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银元和铜元铸造数量的一个简略估计
流通数量反映了银元在流通领域中的地位，但由于当时统计资料的分散，更由于地方造币厂为地方利益而滥铸、盗铸及浮报、伪造统计报表，准确翔实的铸币数量极难获得，仅能依据现有资料做出一般性的大趋势估计。彭信威先生认为：清末货币总量（包括中外银元、银锭、银角、铜币、纸币等）为20.97亿银元，“全国人口若以四亿计，每人约占五元二角四分”，如果以其中30%的货币在上海流通，则上海流通货币量有6亿元。[1]
《银行周报》认为，自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在广东开铸银元，到1913年底时，全国共铸银元约2.2亿元，小洋约铸2.3亿元。1913年至1916年，银元共铸1.8亿元，1917年至1918年，银元共铸约1.5亿元，小洋约铸0.8亿元。[2]则1918年合计银币产量约为8.6亿元。另有资料认为，在1915年初开铸新币时，时人调查应改铸的旧币数额为：银元206028152枚，五角银币32279421枚，二角1232860442枚，一角235004212枚。[3]则当时旧币的铸造数量约为2.75亿元。
北洋时期银元铸造额据《北洋政府时期银元铸毁数目表》统计，铸造数目1141453035元，销毁数目63916823元。[4]据此则1928年各厂已铸银元约为10.7亿元。另据《北洋政府时期历年铸造银元数目表》则为：铸造数目1743304437元。[5]此数大概含旧币改铸数。故数目偏多。
《银行周报》1931年估计：中国铸造银币总数1627225000元，外币在中国流通之估计数80000000元，中国流通银币总数1707225000元。[6]
《中央银行月报》的1890—1932年鼓铸银币统计为各省造币厂铸造总额为1746304427元。[7]
表1 中央造币厂鼓铸新本位银币统计（1933年3月至1935年6月）[8]
由此可见，30年代中期前中国铸造一元银币在17亿—18亿元左右。
在铸造约17亿—18亿银主币的同时，铸造的银辅币数据30年代早期不完全统计为，五角145582129枚，二角五分1140000枚，二角1386623516枚，一角244967161枚，五分5684159枚，三钱二分藏元18045454枚，一钱六分藏元136336枚，八分藏元125612枚，广东双毫1055247000枚，而闽铸二角则无统计数目。[9]而1918年后历年铸造的新银辅币数目，五角为42798268枚，二角11470588枚，一角14641270枚。[10]
广东造币厂多铸双毫，其民国元年至十年历年铸造数目为87000千枚、109974千枚、41691千枚、22332千枚、19500千枚、19700千枚、402250千枚。[11]合计872747000枚。《广东经济年鉴》记载，自民国元年至1931年广东造币厂共铸出双毫三亿七千多万元。[12]
1918年北洋政府开铸新银辅币，本想依此统一银辅币，但是由于各地滥铸，种类繁多，新银辅币很快失败。银角极度复杂，而且价格不一，以上海为例，市场上有29种银角流通，且价格不一。老八开[13]十一角九分合银元一元，而老四开则十一角六，油板则分成两种，价格分为十二角左右和十六角二分，普通银角十二角左右，袁像八开十二角六，袁像四开十三角一分，袁像对开十三角一二分，十币三十角六，十花十二角五，九花十二角九，旗角十七角，厚边十一十六角六，私板十六七角，新九十二角，新十一二十角左右，新十二十三角五六分，新十三二十角余，老十二十三角五六分，老十三十三角六七分，汕头角十三角，福官局角十一角五六分，旗福十一角八九分，浙叉旗十二角二三分，药水角十六七角至二十四角五，铅角和铜角市面拒用，做旧四开看货论值。而这仅仅是在上海市面流通的银角，[14]全国各地所铸银角种类远远在此之上。
表2 清末铸造铜元数目[15]
续表
相对而言，北洋政府注重于一元银币的铸造和统一，并在各地方造币厂铸造一元主币方面控制较严，当孙像和袁像银币在全国流通开来后，其成色和样式为全国各地普遍接受，因而地方军阀控制地方造币厂后，铸造一元银币已无利可图，或铸出后无法行使。因而各地普遍将视线转向政府控制并不严密的银辅币，一是北洋政府1918年才开始做出以新银辅币统一银角的努力，二是这种努力很快大败，因而滥铸劣质银角成为各地生财之路。其种类之多，让人瞠目结舌，[16]而且最终在东北和两广一度形成了以二角银币为主的小洋流通区，并在此区域内形成主币，一元银币反而对银角有行市。
据《财政年鉴》统计，历年各造币厂铸造的辅币折合新银辅币一角为14641270枚，[17]约0.14亿元。实际上，如加上地方军阀及各种私铸，当不下0.2亿元，甚至更多。
张公权说：“根据财政部估计，一九一八年共有银元二亿五千万元，流通在全国。十五年以后，这个数目几乎增加了六倍。一九三三年三月，财政部估计流通的银元为十四亿元。”“一九三三年的银元流通总额共为十六亿元，银锭的银子共有一亿五千三百万上海两（约二亿元）。”[18]这个估计基本上是准确的，但笔者认为如加上各种滥铸、私铸及辅币，以及中央造币厂成立后所铸新币的铸造额，则法币改革前，中国银币的流通额当不下20亿元，甚至更多。
