的首位城市而言，必然要铸就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结构，引领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美国学者沙森讲，如果从现实复杂中抽象地画一张简图，那么全球城市最清晰的展现是不再把以汽车为代表的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已呈现出围绕金融中心集聚的全新安排，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金融、商务等服务活动，组合成新的产业综合体，主导经济增长和社会政治形式。[5]可见，高端服务业对产业发展所起的基本作用，必将导致产业与城市的深度融合，在世界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中的首位城市形成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及其配套的产业集群，推动世界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并使高端服务业能够成为世界城市、世界级城市群中的首位城市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增长主动力。
2.有效把握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之后，我国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逐步形成了区域经济和城市群经济分工协作发展的大格局，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的区域格局，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的区域格局，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三大战略”的区域格局，黄河、长江横向沿线（即两横）和东、中、西纵向沿线（即三纵）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格局，以及现在酝酿的渤海湾、长江湾和珠江湾等湾区经济发展格局。目前，我国聚焦“三大战略”区域格局，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处于关键位置。因为京津冀现有经济总量规模偏小，仅与江苏省大体相当，具有高水平增长潜力和后发竞争力优势；内部存在北京“大城市病”和河北“大树底下不长草”的问题，亟待通过建立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城市群予以解决（见表1）；外部要与环渤海和“一带一路”对接，发展辐射空间巨大。在此背景下，北京要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新格局，必须着力加快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既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端人才集聚的优势，把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打造成新的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增长极，也要“两翼协同发展”，在通州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构筑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新的聚集区。并通过北京高端服务业的集聚增长，形成辐射力和区域扩散效应，拉动京津冀、环渤海和“一带一路”区域经济的高水平增长，这是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要求。
表1 2016年京津冀常住人口和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3.努力适应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
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服务业被当作非物质生产部门，没有生产性，不创造价值，不可交易，劳动生产率低，只有“寄生性”，属于可有可无的剩余部门。受其影响，我国曾长期忽视服务业发展。1992年我国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承认服务业具有生产性，能够创造价值，要求加快服务业发展，使之增长速度超过第二产业增长速度。2007年我国再次颁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强调服务业增长速度要超过第二产业，有条件的大城市要建立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但这些政策要求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服务业增长3个百分点的预期指标没有完成。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提出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运用新发展理念，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换发展动能，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取得明显成效。2015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例首次突破50%，预示着我国已步入服务经济时代。2016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例为51.6%，服务业增长速度为7.8%，超过第二产业和工业分别为6.1%和6.0%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3.5万亿元，增长10.9%，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为58.0%；服务业消费快速增长，其中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11.2%；服务业税收增长6.6%，占全部税收比例为56.5%，服务业新增税收占全部新增税收的比例为109.5%；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655亿美元（不含金融），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52.0%；[6]服务业对外投资（不含金融）1045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61.4%；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高达829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7]
但我国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低，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年世界平均服务业占GDP比例为68.5%，高收入国家为73.9%，中等收入国家为61.0%。[8]特别是我国服务贸易有大量逆差，说明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为2650亿美元，与货物贸易有5197亿美元顺差相比，[9]反差巨大。我国之所以存在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的突出问题，根源之一就是我国服务业以低端传统服务业为主，运输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占GDP比重大，而高端服务业占GDP比重小。除金融业外，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占GDP的比例都没有达到5%的支柱产业水平。
要根本解决问题，我国就必须加快高端服务业发展，充分发挥高端服务业的引领、融合、集聚和辐射作用，拉动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升。北京是我国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省级区域，理应进一步加快服务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精选高端服务业为“白菜心”，做大做强，为全国高端服务业大发展起示范和推动作用，这是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4.充分发挥北京产业发展的竞争力优势
北京现实产业结构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2016年北京服务业占GDP比例为80.3%，位居全国省级区域的首位；其中高端服务业占GDP比例为46.0%，也位居全国省级区域的首位；特别是经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北京工业和以批发零售业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的规模在逐步缩减，以金融业、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快速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金融业占GDP比例17.1%超过工业15.6%、信息服务业占GDP比例10.8%超过批发和零售业9.4%的新情况。[10]这充分说明，北京产业竞争力优势集中体现在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方面。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北京产业发展的基础，植根于首都资源优势。具体而言，北京拥有全国最强大的科技支撑体系和高端人才云集的优势，适宜发展以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易于铸就高端服务业的品牌；北京拥有中央机关单位和中央企业总部集聚的优势，有利于形成高端服务业的规模效益和对外辐射力；北京拥有历史文化传承及其财富循环积累的优势，能够优先规划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基础设施，多点打造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北京拥有服务市场面向全国和世界的优势，能够引领服务消费的潮流，促使内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加速提升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特别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北京面临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全力支持河北雄安发展高端服务业的重任，北京产业发展的舍与得，减量、减负的必定是低端服务业（包括高端服务业中的低端部分），增量创新发展的主攻方向必定是高端服务业，否则就难以撑起世界级城市群中的首位城市的主导产业地位，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北京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外在压力。外在压力实际上可以转换为内在动力，能够在减量发展的同时，激活北京发展高端服务业的主动性、创新性和巨大潜能，进一步提升北京发展高端服务业的竞争力优势。
二 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要求北京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特别是要把北京建设成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那时北京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是工业。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中央对首都建设方针做了明确调整，要求北京淡化经济中心的功能，不要再发展重工业，北京产业发展主攻方向转向服务业。2005年中央要求北京建设宜居城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适度发展现代制造业，北京产业主攻方向转向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产业群与高端服务业有交集，其最为核心的、高收益的产业集群就是高端服务业。2015年中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要求北京加快发展高端服务业，北京产业主攻方向转向高端服务业。应当承认，自2005年以来，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近年来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和优化产业结构的进程中，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成效更为突出。下面着重从七个方面阐述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一）快速发展
2016年北京高端服务业增长速度为10.1%，超过北京GDP增长6.7%、工业增长5.0%和服务业增长7.1%的水平，其中信息服务业增长11.3%，科技服务业增长10.2%（见表2）。从长期增长速度看，2006—2016年北京高端服务业年均增长15.6%，超过同期服务业年均增长13.6%、工业年均增长7.5%的水平，其中金融业年均增长15.9%，科技服务业年均增长17.2%，商务服务业年均增长16.1%（见表3）。由此可见，北京高端服务业现实发展速度很快，尤其是科技服务业在高端服务业快速发展中处于“领跑”位置；而金融业在快速发展中已占据第一大支柱产业的位置，2016年金融业占GDP比例为17.1%，已明显超过工业。
表2 2015—2016年北京高端服务业增长情况
表3 2006—2016年北京高端服务业年均增长速度情况
（二）集聚发展
北京高端服务业以产业园区的形式集聚发展，符合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内在特性。北京最早建立的高端服务业集聚区是金融街，现已成为全国金融管理中心。北京的商务中心区（CBD）、奥林匹克中心区、东二环商务区、天坛文化旅游区、宋庄艺术区、丽泽商务区、通州商务区、临空经济区、未来科学城、怀柔科学城、首钢永定河商务区、长阳基金小镇、国家文化创意实验区等，都是北京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典型代表。特别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中关村示范区），现在是北京规模最大的高端服务业聚集区，也是我国同类示范区中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示范区，在北京市域内现已建成16园，并向外埠不断拓展。2015年中关村示范区规划面积4.3万公顷，已开发面积2.9万公顷，招商引资4万家，固定资产投资6723亿元，技术收入6624亿元，实缴税费总额2038亿元，利润总额3405亿元，出口总额299亿美元，全职研发人员55.7万人，博士级以上学历人员2.4万人，高级技术职称人员14.1万人，企业内部研发经费支出1523亿元，委托外部单位研发支出150亿元，专利申请数6.9万件，专利授权数3.2万件，发表科技论文1.7万篇。[11]2016年中关村示范区实现增加值6254亿元，年增长13%，占北京GDP的25%，对北京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39%。[12]
