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货币思想刍议
1907年9月李大钊到天津投考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和长芦银行专修所，被两校同时录取，他最终选择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这所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学校。李大钊在这里度过了近6年的学习生活，系统学习了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政治史、外交史、通商史、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私法、商业、银行、货币、商法、地方自治、统计等，多达30余科，取得优异的成绩。由此可见，李大钊在那个时代其知识结构与时代结合相当紧密，并有货币学的学养。
胡寄窗先生是较早研究中国金融学术史的学者，他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专门分析了中国近代货币学的研究，并认为中国货币学多是引进日本的观点，而在“五四”前多以文章的形式发表货币学研究的成果，以后则专著和论文两种形式均大为增加。当时中国关于货币学的著作包括译著和专著约有175部，其中20年代29部。可见货币学的研究处于发端。
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主张“条陈时弊，朴实说理”，倡导启迪民智。杂志很快吸纳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思想家如陈独秀、高一涵、胡适及易白沙、吴虞、杨昌济等人参加。当时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李大钊，被《甲寅》所吸引，撰写了《物价与货币购买力》一文，投给《甲寅》。此文引起了章士钊的注意，二人关系日益密切。此后李大钊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理论文章。
日本的后藤延子在1990年写作的《李大钊与日本文化》一文中，指出了李大钊的《物价与货币购买力》，是对1913年日本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物价腾贵=生活困难”论战的关注，其中，李大钊从河上肇的文章中受到较大影响，在这场论战中河上肇“舌战群儒”（写文章参加论战的有福田德三、寺尾隆一、高城仙次郎、高田宝马等人），这给李大钊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代经济学界是这样解释货币购买力的：“货币购买力（Currency purchasing）：单位货币购买商品或换取劳务的能力。其大小决定于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其变动与商品价格、服务费用水平的变动成反比，与货币价值的变动成正比。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商品价格、服务收费降低时，单位货币购买力就提高；反之，则下降。在纸币流通条件下，纸币本身没有价值，是价值符号。在社会商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纸币发行过多，单位纸币代表的价值就会下降，表现为物价上涨，这时单位纸币的购买力也就下降。所以，决定纸币购买力的基本因素是：①商品价值的变化；②纸币发行的数量。”
李大钊所言“货币之多寡，与其购买力之富弱，适成反比例”[1]，是结合当时中国货币环境所言，中国货币体系与国外不同，多为贱金属币，政府又多将贱金属币当成财源，故滥发引起价值下跌。
李大钊对于中国货币史研究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在王效文编《货币论》后，李给王的一封信中。[2]
王效文编的《货币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计273页。内容取材于胡祖同的《货币论》，美国根来及柯南的《货币论》、《银行史》，以及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等书。分总论、实币论、纸币论等编。卷末“附录”作为第4编，叙述制钱、铜元等货币形式及制度的沿革。
在这封信中，李大钊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实物货币，特别是牛，在形成一般等价物的过程中所占的突出地位，并从语言学中获得证据，此为中国货币史的首创。
牛在实物货币时代成为一般等价物，除李大钊所言西方语言中的表现外，在现在出土的古代西亚和希腊化世界的古代货币中，均有钱币学意义上的证据，即许多钱币图案上标示为牛的图案。此外，李大钊又从中国语言学中说明了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有着与此类似的现象，如半，从牛，可以分也。
他还从文字学中证明了贝为中国古代早期货币及财富的代表。“我们试看凡经济学上的名辞，全从贝字，足证中国在石器时代以贝为主要的货币。”并提出中国古代金属铸币应出现在周代以后，周以前似无金属铸币的观点。中国旧史记录，在太昊、神农时已有金属铸造货币了，可是据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考证，那上面没有“金”旁的字，只有从“贝”的字，表示用“贝”做货币。只有到周代才进入铜器时代，才有金属货币。李大钊说，上面“这样的例举不胜举”。这些结论为当前中国考古发掘所证明：至商代主要货币形态还是贝，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铸币在中国已大量出土。在他写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3]一文中更深入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李大钊较早地提出了货币史的研究，对于王著，他认为如果对于历史研究更为深入的话，则有利于史学和货币学的研究。在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或是传统的中国钱币学，即泉学，或为当时极为新潮的西方货币理论，而提出研究货币史，并像现在这样形成学科，李大钊是较早的倡言者。
李大钊对于他那个时代货币制度的评介文章不多，但是《论收毁制钱宜有准备》[4]一文是对北洋政府货币政策的时评。1917年，北洋政府与保利银公司订立合同，准备让该公司收回在中国流通的明清时代的制钱，以使铜元更加广泛地流通。对此，李大钊认为相对于铜元，明清时代的制钱却是良币。如果让外国公司收买制钱，制钱退出流通领域，将会出现下面的一些情况，一是由于市场流通钱币的减少会使商人大量发行私钞，引发货价上涨。二是政府发行的新铜元人们不一定接受。三是由于物价上涨引发借贷关系的麻烦，由于铜元面额较大等，最终会使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苦。
李大钊的文章充分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但是他对于当时货币的看法并没有获得历史的证明。首先，尽管民国初年北方几省还存在有一定数量的明清制钱流通，但是经过晚清海量铜元的铸造，以及民国以来各省政府以充裕本省财政为目的而进行的深度推广，铜元作为一种市场价值尺度已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南方诸省制钱已基本绝迹。尽管贬值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但是与制钱相比，铜元制作之精良，相对于制钱难以伪造等还是先进了一个时代。而且正是由于铜元的大量铸造引发的贬值，一枚当十铜元早已与清代发行铜元时设想的以一铜元当十制钱的理念脱轨，一枚铜元的实际价值也就在原制钱的2—4文之间，李大钊所担心的生活高涨十倍（一铜元合十个制钱）的现象并没有出现。
北洋政府时期的币制是中国币制最为混乱的时期，但是，大额交易以银（银两加银元），小额交易以铜元的局面日渐成型。由于货币制度的混乱，铜元并不是银元的辅币。
此外，李大钊还有两篇文章隐性地谈到了国际金融和国家战略储备及黄金，即《战争与铜》《黄金累累之日本》。[5]此二文均发表于1917年初，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尽之际，国际金本位由于战争而将发生重大变化，战争对于黄金、铜等战略资源的需求及这些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对战略资源的掌握将使一个国家走向何方，尽入李氏法眼。而这两篇文章也恰恰体现了李大钊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从经济的变迁中去追寻一个时代政局军事的变化。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货币和商品经济，在经济领域中还存在竞争。李大钊认为，货币作为交换物品的手段和社会经济的计算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需保留。他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6]一文中指出：“生产品不就是为消费的，有直接分配于消费者，有分配于他业者。后者不过记一记账，前者则须代价。金银纸币流行，可以换取所需的物品。”又说，“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期流行的货币”。这些观点已为现实社会所证明。可贵的是，李大钊在那个时代没有采纳诸如取消货币、使用劳动券等观点，而是认识到了货币在人类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纪念李大钊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1] 《物价与购买力》，《李大钊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72—673页。
[2] 《王著〈货币论〉书后》，《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4页。
[3]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9—574页。
[4] 《论收毁制钱宜有准备》，《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458页。
[5] 《战争与铜》《黄金累累之日本》，《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481、470—472页。
[6] 《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