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
2001年9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关键性地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提。在这一新时期，所有的事情都要服从于反恐战争，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压倒性考虑。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2001年宣称：“恐怖主义的邪恶力量”已经发起了一场“针对美国及其生活方式的战争”。根据这一看法，同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优先考虑将超过大国之间的分歧。同时，美国的官方声明仍然强调美国提供亚太地区稳定平衡的重要性，认为“美国的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导地位为全球安全、自由和繁荣做出了贡献……它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稳定感和信心，这对于全世界的经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36]
有评论认为，传统上，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在亚太政策上都有一定的延续性。然而，布什政府2001年上任时，认为克林顿政府在亚太地区的几乎所有政策都是错误的，或在执行上存在偏差。例如，在对美日关系的管理上出现了错误；过于在意中国，过于苛待台湾，过于重视同朝鲜的交往，对恢复同印尼的军事关系过于犹豫不决，过于迷恋多边主义。克林顿政府在外交方面的所有做法都被保守主义的批评者抨击为“未作担保的美国行动主义”,“随意扩大安全关系”。[37]
（一）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亚太政策重点
2001年，当小布什政府最初上任时，它是从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角度来评价亚太地区的。在经济方面，小布什政府看到，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巨大的贸易和经济利益，这一地区是除北美自由贸易区外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有将近5000亿美元的双向贸易，超过了美国总贸易量的1/3。在安全方面，小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存在是该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它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大约10万人的军队，其中大约有一半被部署在日本，1/4被部署在韩国。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战略的关键，一个强大的日本经济对于地区和全球经济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将不仅加强同日本和韩国的关系以维持东北亚的稳定，而且在东南亚也继续与其盟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密切合作，并发展了同新加坡的伙伴关系。尽管新加坡不是美国的条约同盟国，但它帮助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
关于东南亚，小布什政府认为，这一地区凝聚力的主要来源是诸如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样的多边组织。但是它感到，这些组织不能解决地区安全问题，虽然东盟地区论坛（ARF）开始关注多边安全与合作问题，如走私、环境、海盗和领土纠纷，但其进展十分缓慢，因此美国没有给予其充分的重视。
在对华政策上，小布什总统上任之初，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都把中国看作“对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是一个“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所说的“战略伙伴”。小布什总统甚至在2001年4月表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尽其所能协防台湾。
然而，“9·11”对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改变了。美国立即把全球战略的重点转为反恐怖主义，美国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马修·P.戴利（Matthew P.Daley）断言：“在东亚和太平洋，反恐已经成为我们‘9·11’之后外交政策的重心。”[38]与此相应的是，布什政府随后在全球显示了与克林顿政府完全不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它不仅重申美国作为全球性霸权的权威，而且通过实际行动和关键性政策文件清楚地表达了这些政策，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声明》（The U.S.National Security Statement）以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总之，它打算依靠美国军队在空中、陆上、海上和空间的全方位主导地位，在美国利益受到敌对政权的威胁时，保留预防性进攻的权利；对地区问题采取单边主义的态度和反应。现存的多边机构和国际体制被美国看作实现其计划的障碍，因此被绕开。布什政府推动了一个特别战略，即“志愿者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美国能够自行决定其目标和手段。
