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代三家《诗》文献成果概要
鲁、齐、韩三家《诗》的发展在两汉时期达到极盛，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家《诗》或亡佚，或不传。隋唐之际陆德明《经典释文》云：“《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2]《隋书·经籍志》承其说进一步解释：“《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3]《韩诗》北宋尚存，见于《太平御览》，后不见传者，现仅存《韩诗外传》。三家《诗》虽然先后亡佚，而三家《诗》学却一直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不断发展，自宋代以来，就已成为《诗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三家《诗》学发展的角度看，朱熹的《诗集传》中之所以能够采用三家《诗》说，王应麟之所以能受其启发撰成影响有清一代的三家《诗》辑佚专著《诗考》，它们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而是学术界、思想界长期以来在《诗经》学领域疑古惑经，要求革新的必然表现。
一 总述
北宋时期，在经学研究领域，承中晚唐疑辨风气而来，疑古思辨学风蔚然成行，刘敞的《七经小传》通常被认为开风气之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元祐史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敞始异诸儒之说。’”[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前世经学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经，著书行世，自敞倡之。”[5]而在《诗经》学界，也开始了对《毛诗》独行，《序》《传》《笺》《疏》一统局面的反思，疑序、非序学术论争由此展开。宋儒在倡废序及驳斥毛、郑之说时，寻找到的最有力的证据，即三家《诗》序及三家《诗》说的存在。
1.欧阳修的《诗本义》
欧阳修的《诗本义》是宋代《诗经》学的发轫之作。四库馆臣评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6]对整个宋代《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本义》不信《诗序》为子夏所作，旨在以本义求诗义，以辨毛、郑之失。如《序问》就是对《诗序》的质疑。云：“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7]此一说法，启发了南宋郑樵，他在《诗辨妄》中进一步论述，“设如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反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8]在与三家《诗》的比较中，论证了《诗序》非子夏所作。
但欧阳修还是尊信《毛诗》的，他说：“自圣人没，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当汉之初，《诗》之说分为齐、鲁、韩三家，晚而毛氏之《诗》始出，久之，三家之学皆废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绝。今齐、鲁之学没不复见，而《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至其经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是也，然不见其终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欤？”[9]但他在《诗本义》中，多有指正毛、郑之失的具体论述，与此段主张的矛盾之处，则表明了欧阳修虽然意识到三家《诗》说的存在，但他尚未找到很好地调和《毛诗》与三家《诗》的途径。
2.董逌的《广川诗故》
从怀疑毛、郑到征引三家《诗》，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正如有学者云：“庆历以来，刘敞、欧阳修、苏辙等有关《诗经》的新说，多以疑毛、郑、孔《疏》为主，对三家《诗》的关注不够。徽宗朝前后，出现古器物、书籍古本等收集的热潮。诸儒说诗，也多求古字、古义、古说，其中收集和重视三家《诗》是其一个方面。”[10]董逌的《广川诗故》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
董逌的生平事迹，《宋史》《宋元学案》无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二《广川书跋提要》云：“逌，字彦远，东平人。题曰广川，从郡望也。政和中，官徽猷阁待制。王明清《玉照新志》载：‘宋齐愈狱牍称：司业董逌在坐’，则靖康末尚官司业。曾敏行《独醒杂志》称‘建炎己酉，逌从驾’，则南渡时尚存。丁特起《孤臣泣血录》并记其受张邦昌伪命，为之抚慰太学诸生事，则其人盖不足道。”[11]《宋史翼》卷二十七载：“董逌，字彦远，山东东平人。……靖康中为国子监祭酒，建炎元年四月率诸生至南京劝进，除宗正少卿。二年五月除江东提刑，旋召为中书舍人，充徽猷阁待制。”[12]其著述现仅存《广川书跋》《广川画跋》《钱谱》三种。
董逌所著《广川诗故》一书，清代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已经亡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广川诗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说兼取三家，不传毛、郑，谓《鲁诗》但见取于诸书，其言莫究，《齐诗》尚存可据，《韩诗》虽亡缺，犹可参考。案逌《藏书志》有《齐诗》六卷，今《馆阁》无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传何所从来，或疑后世依托为之，然则安得便以为《齐诗》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诸家文义与毛氏异者，亦足以广见闻、续微绝云耳。”[13]董逌的《藏书志》中记录收藏有《齐诗》六卷，陈振孙已疑其不可信。《齐诗》亡于三国魏，其后不见著录，此本当为后人伪作，非汉代《齐诗》说。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有“《广川诗故》四十卷”，注曰：“《中兴艺文志》载：董逌撰。逌谓班固言《鲁诗》最近，今徒于他书时得之。《齐诗》所存不全，或疑后人托为，然章句间有自立处，此不可易者。《韩诗》虽亡阙，《外传》及章句犹存，《毛诗》训故为备，以最后出，故独传。乃据毛氏以考正于三家，且论《诗序》绝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逌载是书而南，其志公学博，不可以人废也。”[14]
