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社会变迁与村落变迁
城市化其实就是一个从乡村向城市转型、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社会变迁过程。
（一）社会变迁的类型
所谓变迁，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社会变化。一般意义上讲，可以说一切社会变化如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都是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的类型主要有：一是从变迁方式上看，可分为自然演进的渐进式和急剧发生的突变式。前者是社会沿着自身内在逻辑波澜不惊地自然演进，后者则是突然发生的质变式社会变迁，如发生社会革命。二是从变迁的范围规模上看，可分为局部化社会变迁与整体性社会变迁。前者是社会生活某个方面的变化，后者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以及功能转变。三是从变迁的层次上看，可分为微观社会变迁和宏观社会变迁。四是从变迁方向上看，可分为正向社会变迁和负向社会变迁。前者是社会进步和发展，后者是社会倒退和停滞。如战争、自然灾害、社会结构功能失调、社会分化加剧导致社会动荡等摧毁原本稳固安定的社会结构导致负向社会变迁。五是从人的参与控制程度上看，可分为自发的无计划的社会变迁和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前者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自发的无序的社会变迁，后者是尽快实现某个目标或想达到某种理想效果采取的有计划变迁，如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势介入社会并主导变迁。这两种变迁方式，短期内往往看不清效果，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段才能得出价值判断。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社会变迁往往不是呈现单纯的某个特征、某种形式，而常常会表现出多个特征。
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中，对社会变迁作了以下分类：调适性变迁、整体性变迁和边缘性变迁。调适性变迁（Accommodable Change），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历史官僚社会的政治体系的基本前提和制度之内达成调适。这种类型的变迁并没有扩展到基本规范、象征和中央政治建制的活动层次上去。这是一种在不改变基本的制度框架下的一种变迁，而基本的制度框架则可以通过自己内部的调整以适应这些变迁。整体性变迁（Total Change），一些重大的王朝变迁（尤其是在其与新生群体对最高权力的僭夺相关的变迁），特别是那些导致了政体转型的变迁，就无法由既存的政治制度合法性和象征的框架加以调适了，不仅在于不同角色和群体的变迁，而且也在于政治体系的基本规范象征和价值取向的变迁。脱节的群体无法在既存政治体系的基本规范框架之内再度得到调适。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政治规范框架和象征的演生，并且，政治象征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被打破了。边缘性变迁（Marginal Change），介于以上两种变迁类型之间，还经常会出现一种边缘性的变迁类型，其实例主要有起义和教派活动。在实际事例中，上述这些不同类型的变迁经常是彼此重叠的。例如，个人性与王朝性变迁的彼此重叠，以及王朝变迁和政体转型的彼此重叠。在有些时候，调适性变迁或边缘性变迁的积累，也可能导致政治体系的整体性转型。[22]当不断增多的调适性变迁突破某种界限的时候，当边缘性变迁结束后原有的制度框架重建时，整体性变迁就会到来。
更多的社会学家把社会变迁看作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查普夫说：“社会结构可以理解为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一种不易改变的相对稳定状态。这样，社会变迁即可称为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制度的变化。”[23]富永健一认为：“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的变迁这一定义中所蕴含的意义。”[24]尼尔·斯梅尔瑟进一步把变迁细分为社会过程、增殖、结构变迁和群体结构变迁四种类型。1.社会过程。它是最简单的一种社会变迁，现存结构中各种人流、物流、货币流和信息流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过程。这种变迁的关键特点是变化发生在现存结构之中，而现存结构未发生变化。尽管在社会过程中，也许个人在社会地位等级上会发生纵向的流动，也就是可能升迁或下降，但是整个社会的等级序列结构并未发生变化。同样，这种情况下正常的人口流动和物资流动等也不会对整个社会的结构产生影响。2.增殖。这是介于社会过程和结构变迁之间的一种变迁类型。它是指那些同现存结构中所有构成单元在性质上并无区别的单元的增殖。如村落中一对新人结婚，一个新的家庭的诞生。这种增殖由于只是同原有构成单元结构相同的单元的增加，因此整个社会的结构并无发生很大的变化。如几千年来我国农村自然经济环境下，尽管其中农村的人口和家庭不断增加，但整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结构特点几乎没有很大变化。3.结构变迁。它是指同以往性质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组织的出现。如当前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新的企业组织的出现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等等都属于此类。4.社会群体结构变迁。群体结构变迁就是指群体构成、群体意识水平和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变迁。尽管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把社会变迁分为社会过程、增殖、结构变迁和社会群体结构变迁4种类型，但是实际上这些变迁又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大量的人口流动往往也会同时改变社会上的社会群体构成；家庭单位的增殖会带来人口压力，同时也会对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压力；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化，同时也通过政治过程，对所有其他类型的社会变迁方向发生影响。[25]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中，分析了诱制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前者指一群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后者指国家法令引起的变迁。
由于社会结构变迁既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也是社会变迁过程的表现。本研究从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观察村落社会的变迁。把握社会变迁，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静态分析法，即通过截取社会横断面来分析社会的结构。社会的物质和经济层面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实体，是根本的，其他方面的一切变迁是伴生的。二是动态分析法，即通过揭示社会的进化、演变和发展来把握社会变迁过程。
