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纳西东巴文献是纳西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块瑰宝。这种文献是用一种较为原始的文字——东巴文书写而成，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文献。初看这种文献，犹如一幅幅生动的连环画。对一般人而言，这一幅幅连环画犹如天书，如不深入学习将茫然不知其意。
纳西东巴文献在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百年来，这种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开展。20世纪初，这种文献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很快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对其进行收集研究，这其中有美国学者洛克、国内学者李霖灿等。如今，东巴文献已陈列于美英德中等国的著名藏书机构，其数量以万计。值得一提的是，由东巴文研究所编撰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已经出版，这是迄今公开出版的收集经典最多的一部东巴文献。在收集文献的同时，用于书写这种文献的东巴文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这主要包括东巴文字典的编撰、东巴文本体的研究、东巴文的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在已编撰的东巴文字典中，影响较大的有李霖灿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和方国瑜的《纳西象形文字谱》。东巴文本体研究则较为系统地揭示了东巴文的内部结构，形成了“六书”“十书”等理论。另外，东巴文中的一些疑难单字的结构也得到了讨论和分析。在本体研究的基础上，东巴文与各类文字的比较研究也得到了开展，王元鹿先生的《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在与各种文字的比较过程中，东巴文表现出了其在比较文字学和普通文字学中的独特地位。裘锡圭先生曾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以东巴文献中的文字探讨文字形成过程；周有光先生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把东巴文作为一种类型专门进行了探讨；王元鹿先生在《比较文字学》一书中把东巴文作为主要的引证资料。在文字的研究中，尤其是在文字类型学和文字发展史的研究中，东巴文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字资料。
东巴文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最明显的是，大多数东巴文研究往往以字典中的文字为研究资料，忽视了文献中活生生的东巴文用字。事实上，文献中的字量远远大于字典，其字形远丰富于字典。比如在文献中，假借字随处可见，用字灵活，而在字典中，往往没有任何记录。字典中所列的东巴文往往是代表性的，与具体文献中的文字并不完全一样。在不同的语境或不同的文本中，同一词可能采用不同字或同一字的不同字形。因此，研究者不应该忽视文献中的具体用字，应该对其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孤立地研究一个个东巴文，其结果往往缺乏可信度。全面深入地分析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文字，对了解文字的性质和发展阶段具有积极的意义。成熟文字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较为单纯，但东巴文却不同，其文字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异常复杂，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因此，从文献的角度对东巴文进行研究更能揭示东巴文的性质和发展，再现原始文字的一般发展规律。
从文献的角度研究东巴文与纳西语的关系，学者已做过尝试。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分析语言单位——音节的记录情况，诸如统计记录音节数、记录音节数的比例，进而分析语言记录的完整性和东巴文的发展阶段。这些尝试为文献用字的研究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在此类研究的启发下，本书以文献中各类词性的文字记录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描写东巴文献中的各类词性的文字记录情况，比较各类词性的文字记录特点，展现各类词性记录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东巴文的性质特点，再现原始文字的发展轨迹。
