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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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区域间合作理论

一 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概述

(一)要素禀赋理论

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将国际贸易和区际贸易的领域由产品拓展到生产要素,并认为正是各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地区之间的贸易格局,而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能够改变地区要素禀赋之不足,从而有利于提高地区生产效率。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

(二)新要素学说理论

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认为,应赋予生产要素以新的含义,扩展生产要素的范围,生产要素不仅是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所说的劳动、资本和土地,而且技术、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信息以及管理等都是生产要素。这些无形的“软件”要素越来越成为贸易的基础,它决定着一国比较优势格局。新要素理论当然是对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但就分析方法而言,新要素理论与传统要素贸易理论并无本质的不同。新要素学说理论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学说、研究与开发学说、创新理论、技术进展论和信息贸易理论。

1.人力资本学说

劳动力实质上是一种不同质的生产要素。人们通过对劳动力进行投资,使一定量的资本与劳动力相结合,就会使劳动力的质量得到提高,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即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实质上是指高素质的劳动力。

2.研究与开发学说

研究与开发学说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格鲁伯、弗农等提出的。他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无形的生产要素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研究与开发就是最重要的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

如果一个国家研究与开发力量雄厚,则在研究与开发领域中的投资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率,从而促使本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区域比较优势,提高本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在技术领域保持领先。

3.创新理论

创新包括企业创新、国家创新和区域创新。

(1)创新及其内涵。经济增长只是年复一年的人口与财富的增加,其主要动力是从外部追加各种生产要素,纯粹的经济增长不能够在质上产生新的现象。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一是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高一种产品的质量;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四是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五是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2)国家创新。国家创新系统是指有利于促进一个国家研究开发、引进、运用、扩散各种新技术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机构所组成的网络,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具体的国家制度。

(3)区域创新。区域创新是指一个地区研究、开发、运用和扩散新技术和新知识,并以此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区域竞争力的过程。

4.技术进展论

这种理论认为,技术是过去对研究与开发进行投资的结果,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技术进展同人力技能、研究与发展等要素一样,也决定着一国生产要素禀赋状况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由于该理论是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强调技术进展对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作用,实际上也是强调研究与发展要素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有人进一步提出了技术差距论,认为由于各国技术投资和技术革新的进展不一致,因而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这样就使技术资源相对丰裕或技术领先的国家具有较强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能力,从而有可能暂时享有生产和出口某类高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该理论补充了要素禀赋论,并根据创新活动的连续性使要素禀赋论动态化。

5.信息贸易理论

信息是能够创造价值并进行交换的一种无形资源,是现代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信息本身同时又是可以交换的商品,是一种软件要素,而且是一种无限的资源,占据信息意味着比较优势的改变,可以促进一国贸易格局的变化。目前该理论并不很完善,但它却代表着重要的发展方向。

(三)区域发展的相互依赖理论

区域发展的相互依赖理论阐明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是独立的,而是彼此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相互依赖,主要源于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政治军事力量的制衡。第二,经济技术的发展。经济技术的不均衡格局使各国都必须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技术力量完成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第三,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产生了一系列足以影响全球经济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

1.关税同盟理论

对关税同盟理论研究最有影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范纳(Jacok Viner)和李普西(K.G.Lipsey)。按照范纳的关税同盟理论,完全形态的关税同盟应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完全取消各成员国间的关税;二是对来自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设置统一的关税;三是通过协商方式在成员国之间分配关税收入。这种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相结合的结构,使关税同盟对整个世界经济福利的影响呈现双重性,即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并存。

所谓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是指假定在经济资源总量不变、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情况下,关税同盟对集团内外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物质福利的影响。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主要是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2.大市场理论

大市场理论的提出者认为,以前各国之间推行狭隘的只顾本国利益的贸易保护政策,把市场分割得狭小而又缺乏适度的弹性,只能为本国生产厂商提供狭窄的市场,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和大批量生产的利益。

3.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是由日本著名教授小岛清提出的。所谓协议性国际分工,是指一个国家放弃某种商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供给另一国,而另一国则放弃另外一种商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供给对方,即两国达成相互提供市场的协议,实行协议性国际分工。协议性分工不能指望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地实现,而必须通过当事国的某种协议来实现,也就是通过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把协议性分工组织化。如拉美中部共同市场统一产业政策,以及由国家间的计划决定的分工就是典型的协议性国际分工。

(四)综合发展战略理论

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战略,要求强有力的共同机构和政治意志来保护较不发达国家的优势。所以,有效的政府干预对于经济一体化是很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是变革世界经济格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素。