北京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集聚了大量规模以上的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发展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不断增强。2015年北京高端服务业规模以上法人单位14068家，占规模以上法人单位总数的35.2%；法人单位从业人员397.5万人，占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总数的37.8%，见表4。
表4 2015年北京高端服务业规模以上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续表
北京高端服务业以差异化发展为集聚特色，各聚集区功能定位逐步明晰，资源比较优势显现，内在改造升级动力强劲。金融街以集聚金融管理机构和金融企业总部机构为主；商务中心区以集聚文化传媒、商务服务和外资金融机构为主；中关村示范区以海淀园为核心，着力打造中关村科学城、创业大街、创业公社、智造大街等特色产业园区；未来科学城以引进国际一流科技人才、打造中央企业研发基地为发展方向；怀柔科学城以建设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群，成为国际一流综合国家科学中心为发展目标。这种多点差异化集聚发展的格局，使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更具有国际竞争力，集聚效应显著提升。
按照习总书记2017年2月23—24日视察北京的讲话精神，北京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要以三城一区为抓手，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现在正全力以赴认真贯彻落实，加紧推进中关村科学城的升级改造，筹划和组织实施未来科学城的二期建设项目，加快实施怀柔科学城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科研办公设施以及科学装置项目的建设，着力提升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的水平，三城一区的集聚发展势头强劲。
（三）高收益发展
北京现实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服务业的主要收益来源是高端服务业，充分显示了高端服务业所具有的内在产出特性。2015年，北京规模以上高端服务业的营业收入为43693亿元，仅占服务业营业收入总额的43.9%，但规模以上高端服务业的资产、利润和税金分别为1067898亿元、22510亿元和4697亿元，占服务业同类指标的比例分别高达90.6%、90.9%和70.4%，说明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收益水平很高。特别是北京金融业的利润为14725亿元，占高端服务业的65.4%，占服务业的59.5%；税金为3602亿元，占高端服务业的76.7%，占服务业的54.0%，说明北京金融业的收益水平最高，是北京高端服务业的“龙头”产业（见表5）。
表5 2015年北京规模以上高端服务业资产和收益情况
（四）创新发展
北京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推进高端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在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和技术交易等方面，位居全国省级区域的前列。2016年北京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76.8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6倍。我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219项技术中，北京占比高达55.7%，居全国绝对优势。[13]2016年北京研发投入1480亿元，年增长6.9%，超过北京GDP增长率，占北京GDP的比例高达5.9%；研发活动人员36.2万人，年增长3.0%；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104643件和40602件，年增长分别高达17.7%和15.0%；技术交易合同成交总额3941亿元，年增长高达14.1%；互联网金融中的金融信息服务业、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分别为43亿元和133亿元，年增长分别高达63.6%和30.6%；新设科技型企业8万家，年增长高达23.2%。[14]这说明北京创新发展驱动力强劲，新技术产品、新业态和新科技企业不断涌现。
尤其是中关村示范区，2016年实现技术收入7115亿元，年增长7.4%；获发明专利14782件，年增长15%，占北京获发明专利总数的1/3；企业和产业联盟共创标准602项，其中国际标准27项，国家标准322项，[15]凸显中关村示范区在北京科技创新中的引领、示范和支撑作用。
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创新发展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基础，创客、极客和痛客成为创新发展的主体，创新内容涉及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移动通信、物联网、智能制造、新医药、新种业、新平台经济等众多领域，新涌现出以小米科技、京东商城为代表的“独角兽”企业，以百度、联想为代表的领军企业，以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为代表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新材料研发与应用机构，以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公社和智造大街为代表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等，对全国创新创业发展起到了示范、引领、集聚、融合和辐射作用。
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有赖于体制机制创新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做支撑。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是搭建平台、提供便捷公共服务和优惠扶持政策，为创新主体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例如，2017年北京设立中关村银行，为企业提供优惠信贷服务；未来科学城建设，政府不仅负责配套建设优良的公共服务设施，而且以低于开发成本价，向企业提供建设用地；智造大街建设，是政府依据企业领军人才的构想，招才引智，积极协助“腾笼换鸟”，搭建智能制造全产业链平台和提供一站式精准化服务的结果等。中关村示范区在体制机制创新中，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系列先行先试政策，包括国务院制定的“1+6”和“新四条”等政策，北京市政府推出的“京校十条”“京科九条”、外籍人才出入境20条、商事制度改革19条、食药监管改革12条等政策，主要在科技成果的处置权、收益分配权和股权激励、科研经费与项目管理改革、资源开放共享等方面取得制度性突破，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营商环境和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依托高端人才、领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产业联盟、创新文化、天使和风险投资等要素集聚和融合配置，最终构筑起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北京在高端服务业发展中纳入国家层面的体制机制创新的另一典型是石景山区。2010年，石景山区获批“十二五”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石景山区勇于探索，创新思路，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实施老工业区系列改革，引导服务业创新发展；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促进市场准入便利化和提升行政审批效率；依托“创业公社”等人才基地，聚集高端创新人才；形成了以银河商务区为中心的总部金融功能区，以盛景国际广场为中心的产业孵化培育区和以新首钢为中心的金融服务拓展区；依托京西古道、永定河母亲河及老工业区等历史文化遗产，高标准规划设计建设文化中心项目，形成了旅游休闲业与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融合发展的文化集聚区，使金融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成为石景山区的核心优势产业。试点期间（2010—2015年），石景山区五大高端服务业发展迅速。2015年石景山区聚集龙头金融机构160多家，实现收入603亿元，对区级税收贡献率为28%，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集聚文化创意企业5000多家，实现总收入330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0%；高端服务业占全区服务业的比重超过70%。[16]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在全国37个试点地区中，认定北京市石景山区等10个试点作为“十二五”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示范典型，向全国推广其试点改革经验。
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原动力之一，就是企业组织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组织模式创新突出“合伙+股权”的运作模式，力求充分发挥创业团队的力量，着眼于挖掘企业增长潜力和未来股权收益分配或期权收益，更好地利用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促使企业在扁平组织框架下快速成长。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立足于“痛点”解决方案，着力于开发新产品和资源整合，打造服务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探求强劲增长的新的盈利模式和发展路径，吸引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入股。在这种组织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中，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以及网上众筹等新兴融资方式的作用非常显著，北京在这类新兴融资渠道和市场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它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市场，像中关村发展集团就是实力雄厚的跨国风险投资公司，还拥有全国唯一的新三版股市和其他多种新兴的产权市场，能够满足创新企业的融资需求，推动北京高端服务业创新发展。2016年中关村示范区天使投资案例819起，约占全国的40%；天使投资金额45.6亿元，占全国37%；天使投资人2万多人，占全国总数的80%；创业投资案例1961起，约占全国的34%；创业投资金额1054亿元，占全国的38%；知名创投机构（红杉、君联等）670家。[17]
（五）融合发展
北京高端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高端服务业内部各产业之间的融合，产业及其服务内容的边界模糊，形成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的格局。这方面典型的案例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按照北京市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涵盖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软件网络和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和休闲娱乐、其他辅助服务九大类，实际融合了文体娱乐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是国家标准文体娱乐业统计口径的延伸。2016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3571亿元，年增长12.3%，占北京GDP的比例高达14.3%，是北京第二大服务业。[18]二是高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主要表现为高端服务业与工农业和低端服务业的融合。北京高端服务业与工农业的融合，集中表现在沿着“微笑曲线”的两端，在研发和营销方面为工农业生产提供服务，促使工农业生产服务化、高端化和智能化。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致力于研发农作物种子，是北京高端服务业与农业融合的典型；中关村智造大街，致力于打造智能制造全产业链的服务平台，是北京高端服务业与工业融合的典型。北京高端服务业与低端服务业的融合，集中表现在增加智力和科技投入，提升诚信和美誉度，推动低端服务业改造升级。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致力于在有效疏解基础上，让企业开展将服装设计、展示、线上线下营销、个性化定制、品牌打造等多功能融为一体的运作模式，是北京高端服务业与低端服务业融合的典型。
北京高端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势头强劲，在产业集聚区内部通过整合资源、消除信息“孤岛”、搭建共享服务平台、提供智能服务等方式，形成高端服务业内部各产业之间以及高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例如，北京商务中心区通过引入智能新风系统、智能泊车系统、绿色环保幕墙和中央空调系统、真空垃圾处理系统、互联网云技术管理系统等，推动科技服务业与商务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融合。在产业聚集区之间通过分工协作、相互借鉴、共建共享的方式，促进高端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例如，北京未来科学城建设打算与中关村示范区合作，共同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在产业聚集区之外，通过规模化的合作投资，打造有特色的、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多产业融合发展的集聚地。例如，北京古北水镇的建设，就是以文体娱乐业和商务服务业为主的，集商业零售、住宿餐饮为一体的多产业融合的集聚地。
（六）区域协同发展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高端服务业向津冀拓展，既需要中央的推力，也需要北京的动力和津冀的拉力。只有“三力”合一，才能取得成效。中央的推力集中表现在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央相关部门和企业大力支持，统筹规划、产业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安排，并严格督查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北京的动力一方面体现在政府贯彻中央精神，建立合作机制，积极引导、搭建平台、出台具体政策措施的层面；另一方面体现在北京的企事业单位主动与津冀对接，将投资、人才、管理和技术创新要素向津冀倾斜，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打造服务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共谋区域产业错位发展和融合发展。津冀的拉力主要表现在积极协助配合，提供优质配套的公共服务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全面降低营商成本，提升产业集聚吸引力和市场管理水平，包括优惠供给土地，降低水电气、房租和经营管理的收费，改善交通、通信和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吃住、文体娱乐、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治安保障条件，等等。正是在“三力合一”的基础上，自2014年以来，京津冀三地都出台了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在政府间密切配合、主动引导下，北京高端服务业向津冀拓展的势头强劲。