董逌《诗故》“兼取三家”，“据毛氏以考正于三家”。可以说，董逌是三家《诗》亡佚以后，最早收录、运用三家《诗》遗说的学者。虽然《广川诗故》具体的“兼取三家”的原貌已经不可得，但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学者的著述中，都有不少对董氏《诗》说胜义的引用，从中可以考查出他运用三家《诗》的意识已经很明显了。吴国武先生撰有《董逌〈广川诗故〉辑考》一文，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朱熹《诗集传》等书中辑得“存世佚文238条，涉及120首诗”。[15]从《辑考》所辑佚文中，可以分析出《诗故》对三家《诗》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董氏从当时存世文献中，考列出不同于《毛诗》的异文，虽未言明出于三家，实有渊源可考，均被后来清儒证明出于三家。
如《周南·汝坟》“遵彼汝坟”，董氏曰：“谓大水溢出别为小水。故知‘坟’当作‘濆’。晋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证《尔雅》，晋世《诗》本犹为‘濆’也。”吴国武案语：“黄侃《尔雅音训》卷中云：‘郭说汝濆，既异毛、郑，又殊于李巡，殆本于《鲁诗》欤。……《说文》所引作汝为涓，涓，小流也，正与郭注所别为小水义合。’”[16]据此可知，董氏从《鲁诗》。又如《豳风·狼跋》“赤舄几几”，董氏曰：“‘几几’。崔灵恩《集注》作‘掔’。《说文》一作‘已已’，一作‘掔掔’。”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一三云：“三家，‘几几’作‘掔掔’，亦作‘已已’。”[17]
此种考列《毛诗》异文，吴国武辑佚中有三十余处，董氏所据文献最多的为崔灵恩的《集注》，可知是书当时尚存，亡于其后也。另外所涉及文献还有《尔雅注》《说文》《汉书》《方言》以及顾野王《玉篇》等所存《诗经》异文。
二是径列《韩诗》异文，包括《韩诗内传》《薛君章句》及《韩诗叙》等相关说法，共25处。
如《邶风·终风》“曀曀其阴”，董氏曰：“《韩诗》作‘
其阴’。《章句》曰：‘天阴尘也。’”《卫风·考槃》，董氏曰：“‘阿’，《韩诗》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黄曰干。’”
有的引用《韩诗叙》的说法，如《小雅·常棣》，董氏曰：“《韩诗叙》：‘《夫栘》，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也’，益与《毛氏》合。”
有的在引用《韩诗》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解说，如《小雅·雨无正》，董氏曰：“《韩诗》作‘雨无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无，众也。’《书》曰：‘庶草蘩芜。’《说文》曰：‘芜，丰也。’则雨众多者，其为政令不得一也。故为正大夫之刺。”
仅据现存所辑遗说，可知董氏对《韩诗》的征引不在少数。多数学者主张《韩诗》亡于南渡以后，多据晁说之“刘安世见《韩诗》”为证。吴国武先生说：“据《古佚书辑本目录》比对若干种《韩诗》辑本发现，至少有七处仅见于董氏《广川诗故》。”[18]董逌尚且见到《韩诗》，亦不是没有可能的。
三是引用金石材料，来证明《诗经》的异文。董氏精通金石学，成就卓绝，故多引用石经异说，来表明三家《诗》异字的存在。
如《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董氏曰：“汜，石经作‘洍’，《说文》引诗作‘洍’，盖古为洍，后世讹也。”又如《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董氏曰：“‘镗’，石经作‘鼞’，《说文》亦作‘鼞’。”吴国武案语云：“王氏《集疏》卷三上云：‘齐、韩，镗作鼞。’”[19]
四是引用《齐诗》异文，共3处。虽然董氏云当时《齐诗》尚存，学者多不取信，但其所据《齐诗》说则多被清儒证实。
如《豳风·七月》“猗彼女桑”作“掎，盖掎而束也”。《商颂·长发》“为下国骏厐”，董氏曰：“《齐诗》作‘骏駹’，谓马也。”
惜董逌的《广川诗故》已经亡佚，我们不得考察其全貌，由辑考可以看出，《广川诗故》“兼取三家”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其以“诗故”命名，盖意在推考有关诗义最早的记载，因而关注到三家《诗》遗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董氏对金石之学颇有研究，而关于石经中所存《诗经》之异字，亦有可能触发了他对三家《诗》遗说的思考。
3.曹粹中的《放斋诗说》
曹粹中著有《放斋诗说》。《宋元学案》卷七《元城学案》记载：“曹粹中，字纯老，号放斋，定海人也。李庄简公光之婿。宣和六年进士，释褐黄州教授。秦氏欲因庄简见之，先生辞焉，私语妇曰：‘尊公其能终为首揆所容乎？’已而庄简果被出，叹曰‘吾媿吾婿。’先生自是隐居，终秦氏之世，未尝求仕。庄简退居，著《读易老人解说》，而先生笺诗，各以其所长治经，可谓百世之师矣。”[20]清全祖望案语云：“深宁王氏《四明七观》，其于经学首推先生（放斋）之《诗》。自先生《诗说》出，而舒广平、杨献子出而继之，为吾乡《诗》学之大宗。慈湖之《诗传》相继而起。咸、淳而后，庆源辅氏之《传》始至甬上。则论吾乡《诗》学者，得不推先生为首座欤！”[21]可见，曹粹中《放斋诗说》成书后，影响了四明地区《诗》学的发展。
《放斋诗说》在三家《诗》的运用上，突出的特点在于注意对三家《诗》的材料加以辨析，如《关雎》古说有异，曹曰：“是时《毛传》未行，序文亦未出，学者各宗三家之说，则无怪其为异也。”[22]又如《毛诗正义》以为“《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
》，盖《采》旧在《草虫》之前”，[23]曹粹中认为：“在《齐诗》，固自先《采》而后《草虫》矣。”[24]运用三家《诗》说，为不同于《毛诗》的说法寻求合适的解释，在发挥三家《诗》说作用方面更进了一步。
4.杨简的《慈湖诗传》
杨简《慈湖诗传》，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四库全书总目》云：“今从《永乐大典》所载裒辑成编，仍勒为二十卷。又从《慈湖遗书》内补录《自序》一篇、《总论》四条，而以《攻媿集》所载《楼钥与简论诗解书》一通附于卷首。其他论辨若干条各附本解之下，以资考证。”[25]可知今所见本《慈湖诗传》是四库馆臣裒辑而成的。
杨简《慈湖诗传·自序》云：“齐、鲁诗今亡，韩有其说，韩与毛亦有善者，今间取焉。”[26]《四库全书总目》云：“其订正训诂，则自齐、鲁、毛、韩以下，以至方言杂说，无不博引。可谓折衷同异，自成一家之言。”[27]
如《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杨曰：“《疏》云：《韩诗》说：天子罍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诗》说：金罍，酒器也……《韩诗》说：觥，五升。《毛诗》说：觥，大七升。”《羔羊》“委蛇退食”，杨曰：“《释文》作蛇，因《韩诗》作逶迤，遂以《毛诗》为非，而转音之蛇音移，盖陆德明好异之过。况蛇与纟它协韵，若音移，则不协。”
《考槃》“硕人之薖”，杨曰：“薖，《韩诗》作
。意者其草径欤？硕人常所往来经过欤？当与永矢弗过同音”。《硕人》“鳣鲔发发”，“发发，《韩诗》作鱍鱍。（按孽孽，《韩诗》作
