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 研究缘起
（一）亲历由传统乡土到现代城市社区的生活变迁
本书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的关注最初来源于笔者的城市生活实践。笔者出生在东北一个城郊接合部的小镇。那是一个费老笔下的“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1]小镇，镇上的人们都不种地，因为盛产花生，每家每户都做起了花生生意。时至秋冬有农民到镇上卖新鲜的花生，镇上的人们就收买这些花生，加工成种子卖给城市里的工厂。在笔者的记忆里，家家户户都是在做这样的营生。在这种慢节奏的几近悠闲的生活里，镇上演绎着默认一致（consensus）[2]的亲密的、私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这种生活像极了滕尼斯梦想中的共同体。“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了的。”[3]“大爷、大娘、姐儿、妹儿、大哥、小弟”这些称呼将镇上的人们都标识成了一家人，用熟识的安全感代替了陌生的氛围。春夏时闲暇时光，孩子的嬉戏和大人们的唠嗑；秋冬时昼夜忙碌，商人的计算和父母的合计，还有每个月逢三而集，家家户户纷至沓来的庙会；不同节庆时亲人们一起制作着内涵不同的各色甜点。小镇就是这样一个基于血缘、地缘、共同习惯和传统纽带的共同体，同一方式在镇上反复演绎着。故乡的记忆亦如故乡的白云和黑土日复一日地镌刻在笔者记忆的最深处。
然而，十年前笔者来到城市定居，又和其他80后一代一样，将母亲从东北叫来帮忙照顾孩子。原先在村镇共同体中慢节奏的悠闲生活被快速运转的城市生活取代，旧有的由家乡共同体所提供的安全感也被城市里这种自由的不确定性瓦解。与同事过多的亲密交往反而让我觉得很有压力，在自足于经营一个完美的小家庭的同时却又对邻居敬而远之，这种“有秩序的生活”成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共识。但是母亲对于城市中弥漫的日常生活氛围并不适应。子女都在各忙各的，每天说不上几句话，周围的人一个都不熟识，在带孩子的同时，与家乡的七大姑八大姨煲电话粥成为她最大的爱好。每天掰着手指算着笔者放寒暑假的时间是她习惯的功课。为此笔者经常自责，又陷入深思：齐美尔曾经论断，城市中“身体的靠近和空间的狭小仅仅使得精神距离更加可见”[4]。那么从文化生活角度来看，到底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城市生活果真是匿名又陌生的吗？在城市生活的人们是不是也如我一样，在面对现实困境时不断追忆着过去？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又是怎样镶嵌在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中的？
因此，在参加JY区公共文化服务调研的过程中，笔者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也是从一个城市新移民的角度，来观察城市社区居民的日常公共文化生活。为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城市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的文化生活，笔者甚至带着母亲一起加入社区自发组织的广场舞团队。在与社区社工、居委会和被外界戏谑为“大妈”的深入接触中，笔者深切感受到社区工作者对文化服务事业的辛勤奉献，目睹到居委会在动员居民参与文化活动时的无奈，更重要的是，看到了这群“与原生熟人社会分离但观念上却又没有完全切割的大妈们”对于文化参与和分享、社会认同和集体安全感的执着追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同身份的行动者在公共活动逐渐减少、公共空间日益萎缩的境况中，在市场理性对传统邻里关系的互助伦理产生越来越大的渗透破坏作用的背景下，在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调解乏力的现实窘境中，依然努力实践着自己的生存话语，试图重建他们内心深处的集体记忆。
“生活是社会性的总体框架与具体性的个体生存之间的重要领域，是一个社会中精神与物质、观念与信仰、主体与客体互相叠合、交融相搏的那些环节和地带。”[5]正是这种琐屑、真实、一地鸡毛的文化生活，使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国家文化服务的总体框架与居民个人的文化需求之间实现互动的重要场域。“作为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行动结构，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的运作过程，它的变迁是由无数的、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但又实际上变动不居的日常社会行动构成。”[6]因此，笔者才敢于提笔用自己的学识和十年来的生活经验去追踪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参与主体的实践活动，正是这些参与者于日常生活中在公共文化服务场域影响下所采取的不同行动策略和行动逻辑，才使文化服务场域在不断构建的过程中又被不断消解着，从而形塑着公共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二）眷注转型期的公共文化生活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安稳的乡土社会，中国文明脱胎于上古乡土的社会关系中，从它的性别关系和原始仪式中提炼出了最早的关系和礼仪。[7]人们固守着血缘和地缘的纽带，世世代代黏着在一个地方，生于斯死于斯。改革开放以来，步入到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已处于一个激荡的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化不断固化和利益关系逐步市场化、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陌生人社区和原子化社会等，都使中国的文化结构发生着剧烈变动，从而影响了每个公民的文化生活，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聚变。