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问题场域

一 选题缘由

首先，为何要研究新时期电视节庆的意义生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伯明翰学派为重镇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西学东渐，成为内地显学，电视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具体路向——文化与媒介的相互征用，隐藏着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质发生，也延拓了媒介批评的跨学科领域。90年代以来的社会大发展、媒介大变迁催生了文化的媒介化以及媒介化的文化，媒介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形式以及“表征的系统”。许多文化形式根本就是大众媒介制造与特有的，媒介将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使二者同质同构，即使是在自媒体崛起的信息时代，由于文化惯性作用，电视仍然顽强地影响着社会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角度揭示了当代社会的一大基本特征，“当代社会是一个以文化实践及其不断再生产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运作动力”^[8]。这肯定了文化再生产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决定性地位。约翰·菲斯克认为：“文化是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将生产领域（经济）与社会关系领域（政治）联系起来的意义领域。”^[9]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John B.Thompson）则说：“文化是体现于象征形式（包括行动、语言和各种有意义的物品）中的意义形式，人们依靠它相互交流并共同具有一些经验、概念和信仰。”^[10]这些界定都强调文化与意义生产的关联性、以及文化的共享性，而媒体传播是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总体而言，西马学派注重文化再生产，而人类学看重仪式行为，媒介的意义生产与面向媒介的意义研究几乎同步。

中国媒体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附属物，在对外的跨文化传播中展示国家形象，表现为文化的影响力和软实力；在对内的常规宣传中负责主流意识形态引导，表现为文化的内聚力和控制力。文化学者陶东风判定，“新中国党的宣传部门的一个迫切文化任务，是如何通过重构民众的文化认同，来维护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正是在这里，凸显出建构一个既能符合民族国家的认同需要，又能够巩固执政党领导地位，并且得到国民广泛认同的政治文化符号的极端重要性”^[11]。广播电视也“一直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梦、满足人民群众信息文化娱乐需求的主渠道，开展舆论斗争、维护文化安全的主阵地”^[12]。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强调，对文艺工作的认识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13]。电视节庆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以传统的象征体验，在国家政治文化认同中扮演引导角色。

电视综艺、电视剧、电视新闻，一向被视为中国电视收视市场的这三驾马车当前正在走向式微，电视节庆只是电视综艺类型的一个分支，研究价值又何在？我们不妨回想一个常识：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世俗化、技术化的推进，在电视传播碎片化、分众化的当下，还有哪些人群、在哪些时段、以何种终端方式，忠诚地守候着电视新闻仪式？如果说独播剧、首播剧、电视选秀品牌栏目、编播季等还能勉力挽留一些观众的话，那么以时间为节点的“有节有日”的重大节庆、事关“加冕、竞赛、征服”的媒介事件或重大的过渡仪式之时，电视才真正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实现了碎片化、流动性时代离散群体的有效聚合。我们清晰地看到，电视节庆是被中国市场检验了的、符合国人审美惯习的文化产品，是电视重返注意力中心的重要节目类型。影视研究学者尹鸿早在90年代就指出电视研究中的偏差，“由于我们没有对电视的媒介特点、媒介系统及其与现实的复杂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对电视媒介与观众、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出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因而我们很难正确处理电视媒介中商业性、社会性、政治性、教育性、艺术性等方面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的关系”^[14]。时至今日，这一研究态势改观并不明显。因此，以主流电视媒介为观照对象，分析中国转型期电视在社会整合过程中的文化角色、文化再生产的运作逻辑，深入剖析电视与社会团结、文化认同等要素的内生关联，是电视文化研究本土化、中国化的重要维度。

其次，为何要从仪式化传播的角度研究电视节庆？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媒介秩序受制于全球化秩序，如美国新闻集团（NWSA）、迪士尼（DIS）、时代华纳（TWX）、维亚康姆（VIA）、康卡斯特（Comecast）、贝塔斯曼（Bertelsmann）等大集团分配着电子传媒市场。中国电视在国际上从未占过主导位置，在“影响世界”与“本土坚守”的文化建设使命中，处于“既不在这里，又不在那里”的尴尬身份。加之社交媒体对日常生活的殖民，新的媒介环境代替了“实在环境”，“非地域”社会群体、“非民族”认同结构致使了特定民族的文化断裂，国家或民族不再容易被共享的收视体验所统一了，作为公共象征符号的电视媒体不停地被唱衰，电视媒介在这一冲击之下发生了媒介身份（自我认同）与价值认同（社会认同）的双重性危机。