（二）村落的类型划分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不同，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差异；由于历史、地理、战争发生、农业结构、开发时期等的不同，村落社会结构呈现千差万别的特殊的区域特征，村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态。中国农村一般可以划分为南方、北方和中部三大区域，根据不同的划分依据，村落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型。
以区位来划分，可分东部、西部、南方、北方和中部村落；按规模和职能大小划分，可分大村、中村和小村；以民族来划分，有少数民族村落和汉族聚居村落；以城市为中心来定位，可分城中村、城郊村和远郊村；以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分类，有自然村和行政村；以地形地貌来划分，有平原村、山区村、沿海村、滨湖村、草原村等；以形态肌理模式来划分，有顺应自然的散点式、布局规整的街巷式、形制复杂的组团式、条状伸展的条纹式、封闭内向的图案式村落；依据村落经济社会分化度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有高度分化、中度分化、低度分化的村落，其中中西部地区大多为低度分化村落，东部沿海地区多为中高度分化村落。
按村落社会结构来划分，有宗族型、户族型、小亲族型和个体家庭为主体的原子型村落；也可分为团结型、分裂型、分散型村落，团结型村落如南方农村的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聚族而居的宗族村；分裂型村落如华北和西北农村的门派众多的分裂型村落；分散型村落如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原子化程度高的分散型村落。城市化进程中，随着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浙江还存在着许多人去村空的“荒废型”“搬迁型”村落，其社会结构松散、断裂、崩塌乃至不复存在。
按照村落经济结构、发展模式和从事的主要产业来划分，可分农业村和非农业村，其中农业村可分为传统耕作村、林果业村、牧业村、渔业村等；非农业村可分为工业型村、资源型村、商贸村、旅游村、电商村等。工业型村还可细分为以下几类：从主导产品的类型上分，有传统产业型和新兴产业型；从起源地和要素来源上分，有原生型和嵌入型，或就地发展型和异地发展型；从城乡关系上分，有城郊辐射型和村落独立型；从区域范围上分，有放射分布的县域集中型、带状分布的镇域集中型和块状经济的专业村；从发展主体看，有能人发动型、政府推动型和经济政治精英合作推动型；从地缘与产业关系看，分资源开发型、市场开发型；旅游型村落可细分为历史文化型、自然观光型、民俗体验型、艺术风情型。
2014年2月24日，“在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万峰林峰会上，中国农业部正式对外发布美丽乡村建设十大模式，为全国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范本和借鉴。十大模式为：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型、城郊集约型、社会综治型、文化传承型、渔业开发型、草原牧场型、环境整治型、休闲旅游型、高效农业型”。[26]在浙江大地上，中国美丽乡村的十大模式都可以找到最生动鲜活的样本。
（三）村落变迁的内容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村落也在不断地变迁发展。村落变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其间也充满着诱制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
村落变迁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从纵向看，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伦理社会，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民间权威治理的、聚族而居的、互助团结的、农业为主的、一元化的一种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又被称为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后，进入工业社会，社会化的大生产取代了自给自足的个体生产，发达的科学技术取代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技术，业缘关系取代了血缘与地缘关系，法治取代了人治，开放取代了封闭；伴随着现代文明的思想观念，人类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生态文明社会……村落承载着历史变迁，联结历史与未来、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纵向层面可见，村落在与社会的交互影响中，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转变。
从横向看，村落变迁的内涵和外延丰富而广阔，是一种整体性变迁，经济、政治、文化及整个村落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变化之中。
第一，村落的经济变迁。生产方式的变迁，主要有生产制度的演变，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实施；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它包括了农业生产形式与方式的双重变革；农村市场的形成和规模化。村落在经济层面的变迁，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经历了巨大的飞跃，其生产制度、组织形式、生产技术、产业结构、市场体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第二，村落的政治变迁。主要体现在村级行政机构的演变、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农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村落治理方式现代化变革等。值得重视的是，村落变迁中村落民间权威的解构与对新的村落精英的认同。传统农业社会中，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氏族长老、缙绅等村落民间权威随着村落的日渐现代化而被解构，与此同时，村落诞生了众多新的权威即村落精英，有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等。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提升让广大村民有了政治参与热情，促进了乡村政治的民主化。