二 国际依附论

(一)国际依附论概念

国际依附论又称外围—中心论,是一种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学说。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埃及的萨米尔·阿明、英国的A.G.弗兰克和美国的I.沃勒斯坦等。他们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后者依附于前者。由于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各国学者对于如何解决这种不平等的依附的观点大相径庭。

依附论是企图解释经济发达和不发达原因的一种思想学派。该理论虽然包括一大批体现多种概念和方法的论著,但所有依附论作家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把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看成是由外部力量制约的,也就是说,是其他的较强大的国家在制约着不发达国家。这使依附论思想家都采用一种流通论的方法。他们认为,可以从交换中的支配关系出发来解释不发达的原因,这就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几乎排斥在外了。

(二)依附论的产生及其理论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先后摆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建立了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是并未从此走上富裕富强之路,它们在经济上依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依附论是基于解释这种现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其外围并受剥削与控制的现状而产生的。战后拉美经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更为鲜明,因此,依附论首先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在拉丁美洲产生并发展起来是再自然不过了。

与帝国主义理论主要研究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不同,依附论更侧重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居于外围的国家,主要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对外围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外围国家的变化对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的总进程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可以把依附论看作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依附论有时也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理论。

关于依附论的理论渊源,不可否认的是,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同时也借鉴了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则构成了依附论的“反题”。一般认为,依附论的直接理论来源,是拉美经委会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早期依附理论或不发达理论,其间接来源则是德裔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理论。

(三)依附论的中心议题和主要观点

作为批判性解释外围国家和地区“依附”发展特点的理论,依附论把外围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中心议题。绝大多数依附论者都认为,外围地区的不发达与依附的形成,在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对于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依附论者大多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至少是反对外围地区实行全盘西化的。依附论的著名人物、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就认为,外围国家要真正彻底地摆脱自己的依附局面,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三 新国际分工理论

(一)新国际分工理论解释

新国际分工是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寻找满意的生产地,尤其是将一些常规的、技术含量低的生产过程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改变了以往只在这些国家进行原料生产或初级加工,而在发达国家进行最终产品生产的国际劳动分工格局。

新国际分工可以概括为“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的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每一部分都由分工链(或者国际分工或者国内分工)组成,它将世界各地的个人、企业、国家、地区以及世界各种资源整合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来,形成一个基于分工网络的共同利益。第一,新国际分工是跨国公司生产网络主导的;第二,导致了新的生产现象——产品内分工:从“产品在一个民族经济中完成制造的过程”,逐渐转变到“不再有民族的产品或技术、民族工业乃至民族经济”。[3]

新国际分工发生的根本原因是:(1)技术进步使得距离和地理位置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减少了;(2)技术进步、企业组织的改进使得复杂的生产过程可以分解为基本的简单步骤,受教育很少的人也可以很快学会;(3)发展中国家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二)新国际分工理论重要观点

弗洛布尔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与此前旧的国际分工进行了比较。通过对德国纺织与服装业的全球区位演变的分析,发现此前形成的极少数工业化国家从事工业生产,其他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则为前者提供原材料,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打破,跨国公司将一批批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开始从工业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欠发达国家由此涌现出越来越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的生产部门。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也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贸易”转向“生产”。自从弗洛布尔(1978)的著名论文《新的国际分工》发表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讨论新的国际分工现象,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新国际分工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展

金德尔柏格、赫里克(1986)论述的新国际分工传承了弗洛布尔的思想,并进一步揭示出了资本—生产关系在国际分工中的改变。他将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作为国际分工的分水岭,并认为在此之前是传统的国际分工占据主导地位,基本特征是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用制造品换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之后,体现为第三世界国家用制造品换取西方工业国家的资本品。这种改变显然也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展的结果。[4]

2.新国际分工是国际垂直一体化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垂直一体化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但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看到,他们对于垂直一体化的所有权优势提供了准确的预见,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采用这种分工方式,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模式。20世纪80年代晚期后,跨国公司采取垂直一体化方式的FDI开始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1990—1995年,采用垂直一体化分工模式的FDI每年增长了20%,而1996—2000年,则每年增长了40%。[5]

3.新国际分工是“订单制造”(或者“外包”)

罗斯杰将订单制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CM)称为网络时代的新国际分工。罗斯杰对于订单制造的定义是:大型公司把部分(或全部)零件设计、程序工艺、装配设备、后勤、营销渠道、仓储、售后服务等环节用合同的方式外包给其他企业,产品和服务贴发包公司的品牌,承包企业则一般没有品牌。订单制造是IT行业增长最快的一个亮点,每年达到20%—25%的增长率。而IT产业的迅猛发展使CM从“美国模式”变成了全球的大规模生产模式。CM不限于IT行业,通信行业、汽车行业、空间技术等行业都有。订单制造导致了专门从事订单制造企业的产生。订单制造业开始成为行业的“基础设施”,而订单企业则成为跨国分工网络的载体。