在这一聚变过程中，乡土社会中充满温情和集体意识的共同体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陌生人为主体的现代城市社会。过去古老的等级秩序和社会规范在限制人们行为的同时，曾给予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及其意义、秩序和规范，但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一实践背景中却不断地被怀疑。[8]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9]，一直都令现代自由人心驰神往。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和国家体系对城市和乡村中传统社区的挤压，原有的单位制社区迅速走向终结，那些“昔日由单位所承载的诸多社会责任不断转移到社区，由单位制所构建的公共世界随之萎缩，附着于单位制中的那些意识形态要素和集体认同要素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单位人也就演变为社区人。而商品房改革又进一步分裂了单位制下的居民聚居状态，随着大量不同阶层的城市移民的涌入，新社区内部的社会群体高度分化，在社区内部和外部，由于资源分配机制的差异而分化成许多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或共同体。他们的空间特征明显，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难以整合，意即社区呈现着碎片化的特征，而且“作为社会凝聚力源泉的家庭与亲属关系的衰落以及信任的不断下降，构成了大分裂的特点”[10]。故而，在城市社区中，人们虽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中到城市，空间距离急剧缩短，但是在心理上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隔离。由于缺乏达成文化共识的基础，居民对社区逐步失去了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也就失去了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意义，社区公共性随之渐渐弱化。最终，社区成为了一个缺少公共意识的工具意义上的居住地。
在这种工具意义的社区中生活的人们在得到感官的、物质的满足的同时，却因精神上过于空虚而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渐渐感到被隔离，孤独感、紧张感、压抑感等充斥了人们的大脑。于是，缺乏了精神生活的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心灵上的扭曲。正如丹尼尔·贝尔形象地描绘的那样，“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说，它就是一场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就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11]。所以在当下中国，作为个人心理表征的焦虑情绪四处弥散，又“由‘沸腾心理’产生出泛化的社会焦虑，成了现代与后现代相混杂的当下社会的精神症候”[12]。
显然，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定实践背景与民众精神生活的现实情境着眼，中国正面临着整体性终极关怀的失落和信仰危机。如何改变城市居民的文化精神生活状态，重建以社会公意性为标志的公共性文化价值系统，成为笔者在个人生活实践中的困惑和在学术上执着的意义追求。社会学“与其说是为人们提供客观而普遍的真理，还不如说是为人们展示面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的种种可能性及其限制，提醒我们注意潜在的社会危险，告诉我们可能补救的方法和社会进步的前景”[13]。因而，关注公共文化的学术价值在于研究和描述公共文化如何承载着在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变迁的背景下，建构在社会认同方面的公共文化价值体系的正功能；在于能否通过加强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找到契入居民精神生活的钥匙，重建陌生人社区得以和谐发展的契约精神；希冀在文化服务场域中实现行动者之间的共同价值追求和意义世界这一“公共精神”的终极目标。
（三）聚焦国家治理转型进程中的公共文化服务实践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包括人类生产、生活、观念等基本形态的全方位转型过程。激烈的市场竞争、单位制的终结等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得中国这一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经历高速现代化的同时又经历着全方位的体制改革。在这样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的阶层分化不断加剧，阶层利益日益固化，阶层结构越发定型。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盘根错节，不断呈现出复杂性、结构性和制度性特征，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机制创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原有的由政府强势主导的全能全控型行政管理模式业已呈现出效应递减的趋势，这种体制性衰退引发了“决策权威和行政执行力的系统性危机”[14]，国家建设亟须治理理念的重塑和治理结构的调整，于是，社会治理就在民间力量与政府的复杂博弈中应运而生了。在以“公共服务”为代表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政府“不再长时间维系有明确命令、并拥有让他人有意识服从的权威性权力，而与其他组织分享那种无意识的散布于整个人口之中的弥散性权力”[15]。