与克林顿政府形成对比的是，在整个小布什总统的两届任期里，其政府没有发表过一份关于美国东亚政策的正式文件。不过，分析家认为有五个根本利益赋予了美国地区战略特征：维护对亚洲市场的准入；保持美军的永久存在；防止地区起主导作用的对手崛起；维持军事基地和设施；确保进入、演习和促进民主的自由。[39]布什政府为推进这些利益制定了新的战略重点和政策。在经济方面，小布什政府不再强调APEC，转而重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s）。在政治/安全领域，美国同日本的关键双边关系被强化，与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的防务关系也被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同所有东亚盟国的关系都被用它们在反恐战争中的作用来衡量。
小布什政府立即对那些在反恐战争中迅速表示支持美国，并给予美国所迫切需要的援助的国家给予高度评价。首先是美国的东亚盟国。例如，关于日本，美国国务院表示：“自‘9·11’以来，日本采取的步骤表明，它有兴趣重新定义其在亚洲的作用，并向世界证实了日本能够有意义地、负责任地参与合法的国际军事行动。”[40]日本在“9·11”事件后很快对美国的号召做出了反应。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公开场合保证对反恐战争提供充分的外交支持，并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日本还就反恐问题同中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领导人进行磋商。这些都使美国认为日本是东亚国家中能够帮助美国获得反恐支持的伙伴。
“9·11”事件之后，日本政府正式向遭恐怖主义袭击的受害者和救援人员捐赠了1000万美元。2002年1月17日，日本宣布给予联合国人权事务协调员（The Coordinator of Humanitarian Affairs）（UNOCHA）、联合国发展基金（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和国际红十字会1800万美元的捐款，用于援助恐怖主义受害者和教育项目。在金融领域，日本政府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267号决议，很快冻结了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账户。
2001年10月29日，日本国会通过立法授权日本自卫队对反恐联盟成员国提供后方支持。11月9日，日本部署了支持“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的第一个海上自卫队小分队。到2002年2月，日本有三艘驱逐舰和两艘供应舰在印度洋上活动。4架日本空军自卫队的C-130运输机和2架其他型号的飞机在日本国内和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与美国在其他地点的军事设施之间为美国运输人员和物资。另一些飞机为阿富汗难民运送救援物资。更让美国感激的是，在日本的紧急预算拨款下，日本自2001年12月后，动用了两艘供应舰来为美国军舰免费提供燃油。对这笔支援经费的最初拨款是6700万美元，到2002年3月底为止。美国认为，这是对美国舰队的最大支援，是对联盟行动及时的和有价值的贡献。2002年11月，日本政府又把其支持“持久自由行动”的计划延长了6个月，包括对美国和英国军舰的加油服务。
对于韩国，美国认为，美韩联盟对于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与东亚稳定是关键性的。它特别赞扬：“韩国政府表现出它在反恐战争中是一个有价值的盟友，通过对美国‘持久自由行动’的支持，韩国凸显了在铸造美韩战略关系上的更广泛的共同利益。”[41]“9·11”之后，韩国迅速承诺将提供支持美国同恐怖主义作战的军事、外交和财政资源，并积极发挥其作为联合国大会主席国的作用，提供比在海湾战争中更多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分享，冻结恐怖主义的金融资产，给予阿富汗难民人道主义援助。它还设立了一个大使级职位来协调反恐行动和阿富汗事务。此外，韩国政府提供了由140人组成的机动医疗队，由4 架C-130 运输机和150名人员组成的空中支援队，以及1架LST海军飞机来运输军事人员和给养，以支持国际反恐军事联盟。在金融领域，韩国制定的新反洗钱法于2001年11月28日生效。根据这一法律，韩国政府可以没收或冻结资助恐怖主义行动的金融资产。它还成立了一个金融情报机构（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并为阿富汗难民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2002年1月21—22日，在东京举行的阿富汗重建会议上，韩国政府保证在未来的30个月里为阿富汗重建捐赠4500万美元。[42]
韩国被美国称赞为在反恐战争中提供最大帮助的国家之一，还因为它在应对朝核问题上发挥了作用，而朝鲜在美国眼中是“对地区的最大威胁”，尤其是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2002年10月，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安德鲁·凯利（James Andrew Kelly）在会见朝鲜外交部副部长金桂冠时说，布什总统在与盟国磋商后制定了一项新的对朝鲜政策，美国将采取一个“大胆的方法”来改善双边关系，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朝鲜必须停止浓缩铀计划。如果朝鲜改变其在广泛问题上的行为，美国愿意采取重要的经济和外交步骤来改善朝鲜人民的生活。但是，鉴于美国方面关于朝鲜核武器发展的最新情报，如果朝鲜方面不采取行动，美国将不再考虑这一新方法。[43]