4.新国际分工是产品内分工对福特制、丰田制分工模式的替代

首先是企业内分工,以始于20世纪初的福特制分工模式为代表。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其生产方式是:从大湖附近矿山运来煤炭和矿石,全部过程包括热处理、制模、铣削、冲压、焊接、抛光、喷漆、总装等数百种工艺,都在底特律的雷格工厂完成。其次是企业间分工,以20世纪80年代风行世界的丰田制为代表。以丰田汽车为例,这是一种多层次生产方式。总公司只进行最终组装和基本原材料供应;数以百计的企业在第一层,进行次级组装及大部件生产;数以千计的企业在第二层,进行单个部件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在第三层,提供工程性服务。此后就是产品内分工,即以产品为对象的分工——以工序、区段为对象的分工体系。这开辟了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为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进行整合提供了方便,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切入点。这正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网络的细密化。

5.新国际分工是随资源禀赋变化的国际分工

弗朗西斯认为,弗洛布尔的新国际分工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的动态发展,而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虎”的崛起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有了巨大的增长。发展中国家这种资源禀赋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按照里德尔(1996)的研究,一个国家有没有绝对数量的技术人力资源,对于这个国家能否参与基于知识的经济活动具有关键的意义。

6.新国际分工是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

格里等(1998)将“全球商品链”定义为:一系列企业围绕着一种最终产品而建立起来的劳动和生产过程的组织间网络。这一网络将居民、企业、国家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新的企业不断通过整合到这种全球商品链参与国际分工,使全球商品链条越来越庞大,其作用开始超越国家政府之间的经济交往作用。[6]

7.新国际分工是基于跨国公司关系网络的国际分工

孟庆民、李国平和杨开忠(2000)这样描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的基本内涵:跨国公司是新国际分工的主角,推动跨国公司促进新国际分工格局的动力是市场需求、契约转让、生产一体化以及降低成本的要素构成和生产组织的改革,新国际分工的直接动力是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新国际分工的全球格局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的差异,以及分工中区域分工优势的升级转换规律。此外,新国际分工促使企业国际化、区域一体化。因而,企业、地方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地方、国家在新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追求各种利益,参与新国际分工,竞争成为新国际分工的基本机制。[7]

8.新国际分工使由市场价格引导的国际分工演变为由跨国公司引导的国际分工

冼国民(1994)认为,主权国家对于要素流动的限制、对本国工业和市场的保护,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存在,使价格机制对国际分工的调节受到一定的限制。跨国公司的成长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及其协调机制。随着传统国际分工部分被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所替代,世界市场机制被跨国公司的层级管理制所替代。“看得见的手”因此替代了“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各国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调节资源在各国企业之间的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使当代国际分工出现了转型。在由盲目的市场机制协调的国际分工中,出现了由跨国公司内部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予以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这样,当代国际分工就成为由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包括其他传统类型国际分工的混合结构。[8]

9.新国际分工使国际分工的性质从剥削转向经济互补

多杜辛(1993)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尽管18—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证明了不仅个人之间可以实现高效率的分工,国家之间也是可以的,但由于殖民地时代的阴影,“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因为害怕“资本主义的剥削”以及受“自立发展”思想的影响,低估了国际分工带来的机会,拒绝参与国际分工。在《互补性——国际分工的新趋势》这本书中,多杜辛认为,殖民地时代的国际分工是以“剥削”为特征的,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是以“经济互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同样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国外要素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国内国外要素的组合实现经济、社会的更高效率。[9]

10.新国际分工使国际分工从为国家服务演变成为跨国公司服务

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后工业化》中,伍(1994)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企业内交换”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的一半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近来跨国公司的快速成长使企业内交换逐渐将市场平衡社会经济的功能弱化了,国际分工也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新的国际分工与旧的国际分工相比,减少了传统剥削,增加了经济互补作用,但这是以扭曲所在国的市场功能为代价的。伍认为,跨国公司力量的来源是对产品的创新和多样化具有控制力,这使它们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强,最终将发展为当地政府与其说是参与国际分工,不如说是参与跨国公司的企业内分工。