中关村示范区作为北京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引擎，本着共建共享、产业协同创新的原则，制订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行动计划（2016—2018年）》，力求到2018年，在“4+N”重点区域，即曹妃甸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张承生态功能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和若干个合作共享平台（开发区、高新区），初步形成以科技创新园区链为骨干、以多个创新社区为支撑的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目前，中关村示范区已在津冀的滨海新区、宝坻、武清、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地，建立了多个特色园区。具体建设的运作模式，以中关村示范区海淀园的秦皇岛分园为例，由海淀区政府与秦皇岛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让海淀园组织秦皇岛分园与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对接，吸引北京的恒业世纪、千方科技等企业入驻。恒业世纪和千方科技力图大规模投资，打造产业示范基地，秦皇岛分园则给予优惠政策扶持，包括对购房给予一定资金补贴、对租房免三年租金、优先推荐享受各类专项资金支持和人才引进优惠政策等。对入驻企业税收分配，海淀园和秦皇岛分园各提40%，余下20%作为产业发展基金，用于秦皇岛分园建设。这种互利合作模式，有助于激发企业内在动力，促使企业主动向津冀投资和转移。截至2016年年底，中关村示范区累计在津冀地区设立分支机构5849家，[19]拉动北京技术投资快速向津冀输出。2016年北京向津冀的技术输出额为154亿元，年增长38.7%。[20]
在金融业区域协同发展方面，也取得明显进展：一是金融监管协同和区域合作的工作框架基本建立。京津冀三地的金融局（办）、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交易商协会签署了金融一体化战略合作协议，京津冀三地的保监局发布了统一监管、建立日常工作联系机制和监管联席会制度的通知，京津冀三地的银监部门签署了银行业监管合作备忘录，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建立了总行层面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负责全行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领导决策、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显著增强。农业银行与京津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与多家商业银行签约，设立了京津冀城际铁路发展基金；泰康养老保险、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华夏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了对京津冀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设立京冀协同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支持京冀合作建设项目；中关村示范区协同创新投资基金通过设立津冀协同发展子基金，支持重点合作园区新兴产业发展。三是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取得积极进展。推动北京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河北产权交易中心联合在京发起成立“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支持京津冀协同票据交易中心在京设立；北京银行推动“京医通”“社保卡”、交通“一卡通”等业务在京津冀区域的互通互认、通存通兑，实现金融服务同城化；华夏银行推出京津冀协同卡，客户在三地办理业务可享受同城待遇；北京农商银行与天津农商银行、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及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联合发布了“农银通”卡，实现了京津冀三地的农信系统同城化。
在信息服务业协同发展方面，京冀签署了张北计算数据中心产业基地建设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张北云计算产业园，打造国家级云计算产业基地。该基地合作项目有9个，总投资约800亿元，建设规模达150万台服务器。其中，张北云联数据中心项目一期、数据港张北数据一期、中都草原数据中心项目已开工建设，3个项目由阿里集团牵头实施，总投资约180亿元，建设容量为30万台服务器，使之成为阿里集团北方云计算基地。[21]北京电信推出“免漫游费”业务，在京津冀三地间的通话享受“市话”待遇，既无漫游费，也对数据流量执行统一价。
在商务服务业协同发展方面，京津冀签署了商务行动方案，要求提高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借助“京交会”“津洽会”“廊洽会”等载体，共同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会展；发挥京津两市建设“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国家软件出口基地”的优势，携手开拓服务外包市场。
在文化旅游业协同发展方面，京津冀建立了旅游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和旅游网站联席会制，成立了领导小组和相应办公室，制定了议事规则和工作制度，明确了相关业务部门合作对接、旅游投诉处理、旅游执法合作、重大活动交通管制预警、重大交通安全工作、旅游直通车发展、旅游咨询服务等方面的会商和合作办法，统筹解决三地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加快实施三地旅游组织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管理一体化。同时，三地联合开展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和联合开发旅游线路图和旅游网，增加三地旅游直通车线路，实施三地旅游一卡通服务和在高速路交界互设旅游交通标志牌，依托北京产权交易所，搭建三地旅游资源交易平台。
综上所述，北京高端服务业区域协同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是所谓高端产业中的低端部分的单纯疏解，而是京津冀发挥各自资源比较优势，凝聚合力，消除“痛点”，开放市场，推进北京高端服务业向外辐射，形成全方位合作发展态势的必然结果。
在此需要强调指出，雄安新区的设立，为北京高端服务业向津冀拓展指明了新的方向。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按照新区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定位，只能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是北京高端服务业未来发展的重点区域。尽管雄安新区，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理念，正在努力制定规划蓝图和产业布局方案，但北京已做好准备，对接雄安新区的高端服务业发展的规划方案，力求以特色产业园区的形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北京高端服务业向雄安新区拓展。
（七）国际化发展
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拥有首都资源优势和高端企业、高端人才集聚的优势，也拥有服务品牌国际化的优势。2012年，中央决定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举办地设在北京，对北京国际会展业的发展和北京打造国际化的服务品牌起了巨大推动作用。2017年5月，“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对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北京要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用21世纪的眼光，看待“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既要主动“走出去”，开辟国际市场，也要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与外资同台竞争，不断提升国际营商环境和国际竞争力水平。
北京要加快高端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探求新的发展路径。2015年5月，中央批复《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涉及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六大重点领域，除健康医疗服务外，其余皆属于高端服务业，使北京成为国内第一个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开放的综合试点城市。按照《试点方案》要求，北京分阶段推出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系列措施清单，包括允许外商独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在市域内提供服务；允许外资银行、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外资持股比例可以超过25%；允许外资旅行社设立中外合资旅行社，从事除我国台湾地区以外的出境游服务；简化企业境外投资的核准程序，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管理模式；允许在京总部企业在全国实行统一便利通关政策；等等。同时，实施朝阳区、顺义区两个综合试点示范区的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围绕商事制度改革，创新监管模式，形成了58项全国首创的、具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体制机制创新的举措。[22]它包括“双积分”（良好信息积正分、不良信息积负分）诚信管理、链式监管、协同互认管理、资金“跨境通”、国际引智“直通车”等，有力促进了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下面着重从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三个方面，概述北京高端服务业国际化发展的情况。
1.高端服务贸易大幅度增长
2015年北京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302.8亿美元，年增长17.8%，其中高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为971.2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例为74.5%，年增长26.8%，而低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是负增长2.4%，说明在服务贸易中高端服务贸易占绝对主导地位，增长速度很快。在北京高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中，出口额为351.0亿美元，年增长20.7%；进口额为620.2亿美元，年增长30.5%，说明外汇支出快速增长，高端服务贸易逆差扩大。从北京高端服务贸易构成维度看，外汇收入主要源于旅行，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三大行业，总额为234.3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47.7%，占高端服务贸易额的66.8%；外汇支出主要集中于旅行、保险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三大行业，总额为479.1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59.0%，占高端服务贸易额的77.2%。具体情况见表6—表8。
表6 2014—2015年北京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增长速度
表7 2014—2015年北京服务贸易进出口分项增长速度
表8 2015年北京高端服务贸易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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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有成效
2015年北京高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95.5亿美元，占三次产业总计（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总计）的比例高达73.5%，年增长62.3%，其中金融业年增长高达1567.0%。2016年北京高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48.7亿美元，占三次产业总计的比例37.4%，年增长-49.0%，主要原因是受金融业实际利用外资下降87.7%的影响，但其他高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皆为高增长。其中，信息服务业年增长130.6%，文体娱乐业年增长100.0%，商务服务业年增长69.0%，科技服务业年增长59.6%（见表9）。
表9 2015—2016年北京高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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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端服务业实际对外投资明显增长
北京高端服务业实际对外投资以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为主导，投资地域主要集中在亚洲和美洲。中关村发展集团在美国硅谷投资设立孵化器和研发机构，小米在印度线上手机市场份额现已突破三成，短期目标市场份额是50%。[23]联想、百度、乐视、京东、中心国际、爱奇艺、神州泰岳、亚信、紫光等大批企业，纷纷在境外并购、设立研发机构和拓展国际市场。截至2016年年底，中关村示范区领军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或分支机构超过700家，海外上市98家；百度和京东已进入全球互联网公司10强。2016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完成境外并购52起，年增长8.3%；实际境外投资额685亿元，年增长15.7%。[24]除此之外，北京金融业的境外贷款明显增长。2015年北京金融业境外贷款余额3852亿元，年增长额746亿元，年增长率24.3%。[25]