晚清及民国到底铸造了多少铜元呢？
梁启超估计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五年间铜元铸造数见表3。[19]
表3所列120亿枚以上，但还不包括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及宣统年间所铸及民间和外国私铸，梁氏认为当时中国就流通铜元140亿枚。
表3
中国铜元的铸造量，1900—1906年估计有125亿枚，民国前五年铸造铜元数目，据北洋政府财政部答复法国调查为当十铜元10579000455枚，[20]则将近106亿枚。1915年初开铸新银币时，时人调查应改铸的旧铜元为：当二十文274786428枚，当十文28583195856枚，当五文37942952枚，一文185937660枚。[21]当十铜元已达285.8亿枚，全部折合当十铜元约为290.5亿枚。而到1917年时则增加至317亿枚。日本人不完全统计折合当十铜元则为342亿余枚。[22]据政府统计，1917年，天津、南京、武昌、广东、成都、云南、奉天、重庆、湖南及停办各厂所铸铜元数计为：当二百文3064862枚，当一百文15699227枚，当五十文300805522枚，当二十文386292307枚，当十文31682120306枚，当五文37952509枚（18942509枚原文如此），当二文28718641枚，一文160487661枚。[23]折合当十铜元约为338.7亿枚。美国人估计仅民国十六年间流通的铜元数量总计达400亿枚。
1917年时，财政部调查重要城市铜币流通情况，可以看出，铜元已基本上取代原来制钱在流通中的地位。当时的调查结果见表4。[24]
表4
续表
另据日文资料，民初一文、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五十文、百文、二百文合计，1913年的流通额（折合当十铜元）为29193684378枚，1917年则为34217767791枚；而到了1923年则为47493363948枚，[25]已近475亿枚。
1922—1924年天津造币厂和1922—1923年的武昌造币厂则又铸出了当二十铜元2627658946枚，当十铜元1233645179枚。[26]折合当十铜元176亿枚。仅1923年中国各造币厂铸造铜元数目据北洋政府财政部答复英国调查为：一分铜币733361枚，五厘铜币61110枚，当十铜元1531024枚，当二十铜元1438948104枚。[27]折合当十铜元约28亿枚。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依一些文献对北洋时期一些造币铸额的统计见表5。
表5 各造币厂铸造各种旧型铜币数额[28]
1935年《大公报》刊出王文均的文章估计1891—1928年中国铜元累积数见表6。[29]
表6 1891—1928年中国铜元累积数
由上述数字可知，到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仅铜元铸造累积数折合当十铜元应在800亿枚左右。这些还不包括地方军阀造币厂如四川防区制时代小军阀的大量铸造及民间和外国的私铸。加上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造币厂的铸造数，笔者认为，法币改革前中国的铜元累积量折合当十铜元应在800亿—900亿枚之间。
（原载《中国钱币》2006年第1期）
[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89页。
[2] 《银行周报》第9卷第8号，1925年3月10日。
[3] 上海《新闻报》，1915年1月20日。
[4]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126页。这个统计并不全面，其中有一些前清的数据，也有一些年份没有计入。
[5] 依《财政年鉴》第12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31页改制。该表清代龙元为民国八年调查数，据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宁、津、汉、杭四厂至1828年时已销毁72718632元，南京造币厂为民国元年至十八年停铸时数目，内有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年所铸江南旧模36651016元，天津造币厂为民国三年12月24日开铸袁像币至1918年3月15日停止铸造时数目，第二个数字是1920—1928年1月23日的铸数，广东造币厂为1915年8月13日至1917年底时铸数，武昌造币厂为1912年至1928年铸数，内有旧模币7302510元，杭州造币厂为1922年至1932年停铸时数目，成都造币厂为1912—1928年铸数，内有旧模币7302510元，杭州造币厂为1922年—1932年停铸时数目，成都造币厂为1912—1923年停止铸造时数目，而新汉字大元则是1928年铸数，此外还有四川渝造汉字大元一种，没有铸数。