。）《韩诗传》云：‘桀，健也。’《伯兮》云：‘邦之桀兮’，则桀亦有俊杰之义。”《东山》“烝在栗薪”，“栗，《韩诗》作
。”
可见，《慈湖诗传》中引用《韩诗》与《毛诗》之义相发明，并就《韩诗》说进一步进行解释，使自己的诗说“自成一家”。在引用《韩诗》说时，没有注明出处，这是早期运用三家《诗》普遍存在的情况。并且其中也引用了《易林》《尔雅注》及《释文》等典籍中不同于《毛诗》的说法，但由于此时的三家《诗》归属意识尚不明确，关于不同于《毛诗》说的三家《诗》的归属观念尚未形成，故在相关著述中没有明确指出不同于《毛诗》说的即为三家《诗》的说法，这一观念是三家《诗》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5.项安世的《项氏家说》
项安世，字平父（一作平甫），号平庵，其先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后家江陵（今属湖北）。所著《项氏家说》清代已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十卷，附二卷。卷四之《说经篇四》即是有关《诗》说，其中有《鲁诗》和《诗诸家异字》两篇。《鲁诗》中先按《列女传》中序语，如“《芣苢》，蔡人之妻作也”等，然后云：“刘向父祖世受《鲁诗》，故其所作《列女传》所载如此。去古既远，独《毛诗》存，《韩诗》犹有《外传》及《薛君章句》，齐、鲁二家不获可识。因此，亦略见鲁学之一二，故备录之，以显今毛氏序非必皆古之国史本文矣。”[28]由刘向家学渊源，推出《列女传》所载《诗》说为《鲁诗》说，此对后来三家《诗》辑佚中所遇到的归属问题是一重要启示，亦开创了清儒寻求三家《诗》来源及归属的重要途径。另外，还提到了《韩诗外传》和《薛君章句》在当时尚存于世的信息，但由于关于《薛君章句》南宋尚存的文字资料仅见此处，且没有进一步的举证，根据孤证不为定说的原则，《薛君章句》即《韩诗内传》说南宋是否存在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公案，只能以俟他日新材料来证实了。
在《诗诸家异字》部分，所列举的“于毛氏之义有所发明”的异字，均出自三家《诗》，项氏这里以三家之异字异义补毛说的意图是很明显的。由于三家《诗》说亡佚时间久远，百不存一，故自身很难形成完整的《诗》说体系，那么三家《诗》说存在以及完成三家《诗》辑佚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补充毛义，这也是清儒三家《诗》辑佚研究后期的明显走向。并且，此处三家异字的专门论述，虽然简单，但证明了三家《诗》异字的存在已经成为《诗经》学一个无法忽视的现象，而清代在三家《诗》异文异字考释方面的成果丰硕，或受此影响亦未可知也。
6.郑樵的《诗辨妄》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郑樵一生不应科举，刻苦力学30年，立志读遍古今书，一生专心著述，据统计达84种，但大部分已佚亡。今仅存《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
郑樵的《诗辨妄》是废序说的先锋，对其后朱熹《诗集传》中弃序不用有很大影响。由于《诗辨妄》已亡佚，其说多保存在周孚的《非诗辨妄》及《文献通考》等著述中，仅有顾颉刚辑本。郑樵《诗辨妄·自序》云：“《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康成，故此《诗》专行，三家遂废。《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隋唐之世，犹有《韩诗》可据。迨五代之后，《韩诗》亦亡。致今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29]郑樵认为，之所以会形成目前关于“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的局面”，是因为三家《诗》的亡佚，导致的“偏听之惑”。很显然，所隐含的含义即是如果三家《诗》尚存，就不会导致如此局面。因为郑樵当时的目的是在辨《诗序》，所以没有深究三家《诗》的问题，但后来深受其废序思想影响的朱熹，在《诗集传》中采用三家《诗》说以弃毛不用，或许正是受了郑樵此番言论的启发。
郑樵云：“汉之言《诗》者三家耳。毛公，赵人，最后出，不为当时所取信，乃诡诞其说，称其书传之子夏，盖本《论语》所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又说：“汉人尚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义也，但以妄诞之故，故为时人所鄙。”又言：“惜乎，三家之《诗》不并传于世矣！齐鲁二家断亡矣，不知韩氏世有传者乎？”在郑樵看来，四家《诗》相比较，从产生的时间上来看，毛最晚出；从四家《诗》在汉代的流传情况来看，三家之说盛行，而《毛诗》则以“妄诞之故，为时人所鄙”；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三家《诗》说胜于毛义，而后来造成《毛诗》独行的局面，是因为三家《诗》的相继亡佚。郑樵虽然没有从事与三家《诗》有关的工作，但他的上述言论，不仅影响到了稍后的朱熹，而且还影响到了清人的三家《诗》辑佚。清人在辑佚过程中，通过发掘三家《诗》说来反驳毛义，或证明三家《诗》义优于毛义，如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正是郑樵上述思想的具体实践。可见郑樵的启发之助，功莫大焉。
7.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
吕祖谦，一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及第。吕祖谦尊崇《毛诗》，以《序》说《诗》，他在《吕氏家塾读诗记》开篇言大、小序时就引程颐所云：“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30]但吕祖谦对三家《诗》也并不陌生，如有言：“鲁、齐、韩、毛，师读既异，义亦不同，以鲁、齐、韩之义尚可见者较之，独《毛诗》率与经传合。《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余可知矣，是则《毛诗》之义最为得其真也。间有反覆烦重，时失经旨，如《葛草》《卷耳》之类，苏氏以为非一人之辞，盖近之，至于止存其首一言，而尽去其余，则失之易矣。”但其中亦兼综众说，巨细不遗。
他不但引用了董逌《诗故》中的一些《韩诗》之说（已见上文，董逌之说多由《吕氏家塾读诗记》辑出），自己也注意收集、运用一些三家《诗》说，从《释文》《尔雅》中大量引用与毛异者。如卷一《关雎序》：“《前汉书》匡衡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君子好逑，《释文》曰：逑本亦作仇。”“辗转反侧，《释文》曰：辗亦作展。”卷二，“我姑酌彼金罍”，引孔氏曰：“《韩诗》说：‘罍，天子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韩诗》天子以玉，经无明文。”卷三：“《采》‘于以采，于以采藻。’《释文》曰：‘《韩诗》云：沈者曰，浮者曰藻。’”“《羔羊》‘素丝五紽，委蛇委蛇’，《释文》紽作它，曰本或作紽。蛇作虵，曰本又作蛇。”“《摽有梅》，《释文》曰梅，《韩诗》作楳。”《泉水》“‘毖彼泉水’，《释文》曰：‘毖，《韩诗》作秘，《说文》作泌。’”“‘饮饯于祢’，《释文》曰：‘祢，《韩诗》作柅。’”《北门》“‘王事敦我’，《释文》曰：‘敦，《韩诗》云：敦，迫也。’”卷五：“《柏舟》‘髧彼两髦’，《释文》曰：‘髦，《韩诗》作髳。’”“‘实维我特’，《释文》曰：‘特，《韩诗》作直，云相当值也。’”等等，记录了一些三家《诗》的异文、遗说。
