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美国民粹主义

如上所述，第四阶段美国民粹主义的根源超越其国境范围，而这与全球化使得美国中下阶层开始更加直接受到外部世界的冲击有关。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经济发展成为美国政治议程中的首要议题。恰逢此际，佩罗通过团结草根阶层力量，发起税收福利改革，团结在全球化阴影中失势的人——尤其是对全球化感到幻灭的年轻白人中产阶级。^[25]1992年他代表自己成立的“改革党”参选美国总统，^[26]虽未获得1张选举人团票，却暂获19%的普选票，从而导致老布什败北。

“改革党”运动的影响，并不以佩罗竞选总统失败而在消停，而是在此后得到越来越大的回响。1999年11月30日，正当世贸组织第三次部长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之际，多达4万名反全球化人士在此卷起“西雅图风暴”，从此拉开了全球范围内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地，但主要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究其原因，就像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0年4月发表的《千年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27]具体而言，一方面，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和赢家；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发达国家推行全球化支柱——为降低成本而把大量工厂迁至人力、资源等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发达国家的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面临更多的失业威胁，从而导致美欧等国媒体经常提到所谓本国发生的“第三世界化”问题。也因此，安南在《千年报告》中指出，“经济领域无法与更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分开而单独在自己的轨道上腾飞。全球经济的生存和兴旺必须有共同价值观和机构做法作为更坚实的基础——必须促进更广泛和更包容的社会目的。”^[28]

进入21世纪，日益僵化的美国政治体制和日益固化的美国社会阶层，使“改革党”运动在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中都得到应有的回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从右翼看，2009年兴起的“茶党”运动，实质上是由美国富人阶层策划、旨在为富人减税的“税收已经够多了”（Tax Enough Already，TEA）运动。该运动的参加者是广大的保守派草根阶层，他们多为男性白人，年龄在45岁以上，以往选举中多支持共和党；其特点是反对“大政府”，对非主流族裔歧视的民粹色彩浓厚，谋求自下而上改变现状以重塑美国政治格局。^[29]“茶党”运动因此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和右翼民粹主义倾向。在左翼方面，2011年9月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11年10月初已经蔓延到全美120多个城市。抗议者主要来自中下阶层民众，其中很多人都没有工作；他们不仅抗议就业问题而且抗议社会不公。虽然他们的诉求各异，^[30]但其中的一个共性是与“茶党”运动针锋相对，主张“对富人加税、改革经济制度”。正如一名“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所说的那样，“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着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这1%的人服务。”以企业为例，名义上每家企业都有一个独立的董事会，但正如罗斯·佩罗早在1985年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者分散的、成熟企业的管理者，有权挑选代表股东的董事会成员。”例如，佩罗谈及通用汽车董事会与该公司CEO之间的关系时，形容该董事会只是“橡皮图章”——董事会非但未能监督CEO，反而附和CEO的所有想法，即使这些想法会损害股东和员工的利益。这种“绑架”企业行为的受害者比比皆是。企业高管狠狠榨取股东和企业员工，给自己支付高得惊人且与工作表现毫无关系的薪水，并动用企业资金，资助那些与他们沆瀣一气、坑害股东和员工（许多股东本身也是员工）利益的政治候选人。

2016年美国总统初选阶段的“桑德斯现象”和“特朗普现象”，是滥觞于冷战后出现的美国民粹主义浪潮中的新高潮。如果说“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左翼民粹主义“桑德斯现象”的一场预演，那么“特朗普现象”则无疑是右翼民粹主义“茶党”运动的升级版。不同阶段美国民粹主义具有各自特点。但总体而言，美国民粹主义存在三个共性。^[31]

第一，美国民粹主义在对待美国资本主义体制上，持类似中国历史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立场。因此，即便是追求激进的改革运动，也较少具有革命的色彩。具体而言，美国民粹主义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并不怀疑美国宪政和美国社会结构，而只要求在享受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财富时，能够进行公平游戏。

但是，由于不平等的加剧，“社会阶级超过那些支配最近选中讨论的种族、族裔、性别、性取向、地理等议题，现在正重回美国政治的中心。”^[32]换言之，人们甚至开始质疑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例如，桑德斯的政治主张受到美国年轻选民，特别是“千禧一代”的热切追捧，反映了美国年轻人对日益分化、分裂的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哈佛大学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18岁至29岁的美国人中，只有19%自称“资本主义者”，而51%的美国“千禧一代”不赞同资本主义。^[33]