三 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现存突出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从现实情况看，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成效非常显著，但用新的发展理念来衡量，用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大格局、新形势、新要求来衡量，用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目标来衡量，用人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来衡量，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需要系统分析，揭示成因，切实把握问题的症结和根源。
（一）突出问题
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现存突出问题很多，综合归纳，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尚未确立主导产业地位
高端服务业作为北京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新的增长极，理应占据主导产业地位，年增加值占GDP比例要超过50%。但实际情况是总体发展水平低，2015—2016年高端服务业占北京GDP的比例，仅分别为45.3%和46.0%，没有达到主导产业的水平。其内部文体娱乐业占北京GDP的比例甚至没有达到5%的支柱产业水平，与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很不相称（见表10）。
表10 2015—2016年高端服务业占北京GDP比例
2.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
北京市域面积1.6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6338平方公里。北京市域分为四个功能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西城），面积92.4平方公里；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面积1275.9平方公里；城市发展新区（通州、大兴、顺义、昌平、房山），面积6295.6平方公里；生态涵养发展区（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延庆），面积8746.6平方公里。首都功能核心区与城市功能拓展区统称城六区，面积1368.3平方公里。[26]城六区作为北京的中心城区，本应以首都政务功能为主，不应集聚大量产业和人口，以实现产业、人口在市域和京津冀区域内的合理分布。但实际情况是，高端服务业过度集中在北京中心城区，呈现“摊大饼、摊厚饼”式发展。尽管近年来，城六区的建设规模受疏解常住人口和产业负面清单的管控，高端服务业的增量集聚有缩减趋势，但高端服务业的存量集中度依然很高。2015年城六区高端服务业占全市高端服务业总量的85.0%（见表11）。同时，在高端服务业“虹吸效应”的影响下，大量低端服务业和常住人口也集中在城六区。2016年城六区常住人口1247.5万人，占全市常住的57.4%，人口密度为9117人/平方公里，其中首都功能核心人口密度为23130人/平方公里，远超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人口密度（见表12）。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必然是“大城市病”，妨碍首都政务功能的高效运转。
表11 2015年城六区高端服务业占全市高端服务业总量的比例
表12 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在城六区和其他功能区的分布
3.集聚特色、规模收益和土地资源利用率有待提升
北京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以产业园区的模式运作，通过政府主导资源整合的作用，原有布局散、小、乱和同质恶性竞争的问题基本解决，但园区特色不突出、企业投资规模小、规模收益差、土地资源利用率水平低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以中关村示范区为例，2015年中关村示范区已开发土地面积288平方公里（1区17园），实现总收入4.1万亿元，利润总额3405亿元，[27]年收入利润率8.3%，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实现利润仅11.8亿元；同期上海张江示范区已开发土地面积42平方公里（1区18园），实现总收入3.6万亿元，利润总额4045亿元，[28]年收入利润率11.2%，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实现利润高达96.3亿元，是中关村示范区的8.2倍。在中关村示范区内部各园中，虽然每园的企业年均收入都超过了5000万元，有一定规模，但有些园没有搭建针对“痛点”的创新服务平台，仍采取“跑马占地”、政策优惠、招商引资的传统做法，实际存在特色不突出、规模收益和土地资源利用率水平低的问题。像大兴园、平谷园、房山园、密云园和延庆园，每园累计至2015年的项目投资，皆未超过100亿元，每公顷土地面积实现利润仅为200万—400万元。还有些园像石景山园，虽然在17园中每公顷土地面积实现利润水平最高，为1.91亿元，是海淀园同类指标0.09亿元的21.2倍，但石景山园之所以有较高的土地利用收益，主要是靠引入沃尔玛等低端服务业，以增加投资、收入和盈利水平。这种做法不符合北京减量发展、创新发展的新要求，同时也提出了科技园如何探索提质增效新路径的问题。具体见表13—表14。
表13 2015年中关村示范区17园的企业数和开发土地、投资、收益情况
表14 2015年中关村示范区17园的平均每个企业和平均每公顷土地的投资、收益情况
总体而言，除金融业集聚发展具有很高规模效益外，北京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的集聚发展都存在提升规模收益和土地资源利用率的问题，其中文体娱乐业的规模收益不显著的问题尤为突出。2015年北京文体娱乐业中，有盈利能力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旅游休闲娱乐四大行业，年收入仅分别为421.8亿元、1026.4亿元、917.4亿元和1207.0亿元，若再加上广告会展业年收入2178.4亿元，总收入也只有5751亿元，与中关村示范区海淀园同类指标为16357亿元相比，[29]相差竟达2.8倍。这是北京文体娱乐业长期难以确立支柱产业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4.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低
高端服务业高收入水平，通常要有高劳动生产率支撑。按规模以上增加值和从业人员平均数计算，2015年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为36.4万元/人，超过同类指标工业33.3万元/人、服务业29.7万元/人的水平，说明北京高端服务业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但具体分行业看，科研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工业，分别为30.8万元/人、32.2万元/人和19.1万元/人（见表15）。其中，商务服务业以中介服务为主，用人较多，在理论和实践中大幅度提升劳动生产率有一定难度；而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在理论上被界定为先进服务业和KIBS，具有高劳动生产率的特点，可以依托其治愈服务业的“成本病”（指效率低，影响整体经济发展）。显然，北京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太低，难以发挥提升整体经济效率、促进高端服务确立主导产业地位的作用。这进一步印证了北京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存在规模效益不佳的问题。
表15 2015年北京高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服务业同类指标的比较情况
5.创新发展亟待加强
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创新发展以中关村示范区和三城一区为代表，总体评价，中关村示范区的科技创新活动更多地处于模仿追随阶段，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始创新成果较少。2016年北京每万人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量仅为1.89件，远低于日本3.49件、德国2.21件的国际水平。[30]中关村示范区的商业模式和服务平台的创新虽然较多，但能够打破行业固有格局的突破性创新较少；中关村示范区的内资企业中具有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领军科技企业较少，联想、小米、京东和百度等大企业或“独角兽”企业，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研发投入等方面，距离全国和世界同业领军企业的地位还有较大差距。中关村示范区全国先试先行的各种优惠政策，现已在全国同类科技园区普遍推广，外地政策优惠力度甚至比中关村示范区还要大很多。像潍坊市2017年8月提出招商发展激励政策“黄金八条”，内容涉及对实际投资2亿元或年纳税总额超1000万元，按实际投资的5%奖励，对企业高管人员（每家企业限10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3年内按100%标准补助企业等。[31]再加上受北京控制人口规模、限制购车购房、大气污染严重、交通拥堵等因素的影响，中关村示范区的招才引智和留住高端人才的工作难度加大。中关村科学城也亟待改造升级，针对“痛点”创新服务平台，提高规模效益和辐射力。未来科学城占用土地资源大，原创研发成果少，更需要搞活和落实好二期发展规划。
具体从研发经费支出维度分析，北京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的比例呈持续下降趋势。2000年北京研发经费支出155.7亿元，占全国同类指标895.7亿元的17.4%，[32]位居全国省级区域首位；2016年北京研发经费支出1480亿元，占全国同类指标15500亿元的比例已大幅度下降至9.5%，[33]落后于广东和江苏，只居全国省级区域第三位。不仅如此，北京研发经费支出还存在政府投入多、企业投入少的问题，这与深圳形成了巨大反差。2015年深圳源于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689.0亿元，是政府同类指标35.6亿元的19.4倍；[34]而北京研发机构源于政府的研发经费支出高达266.3亿元，是源于企业研发经费支出12.1亿元的22.0倍，高校源于政府的研发经费支出113.2亿元，是源于企业研发经费支出44.8亿元的2.5倍。[35]这说明北京创新发展的市场化运作水平有待提高。进一步以北京信息服务业为例，2015年北京规模以上信息服务企业研发经费支出118.1亿元，占营业收入6683.0亿元的比例仅为1.8%，[36]远低于北京市发改委要求的高科技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低于5%的指标。可见，北京信息服务企业的研发动力不足，缺乏创新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事实上，北京研发经费支出以政府为主，实际也反映出组织创新模式不完善的问题。企业、研发机构、高校、产业联盟、创客、极客和痛客等市场主体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以社会资本为主的组织创新模式和人才激励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以“云、网、端”为基础的众需、众创、众筹、众扶、众包的创新发展模式尚未全面展开，政府小型化、资源共享化、需求个性化、生产分散化、服务平台化、市场全球化的组织运营网络尚未有效确立，从而制约了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和“北京服务”“中国创造”品牌的打造与推广。
6.融合发展阻力大。高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需要集成资源和搭建全产业链的服务平台，走“核心技术+大数据+电商+金融”的融合发展之路。这是高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北京在这方面存在技术瓶颈和体制障碍。就技术支撑而言，以集成电路为例，它的生产成本很低，每块芯片制造成本甚至可以低到几块钱，但它的软件设计和开发成本很高，少则投资百万元，多则投资上亿元，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软件设计和开发投入，就无法有效组织集成电路的生产。同样道理，电动汽车的生产和无土栽培农产品的生产，都需要高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北京高端服务业与工农业生产的融合发展，实际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缺乏高新技术和可视化、可追溯、可互动的精准智能服务平台。在北京高端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中，同样也存在此类问题。例如，北京现有的怀柔影视城可以升级为“虚拟影视技术中心”，采用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实现科技与文化的有效融合，在拍摄电影中不再搭建摄影棚。但问题是现有的影视公司并不完全掌握此类技术，拍电影还要搭建“古建筑”。
北京高端服务业融合发展还遇到不讲诚信、缺失统一标准、资源独占、信息“孤岛”、“云、网、端”基础设施落后、服务高收费、固化利益冲突等方面的阻力。不讲诚信的典型，在北京金融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中常见，农户和中小企业还贷难、大型企业去杠杆都反映出存在信用风险。尤其是互联网企业与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合谋引发的魏则西死亡事件，让社会质疑互联网企业融合发展是否就是“骗钱害命”？缺失统一标准对北京智能服务和平台建设有重大影响。例如，电动汽车的充电标准不统一，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的集装箱标准不统一，就无法实现智能充电“一卡通”、智能货运无人工的平台建设。北京现在存在“大院自我服务”的问题，很少有企事业单位愿意对外开放、共享自有资源，包括礼堂、会议室、招待所、图书馆、实验室、实验装备、检测仪器等。这种资源独占的做法，不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也阻碍了基于共享经济的融合发展。北京各行业系统和区域系统都建有信息网络，这些网络相对封闭，不对外互联互通，各自独立运作，形成所谓信息“孤岛”；北京“云、网、端”基础设施建设处于低水平、“碎片化”的状态，无线网络没有实现市域免费全覆盖；商务服务和网络服务高收费，房租和融资成本高，致使北京网络化、服务化和智能化服务体系难以有效确立，严重阻碍了北京高端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北京高端服务业融合发展必然要打破原有固化利益的格局，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如果规制和政策倾向于维护固化利益，那么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必定受阻。以网络教育为例，如果学生网上学习、网上考试，可以取得学籍、学分和学历，那么学校的面授教育就会受到冲击。为维护学校面授教育的固化利益，出台规制，不承认网络教育的学籍、学分和学历，必然会阻碍网络教育的发展。由此不难发现，包括网上医疗、网上众筹、网上家庭办公、网上约车、网上购物、网上旅游、网上定制生产（C2B）等智能化、协同化的服务新体系、新业态，所引起的固化利益冲突，是北京高端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一大阻力。