《读诗记》所引用的三家《诗》说，清代学者也多有借鉴或进一步的考证。如徐堂《韩诗述》卷四，“《读诗记》二十一引《韩诗》曰：‘《四月》，叹征役也。’”[31]并加案语引用《孔丛子·记义篇》、徐干《中论·遣交篇》有关说法，考证《读诗记》所引《韩诗》“《四月》，叹征役”之义。但由于在宋代，三家《诗》遗说的收集还处在草创阶段，误引材料，择焉不精的情况多有发生，清代学者对这一现象也多有考证。如臧庸的《韩诗订讹》前十二条就是订吕东莱《读诗记》之误，详见后文。这也反映了清儒注重对前人三家《诗》说的择辨、运用。
吕祖谦，作为南宋尊序学者的代表，在其申序之说的著作《读诗记》中，多有引用三家《诗》之说，说明三家《诗》说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其补充发明毛义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并运用于解《诗》著述之中。
从上述诸学者对三家《诗》的态度和采用可知，三家《诗》的相关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学者的关注，是疑古惑经思潮发展的间接结果，而其直接结果则是《诗经》学发展领域由疑序、废序进而反驳毛、郑之说的探索。宋儒所倡废序之说及驳斥毛、郑之说的最有力武器就是寻求三家《诗》说。如因三家《诗序》的存在，证明了《诗序》非子夏作，从而打破了《诗序》的权威性，使后世学者更加客观、理性地来看待《诗序》。因三家遗说在某些方面更接近诗篇本义，如三家《诗》的某些用字更有助于理解诗旨，遂有些学者采而用之，成为反驳毛、郑之说的有力证据。宋室孱弱，北宋儒者多解经著述阐发义理，以有助于世道人心。三家《诗》“通经致用”的学术传统与宋儒的追求是一致的。另外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和宋儒喜好搜讨经书古本，探求经说古义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学者关注到三家《诗》说的存在。在前期学者研究运用三家《诗》说积累的基础上，才有后来朱熹《诗集传》中采用三家《诗》说，及王应麟直接辑佚三家《诗》著录《诗考》。
二 朱子的三家《诗》学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尤溪（今属福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它既是对传统《诗经》学的革新，又确立了在元明清三代影响深远的朱子《诗经》学。当今学界从经学、文学、美学等各个角度对朱子《诗经》学进行研究者，可谓不乏其人。而至今尚无关于朱子《诗》学中对三家《诗》运用与发展方面的探讨。南宋学者王应麟的《诗考》是第一部对三家《诗》遗说广泛搜讨，以专书形式问世的三家《诗》著作。其序云：“文公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尝欲写出，应麟窃观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尚多有之，罔罗遗轶，傅以《说文》《尔雅》诸书，粹为一编，以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集传》者或有考于斯。”[32]可见，王氏对朱子《诗集传》中吸收和运用三家《诗》说十分赞赏，认为他“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且王氏《诗考》的撰述，亦是受“文公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尝欲写出”的启发而作。他搜讨三家遗说的目的在于“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集传》者或有考于斯”，其补充发明《诗集传》有关三家《诗》说的未尽之意，以弥补朱子之憾的创作意图十分明显。那么，《诗集传》中是如何运用和发挥三家《诗》说的呢？朱子发扬三家《诗》说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
唐代孔颖达奉敕编撰《毛诗正义》使《毛诗》学定于一尊，但毛氏“字与三家异者动以百数”[33]，又是不争之事实。李善在《文选注》中，多采用《韩诗》之说。《朱子语类》中朱子门人李方子记录朱子之言曰：“李善注《文选》，其中多有《韩诗章句》，常欲写出。”[34]虽未竟，但《诗集传》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能很好地表明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
《诗集传》中对三家《诗》的运用，有的是直接征引，有的则是委婉转曲以求之，其具体的征引内容和大致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从汉代有关典籍，主要是《汉书》和刘向《列女传》的记载中，寻求不同于《毛传》的三家之义，用以释《诗》大义。
最典型的是《关雎》篇。在开篇就引用刘向《列女传》和《汉书·匡衡传》来论说《关雎》大旨。“《列女传》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盖其性然也。”“汉康衡[35]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针对匡衡之言评论曰：“可谓善说《诗》矣。”[36]并在本篇最后结语处引康衡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卷一）此番征引，不仅阐明了《关雎》的主旨，而且奠定了《诗集传》的基调。“盖其性然”“情欲之感”“婚姻之礼正”，这些正是《诗集传》立论的基础。朱熹在《诗集传》中，一反传统《诗》学对《诗经》“情”的极力掩饰，强调了《诗经》中的“性”“情”。他说：“圣人之言，在《春秋》、《易》、《书》无一字虚。至于《诗》，则发乎情，不同。”[37]“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38]“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是朱熹《诗》论的基础。对《诗》中之“情”的揭示在《诗经》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于《诗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他多是站在理学的角度，认定《诗经》中凡涉及“情”的诗篇即为“淫诗”。由朱子《诗》学的主导思想我们来反观在开篇对刘向、匡衡之说的运用，可以发现他在征引中，隐含着为表明自己《诗》学主张而进行的努力。