最初，东南亚并没有出现在小布什政府的视野中，尽管它是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在经济上对美国极其重要。而且，对于美国海军和亚洲的能源供应来说，这一地区的海上运输线具有极大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然而，在“9·11”之后，当在新加坡被逮捕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祈祷团”（Jemmah Islamiyah）成员供出在东南亚存在着一个与基地组织联系密切的恐怖主义网络，而且它正试图对西方发动攻击时，美国政府的警惕性被唤起，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把它当作其反恐战争的“第二战线”。[44]美国开始意识到，被视为伊斯兰世界外围的东南亚是2 亿穆斯林的家园，它不仅受到基地组织的威胁，而且受到地区恐怖主义组织如伊斯兰祈祷团的威胁。东南亚国家一直处于反恐战争的前线。美国看到，由于穆斯林人口的集中、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和分离主义运动、易渗透的边界和跨国联系、情报不充分、警察执法不力等因素，东南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运动的肥沃土壤”。2002年在印尼的巴厘岛、2003年和2004年在雅加达发生的灾难性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一些重要的国际恐怖主义者被逮捕，以及基地组织与好战的东南亚“伊斯兰祈祷团”和菲律宾的伊斯兰集团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之间联系的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45]恐怖主义并不是从外部进口到东南亚的，它在东南亚有严密的组织和网络。[46]因此东南亚国家自身的反恐行动对于打击全球恐怖主义非常重要，也是全球反恐战争的组成部分。小布什政府对东南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它与沿海国家政府的情报协作、双边军事关系以及目标明确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上。
美国表示，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支持了美国与许多恐怖主义武装的对抗，促进了更强大和更广泛的反恐国际联盟。对于美国来说，东南亚国家的反恐行动，直接支持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9·11”之后迅速行动，阻止了很多计划中的恐怖主义攻击，并瓦解了本地区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行动。东盟动员其成员国为应对恐怖主义的各种威胁，在金融、关税、移民、支付和军事方面进行了合作。2002年8月1日，美国与东盟签订了美国—东盟反恐联合声明（The U.S.-ASEAN Joint Declaration on Combating Terrorism），旨在在此框架下组织广泛的反恐合作。7月后期，在美国与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磋商后，东盟政府同意采取同金融恐怖主义做斗争的广泛措施。
2002年10月，202名无辜平民在印尼巴厘岛被炸弹爆炸所杀害，这是东亚自“9·11”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印尼政府在巴厘岛爆炸案后采取了重要措施同恐怖主义做斗争，逮捕了一些恐怖主义活动者。美国和其他盟国，特别是澳大利亚，为印尼的反恐行动提供了援助。美国赞赏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倡议与分离主义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进行和平谈判，后者是菲律宾最大的穆斯林反叛组织，但这个组织中的一些派别一直同恐怖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美国扩大了对菲律宾的反恐援助，包括安全援助，如帮助训练反恐轻型反应队（Light Reaction Companies）、其他提高菲律宾武装部队效率的项目、恐怖主义拦截项目（The Terrorist Interdiction Program），以及对穆斯林地区的新的教育援助。[47]美国对印尼的核不扩散、反恐项目给予了资助，并继续训练和扩大印尼国家警察的反恐特别工作组（Counter-terrorism Task Force）。
在“9·11”之后的几年中，美国有效地同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辐轴式的双边安排和反恐怖主义取向的关系。在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关键的是同菲律宾、印尼和新加坡的关系。美国支持了菲律宾在本国的棉兰老岛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作战，尤其是针对恐怖主义组织阿布沙耶夫的网络采取的行动。美国决心在更深入和更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其战略联盟。2003年，小布什总统把菲律宾命名为“非北约重要盟国”。菲律宾是第一个把军队派往伊拉克的盟国之一（它派出了51名士兵和警察），但它在2004年本国公民被恐怖主义者绑架之后突然将其部队撤出伊拉克，原因是战争在国内不得人心。