7.区域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区域协同发展在政府层面有压力、有动力，谋划方案和纸面协议很多，但实际进展和成果较少，存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动力不足的问题，使政府减负政策方案处于“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被动局面。在企事业单位层面，虽然面临减量发展的政策压力，北京高端服务业中的低端部分和部分企业总部必须向外埠疏解，包括文体娱乐业中的出版业、影视节目制作业、图书和档案馆业、娱乐业，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中的后台服务（包括数据中心、信息中心、呼叫中心和服务外包业务等），科技服务业中的地质勘查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中的企业总部管理、展览服务、包装服务和安全保护服务等。但与北京相比，“一步差三市”的经营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津冀在短期内很难根本改变，这让许多在京的企事业单位持观望态度，实际疏解的步伐迟缓。
北京高端服务业还承担着推动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重任。虽然中关村示范区以共建、共享的方式，在津冀建立了多个科技园，并打算在雄安新区建立科技园。但在这类科技园中，有些是采取“跑马占地”、优惠扶持在京企业外埠组建分公司的形式构建的，企业总部和高端人才仍留在北京，形成“京外撑面子，京内做里子”，“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被动局面。企业缺乏真正迁离北京的内在动力，存在招才引智难、特色不突出、规模效益低的突出问题，亟待提质增效。
8.国际化发展有待拓展
北京高端服务业在国际化发展中存在大量服务贸易逆差的问题。2015年北京旅游业（即旅行）、金融业、科技服务业（即知识产权使用费）和文体娱乐业的服务贸易合计逆差额高达356.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6.7亿美元；其中，旅游业服务贸易逆差额最高，为302.9亿美元，占合计逆差额的84.9%，比上年增加68.4亿美元（见表16）。如此大量服务贸易逆差，说明北京高端服务业整体国际竞争力不强。具体分析旅游业的服务贸易逆差情况，不能单纯责备北京市民出境游的人员多、花费大，也要清醒认识北京入境游人员太少的突出问题。2015年北京入境游人员420万人，按旅游外汇收入计算，人均消费1096.4美元。[37]与之相比较，2014年伦敦入境游人员1869万人，人均消费1032.6美元；巴黎入境游人员1557万人，人均消费1091.8美元；纽约入境游人员1181万人，人均消费1574.9美元；东京入境游人员538万人，人均消费1375.5美元；我国香港入境游人员884万人，人均消费938.9美元；首尔入境游人员863万人，人均消费1332.6美元。[38]这说明入境游人员在北京的消费水平不是很低，但入境游人员的数量，北京与之有上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的巨大差距，说明北京的国际旅游吸引力和宣传推介力度亟待加强。
表16 2014—2015年北京高端服务业的服务贸易逆差情况
北京高端服务业国际化发展虽然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利用外资水平不高。2016年深圳金融业实际利用外资10.7亿美元，商务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20.9亿美元，[39]而北京的同类指标仅分别为9.0亿美元和12.0亿美元。尤其是北京文体娱乐业，在存在服务贸易逆差的情况下，2016年实际利用外资仅0.6亿美元，这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战略定位是极不相称的。在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条件下，国际文化交融本应更有开放性，北京更应抓住高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机遇，进一步拓展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
北京高端服务业对外投资以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为主，发展很快，也存在不少风险。乐视在美国投资电动汽车就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风险，甚至被怀疑向国外转移资金，影响了国内乐视网业务的发展。事实上，北京高端服务业对外投资都是单个企业的独立行为，存在“中国溢价”（比一般并购价高10%）、生产协作不配套、贷款利率高、管理难度大、经营成本高、当地政府不配合等问题，需要借鉴政府搭桥、“集体下海”“抱团取暖”的经验，稳步拓展。
（二）主要成因分析
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由多种主客观因素引发的，从政府治理维度分析，关键因素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缺乏对高端服务业的认识
北京现在比较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强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发展壮大会展经济，形成创新融合、高端集聚、高效辐射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新模式。[40]这种提法，实际把北京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主导产业，定位于生产性服务业，而不是高端服务业。北京市“十三五”规划中，根本见不到高端服务业的提法，这说明北京市政府缺乏对高端服务业的认识，没有准确把握中央对北京发展服务业的新要求和新精神。
其实，生产性服务业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对称，在理论上是指专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批发服务”的行业；生活性服务业则是指专为个人提供“零售服务”的行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投入产出生产过程的中间环节，具有提升生产效率的功效。它的部门行业分类，按照北京市统计局的现行口径，包括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流通服务业（主要涵盖批发业和运输仓储业）五大类。[41]显然，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服务业是完全不同的范畴。虽然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或实际统计口径与高端服务业有交集，但它所涵盖的批发业和运输仓储业恰恰是北京产业疏解的重点，不代表北京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也不是北京创新发展的新高地。相反，高端服务业在总体上符合北京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的标准，是北京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和新的增长极。
由于缺乏对高端服务业的认识，北京就不能摆正减量发展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及其空间布局，也不可能出台针对高端服务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以至于有关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处于“整体空白”，只能从散见于其内部具体行业的发展规划和政府文献中窥视端倪。在这种没有大格局和总体战略部署的情况下，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必然缺失大方向，实际困难阻力不少，拓展迟缓，至今也未确立主导产业地位。
2.政府主导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有偏差
从理论上讲，创新发展是产业发展的先导和关键，集聚发展是产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的载体和空间布局，也是产业发展效能的综合体现。在理论上，产业集聚发展有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基本模式。在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实践中，这两种基本模式的实际运用存在本质差异：在政府主导模式下，政府管控国有土地和产业及其空间布局规划，负责组织建设项目工程和招商引资；而在市场主导模式下，土地由企业和农村集体掌控，没有明晰的产业及其空间布局规划，企业和农村集体自主开发建设项目工程，自主招商引资。尽管这两种基本模式存在本质差异，但两者之间也有管控聚焦点，即政府可以通过土地用途和产业及其空间布局规划的管控手段以及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式，引导或抑制市场主导模式的发展。这就是说，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以政府主导模式为主的。特别是标准高、规模大的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包括北京金融街、中关村示范区、商务中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未来科学城、怀柔科学城和怀柔国际会议中心等，都是政府主导规划和招商引资形成的。而大量小规模的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像宋庄艺术村、“798”艺术区，虽然在形成的初期是由企业和农村集体自主开发的，但要形成规模化经营，离不开政府放松土地用途和产业及其空间布局规划的管制以及相关的扶持政策。由此决定，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症结在于政府主导模式。政府主导模式之所以出现偏差，关键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在习总书记2014年2月26日视察北京发表讲话之前，北京市政府受“一亩三分地”的自我发展的利益机制驱动，产业及其空间布局定位不明，只讲做大服务业及其“两轴”、单中心的空间布局，不注重服务业的选择和提质增效，不讲高端服务业的科学合理布局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由此必然导致服务业在中心城区“摊大饼、摊厚饼”，最终积累形成高端服务业在中心城区过度集中的问题。
当然，在政府主导模式下，政府与入驻企业相互合作，不断修订和扩张建设规划，在中心城区过度开发，这也是导致高端服务业在中心城区过度集中的主要成因。以北京金融街和商务中心区为例，金融街现已完成建筑面积400多万平方米，正在建设的体量高达200多万平方米，按原规划，未来建设区域8平方公里，建筑面积高达1200万平方米；商务中心区现已完成建筑面积700多万平方米，正在建设的体量高达400多万平方米，按原规划，未来建设核心区域7平方公里，建筑面积高达2000万平方米，远超伦敦金融城建筑面积为1600万平方米的体量。[42]
（2）集聚发展的组织模式有问题。政府在建立产业园区时，通常设立行政性的管委会，采取低价供地、税收房租优惠、优先提供公共服务的做法，招商引资。这种组织模式或发展模式，不仅在产业园区内引进了大量规模小、效益差的企业，包括低端服务企业，而且给具有创新能力的大中型企业提供了“房地产套利”的机会，使之通过土地涨价就能获取高收益，不必再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从事艰辛的研发活动，最终形成产业园区引资同构、缺失特色、“跑马占地”、规模收益和土地资源利用率水平低的问题。
（3）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开始关注减量发展和创新发展，力推产业园区的升级改造和“腾笼换鸟”，但在具体实施中，政府没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与企业合作的治理体系、减量发展的补偿措施和配套措施不完善，甚至往往把握不准升级改造的“痛点”，怎样招才引智，以有效实施组织模式和服务模式的创新，重构创新发展生态体系。其结果是固化利益冲突不断，“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的进程迟缓，这也影响了产业园区的创新发展。
3.激励创新政策不完善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创新发展需要政府激励政策的支撑，包括放宽市场准入政策、加大科技投入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增加收入分配政策、降低服务收费政策等。在我国，这些激励创新政策的事权很大一部分在中央，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试点改革、配套改革的授权先试先行，然后全国推广。北京市政府在推进改革、实施激励科技创新政策方面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一是针对少数特定的科研企事业单位和高端人才单独“定制”的激励政策，尤其是土地供给和公共服务的优惠政策。这类政策的实效性较高，但也存在享受“定制”单位“跑马占地”、原始创新成果少、劳动生产率低的突出问题；二是对科研企事业单位普遍适用的一般性激励政策。这类政策存在的问题较多，实际激励作用有限，下面做简要阐述。
（1）在市场准入政策方面，现在科研机构和高校按照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的财务规制管理，不允许办企业，也不允许“小单位”同时具有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的属性。在职职工不允许与科研机构和高校共同出资办企业，与之相关的，假定职工不辞职，其在企业的工作方式、工作量考核、职称评定、养老医疗保险认缴等问题，也没有明确政策规定。
（2）在加大科技投入政策方面，现在没有对中小型、初创型、新兴型的企业进行创新能力、创新成果和管理水平的综合跟踪评价的政策，以及相应的政府配套的创新成果奖励和投资政策；政府对大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没有分类设定清晰的财务管理办法和硬指标约束，其内部研发设施也没有科学合理的向社会开放、共享的政策指引。
（3）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现在主要采取降低税率和税额减免等直接优惠方式，实际上是对企业经营结果的事后利益让渡，即鼓励企业钻营盈利商业模式，忽视长期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成果质量的提升。这就是说，直接优惠政策有缺陷，而间接优惠政策和“事后奖励”政策严重不足。特别是针对处于研发阶段的发明型产品，没有实施政府直接投资、专项补贴、研发经费税前抵扣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系统配套的间接优惠政策。
（4）在增加收入分配方面，现行政策是政府和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不能全部或绝大部分直接转化为个人收入，以股权、期权等间接方式转化为个人收入的部分占比很小，以间接费方式直接转换为个人收入的比例也只有30%。同时，对研发经费的预算编制和使用有非常具体的比例用途管制和审批程序，让科研人员忙于审批和寻找合理用途的算计，甚至导致研发经费花不出去的“怪现象”。这种政策和做法，严重挫伤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5）在降低服务收费方面，现在不仅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依然很多，而且即便是有行业协会和商会的收费，也缺乏由政府牵头行业协会和商会制定的降低服务收费的自律政策和监管机制，更没有力促跨行业的企业相互支持、融合发展共同降低服务收费的引导政策，这是造成北京现在人工费高、房租高、信息费高、物流费高、投融资利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北京创新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总之，现有的一般性激励创新政策或体制改革尚缺乏深度、广度和系统配套性，对科研企事业单位和科技人员的吸引力呈下降趋势，对北京科技创新发展的实效性趋于弱化。这严重影响了北京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亟待进一步完善。
4.统筹协调能力不足