《诗集传》中对匡衡《诗》说的引用只见上述两处，对刘向《列女传》的引用还有两处，一处见于《邶风·柏舟》篇，在引用“《列女传》以为此为妇人之诗”后，曰：“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相类，岂亦庄姜之诗也欤？”（卷二）用刘向之说与自己之考证相互印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另一处见于《大雅·文王》篇“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后，引“刘向曰：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后嗣，是以富贵无常。’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卷十六）。此处征引非常有助于此段诗旨的发挥。
第二，直接列考或转引他家所论《韩诗》异字，此种征引见于如下八处。
《周南·汉广》“不可休息”，引“吴氏[39]曰：《韩诗》作思”（卷一）。《唐风·有杕之杜》“噬肯适我”，“噬，《韩诗》作逝”（卷六）。《小雅·小旻》“是用不集”，“集，《韩诗》作就”（卷十二）。《小雅·小宛》“宜岸宜狱”，“岸，亦狱也。《韩诗》作犴。乡亭之系曰犴，朝廷曰狱”（卷十二）。《小雅·角弓》“见晛曰消”，“曰，《韩诗》，刘向作聿”（卷十四）。《小雅·何草不黄》“何人不矜”，“矜，《韩诗》作鳏”（卷十五）。《大雅·大明》“伣天之妹”，“伣，磬也。《韩诗》作磬。《说文》言伣，譬也”（卷十六）。《周南·兔罝》“公侯好仇”，“仇，康衡引《关雎》亦作仇字”（卷一）。
这种对三家异字的列考虽然不多，但由于《诗集传》的权威地位，对其他学者《诗经》著作撰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想是当然的。
第三，虽用三家之义，但不明示，而是直接训释，或用“一作”“或曰”等形式表明其义，经考证发现所释之义正来自三家《诗》说。
如《邶风·北风》“其虚其邪”，“邪，一作徐，缓也”（卷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曰：“鲁说曰：‘其虚其徐，威仪容止也。’齐说曰：‘虚徐，狐疑也。’……班固《幽通赋》：‘承灵训其虚徐兮，竚盘桓而且俟。’曹大家注：‘虚徐，狐疑也。诗曰：其虚其徐。’曹用《齐诗》，训‘虚徐’为‘狐疑’，本《齐诗》。鲁、齐‘邪’皆作‘徐’，韩说当同。”[40]《邶风·静女》“静女踟蹰”，“踟蹰，踯躅也”（卷二）。王先谦曰：“《文选·思玄赋》注引《韩诗》‘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薛君曰：踌躇，踯躅也。”[41]《王风·兔爰》“雉离于罿”，“或曰，施罗于车上”（卷四）。王先谦曰：“韩说曰，张罗车上曰罿。”[42]《郑风·羔裘》“洵直且侯”，“侯，美也”（卷四）。王先谦曰：“韩说曰：侯，美也。《释文》引《韩诗》文。”[43]《豳风·鸱鸮》“予所蓄租”，“租，聚也”。“予手拮据”，“拮据，手口共作之貌”（卷八）。王先谦曰：“《释文》引《韩诗》文‘口足为事曰拮据。’《说文》据下云‘手口并有所作也’，即本韩说。”[44]可见朱说由韩而来。
《小雅·裳裳者华》“裳裳者华”，“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卷十三）。王先谦曰：“鲁、韩‘裳’作‘常’。《广雅·释训》：‘常常，盛也。’是此诗‘裳裳’之异文。《说文》‘常’或作‘裳’。《广雅》所引鲁、韩诗盖作‘常常’。”[45]《商颂·殷武》“旅楹有闲”，“闲，闲然而大也”（卷二十）。王先谦曰：“《文选·魏都赋》注‘旅楹闲列’，李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文。”[46]
第四，征引他书所引，不同于毛说之义，实则皆出自三家。
如《周南·卷耳》“云何吁矣”，“吁，《尔雅注》引此作盱，张目望远也”（卷一）。《小雅·何人斯》“云何其盱”，“《字林》云：盱，张目也”（卷十二）。《大雅·大明》“凉彼武王”，“倞，《汉书》作亮”（卷十六）。《大雅·皇矣》“貊其德音”，“貊，《春秋传》、《乐记》皆作莫。韩‘貊’作‘莫’，《释文》引《韩诗》文”（卷十六）。《大雅·假乐》“假乐君子”，“假，《中庸》、《春秋传》皆作嘉，今当作嘉”（卷十七）。王先谦：“《左传》及《中庸》引《诗》，并作‘嘉乐’。……赵岐《孟子章句》云‘《大雅·嘉乐》之篇’，正作‘嘉’字。又《隶释》载绥民校尉熊君碑亦作‘嘉乐’。然则三家今文皆作‘嘉’，正字，毛借字。”[47]
《周颂·天作》“彼徂矣岐”，“沈括曰：‘《后汉书·西南夷传》作彼岨者岐。’今按，彼书‘岨’但作‘徂’，而引《韩诗薛君章句》亦但训为‘往’，独‘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说。然其注未复云‘岐虽阻僻’，则似又有‘岨’意。韩子亦云：‘彼岐者岨’，疑或别有所据，故今从之，而定读‘岐’字绝句”（卷十九）。
《周颂·时迈》，“《春秋传》曰：‘昔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而《外传》又以为周文王之颂。则此诗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传》又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以飨元侯也。’韦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纳夏一名渠，即《周礼》九夏之三也。’”（卷十九）
第五，征引《韩诗序》说有两处。
《小雅·雨无正》尾评：“元成刘氏曰：尝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诗之文，则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愚按：刘说似有理。”（卷十一）
《小雅·宾之初筵》，“韩氏《序》曰，卫武公饮酒悔过也。今按此诗意，与《大雅·抑》戒（戒字衍）相类，必武公自悔之作。当从韩义”（卷十四）。
另有一处引《韩诗说》，《小雅·鸿雁》：“《韩诗》云：劳者歌其事。”（卷十）
上述诸例基本上反映了朱子《诗集传》中关于三家《诗》运用的全部情况。虽然与后来的三家《诗》辑佚相比，对三家《诗》的运用还远远不够，却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信号，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才会有王应麟《诗考》的撰述。
朱熹在《诗集传》中为什么会关注到三家《诗》？我们还需要从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去寻找原因。