美国把印尼看作地区反恐计划的关键。“9·11”后不久，印尼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Megawati Sukarnoputri）在同小布什总统会面时保证将在反恐战争中同美国合作，但是，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回国之后，面临的是印尼街头愤怒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为此她很快撤回了承诺。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后，印尼人中对美国有好感者的比例从2000年的75%下降到15%。此后，鉴于印尼国内存在着大量穆斯林人口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小布什政府决定绕过国会的长期禁令来同印尼军队打交道。随着2004年10月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当选为总统，美国调整了对印尼的政策，取消了同印尼军队交往的限制。但是，苏西洛总统感到有必要谨慎地把印尼同美国的关系定性为“朋友加平等伙伴，而不是盟友”[48]。
新加坡传统上欢迎美国在本地区的存在，它愿意通过提供前沿部署和服务场所来同美国进行军事和安全合作。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态度比较微妙。马来西亚政府悄悄扩大了同美国的军事合作，允许美国飞机飞越其领土，并与美国举行了两国军队间的联合训练演习，但在国内民众对美国中东行动的反对声中，它取消了同美国军事和情报机构的私下合作。
泰国由于与美国有密切的防务关系，响应了“志愿者联盟”的号召，向伊拉克派遣了450名非战斗人员，但它也由于国内公众的反对而提前撤回了部队。泰国还悄悄地对美国的反恐战争提供了其他支持，包括在泰国异地扣押和审讯被捕的基地组织嫌疑犯。美国感到，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的反恐战争中，泰国都是一个坚定的伙伴和盟友，因此泰国也在2003年得到了美国的“非北约重要盟国”的称号。美国还感谢泰国允许美国和联合国使用乌塔保海军基地来对受海啸破坏的地区实施人道主义援助。
2004年，东南亚地区的领导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美国在保护马六甲海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建议，仅有新加坡支持这一建议。
美国同上述国家关系的发展都利用了各种直接的或间接的、资金的或非资金的援助刺激。美国增加了对印尼和菲律宾的经济和安全援助。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动机，例如，菲律宾和泰国最初想从伊拉克的重建中得到好处，新加坡则明显是由于它与美国发展关系促进了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并可从为美国提供的军事设施中得到报偿。[49]
对于东盟，美国也指出，反恐怖主义成为美国与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以及APEC互动的核心组成部分。美国日益担忧会在东盟内形成恐怖主义网络。2001年1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把注意力聚焦在反恐上。当美国政府决心全力以赴建立全球反恐联盟并发动一场针对基地武装力量的战役时，小布什总统推迟了原定的对东京、首尔和北京的访问，但他在2001年10月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 APEC 会议，在这次会议上，APEC国家保证执行安理会决议、阻止资金流向恐怖主义组织，确保空中和海上安全，加强能源安全和关税征收。12月，在 APEC 资深官员会议上，APEC任命了一个工作小组来制定实现集体反恐目标的具体计划。2001年10月，由23个国家组成的、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东盟地区论坛保证执行联合国决议，在反恐方面进行合作。11月，东盟国家国防部长在马尼拉召开会议，承诺增加各国军队之间的反恐合作。在12月举行的美国—东盟对话中，反恐成为主要议题。
布什政府向国会要求250万美元来支持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的地区安全努力，以通过研讨班、研讨会和观点交流来形成在诸如武器控制、反恐和海上安全问题上的地区观点，通过加强美国对处理地区事务的地区体制的参与来促进地区稳定。
对于澳大利亚，美国认为，它在反恐战争中是美国最有价值的盟国之一，它的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与美国军队并肩作战，为伊拉克的稳定和重建贡献了人力和资金。它在东南亚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亚洲国家和美国在加强警察执法、关税与移民管理以及情报收集方面进行了密切合作。
总而言之，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与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相协调是美国亚太地区政策的重点。
（二）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亚太政策
2004年底小布什再次当选为总统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仍然以全球反恐和防扩散为中心，仍然把军事资源和关注重点都集中在中东地区。这样，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亚洲政策总的来说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次序上仍然居于第二位。在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第一年即2005年，美国还深深地被其他问题所困扰。巨大的贸易赤字和政府开支赤字、飙升的国际石油和能源价格、灾难性的印尼海啸，以及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更广泛的反恐战争中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巨大开支，引起了美国国内对政府政策的强烈质疑之声。[50]国会的抵制也对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
