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总统大选看美国的国家认同危机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无疑是近年来选情最跌宕起伏、结果最出人意料的一次选举。作为政治素人和华盛顿局外人的共和党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最终以明显多数的选举人团票数，击败了原本大有胜算的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美国以外的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次大选的最终结果。最初特朗普宣布以共和党身份参选时，绝大多数媒体和分析人士都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政治玩票”，并将特朗普的竞选视为无关大局、难以为继的一场笑话。然而特朗普一路势如破竹，轻松击败其他党内对手，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让所有唱衰他的人跌破眼镜。另外，当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希拉里将轻松赢得民主党提名时，她却遭遇了来自桑德斯的强力阻击，差一点儿与提名失之交臂。而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对决中，几乎所有人都又一次认为，希拉里最终将以较大优势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任女性总统。然而大选的结果却再次让人目瞪口呆，特朗普赢得了更多的选举人团票，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

对这次大选选情与结果的众多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强调白人的愤怒，认为特朗普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的言论，道出了大多数美国底层白人的心声，而这类选民的支持是他胜选的关键。第二类则强调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怒，认为桑德斯在民主党内受到如此广泛和热情的支持，充分说明了美国中产阶级对民主党以往政策的失望。第三类分析更多强调选民的反建制情绪，认为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圈外人”“反华盛顿”身份帮他们赢得了大量选票。

与以上三类分析不同，笔者认为这次大选实际上更多反映了美国当下面临的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crisis of national identity）。早在2005年，已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危机所面临的挑战》中提出，美国的国家认同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为核心的新教价值观，其核心包括英语为通用语言、珍视个人自由、推崇勤劳工作和虔诚信仰等，而大量西班牙裔移民的涌入对美国的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不少学者认为，亨廷顿实质上是在批判美国移民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宣扬白人至上主义。在很多美国政治精英的眼中，亨廷顿的分析可能属于“政治不正确”，但在笔者看来，这次大选中“政治不正确”的特朗普能够高举反移民的旗帜并获得大多数底层白人的选票，恰恰说明亨廷顿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大量移民（尤其是西班牙裔移民）的涌入，导致传统意义上的白人群体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不断缩小。根据权威预测，到21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的白人人口将首次低于全国总人口的50%，从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随着自身人数优势的丧失，白人对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势必面临严重挑战，他们的价值观也极有可能被西班牙裔移民的价值观冲击甚至取代，因此白人出于对非白人移民的恐惧而投票支持高调反移民的特朗普，也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认为，从建国至今，美国的国家认同有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白人至上、民主至上、美国至上，这三个组成部分反映了不同维度的国家认同。白人至上是种族维度，民主至上是政治维度，美国至上则是全球影响力的维度。亨廷顿所说的国家认同危机仅涉及了种族的维度，也就是白人在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另外两个维度的危机在这次大选中也一并显露无遗。具体而言，高举民主社会主义旗帜的桑德斯距获得民主党提名只有一步之遥，充分反映了选民对美国现行民主政治的极度失望，而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重新伟大”，则反映了不少选民对美国国际地位日渐式微的深层担忧。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在美国一向是禁忌与不得人心的。然而桑德斯却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倡民主社会主义并深得部分选民欢迎，说明美国民主已经让很多美国人心寒，失望的他们转而将希望投向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从2008年至今，美国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表明，美国民主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衰败，而这场衰败的最直接证据就是美国贫富悬殊的加剧和中产阶级的缩水。无论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还是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都用了大量篇幅讨论美国民主的衰败。此外，各种民意调查数据还显示，无论是民众的效能感还是他们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抑或是他们所感知到的政府回应性，几乎都降到了历史的低点。

特朗普宣扬“美国至上”的背后，是美国希望重振实力、再度强大，以及巩固其“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的决心和意图，同时也折射出美国国力的历史变迁与面临的现实挑战。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从地区大国正式登上了全球政治的大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并取代了英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从而迈进了《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所宣称的“美国世纪”。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事务中一度拥有绝对的领导权。长久以来，很多美国人早已经习惯了美国“世界第一”和“世界警察”的双重角色，并坚定地相信只有美国才有能力领导全球。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能力明显下降。无论是在中东还是东亚，抑或从欧洲到非洲，美国似乎已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提出要让美国重新伟大，实际上是力图重振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重新主导国际政治做准备。

2016年大选无疑折射了美国所面临的国家认同危机，这种认同所涵括的白人至上、民主至上、美国至上的三个核心维度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严重挑战。种族认同上，特朗普高调反移民，迎合了很多白人恐惧移民的心态。民主层面讲，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美国政治体制所带来的弊端也越来越凸显，这也是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就全球影响力而言，特朗普放言要让美国重新伟大，恰好迎合了很多美国人对重塑美国霸权地位的期待。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特朗普能否让美国重新伟大，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民主能否重新焕发生机，美国白人的恐慌是否会减少，都蕴含了极大的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