产业创新发展、集聚发展、融合发展和国际化发展都需要政府出面协调各方利益和诉求。在辩证处理舍与得的关系、推动北京减量发展与创新发展的新要求下，北京市政府作为地方政府，统筹协调能力不仅表现为服务好中央，办好“都”的事，而且集中体现在借力中央，办好“市”和“产城融合”的事。这种统筹协调能力，必然要消除行政机关做派，即闭门定规矩、开门布任务，切实提升治理水平和办实事的绩效。北京市政府在这方面的统筹能力和治理水平，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是：与津冀政府协同发展方面，缺失综合施策、配套服务、高效落实的能力，存在区域发展协议多、落实难、实效不如说得好的问题；同企业协调方面，缺失为企业主动服务、排忧解难的能力，只讲与企业“清”的关系，为企业“放管服”的政府权力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及办事证明清单和行政许可清单仍然“卡”得太多，解决固化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也不健全，让企业深感“亲”事难办，“远离政府”，只想守业，少谋发展。这些统筹协调能力不足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创新发展、集聚发展、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和国际化发展。
四 加快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新思路、新目标和新战略
按照习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的讲话精神和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产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服务业发展的大格局，北京必须依托新的发展理念和城市定位体系，提高对高端服务业发展的认识水平，认准机遇，迎接挑战，本着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减量发展与创新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厘清新思路，制定新目标，部署新任务，实施新战略，全力推进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加快发展。
（一）新思路
北京治理“大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必然要去“白菜帮”，舍弃低端产业，做减量发展。同时，也要依据主导产业升级理论，即在农业时代主导产业是农业，在工业时代主导产业是工业，在后工业时代主导产业是服务业，在服务经济时代主导产业是高端服务业，用21世纪眼光，把握发展方向，高点定位，发挥北京科技创新和人才的优势，认准增量发展的“白菜心”，走创新发展之路，把高端服务业作为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新的增长极，围绕高端服务业发展构建新的生态体系和运作模式，有效解决高端服务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阻力，尽快把高端服务业打造成主导产业和“高精尖”产业体系的核心，实现“弯道超车”，带动其他产业优质高效智能化发展，这是加快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构想。围绕这一新构想明晰的大方向，下面具体阐述新思路的要点。
1.提高对高端服务业的认识
北京现实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要优化升级、提质增效，不能靠生产性服务业，只能靠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属于高端产业的范畴，是“白菜心”，具有高收益性、高产业带动性和绿色环保性的产出特性，能够发挥产业引领、融合、集聚和辐射的基本作用。发展高端服务业完全符合习总书记视察北京的讲话精神，完全符合北京的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和城市定位体系所确立的产业发展主攻方向，完全符合北京优势资源利用和创新发展的实际，完全符合用21世纪眼光看待北京产业发展的高标准，完全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环渤海合作发展的新要求。因此，北京要高度重视高端服务的发展，树立以高端服务业立市的理念，把高端服务业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优先位置，制订专项行动计划，探索新路径，加快推进步伐。
2.实施新的产业发展运作模式
北京发展高端服务业必须摒弃设立行政性管委会、提供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传统做法。要按照招才引智的新思路，聘用领军人才，针对产业发展的“痛点”，搭建“技术标准+大数据+电商物流+金融”的全产业链服务平台或产业园区，吸引高端人才和产业高端企业入驻，拒绝接纳产业低端企业。针对创新服务平台或产业园区的运营管理，政府可以出资设立投资有限公司，实施市场化运作，让领军人才具体负责，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只提供协助服务；入驻企业可以建立商会，通过商会定期向投资有限公司反映入驻企业的意见和建议，让投资有限公司帮助解决；政府也可以通过投资有限公司和商会向入驻企业布置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种新型的运作模式，既适用于新建的产业园区，也适用于对传统产业园区的升级改造和“腾笼换鸟”。
3.深化改革，完善激励创新政策
北京发展高端服务业的核心内容，就是加快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多出原始创新成果，根本解决核心技术、关键技术自主创新问题，打造“中国创造”和“北京服务”的品牌，实现北京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这是事关国家发展的大事，需要全面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激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借鉴以往改革实践经验，像深圳建设经济特区、上海建设自贸区等，北京市政府必须以中关村示范区为试点单位，力争设立“中关村科技创新特区”，主动谋划好科技创新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突出系统性和综合性，把放宽市场准入政策、加大科技投入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增加收入分配政策、降低服务收费政策统一纳入综合试点改革的范畴，向中央要授权和特殊政策，即在综合改革试点期间（一般为三年），现行规制一律暂缓执行，并加快实施，努力推出可以复制并在全国推广的新经验、新办法、新规制和新政策。
具体地讲，通过设立“中关村科技创新特区”，实施综合改革试点方案，需要完善激励创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在放宽市场准入政策方面，要允许科研机构和高校同时具有公益一类、公益二类和企业的属性，允许在职职工与科研机构和高校共同出资办企业，其薪酬按照企业标准执行，职称评定按照实际工作能力和研究成果让专家评审决定。
（2）在加大科技投入政策方面，要制定对中小型、初创型、新兴型的企业进行创新能力、创新成果和管理水平的综合跟踪评价的政策，以及相应的政府配套的创新成果奖励和投资政策。投资来源可以由政府设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对不同类型的、规模以上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要设定清晰的财务管理办法和硬指标约束。要制定政策，引导科研机构、高校和大型企业将内部研发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
（3）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要强化直接优惠政策与间接优惠政策的有机结合，加大间接优惠政策和“事后奖励”政策的力度。要针对处于研发阶段的发明型产品，实施政府直接投资、专项补贴、研发经费税前抵扣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系统配套的间接优惠政策。
（4）在增加收入分配方面，要允许将政府和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直接转入个人专项账户，由科研人员自由支配。如果科研人员完不成研发任务，则加罚扣除个人收入或资产。
（5）在降低服务收费方面，要大力压缩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要建立由政府牵头行业协会和商会制定的降低服务收费的自律政策和监管机制，以及鼓励跨行业的企业相互支持、融合发展共同降低服务收费的引导政策，促使电信企业降低信息收费，金融企业降低利率、佣金、担保费和管理费，物流企业降低物流费，商务服务企业降低服务费，房地产企业降低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等。
4.强化治理能力和生态体系建设
北京发展高端服务业必须完善治理模式、营商环境和服务生态体系建设。完善治理模式不能片面理解政府与企业“清”的关系，要以政府、行业协会或商会、产业联盟、大型开发商和主要企业为主体，形成多元化的治理体系，以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完善服务生态系统建设的重点，是用21世纪眼光看待“互联网+经济”，主动适应智能生产和智能服务的变革，瞄准金融创新、理论研究创新、信息技术创新、软件设计创新、新材料开发应用创新、生命科学技术应用创新、物联网和大数据应用创新、商务服务创新、文化影视技术创新等北京具有优势的重点领域，搭建创新服务平台，营造网络化、远程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融合化、互动化的产业生态体系。完善营商环境的重点，是要进一步明晰和完善商事制度、各类清单制度和诚信惩戒制度，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体系和联合执法规制；要加快“云、网、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域无线网免费全覆盖的建设，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政府公开信息和对外服务办公“一端通”；要通过多元化的治理体系，拉近政府与企业“亲”的关系，本着鼓励创新的原则，协调好固化利益冲突的矛盾，以“踏石留印”的精神，抓落实，办实事，树立政府竭诚服务的亲民形象。
5.优化产业布局
北京发展高端服务业必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减量发展布局。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建设必须坚守三条红线的新要求（见表17），北京已进入“减量建设”时代，绝不允许再“跑马占地”。2016—2020年北京年均减少建设用地30平方公里，五环路以内不再新增土地供给。在这种新形势下，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减量发展就要聚焦中心城区。中心城区内的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必须提高土地利用率和规模效益，一方面以“腾笼换鸟”的方式，招才引智，对现有高端服务业集聚区进行升级改造，特别是要抓紧实施中关村科学城和稻香湖金融后台服务中心的升级改造工程；另一方面，要建立综合治理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与津冀携手，加快疏解高端服务业中的低端行业部分和低端企业。在此基础上，北京还要对中关村示范区内占地多、规模效益差、特色不显著的科技园进行升级改造和整合。整合的关键是突出特色，着眼于未来创新发展。像怀柔科学城就可以同密云园整合，把密云园纳入怀柔科学城的范围。这种整合，既能够解决怀柔科学城供地不足的问题，也能够充分发挥怀柔科学城的优势和特色。
表17 北京规划建设三条红线指标
（2）增量发展布局。按照中央提出的加快城市副中心和三城一区建设的新要求，北京高端服务业增量发展布局的重点应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21世纪眼光，按照高点定位、差异化、大规模布局的原则，着力建设城市副中心、以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为代表的文化旅游聚集区和商务服务聚集区，着力建设以国家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国际一流综合国家科学中心为目标的怀柔科学城以及怀柔影视文化教育中心和国际会议中心，着力建设以引进国际一流科技人才、打造中央企业研发基地为目标，融合引入其他高端产业的未来科学城，着力提升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研发能力和智能制造水平，使之成为代表北京和国家未来发展形象的新高地和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增长极；二是按照高点定位、特色化、适度规模的原则，对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和三城一区之外的其他现有高端服务业集聚区进行升级改造和整合。在此基础上，借鉴房山长阳基金小镇、密云古北水镇建设的经验，以旅游文化、休闲娱乐、国际商务会议为主，依托自然资源和环境优势，布局新建一批高点定位、国际标准、各具特色、规模适度、吃住行玩便捷的旅游文化休闲小镇以及具有旅游休闲功能的国际商务会议中心，以加快北京文体娱乐业的发展，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旅游文化休闲需求，增加拓展国际旅游市场的吸引力。
（3）向津冀和雄安新区疏解的布局。按照中央提出的雄安新区不搞中低端服务业、只发展高端服务业的要求，北京高端服务业中的部分中央企业总部和事业单位，必然要向雄安新区疏解。中关村示范区也应以新的产业集聚运作模式，在雄安新区布局科技园区。北京高端服务业中的低端行业在向津冀疏解时，一定要有地域的选择。根据伦敦和东京建设都市圈的经验，与中心城主导产业关系密切的服务行业，布局在距离中心城半径直线距离不超过50公里为宜。借鉴此经验，北京可以在京津唐轴线和京保石轴线上选择廊坊、宝坻、武清、涿州、高碑店五个节点，作为北京高端服务业中低端行业的主要疏解地，包括出版业、影视节目制作业、图书和档案馆业、商务和信息呼叫中心、数据中心、服务外包中心、地质勘查业、科技推广与应用服务业、展览业、包装服务业和安全保护服务业等都可以在五个节点区域布局。同时，张家口作为河北新两翼之一，自然环境优良，地价、电价和人工成本低，对于占地大、能耗高的数据中心建设而言，是理想之地。北京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数据中心也可以向此地疏解。
（二）新目标和中心任务
北京要加快高端服务业发展，必须制定发展目标，以明晰努力方向和担当责任。北京以往从未制定过高端服务业发展的目标。根据我们对高端服务业发展趋势的预测，2015—2020年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年均增速将超过10%，结合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对服务业发展设定的指标以及相关定性研究的成果，我们认为，“十三五”时期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目标可以设定为：到2020年北京高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超过50%，使之成为北京的主导产业。其中，金融业占GDP比例18%，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占GDP比例20%，商务服务业占GDP比例8%，文体娱乐业占GDP比例有望达到5%，成为支柱产业。同时，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创新发展、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和国际化发展的优质高效水平显著提高，能够取得一批可复制的并在全国推广的体制改革的新成果。