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以及富有经验的亚太事务专家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的离任使政府过渡时期的美国外交决策复杂化了。在新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2005年对亚洲的三次访问中，她声称，美国在管理亚洲问题时将继续把同日本和其他盟国的关系放在首位，努力扩大同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合作，同时做好处理分歧的准备，并寻求提高与印度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密切合作。[51]
到小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美国政府又开始重新谈论安全、稳定、民主化、自由市场和人权是美国参与地区事务的主要支柱，并且表示，美国想要维持同中国坦率的、建设性的和合作的关系。[52]在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仍然认为朝鲜半岛的长期紧张状态构成了对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在经济方面，美国赞赏中国采取重要措施放开资本流通，重建银行体系，并发展通货衍生市场。
美国地区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加强与这一地区的五个条约盟国即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同盟。美国认为，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日本已经成为同美国生命攸关的伙伴。对于美国来说，日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中是重要的活动者，美日在援助方面进行了合作，两国是世界范围内政府对外援助项目的最大提供者。日本自卫队被部署在伊拉克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援助，这是日本二战后首次在海外参与这样的行动，而且日本参与了对亚洲海啸的救援工作。在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上，日本同美国进行了密切合作。美国期望日本未来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美日之间也存在贸易争执，例如日本因担心疯牛病而禁止进口美国牛肉。[53]
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埃文斯·J.里维尔（Evans J.Revere）2005年3月2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说，到2006财年，国务院亚太事务局将把与反恐有关的项目扩大到经济增长和发展、民主化以及其他犯罪问题上。美国将继续在本地区消除孕育恐怖主义的金融、经济和政治条件。在经济繁荣方面，美国将寻求通过扩大贸易和投资、重要的金融和企业重建、改善经济和政治治理，包括结束地方性腐败，来维持地区的增长率。美国打算通过双边援助、自由贸易协定、投资自由，以及APEC和东盟的项目，来实现这些目标。美国还将努力增加与本地区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对话。美国认为，它已经成功地通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并推进了地区安全和反恐战略目标。
美国积极参与了APEC论坛，把APEC看作追求贸易和投资自由及在安全与发展方面进行地区合作的机构。在2005年11月APEC的年度峰会上，小布什总统断言，APEC是亚太地区应对经济增长、合作、贸易和投资问题的主要论坛。[54]可以说，APEC是小布什政府唯一感兴趣的亚洲多边组织，小布什政府官员称其为“迄今亚洲最有活力的多边机构”。然而，美国国会研究局的分析家布鲁斯·沃恩（Bruce Vaughn）注意到，亚洲地区领导人在2005年有意降低了APEC的重要性，2005年11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亚峰会的风头盖过了当年11月在韩国举行的APEC会议，小布什总统参加了后者，但美国没有被邀请参加前者。2006年，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Abdullah Ahmad Badawi）敦促APEC论坛转向促进地区增长的原本目标，而把安全问题留给东亚地区论坛来讨论。[55]
小布什政府对东亚的多边主义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2005年，国务卿赖斯决定缺席东盟外长会议和东亚地区论坛表明美国对它们缺乏兴趣。实际上，美国仍然把东亚地区论坛看作一个过于庞大的清谈馆，不值得给予重要支持，即使它是东亚地区唯一一个把美国包括在内的安全机构。[56]
2005年，布什政府与东盟制定了《增进美国—东盟伙伴关系计划》（The U.S.-ASEAN Enhanced Partnership）。2006年，美国与东盟签署了一个执行上述计划的行动计划。美国提供给东盟秘书处大约每年700万美元。小布什政府还发起了一个东盟富布莱特项目，并准备设立美国驻东盟大使。
在战略重点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对亚太地区逐渐有了一些新的关注。首先，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对美国而言，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迅速崛起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认为，中国正在东亚地区加紧开展排除美国的地区主义外交，如东盟峰会、东盟+1、东盟+3、东盟地区论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等，试图缩小美国在东亚的影响。美国还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感到极度担忧，认为中国在美国进行反恐战争的过程中获益最大，正在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而中国正在利用这一优势，把它转化为政治和战略力量。