一般来说，词性是语法的问题，似乎与文字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词性与语义的关系却很密切，即不同的词性涉及不同的语义范畴。比如，名词一般指向事物的名称，动词指向事物的运动变化等，而连词、助词等虚词并不关联具体事物，即没有词汇意义，只有语法意义。同样是名词，人称名词、事物名词、时间名词、处所名词、方位名词所指向的词汇意义也不尽相同。比如，事物名词要比方位名词抽象。概而言之，各类词性所指词义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抽象程度上。词义抽象程度不同，所用的文字类型往往不同。表意越具体的词往往采用象形等表意的手法，而越抽象的词则往往采用借音的手法。对于原始文字而言，除了记录方式上的差异，记录比例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一般而言，表意越具体的词记录比例越高，越抽象的词记录比例则越低。当然，原始文字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类词性在记录方式和记录比例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各自的变化有所不同。词义与文字记录之间的密切关系显而易见。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关系尤其是像东巴文这种不成熟的意音文字与词义之间的关系尚未有全面深入的研究。为此，本书将以东巴文为例深入分析词义和文字记录之间的关系。
为了全面展现这种关系，本书详细调查了东巴文献中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量词、数词、副词、助词和连词的东巴文记录情况。在各类词性调查研究中，我们根据不同的语义特点，又将每一类词性分成若干小类，分别对其文字记录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以期发现各自的记录特点和彼此之间的记录差异。调查研究主要从记录数据统计、无记录举例分析、文字记录举例分析和记录特点等几个方面展开。记录数据主要包含记录次数统计、记录词数统计、代表性词的记录统计。记录次数统计是一种宏观统计，即统计各类词在一种文献中总出现次数（一个词出现多少次则记录多少次）、记录次数、未记录次数及其比例。记录词数统计则是统计一部文献中一类词出现的数量（一个词出现多次，仅计算一次）、记录数量和未记录数量。无记录举例分析则重在分析未记录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内在原因主要是语言文字的原因，外在原因则是人为的因素。文字记录举例分析则举例展现已存在文字记录的情况，重在列举各类词性所采用的记录方式。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各类词性的记录特点。
本书在静态分析文献中各类词性记录情况的同时，对同类文献的各类词性的文字记录进行较为系统的比较，包括宏观上的各类词性的记录次数比较和记录词数的比较，微观上的个别词的记录比较。有记录数量上的比较，也有记录方式的比较。其目的在于分析各类词性记录的发展及其彼此之间的差异。
东巴文献异常丰富，其中最重要的要算东巴经。这些东巴经有不同的分类方式，和发源先生在《东巴古籍的类别及其主题》[1]一文中将其分为：丧葬类古籍、禳解类古籍、求福求寿类古籍、占卜类古籍和舞蹈类古籍几大类别。东巴文献中还有部分为应用性文献。喻遂生先生曾按性质将这些文献分为医书、账本、契约、谱牒、歌本、规程、书信、日记、文书、对联、墓铭等类别[2]。虽然东巴文献如此的丰富，但其中重复的很多。“我们的藏书中的90%都是复制品”，“实际一个东巴的藏书大概不超过两百册，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3]。居于此，加之研究力量有限，我们只能在如此浩瀚的东巴文献中选取几部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调查研究。纳西族的创世纪故事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很多东巴文献都有相关记载。已公开出版，并很有影响的有傅懋勣的《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4]、和芳讲述，周汝诚翻译的《崇搬图》、李霖灿编，张琨、和才译注的《么些族的洪水故事》[5]，这三部文献记录了一个相同的传说，但并不同出一源。
李霖灿在《么些族的洪水故事》的序言中介绍：“这册经典是我在丽江长水乡‘多巴’和泗泉那里买来的，据说是东山一带的写本，看其写法，这项判断大概正确。现依据原状请和才先生照抄在上面，下面再依音译、意译、附注的次序由我一一填写。发音人仍请和才先生担任，依张坤先生教给我们的音标来记音，由于和先生是鲁甸乡阿时主下村的人，所以这里的音韵系统是以鲁甸地区为准的。”
傅懋勣在《古事记》一书的绪论中有“本书以拜吕古村写本为据，而参考了另外在除秽法事上用的两个本子”“读音完全根据丽江中和村和芳东巴所读，解读则有些根据和芳先生或其他东巴的说法，有些用语言学方法推求”。
本书所涉及的文献主要是上述的三本，其中以《崇搬图》为主。之所以选取上述的三本文献，除了是经典，主要是因为这些文献符合本研究的需求。其一，三本经典除了经典原文，都由整理者添加了读音、字译和意译，便于研究。其二，三本经典并不同出一源。虽然故事情节大体相同，但文字书写存在较大的差异，东巴文的成熟程度不一。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揭示东巴文的发展趋势和轨迹。其三，整理者有同有异，比如《崇搬图》与《古事记》的诵读者都是和芳东巴，而《么些族的洪水故事》则不同。诵读者与整理者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东巴文献中字词对应关系的影响。本书大部分材料来自《崇搬图》，这是因为该书内容相对翔实，东巴文记录语言的方式异常丰富，原始的记录方式与成熟的文字记录交织在一起，向成熟文字的过渡特点非常明显。
