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二元的主体立场与开放的复合型文本

——评满族台湾作家林佩芬的长篇小说《故梦》

第一辑

前言

林佩芬是著名的满族台湾女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包括《努尔哈赤》、《天问》、《两朝天子》等在内的多部历史小说。《故梦》是林佩芬2000年后创作的一部长达80万字的长篇小说，2008年被导演董志强改编成42集电视连续剧《故梦》，在海内外公映，引起广泛关注。小说通过陆氏家族的悲欢离合，以及主人公陆天恩个人命运的沉浮，将整个20世纪风云变迁的历史进程进行文学呈现。小说有自传性的特色，小说中主人公陆天恩的原型就是作者的父亲，陆天恩的女儿陆海棠，就是林佩芬自己；小说中陆氏家族的其他主要成员，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陆天恩的祖母陆老太太是亲王格格，祖父是慈安皇太后的侄儿，外公是蒙古王公。这种特殊关系把陆氏家族的命运和清皇朝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小说有两条经纬交织的叙事线索。一条是对20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小说从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追溯，依次叙述民国肇建、清帝逊位、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直奉战争、溥仪大婚、冯玉祥强力逼宫而致溥仪住进日本使馆、郑孝胥等人助溥仪亲日以图复辟、九一八事变、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七七事变”、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瓦解、溥仪成为“阶下囚”；1948年，陆天恩带着部分家眷迁居台湾，第四卷则进入了台湾历史的叙述，两岸军事对峙时期，陆天恩无法完成回归故里的愿望；1987年，国民党宣布解除“戒严令”，允许居民到大陆探亲，荣安带着陆天恩的嘱托回大陆探访，陆天恩和女儿陆海棠终于会面。这其中有部分历史事件在小说中是作为背景介绍的，但对有关逊帝溥仪的历史事件则进行了较为生动具体的文学呈现。小说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是主人公陆天恩的人生轨迹和命运浮沉。小说从陆天恩出生的1904年写到其去世的1996年，重点叙写其与生命中的五个女性，即水漂萍、金灵芝、秦燕笙、汪莲君、小韵仙之间的情感纠葛。以陆天恩为原点，枝蔓逸出，牵连出陆府的其他众多主奴成员，再延伸到与陆府具有社会关系的府外人员，形成一张纵横交错、庞大驳杂的社会关系网。这其中，又重点凸显陆正波、陆老太太、秦燕笙和汪莲君等人。

一 二元悖逆的主体立场

真实展现处于特定历史时期逊帝溥仪的系列行为是《故梦》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作者显然无法回避对之的价值判断。作者林佩芬是一位与清朝皇族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后裔，这种特殊关系是否无形中影响她对自己的“准先祖”溥仪的历史评价？历史人物评价有多种标准，虽然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这其中，“历史进步”标准和“人民本位”标准能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所谓“历史进步”标准，即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对历史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起了推动或是阻碍作用，视为评价的基本标准。“人民本位”标准是指历史人物的行为要符合或有利于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2]还有学者提出气节标准论，强调气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认为：“如果不把气节当作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那么，历史上的秦桧和岳飞，吴三桂和史可法，还有什么区别呢？”[3]对照以上标准来看，溥仪的历史定位无可争议。返观《故梦》，作者能依据基本历史事实，清醒地站在“历史进步”、“人民本位”以及“气节”的标准上，在现代理性的观照下，对溥仪的系列历史行为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定位。譬如，对于溥仪复辟成立“伪满洲国”，企图复兴故国之梦的行为，作者明确地将之定位为“开历史的倒车行为”；对于溥仪投靠日本的卖国行径，作者更是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给予毫不含糊的批判。陆正波是小说最重要的主人公之一，《故梦》的第三卷标题为“伯夷叔齐”，整卷表现的就是陆正波高风亮节的行为。陆正波在清帝逊位之后，闭门不出，无论时局世事如何变化，一概不介入，以伯夷叔齐为榜样，独善其身，坚持原则，以一种无为的姿态保持着自己的高风亮节。但是到后来，他连这种独善其身的自由都被剥夺，汉奸程士行奉日本人之命，送来“日华亲善协会”会长的聘书，逼他就任此职，他无可选择，唯有以死保持清白，纵身跳楼，以淋漓的鲜血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正气之歌。陆正波对于溥仪复辟乃至依靠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等行为都是持鲜明反对态度，认为皇帝因此“会成为千古罪人”[4]。他认为：“人可以没有身份，没有名位，没有事业——甚至，没有出息——却不能没有节操，丧失原则。”[5]小说对陆正波行为的肯定实际上间接表达了作者自己的价值立场。