其次，美国开始担心有可能被孤立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之外。在美国进行全球反恐战争的时候，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迅速发展，除上述提到的地区组织外，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也不断取得新进展，其合作领域从反恐和打击犯罪向有针对性的军事合作扩展。出于对这些地区合作将把美国排斥在外的担忧，美国官员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强调美国历来是亚太地区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将美国排除在亚洲事务之外的做法，并强调APEC在地区合作中的重要性。
到2008年，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它在存在了14个年头之后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成为可以帮助美国同亚洲国家在安全方面做出共同努力的重要机制，尤其是在日益威胁这一地区的跨国问题上。美国打算同东盟其他国家一起努力加强东盟地区论坛，把它当作可以在安全方面采取行动的机构。2009年5月，美国与菲律宾和其他东盟地区论坛国家举行了联合救灾演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策有四个主要目标：为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改善整个地区的商业环境；维持有利于自由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的经济环境；鼓励地区合作。为了为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拓市场，美国追求可以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美国通过与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减少了贸易障碍，并同泰国开始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此外，美国与东南亚的许多伙伴国家建立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s）。[57]2008年，美国与马来西亚进行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同意与越南进行双边投资对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08年参加了同智利、新西兰、文莱和新加坡关于投资和金融服务的谈判，这些国家在此之前都进行了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但尚未完成投资和金融服务部分的谈判。
尽管美国把反恐置于其东亚政策的首位，但它并没有忽略自己的一贯使命：在整个地区促进民主化和改善人权。布什政府强烈支持在亚太地区加强民主，尤其是在印尼、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美国认为印尼是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大多数的多样化国家，它的民主化可以为其他伊斯兰国家树立一个宽容和民主的样板，为此，美国对印尼的民主化给予了密切关注，并提供了捐赠。除了制定基本的教育倡议外，美国还在印尼支持培育公共宽容和加强地方政府的项目。在柬埔寨，美国政府通过国际开发署的项目，对非政府组织，包括人权、劳工权利、良治、法治和独立媒体提供援助。在缅甸，美国关注其国内政治状况以及昂山素季和其他政治犯的安全，并对缅甸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同反动派和少数民族进行对话，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保障缅甸人民的自由表达权利。对于朝鲜，美国表示，对朝鲜人权状况的关注是美国对朝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朝鲜人权法》（The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Act of 2004），小布什政府认真地执行了这一立法。2008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宣布将请求国会拨款180万美元，支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Khmer Rouge Tribunal）。
在安全领域，美国继续发展与印尼的两军关系，同时通过军舰访问和军事训练发展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两军关系。2008年，美国设立了驻泰国的武官，并举行了同越南的首次政治—安全对话。美国支持菲律宾针对本国恐怖主义组织阿布沙耶夫和“伊斯兰祈祷团”的行动，同地方警察力量进行了密切合作。美国还继续支持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的地区努力，以改善跨边界的海上安全。