第三，村落的社会变迁。主要体现在农民生活方式及村落空间的变革上。一是家庭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独立核心家庭产生，家庭成员数量日渐减少，家庭权威日趋多元化，家庭成员文化程度逐步提升；随着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婚姻的缔结、婚姻维系过程中男女双方的地位以及婚姻的终结方式等都更为平等、自由；大批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数量增多。二是农民物质消费方式的转变。目前，农民自给型消费模式已基本解体，商品性消费模式基本建立，农民的物质消费与市场的联系渐趋紧密。同时，农民的消费不再以满足自己的实际需要为目标，高标准、奢侈型消费观念产生。三是农民精神生活方式的转变。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得农民有了更多的可供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农民的文化素养、精神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第四，农民的文化心理变迁。传统观念的嬗变。在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中，既有体现其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观念，也有在“求富”观念作用下兢兢业业、辛苦劳作并重视家庭的传统美德。当前，城市化的进程冲击着广大乡村，乡村与城市接触日益紧密，农民的思想更具开放性，而同样因为乡村与城市日益亲密的接触，广大农民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也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改变，出现了见利忘义及暴富等负面倾向。外出与留守之间的抉择变得不再艰难。“安土重迁”这一中国农民最为传统的观念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发生了断裂，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农民毫不犹豫地涌入城市，寻找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农村与城市的融合不仅需要相关制度、政策与技术上的支持，更重要的则是农民心理上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既包括了农民传统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包含了农民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民主意识的增强，这就是“农民市民化”的历程。
第五，村落的空间变化。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村落空间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村落的公共空间实现了“回归乡土”，且随着农民民主、自由、平等等现代观念的逐步形成，村落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的界限日渐分明。日渐开放的村落空间，促使村落能主动适应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的需要，催生出村民主体意识和权力意识。综观村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变迁是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交互影响下进行的。
（四）村落变迁的意义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村落变迁的意义何在？
1.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指实现人的现代化，农业的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产技术、生产手段、生产服务、经营方式的现代化以及生态环境的绿色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即工业与农业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要依靠工业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先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能够有效缩小工农业之间的差距，加速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农业现代化可以提高农民素质，使更多的农民在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以科技含量较高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的成果日益增加，劳动消耗量和劳动占用量日益减少，进而有效提高农业效益。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农业为国之根本，而农业现代化是夯实农业基础地位的关键，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则是实现、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正确路径。
2.土地合理规划，节约耕地资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土地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主要空间场所，是人类生存发展最为宝贵的资源。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最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生产资料。我国的土地资源，从总量上看，数量很庞大，但人均占有量少，人均耕地面积仍呈现减少趋势，可见我们所面临的土地压力巨大。“在原本小农经济的耕作模式中，由于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并不利于土地的整体规划，土地浪费严重。随着村落的不断变迁，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家乡，离开土地，进城务工，许多宝贵的耕地资源就此被荒废。因此必须突破原有的土地碎片化的利用模式，对土地进行整体规划，即将土地资源在各产业部门进行合理配置，对土地利用、开发、整治、保护等方面所作的统筹安排。村落变迁的城市化特征，将更有利于土地的流转。在模糊产权界定下，土地进一步市场化有利于明晰产权，有利于主体的规范化，也有利于制度变迁的综合性和配套性。”[27]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一方面有利于解除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加速城市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解决土地使用权的分散与土地规模经营的矛盾，提高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3.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提高国民素质。