对于逊帝溥仪及其历史行为，在理性的层面，在历史价值的层面，作者给予明确的否定性评价。但是，在感性的层面，在伦理和文化的层面，作者却无法割断与以溥仪为代表的皇族之间的精神沟通和情感牵连。作者，包括小说中的陆老太太、陆夫人、陆天恩等人对逊帝溥仪都有一种天然的情感，溥仪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陆家的神经，老太太、太太所骤发的疾病也都与溥仪有关。就是陆正波本人，虽然在理智上坚决反对溥仪的复辟等行为，但是在情感上无法斩断与溥仪之间的精神维系。小说中陆天恩和陆正波有这样一段对话：

“阿玛，您再怎么反对皇上做日本人的儿皇帝，再怎么的……走到了天涯海角，心里也仍然惦记着皇上……梦回故宫……先皇召见……是……是心系，心念……”陆正波慢慢地转移视线，正对他。身体流的是同一种血脉，父子两人在这一刹那感受到了心意的相通，竟致不约而同地轻轻一颤。陆正波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来，“你已经明白……血脉，是切不断、烧不掉、弃不了的……何况，我是读书人，是先皇之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是不会抹灭的……”[6]

陆正波在此表现出一种对溥仪温情不舍的态度，作者显然对之是认同的。如何评价作者在感性的层面、伦理和文化的层面对溥仪及清朝皇族的认同？这是否体现了作者保守落后的立场？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一，《故梦》是一曲寄托着作者怀旧和哀思情感的挽歌。如上所述，小说中的陆海棠（即作者的原型）和溥仪之间有着间接的亲缘关系，所以，林佩芬不是以一种冷静的旁观者身份来写溥仪，她是把溥仪作为与自己有血缘和文化关联的祖先，溥仪不是一个作为“他者”的符号，而是一个与她密切相关的“自者”的镜像，她要在溥仪的身上寻找自己家族过去的记忆。因此，《故梦》是作者写给自己“祖先”的一曲挽歌。虽有理性层面的批判，但更有感情层面的寄托和怀旧。因此，作者对溥仪的那种暧昧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二，《故梦》展现的是“忠君”伦理背后的文化意义。“忠孝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忠”是指个体对君主和国家社稷的绝对忠诚。“忠”伦理在小说中有三个层面的表现：其一是与逊清有某种亲缘关系的陆府诸人对溥仪的情感牵挂；其二是王国维、罗振玉等前清遗老主要从文化层面对逊清的依附；其三是张勋等人主要从政治军事层面对逊清的支持。《故梦》中陆府诸人除陆老太太等人外，像陆正波、陆天恩等人对溥仪并没有表现出悖逆历史潮流的“愚忠”倾向，陆正波在理智上明确反对溥仪的复辟倒退行为，但无法在感情上彻底摒弃君臣之道的儒家伦理情怀，其对逊帝溥仪之“忠”并不体现在政治层面，而是体现在伦理层面。对于王国维等人忠心于逊帝溥仪，《故梦》更多的是从文化层面来评判的。事实上，就王国维而言，其依附于逊清小朝廷，诚然是政治立场的选择，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信念的维护与坚守，王国维依附逊清实乃与其后期人生价值观念的建构相一致，在王国维那里，逊清不只是他的乱世避难之地，同时也是他的文化和心灵寄托所在，逊清实际上充当了传统文化的载体。所以，对于王国维投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猜测，但反观王国维对逊清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执着态度，“文化殉节”说比较可信，正如与王国维过从甚密的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7]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以死所殉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粹，王国维作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要“与之共命运而同尽”[8]。“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9]文化标准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进步标准”之外找到另一种可行的评价尺度。文化标准同是林佩芬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一个价值尺度。例如《故梦》中叙述到王国维等人接受逊帝溥仪的召见，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也是一种爱情，对前朝怀有款款深情的十几位享有盛名的饱学之士走进了前清王宫，以忠诚敬谨的态度拜倒在溥仪座前。”[10]对于此复辟逆流中的“奇观”，如果站在“历史进步”标准的立场来看，当视为落后倒退的社会行为而要予以批判。但在林佩芬的叙述中却看不出批判和讽刺的意味，荒唐滑稽的“闹剧”在作者眼中变成了忠诚敬谨的“爱情”，这是一场文化和文化之间的“惺惺相惜”。如果不是从文化的层面来理解，就不能理解《故梦》的这段话在叙事伦理上的暧昧中立，甚至同情的立场。第三，对于小说中的溥仪，作者有两种观照视角，一种是基于“历史进步标准”的视角，还有一种是基于“人性”的视角。从“历史进步标准”来评价溥仪，溥仪的悲剧历史角色已经被注定，但从“人性”的视角来观照溥仪，被定格的、符号化的溥仪立即生动丰富起来。例如，国际导演贝尔托鲁齐执导的电影《末代皇帝》就本着“人是历史的本质”的理念，从“人性”的视角来勘探溥仪的内心世界，重点表现溥仪对过去历史的追忆，生动演绎他内心的矛盾、对人性的探求、对扼杀人性现象的质疑，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溥仪形象。《故梦》也一改脸谱化的写法，从“人性”的视角来描写溥仪，把他还原成一个人。小说中有一段对话，陆天恩说：“这是皇上送给我的（自行车），他喜欢骑车，迎风骑车，可以得到自由自在的感觉，他向往自由，因为他没有，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秦燕笙说：“我以前从没有听人这么说他。新派的报纸批评他，旧派的报纸推崇他；但，从来没有人从人性的角度谈论，甚至，一般人都说，他是一个尊贵的傀儡，或者是腐败的逊清政府的代罪羔羊。但你这么一说，提醒我，他是一个人，一个有生命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11]《故梦》在这一点上，与电影《末代皇帝》有不谋而合之处。