2005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海啸灾难给予了很大的援助，向政府和市民提供了大量粮食、服务和资金。美国的目的是向亚洲国家传递一个信息：美国愿意慷慨地、毫不犹豫地帮助亚洲人民。到2008 财年，美国提供给东南亚的多边和双边援助，以及通过地区卫生、环境和其他倡议提供的援助为5.544亿美元，其中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援助是2.12 亿美元，用于在东南亚地区防治禽流感，在缅甸防治艾滋病、疟疾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美国认为其对印尼的教育援助是非常成功的。小布什总统发起了一个为期4年的总额为1.46 亿美元的项目来改善中学教育。美国与越南签署了一份高等教育对话协议，以帮助越南改善高等教育。美国在太平洋海啸和热带风暴“纳尔吉斯”（Cyclone Nargis）中提供了大量援助，提供了将近200架次的C-130运输机的救援飞行，以及超过4000万美元的援助。[58]然而，与美国对东南亚的安全关注相比，美国的公共外交和对当地人口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关注非常有限。
（三）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政策存在的问题
随着反恐战争的展开，在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中，尤其是在穆斯林人口中，反恐战争开始被看作反伊斯兰教的战争。尤其是后来揭露出来的美国在伊拉克违反人权的做法使情况持续恶化，激起了反对派政治家和宗教领袖的不满。地区公众和精英也表达了尖锐的反美情绪。这样，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发现，他们必须在以下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寻求美国的地区参与，铲除地区和跨地区的恐怖主义网络；安抚本国民众。东南亚国家愿意通过情报分享、冻结与恐怖主义集团有关联的资金、增强双边军事关系（其中带有获得经济利益的动机）来同美国合作。虽然东南亚国家谴责恐怖主义者对平民的攻击，但是它们并不确信反恐是它们自己的战争。这使它们同美国的共同感消失了。在2007年1月的东盟峰会上，东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东盟国家之间的第一个反恐怖主义公约，该公约规定，东盟国家通过分享情报来追踪恐怖主义嫌疑者和资金，以及引渡嫌疑犯。但是公约声明：“恐怖主义不能也不应与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裔联系在一起。”东盟国家与美国强硬路线的分歧是，它们试图重新接纳已被验明的恐怖主义者重返社会。
虽然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始终表明它将继续承担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责任，通过加强同盟关系来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威慑力，但是总体而言，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外交重心一直集中在亚洲以外的地区，[59]这主要是因为在“9·11”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把反恐战争的重点放在了中东地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占据了美国的注意力，亚太地区在小布什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
然而，到小布什政府即将结束时，国际上对其外交遗产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例如瑞士安全中心的安德烈亚斯·温格（Andreas Wenger）指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权力在小布什总统领导下被极大地削弱了。在中东建立新秩序的努力失败了，在亚洲和后苏联地区，华盛顿的影响也被削弱。他说：
小布什可能是历史上所有美国总统中外交政策记录最差的总统之一。当他执政时，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无可争议。美国的软权力是强大的，其军事上的主导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全球化的动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经济所塑造的。但8年之后，美国所声称的政治和道德领导地位遭受了持久的损害。美国过度使用了其武装部队，未来将需要许多年美国才能在复杂的危机地区存在。美国经济也在前所未有的金融市场危机中痛苦挣扎。[60]
这样，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美国对其全球和亚太地区战略的调整不可避免。
[1]Stephen W.Bosworth,“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Foreign Affairs,Vol.71,No.1（1991/92）,p.115.
[3]栾雅钧：《越南经济增长模式的分析与思考》，载《世界经济文汇》2001年第2期，第25页。
[7]Stephen W.Bosworth,“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Foreign Affairs,Vol.71,No.1（1991/92）,p.118.
[10]Robert B.Oxnam,“Asia/Pacific Challenges,”Foreign Affairs,Vol.72,No.1（1992）,p.58.
[23]茂物目标（Bogor Goals）是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发达成员于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于2020年前实现自由开放贸易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