根据这种新的发展目标，北京还要进一步明确实现发展目标的中心任务。从路径上讲，要把北京高端服务业打造成主导产业，一是靠高端服务业的自身发展，实现自强、优质、高效，其本质就是创新发展，没有创新发展，高端服务业就无立锥之地；二是靠高端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及其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发挥乘数效应和产业溢出效应；三是靠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布局，实现减重、减负，推进协同创新发展，增强凝聚力和辐射力，带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四是靠国际化发展，吸引外资和国际人才，扩大对外投资，做大国际旅游业，有效解决高端服务贸易逆差的问题，提升“中国创造”“北京服务”的品牌效应和国际美誉度。由此归纳，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中心任务，就是创新发展、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和国际化发展。
（三）新战略
围绕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新目标和中心任务，北京需要结合新要求和新思路，具体制定新的发展战略，采取有效措施，从而根本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加快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新战略是中心任务的具体体现和有效措施的载体，可以设定为四大战略，即创新发展战略、融合发展战略、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和国际化发展战略，下面做具体阐述。
1.创新发展战略
创新发展战略实际涉及两个层面：一是针对北京高端服务业整体，需要把创新发展放在更加优先和突出的位置；二是针对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需要把创新发展的重点聚焦在科技创新方面，落实好中央提出的“四大”主要目标和任务，即建设国家科学中心、全球高端创新中心、国家科技成果交易核心区和创新型人才集聚中心，把三城一区建设作为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新高地。因此，统筹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北京不能只讲以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必须兼顾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的创新发展战略，统一制订和实施高端服务业优先创新发展的行动计划，明确优先创新发展的主要目标、主攻方向、重点改革发展领域和保证措施，以形成重点突出、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的高端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大格局。从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维度讲，北京实施高端服务业创新发展战略需要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1）深化体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北京要坚持深化改革的方向，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在政府思维方式、治理模式、服务方式和治理监管手段等方面进行根本性改变，涉及北京市政府事权的规制调整要主动改、有效落实，涉及中央事权的规制调整要积极提出改革构想方案、争取先行先试。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通过“放管服”和权责服务清单，实现政策集成化、规范化，通过建立跨部门统筹决策和联动治理的规制，提高政府部门的统筹协调能力和资源整合、共享的水平。要统筹协调政府各部门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投入的专项基金和分配办法，建立覆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新技术产品开发和产业化的项目投资管理和信息公开联网的服务平台。除基础研究和公益性、前沿性技术研发经费外，其余财政资金和专项资金的安排必须与市场机制、引入企业投入相结合，以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和提高财政资金的“挤入效应”。
（2）努力建设创新型人才集聚中心。北京要大力引进国内外各类创新型人才，对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人才，包括创客、极客、痛客和创业团队的核心成员，要在户籍、医疗、住房、个人所得税、保险、出入境、配偶安置、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对创新型高管人才和兼有研发管理能力的人才，要大胆聘用于政府权限范围内的关键管理岗位和领导岗位。要建立创新型人才管理智库，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和方法集聚创新型人才，并借助“猎头公司”的力量，挖掘创新型人才，努力搭建和拓展创新型人才来源的新平台。
（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打、严办失信和造假案。在此基础上，要设立以政府出资为主导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服务平台，整合行政、司法、金融、中介服务等多方资源，针对知识产权的创造、申请、索引、鉴定、管理、实施、转化、交易、融资、纠纷、仲裁等服务环节，提供精准便捷的“一条龙”服务，有效解决企业和个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遇到的各种难题。同时，要通过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或知识产权全价值链的高效便捷保护机制，做大科技、商务和文化领域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推动知识转化为专利，专利转化为股份，股份转化为收益，以打通专利产品化和产业化的渠道，充分释放知识和创新成果对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4）适应新经济变革，着力发挥创客、极客和痛客的作用。以“互联网+”和智能服务为代表的新经济，需要用“互联网+”的新思维，看待创客、极客和痛客等创业者和创新型企业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作品、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发展的催化和导向作用。要营造良好的社会化的创新生态环境，着力培育一批创新型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工程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和产业联盟等创新服务机构，进一步集成现有科技创新平台和中介服务机构的资源，优化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体系，形成一批线上线下结合、功能多样、特色鲜明的“众创空间”和创业社区，实施对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创业者和创新型企业的大发展。要力促在现有企业内部打造“微循环”的创新生态体系，组织企业内部职工设立创新创业团队，拨付专项资金，专职开展专项创新活动，大力培育企业内部的创客、极客和痛客，形成内生性变革，推动创新发展和组织结构演进。
（5）推动实现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要建立全方位的科技创新投资保证体系及其投资风险的化解和担保机制，引导企业培育创新文化，保持科学合理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要推进企业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结成科技创新战略联盟的建设，有效解决企业研发人员缺乏和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以并购行业内创新型企业的方式，建立企业技术研发中心。要加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的督查和服务，把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作为硬约束指标，确保有效落实。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指标实际完成情况，由财政出资确立奖励标准和奖励办法。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结合专项科技投资，设立科技成果产业化扶持基金和担保基金，一方面用于支持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及其示范工程建设；另一方面，用于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扶持创新产品的规模化和品牌化发展。
（6）加快建立与创新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创新发展始于技术，成于资本，必须依赖创新创业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支撑。从理论上讲，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要经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企业进入成长期之前，创业者的行为往往表现为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新兴业态诞生，自筹资金、担保能力和政府创业投资十分有限，也不易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更不可能公募上市筹资。但真正的创业革新者或创新型企业，在种子期和初创期的本质特征是，以创新型人才为本，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创造新的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生产或服务方式，凸显创客、极客、痛客和创业团队的主导地位和研发设计能力，能够吸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众筹的介入，形成“天使投资+众筹+合伙人制”的组织运作模式。然后，逐步拓展，做大做强，走向成熟，能够获得更广泛的资金来源，使原有组织模式发生改变，甚至形成新的商业模式。以淘宝为例，马云最初的商业模式是网上卖货赚钱，获得风险投资的青睐。做大以后，公司不仅在美国上市，组织结构发生改变，而且通过拓展支付宝和大数据业务，盈利模式也发生变革，即前台卖货，后台做大数据，靠金融服务赚钱。这种情况实际上说明，创新发展必须改善投融资环境，充分发挥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作用，根本解决创业者和创新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以及社会投资不足的问题。对此，可以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政府要利用科技发展专项资金设立天使投资基金或种子基金，以公益参股和无息贷款的方式，有选择地跟进社会同类投资，以加大对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果。要鼓励科研机构、高校和产业园区利用自有资金与社会资金合作，共同设立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要允许符合条件的国有创业投资企业与社会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合作，出资参与对创新型企业的股权投资。要拓展股权转让、私募股权投资和众筹等融资渠道，以多元融资方式支持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三板、新三板等股权市场，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新建、尚未盈利的创新型企业在新三板上市融资，积极搭建四板场外市场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要建立各种形式的担保、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机制，发展企业集合债券、私募债券等债券融资工具，拓展融资租赁市场，加大资产证券化力度，鼓励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更灵活地提供金融产品服务，以拓宽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社会资本投入。
（7）加强与中央在京创新资源的沟通与对接。在北京创新资源中，中央占大头和绝对优势，北京必须主动与之沟通和对接，在做好服务的基础上，加强对中央创新资源的整合利用。特别是针对三大科学城的建设，北京必须主动服务对接。要与中央有关部门协商，共建共享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服务平台，主动对接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大科学装备等资源，主动与中央企事业单位合作，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协作机制和产业联盟，促进中央企事业单位的科技创新成果，就地在京转化。
2.融合发展战略
融合发展战略涵盖高端服务业内部各行业融合及其与其他产业融合两部分。其中，与其他产业融入涉及工业、农业和低端服务业，强调用新技术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打破行业边界，推动工业、农业和低端服务业实现高端化。北京实施高端服务业融合发展战略，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着力清除阻碍融合发展的障碍。要依托创新发展战略，统筹推进融合创新和合作创新，有效解决阻碍融合发展的技术创新“瓶颈”，广泛采用各类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模式，对产业融合的“痛点”进行“消炎”和升级改造，实现创新融合发展。要完善诚信监管体系，以原则监管和事后监管为主，最大限度地减少事前和市场准入监管，主动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信息港”，实时对生产和服务企业的诚信情况进行跟踪测评和综合评估，对征信差的企业和个人要列入“黑名单”，及时向社会公布。要加快建立国家统一服务标准体系，可以由行业协会、商会和主要机关、企事业单位共同主导制定，并经国家质检总局核准实施。相关标准的服务内容和流程不仅要明晰，便于资源整合和智能化运作，而且要便于溯源问责。要善于运用“互联网+”的思维，立足长远和创新发展，有效协调融合发展中的固化利益冲突，推动新组织模式、新商业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
（2）全面提升高端服务业内部五大行业相互融合、创新发展的水平。要借助“互联网+”整合资源，集聚创新型人才，形成科技金融、科技文化、科技商务、文化金融、虚拟现实影视、会展旅游、网上商务、网上娱乐、网上金融等新兴业态和新兴产业，全面提升高端服务业的智能化、融合化、集约化、便捷化、差异化和多样化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促进工业生产的高端化。现在中央对北京工业发展有明确的新要求，即传统优势领域，发展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新兴产业领域，发展绿色环保、集成电路和新能源汽车等。按照这一新要求，北京工业发展的基本定位是绿色、智能和新兴，核心本质是高端化。因为高端化强调研发、技术创新和占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因此北京工业发展必须与高端服务业相融合，走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新路子，绝不能再走低技术规模化生产的老路。