首先，朱子对三家《诗》的运用，是继承欧阳修的《诗》学思想，为批判“以序说诗”而进行的努力。欧阳修的《诗本义》是宋代《诗经》学的发轫之作。从北宋欧阳修《诗本义》开始，在《诗经》学界兴起的非序、废序思潮愈演愈烈，到南宋郑樵著《诗辨妄》，直斥《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但“以序解诗”的局面并未有根本的转变，为此，朱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朱子语类》记载：“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缪戾，有不可胜言。东莱不合只因《序》讲解，便有许多牵强处。某尝与言之，终不肯信。《读诗记》中虽多说序，然亦有说不行处，亦废之。某因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缪戾，辨之颇详。”[48]朱熹早年曾主张以《序》解诗，但觉其“无意义”，当其质问于“诸乡先生”时，皆曰“序不可废”，可知《毛序》对解诗之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后来随着自己的体认和诗学素养的加深，终于认识到序皆“缪戾”，而著述《诗序辨说》。在与门人的谈论中，朱熹的废序言论频频皆是，如“《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且只将四字成句底诗读，却自分晓。见作《诗集传》，待取《诗》令编排放前面，驱逐过后面，自作一处。”“《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注：原文写作‘子’）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49]朱熹《诗集传》的创作，正是上述废序思想的具体实践。他不仅全不采《诗序》，而且运用三家《诗》实践其废序思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当时的这场辨伪思潮中，诸多学者对《诗经》与《毛序》之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于毛、郑’，兼采《齐诗》、《鲁诗》、《韩诗》三家之传说《诗》，并‘始用己意有所发明’，从而使‘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寻绎’，渐渐走出‘以序解《诗》’之藩篱。朱熹的《诗集传》正是这一辨伪思潮的集大成。”[50]
朱熹对欧阳修《诗》学思想的继承还表现在对三家《诗》遗说材料的认识上，如欧阳修所言，“《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51]的言论，正是朱熹“文选注多《韩诗章句》”之说的渊薮。
另外，朱熹《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云：“《诗》自齐、鲁、韩氏之说不传，而天下之学者尽宗毛氏。毛氏之学传者亦众，而王《述》之类，今皆不存。则推衍毛说者，又独郑氏之《笺》而已。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毛、郑）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敞）、欧阳公（修）、王丞相（安石）、苏黄门（辙）、河南程氏（颐）、横渠张氏（载），始用己意，有所发明。虽其浅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见于毛、郑矣。及其既久，求者益众，说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则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52]显然此段是说因为三家《诗》说不传，所以《诗》学才会专宗毛氏。而宋人为了反驳毛氏，“始用己意，有所发明”，虽然“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能使“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见于毛、郑矣”，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及其既久，求者益众，说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则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由上述之意我们可以推测，朱熹认为如果三家《诗》之说尚传，则是最好的能使学者“不专见于毛、郑”之说的有力武器。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朱熹对三家《诗》说的采用，其反驳毛、郑之说的意图是明显的。
其次，受前人对三家《诗》关注的影响。吴国武先生云：“庆历以来，刘敞、欧阳修、苏辙等有关《诗经》的新说，多以疑毛、郑、孔《疏》为主，对三家《诗》的关注不够。徽宗朝前后，出现古器物、书籍古本等收集的热潮。诸儒说诗，也多求古字、古义、古说，其中收集和重视三家《诗》是其一个方面。”[53]可见，在朱熹以前，南宋学界已经开始收集和重视三家《诗》了。如前所述南宋《诗经》学著作中，关涉三家《诗》的著作有：董逌的《广川诗故》、曹粹中的《放斋诗说》、杨简的《慈湖诗传》、项安世的《项氏家说》、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其中，对朱熹影响最大的还数同时代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虽然吕祖谦是主张《毛诗》的，但其著述《吕氏家塾读诗记》中，亦有引用董逌所论三家《诗》说。在朱熹与他往来论学的时候，吕祖谦主张《毛诗》的著述中竟采用三家《诗》说的具体实践，不能不引起朱熹的思考。故朱熹在《诗集传》中更为引申之。
再次，是朱熹考据学思想在《诗集传》中的反映。朱熹在考证学上主张“参互考证”，“动有依据”，他善于利用各种资料发展新说，而三家《诗》说正是他所发现的用以解《诗》的新资料，也是《诗集传》一大特色的反映。《诗集传》善于采用前人精当之言，如他对于宋人诗说，自欧阳修以下采有十九家之多，而三家《诗》遗说正是他善于采用前说的反映。
最后，是朱熹《诗》学追求义理的表现。朱熹本身就是理学大师，发挥经学之义理，是他著述的宗旨。三家今文经学注重大义发挥的历史特性，亦有理由使其采之而为用。虽然从《诗集传》对三家《诗》的采用这方面透视朱熹在义理方面的追求还不是太明显，但三家《诗》作为今文经学，注重与社会现实结合来发挥微言大义的历史特性是无法忽视的。我们推测，朱熹在著述之初，用三家《诗》说来表现自己在义理方面的追求应该是有所考虑的。
朱熹在《诗集传》中运用三家《诗》说，对于后世《诗经》学的发展意味着打破《毛诗》一统的《诗》说传统，被遗忘已久的三家《诗》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遂成为《毛诗》说的有效补充。对后来的《诗经》研究及三家《诗》的辑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皮锡瑞云：“据王应麟《诗考序》云：‘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则采辑三家，实由朱子《集传》启之。后来范家相、马国翰更加摭拾，至陈乔枞益详，未始非朱子先路之导。”[54]可见，朱子《诗集传》中三家《诗》的运用，借助于王应麟的《诗考》，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辑佚学的发展。
三 王应麟的三家《诗》辑佚学