虽然这几本文献标注了读音，并配有翻译和解读，但是文字与语言的对应并不明确，即东巴文与读音在编辑中彼此割裂，如下图[6]：
因此，将一个个东巴文与词语对应起来成为本研究的一大难点，也是本研究中最耗时的一项工作。另外，东巴文献自身存在一些错误，这涉及原文、标音（读音）、字译和意译几个方面[7]；在一些大意相同的段落的解读中，上述三本文献存在一些差异，这也是本书在深入研究之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在研究中，我们基本保持东巴文献的原貌。所做改动主要有以下几点：1.因篇幅的限制，引用原文时，进行必要的剪切。由于图片扫描和复制的原因，导致一些图片的清晰度降低，为了提高阅读质量，故对图片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处理。2.将《崇搬图》原文中的五度竖标法改为数字标调法，以求准确、统一。
为穷尽分析《崇搬图》和《古事记》两部东巴文，我们分别设计创建了《纳西象形文字谱》[8]和《么些象形文字字典》[9]两个字典数据库，《崇搬图》和《古事记》两部文献数据库。文献数据库包含音节、音节数、词义、词性、对应字形、字形结构类型、所出原文等字段。字段的设计目的在于将字形、词和原文对应起来，以便分析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文献数据库的建立为研究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检索统计平台。
文献数据库建立的难点在于如何从原文中切割出独立的东巴文。对于成熟文字而言，切割轻而易举，但对于东巴文而言，则有较大的难度，因为这类文献杂糅着成熟文字、原始图画式的文字和合文，如《崇搬图》45页156节：
该节解读为：
（按“
”与“ʨhy31”对应，“
”与“be33”对应存在问题，应当是诵读者诵读有误，在此不深入讨论）
解读部分的“字形”一栏所列举的文字是我们根据标音剪切出来的东巴文，这些字在图片中独立存在，并与语言中的词（或音节）一一对应，为成熟的东巴文。数据库创建中，此类东巴文的剪切比较容易。但是，“ʦho31ze33lɯ55γɯ33zo33，ko33phər31ndv33ko55ʦו55”（崇忍利恩若鹤白翅里藏）一句的记录则杂糅着合文和原始图画的表达方式（见右图）。是否要切割，如何切割？
如不切割，将其笼统地看作原始的图画表达，那么“崇忍利恩若”（人名）、“白”“鹤”“翅”“里”和“藏”这几个词都无对应的成熟文字。在这里，说“里”和“藏”两个词无成熟的文字也许可以，但说名词“崇忍利恩若”和“鹤”与形容词“白”无对应的文字似乎没有道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以下的处理方法，即从图画中分别切割出“
”和“
”，分别对应名词“崇忍利恩若”和“鹤”，为成熟文字；切割出“
”，对应形容词“白”，为成熟文字；动词“藏”、名词“里”和“翅”无对应的成熟文字，为图画记录。
在切割中，我们遵循如下原则：1.先切记录名词的东巴文，再切记录其他各类词的东巴文，切割的部件不重复使用。如上文中的动词“藏”，因先切割了名词“崇忍利恩若”和“鹤”的字形，故动词“藏”没有了对应的字形。2.多次记录原则，如一个字形多次对应同一个词，可认定为记录该词的东巴文。3.合文在分析中强行切开。
数据库中的记录以音节为单位，之所以不以词为单位，是因为一些多音节词往往借用多个东巴文分别记录其中的几个音节。如果以词为单位，记录多音节词的多个东巴文就处于同一记录，不便于东巴文分析。不过，我们在数据库中专门为词设计了统计入口。
为了比较《古事记》和《崇搬图》各类词性的记录情况，我们专门设计了文献比较数据库，即将大意相同的小节置于同一记录中，并输入了相关引文和解读。为了能快捷地检索到两本文献中意义相同的小节，并进行相应地比较，我们也为数据库设计了音、形、义的检索入口。
数据库的创建耗时耗力，但为后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我们能做一些前人所不能做的事情。
数据库是研究的主要手段，静态描写和动态比较则是本书研究的主要方法，此不赘述。
正文体例的几点说明：
1.关于引文。引文基本保持原文的格局，增加字形一栏，以对应读音，便于阅读。原文中的“读音”，本书统一改为“标音”，“译文”改为“意译”，增加“字译”一说。引文中的国际音标基本遵照原文，将送气符号“‘”改为“h”，声调的调值改为数字标调法。原文中的翻译有明显不妥之处，笔者适度修改。
2.分析字形所用术语。本书在谈及东巴文的结构形体时，一般不使用传统的“某某字”之类的术语，而是使用“象形表达”或“象形记录”之类的术语。我们使用这类术语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契合本书的研究角度和内容。在本书中，我们主要研究的是东巴文如何记录语言单位，所以用“表达”或“记录”等字眼更能说明彼此之间的关系。再者，文献中的东巴文或字，或部件；或记录词，或记录音节。对于这种尚不成熟的文字，避免用“字”这一术语，这样能更好统一前后的观点，避免表达和理解上的混乱。
[1] 杨世光：《东巴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0—621页。
[2] 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53页。
[3] 杰克逊：《纳西族宗教经书》，《东巴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1页。
[4] 后文简称《古事记》。
[5] 收录《么些经典译注九种》。
[6] 见《崇搬图》第1页。
[7] 详见本书附录中的论文。
[8] 后文简称《字谱》。
[9] 后文简称《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