四 新经济地理理论

新经济地理理论(NEG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保罗·克鲁格曼等开创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运输成本纳入理论分析框架之中,认为运输成本的减少会引发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问题,把这些要素融入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与发散性问题中,就会得出不同于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观点。所以,克鲁格曼提出,新经济地理理论是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之后最新的经济理论前沿。

(一)新经济地理理论概述

1991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在随后的一系列论著中对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主要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通过无差异空间、无运输成本等严格假定,提出相应的区位理论、区域增长理论等。克鲁格曼认为,以往的主流经济学,正是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工具,空间问题才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有望将空间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二)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内容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他的基本观点是,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匀性是报酬递增的结果。现实经济生活中报酬递增现象广泛存在,而且可以应用到多个领域。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把一家工厂孤立地建在大荒原上,无论工厂如何做大做强,最终也逃脱不了规模报酬递减的命运。但是,如果我们把工厂设立在大城市里,情况就大不相同。因为城市的规模越大,一般来说工业基础就越健全。这样,无论所建工厂在原料供给上有什么新要求,在生产工艺上有什么新标准,就都可以在城市这个空间范围内得到满足。伴随着工厂的扩张和城市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会越来越高,收益也随之提高,这样就实现了报酬递增。克鲁格曼认为这才是真正把握住了现代国际贸易的核心。

克鲁格曼运用了一个简单的“核心—外围”模型,分析一个国家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这个模型中,处于中心或核心的是制造业地区,外围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交通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在资源不可流动的假设下,生产总是聚集在最大的市场,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并取得递增报酬。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地理集中的形成是某种力量积累的历史过程。中心—外围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预测一个经济体中经济地理模式的渐进化过程:初始状态时,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可能有某种优势,它对另一地区的特定厂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导致这些厂商生产区位的改变,一旦某个区位形成行业的地理集中,则该地区的聚集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并获得地区垄断竞争优势。

克鲁格曼还进一步详细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他肯定了早期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思想,认为这是经济活动在地理位置上趋向集中。在此基础上,克鲁格曼又重新诠释了马歇尔的观点,认为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都产生了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第一,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在同一个地方,来自同一行业众多企业的集聚力量,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这个蓄水池的不断扩大,可以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加上规模经济的作用,报酬递增的效应便出现了。第二,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在某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并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这种生产中心规模越来越大,就会吸引更多有效率的供应商。第三,技术的外溢效应。假设有关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某地区内部比其他地区更容易流动和获得,那么相对于远离该地区的企业来说,集聚在该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作为区域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新经济地理理论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某种程度上说,新经济地理学的区位选择,反映的是运输成本、外部性收益递增与产业聚集之间的一种取舍。然而,蔓延全球的网络经济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其原因是网络经济使运输成本大大降低,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无成本、无重量的世界。其中,最受影响的产业就是那些提供无形产品及服务的部门,例如,金融与咨询服务业、软件业、保健咨询业、音乐与娱乐业等。国外学者夸(Quah,1999)提出,在网络经济时代,金融与软件等产业的区位特征会有悖于原有的区位理论而存在。这就是网络经济对新经济地理理论提出的新挑战,需要经济学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毫无疑问,在区域经济理论创新方面,该问题也给中国学者留下一片有待探索的处女地。

(三)新经济地理理论核心原理

NEG理论的核心是核心—外围模型。在核心—外围模型中,三种基本效应组成了该模型的基本机制:一是本地市场效应,其含义是指垄断竞争厂商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进行生产并向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出售其产品。二是价格指数效应,其含义是指厂商的区位选择对于当地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在产业集聚的地区,商品(这里指制造品)一般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便宜一些。这是因为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本地居民支付较少的运输成本。三是市场拥挤效应,其含义是指不完全竞争厂商喜欢在竞争者较少的区位进行生产。前两种效应形成了集聚力,促使厂商的空间集聚,而后一种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促使厂商的空间扩散。

产业的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这两种作用力的大小。如果集聚力大于分散力将会导致产业集聚,反之亦然。那么如何衡量这两种作用力的大小呢?可以利用贸易成本的高低来衡量。其中,高的贸易成本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较低;反之,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


[1]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2] 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张苏:《论新国际分工》,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

[4] [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布鲁斯·赫里克:《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5] [美]桑福德·格罗斯曼、奥利弗·哈特:《所有权的成本与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杂志》1986年第4期。

[6] [英]格里·约翰逊、凯万·斯科尔斯:《公司战略教程》,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7] 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新国际分工的动态:概念与机制》,《中国软科学》2000年第9期。

[8] 冼国明:《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分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 Do Duc Dinh,Complementarily-A New Trend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UNESCO,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