伴随着这种国家权力支配方式的转变，文化形态亦发生着根本性转变。文化政策历来被认为是政府塑造灵魂的工程，国家围绕着文化进行的治理亦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国家治理结构调整也自然会孕生出对文化治理的关注。进而言之，国家治理结构的调整所引致的旧有文化管理方式向新型文化治理模式的转变构成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情境。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正是在此情境中不断发展实践的。在文化治理理念指引下，政府上下结合的文化治理理念、文化单位的文化服务活动和个体的日常文化生活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紧密交织起来，不断重塑着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并使意识形态的公众认同和价值诉求得以重构。换言之，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公共服务是政府从统治化、官僚化的政府管理状态走向服务化的全新治理模式进程的重要举措。这种在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变革需要通过政府的有效治理活动、社会组织的有效调解活动、人民大众的有效参与活动和文化单位的有效生产活动之间的良性互动，来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良性运行。
然而，制度设计在理想层面上的高瞻远瞩并不意味着其在真实文化生活中的欣欣向荣。在深入调研N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些社区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外表虽齐全完备却在居民的文化生活中日益萧瑟。具体表现在：第一，社区的一些公共文化设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闲置多年的硬件设施逐渐萎缩并被改变用途，公共文化建设资金分配不均；第二，部分社区由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活动脱离居民生活实际，或者缺乏有效的动员，因此没有实现居民的广泛参与；第三，文化组织提供的文化服务并没有真正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亦无法调节居民之间由公共空间的争夺所引发的冲突；等等。笔者认为行动是嵌入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实践是一种与周围环境、不同个体的文化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性行动，其总是发生在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情境之中，意即公共文化服务实践是构建在一个由多种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所形塑的场域之中。性质迥异的参与者赋予公共文化服务不同意义的社会想象，居民的阶层背景和由此决定的文化品位以及政府对于文化服务或积极或消极的认知，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文化服务的实践效果。故而，本书试图在勾勒国家文化治理理念转变的宏观背景中，用实践的观点来叙述、探析多元主体在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实践的不同情境中的行动策略，进而描绘出当前中国城市在文化治理变迁背景下的基层政府行动逻辑、居民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真实意图和文化组织介入公共文化服务的真实诉求。
二 研究意义
在理论意义上，本书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公共文化服务实践过程，探究社会转型、文化治理、政策制度等在形塑政府、组织和居民三元主体行动策略中的不同作用，综合运用文化治理理论、行动者理论，着重挖掘嵌入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行政惯习、居民文化生活惯习、组织生存发展思路及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运行的多重影响，揭示三元主体的互动机制，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视域和基本理论，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性分析框架。
在实践意义上，本书举证的个案群可以为当地政府设计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提供新鲜细致的感性材料和实证经验，为政府、居民和文化服务组织在公共文化服务实践过程中实现多元融合提供榜样性的个案材料，有利于决策者深入了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规律，厘清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实践障碍，进而为政府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并有利于在推进公民文化权利实现过程中，结合居民的多样性特点和文化服务组织的实际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这不仅可以为政府针对不同格调和品位的人群如何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法上的借鉴，而且能激发读者对文化服务中公民主体地位等议题的进一步思考，从而促进文化服务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有利于基于公共文化生活的社区共同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