二 多元融合的大综合文本

《故梦》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文本，而更像一个“杂糅性”的复合型文本，有机融合了历史小说、女性主义小说、家族小说、言情小说、通俗小说、（半）自传体小说等多种艺术类型的独特元素，从而呈现出一种开放而多元的艺术面貌。

林佩芬认为，《故梦》是一部“历史小说”[12]。历史小说也有多种形态，郭剑敏曾对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形态进行分类，认为存在三种历史小说形态，即“依历史写作形态的历史小说”、“拟历史写作形态的历史小说”和“借历史写作形态的历史小说”。“依历史写作形态的历史小说也可称为准历史小说，这便是我们通常概念中的狭义的历史小说……这类小说创作的前提是有史可依，创作宗旨上则是追求对历史的还原、力图形象地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或某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真实性成为依历史写作的一种追求和自律。”[13]如唐浩明的《曾国藩》，林佩芬的《努尔哈赤》等。“拟历史写作形态的历史小说是指完全建立在虚拟的基础上讲述历史的一类作品，它的创作宗旨在于传达一种历史认知观。”[14]例如新历史小说就是属于这种类型，新历史小说中的历史并不是以阶级民族话语、宏大叙事、集体记忆等形式呈现，而是以一种个人化、民间化、碎片化的方式展现，注重创作者主体性个人体验和历史认知观。“借历史写作形态的历史小说”在创作方法上类似于鲁迅所言，“只取一点缘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15]，“借历史的故事来抒今人的块垒或只是表达某种情趣”[16]。如鲁迅的《故事新编》，如当下的“戏说”历史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从这三种创作形态来看，《故梦》具有“依历史写作形态的历史小说”和“拟历史写作形态的历史小说”二元融合的特征。《故梦》第一条叙事线索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是严格依据历史事实来写的，很多历史事件作者不便在小说中叙述，就通过页下脚注方式来详细交代。从这个层面来说，《故梦》是一部“依历史写作形态的历史小说”。但《故梦》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叙事线索，即主人公陆天恩的命运沉浮及其家族的荣辱衰亡。《故梦》所写内容大多是作者根据若干真实史料和作者家族成员的回忆而得来的，但小说也有部分内容改变了史实，具有虚拟性的特征。如现实中作者的父亲于1981年去世，并没有看到后来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但小说中的陆天恩去世于1996年。作者之所以作如此改动，是因为1987年国民党宣布“解严”后，陆天恩可以通过荣安完成返回故土的愿望，他亦在有生之年终于和远在美国的女儿陆海棠见面团聚，小说以一个相对大团圆的结局收尾。再如，小说中水漂萍这一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并无确定原型，是作者综合陆天恩无数红粉知己的形象杜撰出的理想恋人形象。[17]从所讲述历史事实的虚拟性和个人化的历史呈现方式，以及浸透了创作者独特的主体性体验和历史认知观的层面来看，《故梦》的第二条叙事线索无疑具有部分“拟历史写作形态的历史小说”的典型特征。