要推进高端服务业与工业生产的融合发展，北京工业就必须转型升级，着力提质增效、资源整合，提升科技含量和生态效益，专注于打造高端服务业的产业链，包括研发设计、众创、众筹、搭建交易平台、开展网络营销等。特别是北京工业开发区的发展，绝不能再按照“研发营销在外，只搞加工制造”的工业生产基地的模式运作，必须在工业开发区之内融入高端服务业的内容，使之成为依托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支撑的、综合功能配套的高端产业集聚区。同时，工业企业一定要追加研发投入，努力探索创新发展路径，一方面专注占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向拥有核心技术和品牌的高端服务企业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要紧盯“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服务”的发展进程，着眼于同众创、创客、极客和痛客的融合发展，用“工业+互联网”构成高技术创新的服务体系，形成创新的新机制和新动力，驱动知识信息充分流动，将全市乃至全国和世界的创新型人才、可利用资源都集中起来，以铸就资源优化整合、集成发展高端化工业的新格局。
（4）促进农业生产高端化。北京农业发展定位于绿色、科技和服务，以林业和承担生态环保功能为主，种植业和畜牧业呈显著下降趋势，只能通过与高端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方式，获得发展机遇。这就需要在确保农产品绿色品质的前提下，运用“大数据+电商物流+金融”的服务模式，把农产品生产基地与网络营销、物流配送、电子支付、互联网融资等环节有效衔接起来，形成农产品全产业链的运营平台，促进农业与高端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有效解决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问题。同时，要大力推进生态农业、科技农业、种子农业、无土栽培农业、观光旅游农业、休闲娱乐农业、会展农业和网络营销农业的发展，让农业融入更多的高端服务业的实际内容。当然，也应该看到，农业自身资本积累能力有限，农村也缺乏创新型人才，要发挥土地、生态资源和绿色农产品的优势，实现融合发展，还必须招才引智，寻求政府投资，吸引社会资本。为此，在推进高端服务业与农业生产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政府要着力做好村镇规划，明确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特色和生态资源优势，加大对村镇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制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民宅基地市场化运作的具体办法，通过招才引智、土地租让的方式，打造有特色、符合融合发展标准的农业科技园、观光休闲园和旅游文化小镇等。
（5）促进低端服务业高端化。北京低端服务业面临疏解、减负的重任，留下的部分在满足市民生活需求的同时，也要与高端服务业相融合，进行升级改造和提质增效。采取的主要战略措施是，运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实现线上线下“一条龙”服务和智能化服务，包括推行网上购物、网上订票、网上订餐、网上医疗、网上教育、智能零售店、智能运输仓储等，以提高低端服务业的效率和便捷性。
3.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高端服务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不仅涉及加快向津冀疏解北京高端服务业中的低端部分、对接雄安新区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因为按照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总体定位，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创新发展不能“一枝独秀”，必须具有带动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辐射力和融合力，承担起完成总体定位目标的任务和责任。据此，实施北京高端服务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必须把协同创新发展作为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1）营造良好的协同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京津冀三地政府要联手打造适宜协同创新发展的“反磁力中心”或协同创新示范基地，由三地政府主导设立协同创新发展基金或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来源由北京出大头、天津出中头、河北出小头，吸引社会资本加入，资金用途主要是改善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服务设施。在此基础上，要靠北京市政府的引导力、津冀两地政府的拉力和“反磁力中心”的吸引力，招才引智，搭建针对“痛点”的精准化的创新服务平台，促使身在北京的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企业真正离开北京，落户津冀。
（2）建立统一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和交易市场。京津冀三地要联合建立科技成果数据库，实行科技成果统一登记和信息共享规制，定期筛选一批技术先进、产业化前景良好的科技成果，在三地应用示范和推广，并在津冀组建规模化生产基地。京津冀三地要联合建立信息共享、标准统一的技术交易市场、技术交易联盟及其相关的技术交易服务体系，联合建立新技术、新产品的采购平台和技术转移转化平台，共同推进技术交流和科技成果转化。
（3）对中关村示范区在津冀的效益不佳的科技园进行升级改造。升级改造的办法参照“反磁力中心”建设模式，以解决特色不突出、效益不佳、“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问题。
4.国际化发展战略
北京高端服务业国际化发展战略有三大主攻方向，即引进和利用国际人才、扩大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解决旅游服务贸易逆差的问题。围绕三大主攻方向，可以采取以下主要战略措施。
（1）引进与利用国外当地人才相结合，扩大国际人才队伍。引进国际人才，主要是创新型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政府既要提供居住等生活服务方面的优惠政策，也要因人而异，针对领军人才、国际顶级人才的实际工作需要，提供包括关键工作岗位、高等级职务职称、研发办事机构、经营场所和服务平台、研发经费、技术应用推广投资等方面的更加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充分发挥国际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利用国外当地人才，可以通过在国外搭建创新服务平台、创建孵化器、设立研发机构、开办技术交易市场、资助研发经费等方式实施，具体运作办法要以企业为主，政府要鼓励、提倡，做好辅助服务工作。
（2）努力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北京市政府要同中央有关部门充分协商，进一步完善高端服务业领域扩大对外开放的先行先试政策，努力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放宽外商独资经营的范围，拓展外商在国内金融市场的融资渠道，并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支持外商在京设立具有总部性质的研发机构、金融机构、商务机构和文化机构，以形成良好的吸引外资的政策环境。要充分利用城市副中心、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第二机场等重大建设项目以及新城、特色小镇规划建设项目，给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引导外商与建设项目相联系的产业开发项目和服务平台对接，展开投资。要充分利用北京高端服务业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和对外“窗口”优势，吸引外商投资。
（3）全力提升国际旅游服务水平。北京有享誉世界的独特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并与世界52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43]要增强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吸引境外人员入境游，解决旅游服务贸易逆差的问题，北京就必须全力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根基，以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抓手，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区建设，有效增加文化产品供给，挖掘和拓展文化产业市场，增强首都文化的软实力及其对国际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就提升北京国际旅游服务水平而言，可以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在打造特色旅游景区的基础上，按照国内外规范的服务标准，全面提升运输、金融、医疗保健、住宿、餐饮、文体娱乐、商品零售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服务水平；二是加大国际宣传力度，定期在友好城市国家开展旅游宣传周活动，推介北京独特的旅游文化产品，提升北京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三是加强国际旅游合作，建立国内旅行社与国外旅游机构之间的产业联盟，开放国内旅游投资市场，鼓励外商投资国内旅游景区和景点的建设；四是创新发展国际旅游组织和旅游方式，提供国际旅游便利，开发形式多样的国际旅游产品，包括工业旅游、会展旅游、商务旅游、文化节旅游、花卉节旅游、农业观光游、农家乐旅游、医疗旅游、教育旅游、休闲健身旅游、体验旅游、房地产旅游、奖励旅游等，做大做强有特色的国际旅游服务。
（4）有效扩大对外投资。北京高端服务业对外投资，要确立促进创新发展的主攻方向，精选科技项目及其相关企业并购项目，也可以紧随“一带一路”战略指明的科技输出项目，以避免对外投资的盲目性。要认真总结以往开展对外投资的经验教训，有效掌握国际科技投资的方式、发展趋势、技术诀窍、市场规则、营销网络、组织办法和风险规避，以降低对外投资的风险，坚定扩大对外投资的信心和勇气。要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统筹协作关系，采取领军企业牵头、政府协助、企业分工合作、综合服务配套（金融、商务等）、“集体下海”的方式，扩大对外投资，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要设立政府专项基金，支持有实力、有品牌、领军型的科研类企业，开展跨国研发、跨国技术产品营销、跨国搭建创新服务平台和跨国企业并购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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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17年2月28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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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实际调研，由中关村管委会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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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王海臣：《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年 北京不是在甩包袱》，《人民日报》2017年2月13日。
[21] 北京市委组织部等：《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学习材料》，内部印刷，2015年，第96页。
[22] 徐志军：《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六大重点领域实现税收占全市近6成》，2017年7月21日，商务联播网。
[23] 雷军：《小米要拿下印度线上手机一半份额》，2017年3月27日，腾讯科技网。
[24] 实际调研，由中关村管委会提供资料。
[25] 北京市统计局：《2016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第418页。
[26]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情数据手册2016》，内部印刷，2016年，第5页。
[27] 北京市统计局：《2016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第577、580页。
[28] 郭颖：《张江科学城初步规模基本形成》，《青年报》2016年7月8日。
[29] 北京市统计局：《2016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第566、580页。
[30] 王维然等：《2017年北京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财经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31] 潍坊市合作发展促进局：《潍坊发布最新招商发展激励政策“黄金八条”，助推潍坊经济快步前行》，2017年8月4日，凤凰房产网。
[32] 国家统计局：《2002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北京市统计局：《2016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第466页。
[33] 国家统计局：《2017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第173页；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市统计局网站，2017年2月25日公布。
[34] 深圳市统计局：《2016年深圳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第358页。
[35] 北京市统计局：《2016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第485—486页。
[36] 北京市统计局：《2016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第482、560页。
[37] 北京市统计局：《2016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第400页。
[38] 王兴斌：《全球入境旅游城市20强出炉 亚太地区崛起》，2014年8月24日，中国经济网。
[39] 深圳市统计局：《深圳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市统计局网站，2017年4月28日公布。
[40]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北京市发改委网站，2016年3月25日公布，第82—83页。
[41] 北京市统计局：《2016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42] 2015年实际调研，由金融街投资集团和商务中心区管委会提供资料。
[43] 北京市统计局：《2016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第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