[6] 民国二十年流通银币总额之估计，《银行周报》第16卷第2号，1933年1月。
[7] 《中央造币厂之沿革》“附表”，《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10号，1935年10月。
[8] 《中央造币厂之沿革》“附表”，《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10号，1935年10月。
[9] 《财政年鉴》第12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40—1541页。
[10] 《财政年鉴》第12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40—1541页，其中五角中无四川及云南半元数。
[11]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页。
[12] 秦庆均：《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13] 老八开及下述旗、花等均为按银角样式的不同而定的俗称。
[14] 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第45—47、50—55页。另可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8—729页。
[15] 关于银角铸造、种类请参见戴建兵等著《中国历代钱币通鉴》，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版，相关造币厂部分。
[16] 关于银角铸造、种类请参见戴建兵等著《中国历代钱币通鉴》，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版，相关造币厂部分。
[17] 《财政年鉴》，1935年版，第1541页。另可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4页。
[18] 张公权：《中国货币与银行的朝向现代化》，见薛光前编《艰苦建国的十年》，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版。另见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19] 梁启超：《各省滥发铜元小史》，《币制汇编》第6编，第279—286页。另可见《梁启超全集》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0] 《财政部档》，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页。
[21] 《上海新闻报》1915年1月28日。
[22] ［日］久重福三郎：《铜元问题》，大正十五年五月《支那研究第十号别刊》，第11页。
[23] 曹汝霖：《伪币制重要履宜整理缮具币制节略呈》（1918年8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1页。
[24] 据《财政部档》改制而成，一般而言，一文制钱，即一枚制钱，千文即千枚，串即千文。另可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8—692页。
[25] ［日］久重福三郎：《铜元问题》，大正十五年五月《支那研究第十号别刊》，第12—13页。
[26] ［日］久重福三郎：《铜元问题》，大正十五年五月《支那研究第十号别刊》，第12页。
[27] 《财政月刊》第11卷，第132号，1942年12月。
[28] 据《财政年鉴》《财政部钱币司章程汇编》《云南经济》《东三省整理金融委员会报告》《中华币制史》《中国币制问题》编制，另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8页。另表中还有一些造币厂铸有当二百、当一百、当五、当二、当一的数据没有收录。
[29] 《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第十三编，《恐慌发展过程——中国币制改革研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昭和十一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