《故梦》具有女性主义小说的特色。显而易见，并非女性作家写的小说就是女性主义小说，关键看小说有没有站在女性的价值立场，体现女性主义意识。当代女性历史小说有两种典型形态：一种形态竭力表现女性德貌双全，不但容貌出众，而且具有贤淑、温柔、善良、忠贞以及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这些品质都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和规范；在男女性别秩序中，男性处于中心和统治者的地位。如凌力的小说《梦断关河》中的皇帝和他周围的部分女性形象就具有这种特征。另一种形态是站在女性价值观的立场上，体察女性的历史处境，同情女性的命运和遭遇，张扬女性的才华和能力。如赵玫的“唐宫三部曲”《高阳公主》、《武则天》和《上官婉儿》就是此类作品。在男女二元结构中，“唐宫三部曲”颠覆了传统的“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小说中的三位女性，不再是软弱的依附性形象，而显得比男性更强悍独立，更有才华和智慧，获得支配男性的主体地位；而男性则多显得懦弱无能，缺乏力量和才华，成为被女性征服的对象。这种“女强男弱”的性别秩序在《故梦》中也有明显表现。小说中的陆天恩虽贵为豪门公子，一生拥有五个女人，但除了出身社会底层的小妾水漂萍和小韵仙之外，始终没有真正获得过他生命中先后出现的三位妻子——金灵芝、秦燕笙、汪莲君——的情感，在情感上被她们所遗弃，正如小喜说的：“其实，姑爷——怪可怜的！”[18]在男女性别关系上，秦燕笙和汪莲君是以情感的主动者、支配者、给予者的地位出现的，而陆天恩却是以一种情感的失败者、乞求者和无能者的形象出现。陆天恩不但在情感上是失败者，在事业上也毫无建树，前半生不堪回首，缺乏在乱世之中能安身立命的才华和能力，唯依靠祖上的一点余荫而苟且生活，整日无所事事，混迹于戏场茶馆，把情场当战场，在女性温柔乡中追寻人生价值，却一败涂地；幸有后来到台湾自食其力，尚能看出他生命存在的一点价值。他性格软弱，从来不敢反抗，唯有无条件地服从封建家长的意志，缺乏一个成熟男性所必备的独立性和承担意识。陆天恩总体上是一个灰色的“多余人”、“畸零人”形象。他的妻子秦燕笙、汪莲君形象却光彩照人。秦燕笙在小说中是一个新女性形象，是以陆天恩的拯救者和启蒙者形象出现的，她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后出国留学，回国后成为大学教授，出版了多部著作，积极投身抗日运动，在报刊发表文章，在电台演说，呼吁同胞一起抗日，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汪莲君不但容貌出众，善良温柔，而且富有能力，通过“安济堂”医院为抗战事业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小说中陆天恩和他的妻子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女强男弱”的性别秩序，体现了作者自觉的女性主义意识。

《故梦》是一部家族小说。虽然小说中出现的家族不如《红楼梦》、《金粉世家》和《家》等小说中的家族那样庞大，但也是典型的封建家族结构，林佩芬自己亦说，“《故梦》就是我的家史”[19]，因此小说自然具有家族小说的典型特征。例如，在题材内容上，“描写一个或几个家族的生活及家族成员间的关系，并由此折射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和时代特征”，表现出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并且具有“家国同构性”的特征，有的与“自传”糅合；在叙事上，“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往往在历史与现实结合中，形成‘编年史’般的格局”，多采用“时空交错的网状结构”，多叙写“家族由有序—无序—衰败的主流模式”情节；母题主要体现为“家族、历史、性”三个方面，“性”在《故梦》中则被置换为“情”的内容；人物形象“主要包括作为家族支柱的男性形象与作为家族附庸的女性形象”，作为“家族支柱的男性形象”在《故梦》中表现为陆正波；内容上“蕴涵了伦理文化、制度文化、风俗文化”等内涵，具有浓厚的“人伦亲情性”；其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怀旧的精神文化特征”，其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挽歌特征”[20]。