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庆元（今浙江鄞县）人，祖籍浚仪（今河南开封）。九岁通《六经》，淳祐元年（1241年）十八岁举进士。学问渊博，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等皆有研究，熟悉掌故制度，考证博洽。所撰《诗经》著作有《诗考》五卷（《四库全书》本作一卷）、《诗地理考》五卷、《诗草木鸟兽虫鱼广疏》六卷、《玉海纪诗》一卷等。其他著作如《困学纪闻》《玉海》《汉艺文志考证》等，都有很高的学术史料价值。清人张佩纶曾云：“余向持论，以为国朝人之汉学，大抵皆宋黄氏《日钞》、王氏《困学纪闻》两派而加详耳。”[55]可见，他的著作对清代学术的影响。
据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文及翁景定五年为《诗考》所作序可知，《诗考》成书在景定五年（1264年）稍前。《宋史》本传及《宋志》都作五卷；《经义考》作六卷，卷首有“三家诗传授图”，《四库全书》本为一卷。现通行本多从《四库全书》作一卷，前有王应麟序云：
汉言诗者四家，师异指殊。贾逵撰《齐鲁韩与毛氏异同》，梁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唯《毛传》郑《笺》孤行，韩仅存《外传》，而鲁齐诗亡久矣。诸儒说诗壹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文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匡衡；《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方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学者讽咏涵濡而自得之跃如也。文公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尝欲写出。应麟窃观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尚多有之，网罗遗轶，傅以《说文》《尔雅》诸书，粹为一编，以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集传》者或有考于斯。[56]
从序中可知，针对当时学界普遍存在的“说《诗》壹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的状况，受朱子《诗集传》著述的启发，王应麟著述《诗考》，“扶微学、广异义”，使“读《集传》者或有考于斯”，作为《诗集传》的有效补充，使读者从中能洞察《诗集传》在发扬三家《诗》义方面的努力。其中所举诸例概括了《诗集传》中采录三家《诗》的具体方面及指导思想，即：直接引用有明确三家归属的汉人如刘向、匡衡的《诗》说；凡是汉代以前不同于《毛诗》之说的归属于三家；《韩诗序》的存在可以是撼动《毛序》权威地位的有力武器；存在大量的《韩诗》异文。这四点不仅是对《诗集传》中三家《诗》运用的总结，亦指导着《诗考》搜集三家遗说的方向。
《诗考》分为《韩诗》《鲁诗》《齐诗》《诗异字异义》《逸诗》《补遗》六部分。首列《韩诗》遗说，因《韩诗》亡佚最晚，唐以来注疏之家常引其说，故所获较多。次《鲁诗》，次《齐诗》，因二书早亡，文献稀罕，仅从《汉书》《后汉书》摘取寥寥数条而已。次《诗异字异义》，所辑范围已不止三家，而是杂采各书所载与《毛诗》之异者及今本《诗经》所不见的诗句。次《逸诗》，据《国语》《礼记注》《大戴礼记》《史记》《左传》《尚书大传》等书所称引，列取今本《诗经》所无之篇目，又摘取不见于今本《诗经》的语句，以此论定先秦时期《三百篇》之外，尚有不少诗篇、诗句咏诵于世。最后别为《补遗》，以掇拾所缺。《诗考》中所征引三家《诗》说，均注明出处，从其所搜集材料来源上分析：
《韩诗》：《薛君章句》《后汉书》《文选注》《文选》《释文》《说文》《韩诗外传》《集韵》《汉书》《说苑》《隶释·汉衡方碑》《孟子注音义》《新书》《太平御览》《韩诗传》《初学记》《毛诗正义》《左传》《后汉书注》《贪恶鸟论》《玉篇》《周礼疏》《尔雅疏》《礼记正义》《周礼注疏》《公羊传注疏》，及晁说之、李迂仲、董逌之说。
《鲁诗》：《汉书》《石经·鲁诗》《正义》《公羊传注》《尔雅注》《后汉书注》。
《齐诗》：《汉书》本传。
《异字异义》：《左传》《列女传》《说苑》《新序》《吕氏春秋》《楚辞章句》《说文》《尔雅》《尔雅注》《白虎通》《仪礼疏》《礼记》《史记》《说文》《周礼注》《集韵》《盐铁论》《论衡》《群经音辨》《尔雅音义》《汉书注》《广韵》《家语》《文选注》《汉书》《公羊疏》《扬子》《孟子注》《淮南子》《国语》《后汉书注》《荀子》《毛诗正义》《水经注》《春秋繁露》《新书》《尚书大传》，及贾谊、崔灵恩之说。
由此可以看出，王应麟搜集三家《诗》资料来源范围广泛，经史子集各部均有涉及，从先秦典籍到唐代注疏等各家所载，凡有录三家《诗》者，就王氏寓目所及均有收录。一方面反映了王应麟在考据学方面的功力，这在讲究义理之学的宋代学者中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他所涉及的这些典籍，也奠定了清人三家《诗》辑佚的基础，清人搜集三家《诗》的范围盖不出此，只是检摘更为细致，搜讨更为全面。《诗考》中“所辑《韩诗》三百八十三条，《鲁诗》十五条，《齐诗》十四条，又逸诗五十一条。所以明末编入《诗经》之先秦诗作，亦有其资料价值”[57]。
从上所列可以看出，王应麟在《诗异字异义》中，尚未引入家法、流派的观念，把汉代典籍中所引不同于毛的诗说，而又不能确然归属的，入异字异义一类。这表明三家《诗》辑佚研究在形成之初，辑佚体例、辑佚方法尚未完善。如有关《说文》中的异字，有的归入《韩诗》，有的又归于《异字异义》，《尔雅注》《集韵》均有类似的两可情况，说明王氏本身在三家《诗》归属安排方面亦是矛盾的，遂陷入了两可的困境。
从《诗考》辑佚体例分析：
一是直列异字，注明出处，或进一步解释这些异字，进行训诂。如《兔罝》“施于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薛君章句》《文选注》）”。《汉广》“不可休思”（《外传》）；《甘棠》“蔽茀甘棠”（《外传》）；“勿剗勿伐”（《释文》）。
二是直接训诂。《葛覃》“萋萋，盛也”（《文选》）。“刈，取也。濩，沦也。”（《释文》）《卷耳》“顷筐，欹筐也”。
三是他书所载相关遗说，包括三家《诗》序以及诗篇的相关解说等。如《关雎》篇引《薛君章句》及《后汉书》的记载，引出《韩诗》之义，“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燕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薛君章句》，《后汉书》“明帝诏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
《芣苢》“伤夫有恶疾也”（《文选注》，晁说之论《韩诗序》“伤夫也”）。《汉广》“悦人也”（《文选注》韩诗序）。《汝坟》“辞家也”（《后汉书注》）。
从《诗考》在《诗经》学史和三家《诗》学史上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方面来考察，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是受当时学坛废序思潮的影响，《诗考》以实际行动回应了《诗序》当废，回护了朱子的《诗集传》思想。