第二，经济上的进步性与种族上的保守性相互交缠，是美国民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具体而言，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都是白人为自身利益而发动的，少数族裔利益基本不在其考虑之列，甚而受到野蛮践踏。尽管如此，应该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族裔问题已经成了美国政治中的政治正确性红线，踩踏不得。换言之，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催生了美国新的价值理念——多元主义，而少数族裔移民问题也随之成为美国政治话语中的一个政治正确性议题。

但是，亚利桑那州却在2010年4月23日通过的打击非法移民法案中即将非法移民定性为“犯罪”，从而挑战了美国的多元主义政治理念。这比特朗普针对特定族裔移民群体、跨过“政治正确性”红线的口无遮拦，早了足足五年。

第三，美国民粹主义倾向于成立第三党来争取改革政治现状，例如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领导的进步党、20世纪30年代休伊·朗领导的人民党、60年代乔治·华莱士领导的独立党和90年代罗斯·佩罗领导的改革党等。而在2016年波涛汹涌的民粹主义运动中，反而没有第三党的成立。原因何在？简而言之，没有必要！纵观历史，无论是老罗斯福、朗、华莱士还是佩罗，当时他们在理念上倾向归属的两大政党，其各自的基层支持者都还没有达到彻底“反叛”的阶段，因此上述这些边缘性“反叛”型领导人，只能通过成立第三党来表达诉求。

而反观2016年的美国民粹主义，无论是左翼的桑德斯还是右翼的特朗普，其所在的政党基层支持者，都积极支持反对“建制派”。就共和党而言，它推动废除大萧条时期形成的规制银行体系，从而导致次贷危机爆发；它在意识形态上承诺为富人减税，削弱工会权力，削减社会服务。这一切都是为少数富人（占美国人口1%甚至0.1%）谋利，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左。就民主党而言，自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第三条道路”以来，其严重问题则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挂帅，选举中动员的是由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城市青年、同性恋者和环保主义者组成的联盟，而置罗斯福新政联盟基石的白人工人阶级于不顾。^[34]概而言之，这一次的“反叛”领袖，无论是民主党初选中功败垂成的伯纳德·桑德斯（Bernard Sanders），还是共和党初选中笑到最后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都具备从党内发起“反叛”运动的条件，而无须成立“边缘性”的第三党来进行挑战，就像1964年的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和1968年的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发起的党内“反叛”运动一样。^[35]

此外，在历史的时间轴上，除了在美国民粹主义三点共性基础上的新发展之外，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产生根源，还有着鲜明的全球化时代烙印。近年来，西方“福利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产生剧烈振荡和非法移民大量涌入，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当地居民本能地把这些失业、收入下降等消极后果归因于全球化。因此，反全球主义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开始成为当代美国民粹主义兴起“推波助澜”的根源。这在2016年初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与桑德斯在初选中有一个共同主题，即设计民族主义经济议程以保护和恢复美国工人的工作。^[36]而且，除税收、医保、教育公平等“纯”国内议题外，这一共同主题都与那些具有跨国性特点的议题相关，如移民、环境、族裔、贸易和国家安全等。

针对这些议题，桑德斯提出了与特朗普（Donald Trump）根本对立的政策主张。在诸如税收、医保这样的“纯”国内议题上，桑德斯主张对富人和企业大幅度增税，建立一套覆盖所有人的、由联邦政府单独支付的医疗保险体系；特朗普则主张全面减税，废除奥巴马医保政策。在包括移民、环境、族裔、贸易、就业和国家安全这样具有跨国性特点的议题上，桑德斯主张缩短非法移民的归化时间，对污染企业征收碳税、禁止采用压裂法开采天然气，将联邦最低工资从当前的7.25美元/小时提高到15美元/小时，实施带薪产假，反对自由贸易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等区域贸易协定，反对美国发动海外军事干预；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主张取消H1B签证、^[37]禁止穆斯林入境、关注那些被人遗忘的辛勤工作的美国人而非使非法移民取得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遣返非法移民、反对美国公民出生地原则、移民要融入美国必须说英语（美国是一个英语国家而非西班牙语国家）、筑起城墙来解决移民问题、1100万非法移民的合法化将使民主党大获其利，在贸易问题上主张迫使中国与美国进行“公平”贸易，在与盟国的关系上主张与盟国重新谈判军事开支，在就业问题上主张将工作机会从中国、墨西哥、日本和越南带回美国本土——创造就业机会而非提高最低工资，例如以基础设施投资重建美国可以创造1300万份工作，在国家安全上主张加大对朝核问题的重视，为对付激进穆斯林群体威胁美国应抛弃政治正确，应监控清真寺，为对抗恐怖主义应允许水刑等拷问方式。^[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