正如科伯纳·麦尔塞所说，“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15]。在“我是谁”“我往哪里去”的身份追问中，中国节庆、电视机构在各自的焦虑生存中都在寻求突围路径，怎样的视像素材与表意模式更能建构起社会群体感、归属感，这是国家软实力与媒体文化重建的双重使命。电视节庆的现代性生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节庆的仪式化传播是电视的优质资源，通过借用节庆仪式并对之进行媒介仪式化操作，电视召唤并促成大众的影像消费。一些重大的电视节庆为官方与精英所掌控，进而形成文化传播制度，使得电视制作方、观众和文化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当前学术界关于电视节庆仪式化传播的系统性研究较少，电视艺术传播的既有成果中，“节”的研究被置换为电视晚会、电视综艺研究，多集中在节目创意、艺术传播、审美接受层面；也有关于电视仪式传播的研究，但更接近于媒介事件的仪式传播研究，如奥运会开幕式研究或“感动中国”等，这部分研究重在“庆”。本书将研究对象框定为“节的庆”，以及“节与庆”，鉴于电视节庆的高度仪式化景观这一现实，重点考察如下内容：电视节庆的生产研发在时代发展中的样貌、作用、价值考察，电视节庆仪式感来源的视听因素、主体内外因素考察，电视节庆仪式的功能机制、效能考察，电视节庆的话语建构、话语指向考察，电视节庆在接收端的认同效力考察，当前电视节庆的文化困境考察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起世界记忆工程，全球范围内掀起文化遗产数字保存热潮，多个国家开展了国家记忆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表达该如何收纳进入电视屏幕？学界有理由关注节庆文化的电视仪式化呈现。

二 选题意义

当代中国处在一个长期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电视节庆是关乎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的意义系统，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而言均有显在的研究意义。

首先，拓展建构主义、类型理论与电视仪式研究的新场域。

本选题的一个逻辑起点是，主流媒体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控制的结构之一，电视实践是国家文化工程的有机组成，在“意义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中发挥着社会认知、价值信仰的功用，电视节庆是国家意识形态重要的美学符号，是社会思潮、传统文化、国族想象以及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全球本土化语境之中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治理方式，有必要重视“认同的电视建构”和“电视的认同建构”之互动勾连。电视节庆传播研究关涉到建构主义、类型理论与仪式传播，对于这三类研究领域，国内学界还停留在对欧美研究成果的话语搬用上，依附性较强，尤其是电视仪式的本土化研究刚刚起步。本书着眼于电视仪式、话语建构与节庆传播的重大内生关联，在学理上论证电视节庆的仪式化传播是何、为何、如何以及何为，揭示电视节庆仪式的社会机制、文化规则与媒介逻辑，探讨文化、仪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与功能，有助于完善媒介电视仪式研究的基本理论，并从纵深视角拓展电视话语批评与电视类型理论研究。

其次，本选题是全球本土化语境下认同危机的对抗性命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使得民族国家的传统认同参照体系正在逐步瓦解与模糊，礼俗社会的消失、共同体的瓦解，传统文化的整体溃退成为现实图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世俗化了。”^[16]文化地图的有效性并非恒定不变，传统性/无根性、本地/异域、自然/现代、永恒/变化等因素成为“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中的对抗性力量；民族国家的地缘观念、文化观念淡化，宗教、语言、文化等传统的象征符号日益丧失其民族界定能力，致使民族国家文化身份发生认同危机，这一命题本身带有对抗性，现代性/传统、全球/地方、西化/儒化、礼/力、仪式信仰/工具理性、共同体建构/瓦解之间均存在着对抗关系，电视节庆也难以回避这些张力关系。

当前西方国家与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节日化，国家的文化政策对节日、假日、纪念庆典的文化传播有直接影响。在价值重建、信仰重拾的文化复兴运动中，中国政府对于节庆的重视度大于从前，媒体也加大了对节日的呈现力度。仪式传播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重塑、非遗文化保护，以及媒介竞合中的电视生存等问题，都有重大意义，对特定时期的电视现象进行传播路径、模式、话语分析，对内关联到文化凝聚力与政治融合，对外关联到文化影响力与政治区分。因此，本课题源自社会治理、文化建设、艺术传播层面的时代吁请，关注当下国族认同、国家记忆工程的核心问题，以使华夏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有小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