应麟之学得接朱子之统。元延祐元年胡一桂在《诗考序》中云：“愚独恨四家遽绝其三，使其殽乱，不得以尽折于朱子之手，以统壹圣经而幸斯道，犹幸而《诗考》之仅存，使观者略有以见毛氏抵牾之迹，信朱子黜《小序》之当，而悟末师专己守残之陋。此愚所以谓真足以‘扶微学而广异义，羽翼朱子《集传》，以诏当今传万世者，其功诚不可浅小论也。’愚故编置《集传》之末，图与四方朋友共之，俾由此以读朱子《诗序辨说》，则知其为诚万世不刊之论也。”[58]
《诗考》是受朱子的启发而来，王应麟《诗考序》中盛赞《诗集传》对三家《诗》的采用是“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能够“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学者讽咏涵濡而自得之跃如也”。又言自己所著《诗考》完全是受了朱熹的影响，“文公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尝欲写出。应麟窃观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尚多有之，网罗遗轶，傅以《说文》《尔雅》诸书，粹为一编，以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集传》者或有考于斯”[59]。他创作《诗考》的目的，就是接续《诗集传》，让《诗集传》中运用三家《诗》说的思想发扬光大。
二是影响了有清一代的三家《诗》辑佚。
《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诗考》提要云：“古书散佚，搜采为难。后人踵事增修，较创始易于为力，筚路蓝缕，终当以应麟为首庸也。”[60]王鸣盛在《采集群书引用古学条》也认为：“古学已亡，后人从群书中采集成编，此法始于王应麟《周易郑康成注》及《诗考》。”[61]章学诚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撰成的《校雠通义》中说：“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于群书者为《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6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道：“辑佚之业，最初从事于此者，为宋之王应麟，辑有《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各一卷，附刻《玉海》中，传于今。”[63]
从清代学者的评论可以看出，王应麟的辑佚《诗考》即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辑佚之业的开始，更是清代三家《诗》辑佚的仿效对象。因而，定位王应麟的《诗考》影响了有清一代的三家《诗》辑佚是毫不夸张的。
作为三家《诗》辑佚的轫始之作，“创始难工，多所挂漏”，《诗考》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为后人所指责。如范家相《三家诗拾遗》云：“王厚斋《诗考》集经传子史及《说文》、《尔雅》所引与《毛诗》字句殊别者，并入三家《诗》说中，虽极该博，颇无伦次。”[64]又言：“昔朱子尝欲采《韩诗章句》于《文选注》中，而深宁王氏因有《诗考》之作，然率随手掇拾，漫无条理。”[65]《四库全书总目》在《三家诗拾遗提要》中谈到《诗考》：“增缀逸诗篇目，杂采诸子依托之说，亦颇少持择。”[66]上述引文均指出了《诗考》在序例不明、体例不一、前后重复、征引未详、考证不确等方面的不尽如人意之处。然首创之功，终不可没。后人在《诗考》的基础上，继续着三家《诗》的搜考，对三家《诗》的辑佚取得了重大突破。清代有相当一部分三家《诗》辑佚著作，就是对《诗考》的增补、考校。可以说，王应麟的《诗考》是清代三家《诗》辑佚的基础，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辑佚研究局面的开展。
综上可知，宋儒对三家《诗》的运用表现在：
一是用三家之序非毛序。三家《诗》序的存在使得《毛诗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三家《诗》序也成为反驳毛序的有力证据之一。当时反序的许多学者都是以三家《诗》序作为证据的。如郑樵在《诗辨妄》中所云：“设如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反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67]从齐、鲁诗序与毛序的不同，指出了《诗序》为子夏所作是不足为据的，从渊源的角度反驳了毛序之说。
二是用三家之义补毛。这是搜集三家《诗》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和目的，也是清代学者致力于三家《诗》辑佚研究的重要动因。宋代的一批学者如吕祖谦、杨简等人，他们虽然是尊崇《毛诗》的，但其著述中不乏对三家《诗》的引用，目的在于他们看到了三家《诗》义能够很好地补充、完善《毛诗》之说。较早的刘安世也说：“尝记少年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无其极，伤我稼稿。浩浩昊天，不骏其德’。诗中云正大夫离居，岂非《序》所谓正大夫乎？”[68]《毛诗序》：“《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69]刘安世以《韩诗序》之说，补充《毛诗序》，虽然刘说受到后世学者的质疑，但其以三家之义补充毛说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三是用三家之说驳毛说。朱熹《诗集传》中弃毛说而不用，指责“以序说诗”之非，采用三家《诗》说来实现“以诗解诗”的主张，是以三家之说驳斥毛说的具体实践。而尊序学者则感觉到了三家《诗》说的存在对《诗序》权威性确立的威胁，遂驳三家之说。如范处义的《诗补传》中，凡诸家所论诗旨与《诗序》不同者，皆据《诗序》加以驳正。其中，以驳三家《诗》说为最多，三家中又以驳鲁说为尤多，鲁说中又以驳正出于刘向《列女传》及《新序》等书者为最常见。
四是以三家之说解诗。如欧阳修定《关雎》为周衰之诗，其理由是“三家以为《关雎》为康王政衰之诗，司马迁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70]并引孔子所说《关雎》“哀而不伤”为证。当然其后的朱熹在《诗集传》中选择运用三家《诗》说更是在此方面的进一步发挥。
因三家《诗》说在上述领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因而搜集整理从而进一步研究三家《诗》说，是全面理解《诗经》学发展的前提。经过两宋时期《诗经》废序弃毛的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再由众多学者对三家《诗》说的极力肯定，到朱熹《诗集传》中具体实践采用三家《诗》说，终于在南宋末年王应麟开始辑佚三家《诗》说，撰成第一部三家《诗》辑佚研究专著——《诗考》。可见《诗考》的成书绝不是偶然，是《诗经》学界长期探索的结果。而三家《诗》说的被发掘，也是《诗经》学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