《故梦》是一部言情小说，因为有对历史的表现，所以亦可称为“历史言情小说”。言情是这部小说的重头戏，由《故梦》所改编的电视剧也是将之作为言情剧来宣传的。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显然不能把只要涉及爱情的小说都归结为言情小说，只有那些爱情成为小说根本叙事内容的小说才能称为言情小说。中国历史上最具典范意义的言情小说盛行于民国初年，产生了《玉梨魂》、《玉娇梨》、《广陵潮》、《秋海棠》、《啼笑因缘》等畅销之作。而当代的言情小说则盛行于台港，以琼瑶、亦舒等人的小说为代表。言情小说都有一个“才子佳人”的模式，在内容上或重在表现“情之苦”、“情之痛”，批判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社会制度，表达追求爱情自主、人性自由的理念，如部分民初言情小说，或编织理想浪漫的童话爱情，迎合普通百姓的织梦愿望，为普通百姓营造寄托梦想的诗意空间，如琼瑶的小说。《故梦》侧重于表现“情之痛”，写陆天恩和水漂萍一往情深却阴阳两隔的痛苦，写陆天恩和金灵芝包办婚姻之苦，写陆天恩和秦燕笙、汪莲君由于心灵和精神的隔阂而无法相爱之苦，表达了对包办婚姻制度的批判，体现了“人”的觉醒意识。而陆天恩和小韵仙的结合符合言情小说所特有的“才子佳人”和“英雄救美”的叙事模式：一个是出生于豪门的多情公子，另一个是沦落风尘卖艺为生的貌美少女，两人一见钟情，才子要救佳人于火坑，花重金为之赎身。陆天恩和水漂萍之间的关系也具有类似的叙事特征，只不过水漂萍由于痨病而无完美结局，极类似于张恨水《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和沈凤喜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故梦》具有言情小说的部分特质。

从文学雅俗的层面来看，可分为雅文学和俗文学，雅俗文学为文学母体之双翼，但除了那些雅俗分明的文学之外，有时很难对两者做出精确的划分。范伯群先生曾经拟定了一个评估通俗文学的标准，即“一、是否与‘世俗沟通’，二、是否‘浅显易懂’，三、是否有‘娱乐消遣’的功能”[21]。从此标准来看，《故梦》显然具有通俗文学的特征，正因为具有此特征，所以就被改编成大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故梦》。但是就小说所运用的现代小说技巧来看，《故梦》也具有一些雅文学的特征。林佩芬说：“我希望我结合的是历史和现代小说技巧、甚至说是未来的文学技巧熔为一炉，来作为我努力奋斗的目标。”[22]譬如小说注重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塑造，不但陆正波、陆天恩、溥仪等人物个性鲜明，就是陆天恩身边的5个女子性格内涵也是各有不同，独具特色，即使是同为溥仪复辟效力的前清遗老罗振玉与郑孝胥也不可混淆。譬如小说在绵密紧凑的叙事过程中穿插一段清新闲散的景物描写文字，形成叙事节奏的张弛有致感。譬如小说的心理描写等，都展现了一些现代小说的艺术元素。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故梦》是具有“雅文学”艺术成分的通俗文学作品。

《故梦》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自传体小说就是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生活经历和体验为题材而创作的小说。但《故梦》的写作却并不是以作者自己（即小说中陆海棠），而是以其父亲（即小说中陆天恩）的生活经历为基本素材，且改变了部分历史事实，虚构了若干人物，所以并非典型的自传体小说，称为“半自传体小说”比较切合。

结语

从林佩芬的创作历程来看，《故梦》是一部具有明显探索和创新性质的小说，因为在此之前，她创作的小说基本是标准的历史小说，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依历史写作形态的历史小说”。如《努尔哈赤》记述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波澜壮阔的一生；《天问》则主要叙写明末清初那段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历史进程，真实展现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明王朝、以皇太极为代表的大清朝、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三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角力斗争的过程；《辽宫春秋》诠释了辽、金之际的那段动荡历史；《两朝天子》则以展现明英宗的历史事迹为主要内容。……展现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成为上述小说的核心内容。而《故梦》不然，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展现只是它其中之一的叙事内容，且很多是作为故事背景来介绍，并不占据核心地位，而对平凡人物个人命运的历时性展现才是小说所要重点表现的内容，这多少淡化了《故梦》作为历史小说的典型特征，但也由此获得了艺术呈现上的自由，这种自由造就了《故梦》开放多元的艺术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