长期的城乡分治、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和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出现巨大隔阂、发展阶段的不同步。农民与市民虽同为国家公民，但现实中被置于两个不同的权益群体中。长久以来，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城市居民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以及文化素养等方面都优于农村居民。改革开放让越来越多的生活在农村的农民进入城市，长期从事城市非农产业的生产和工作，我们将此类社会现象称之为“农民市民化”。它使农民获得城市人的国民待遇，比如居住权、就业权、受教育权、选举权、社会保障权等；另一方面使农民的心理更加开放、理性、独立、自信以及具有更高的道德意识，从而提高农民的素质。
4.还权于农，归利于农，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农村政治发展。
基层民主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主要形式。实行基层民主的组织包括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村民自治的实现，初步形成层次多样、内容丰富、多样性和规范性结合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初步构建以农民为主体，把党的领导、依法办事、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结合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当然，基层民主的实现，需要将民主进一步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政治发展是指“一个政治体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政治设施及其功能、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及其政治信仰、价值观念等等方面发展进步的状态”。[28]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塑造出人们的依附人格，君主的权威凌驾于一切人之上，专制主义文化导致农民政治主体意识的缺失，个体一旦丧失了主体地位和独立人格，就会形成“无我”和“非主体性意识”，在政治生活领域就表现为人们习惯于寻求和依附权威。村落变迁中，村民自治的推进，培育着公民文化、契约文化、法治精神，使民主意识、平等观念、公益精神、奉献社会等思想内化成为农民的集体理念、价值取向、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塑造有独立人格、主体意识、创新精神、尊重他人、诚实守信、识大体、顾大局的新型农民，这是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的主体力量。[29]
5.保护传承传统文化，让人记得住乡愁。
一是传统文化能稳定乡村秩序。中国古代“皇权止于县”，乡村交由乡绅、宗族头人等民间权威治理。宗族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文化现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村落宗族文化是调节稳定乡村秩序的主要力量。二是传统文化能维护乡村和谐。传统文化是乡村稳定和谐的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合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美的体现形式。“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三是传统文化能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传统文化承载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旨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载体，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传统文化已经融入农民血脉，如“家族主义”“乡土观念”等，这些都是农民深层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无法轻易改变；又如传统节日中的拔河、舞狮、秧歌、踏青、三月三、元宵花灯、端午赛龙舟等习俗，已经流传几千年，早已是节庆文化中的重要构成。因此，传统文化在培育新农民、塑造农村新风尚中发挥着特殊价值。四是传统文化能让人们“记得住乡愁”。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千姿百态的变迁中的村落而言，最大的财富就是沉甸甸的厚重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要保护村落中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文物尽量不要拆，那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一门、一亭、一牌坊都要想方设法留下，还要保护精神文化、传统美德、文化遗产，以减少城市化冲击下文化遭受的损失。历史不能只留存在史书上，更应当体现在各种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形态上，留存在人们的口头上和心头上，让人们不忘记它的前世今生，得以捍卫其精神文化传统。乡愁往往可以从长期的农耕社会给我们留下大量富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中去寻找。在世界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中，中国的古村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古村落分布之广、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历史文化价值之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媲美的。但遗憾的是，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的终结尤其是古村落的消亡，其速度之快让人叹息。最原始的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形态存在于千姿百态的村落中，可加以撷取、改造、移植，从传统化、地方化、民间化的内容和形式（即文脉）中寻找现代发展的立足点，保护好承载着人文记忆和故土乡愁的古村落，是当前最紧迫的课题。人的生命需要血脉滋养得以延续，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和乡村，也需要血脉使其发展永生。文脉不能断裂、不能听任自然衰败，它需要在现代社会得到精心呵护、延续、传承和创新，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注入新的生命，赋予新的内涵，使传统与现代共生共融，历史的记忆得以延续。[30]
6.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推进农村科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
城市化大潮冲击下的村落，农业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现代农业不断浸入，其巨大的生产能力、高效率所带来的短期高速增长会一时令农民狂喜，但其生产方式是竭泽而渔式的，化肥、农药、农膜等的过度使用，直接导致白色污染的弥漫、青山绿水的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自然资源的无休止掠夺、对大地的深度伤害，使其发展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对农村社会共同体的割裂而导致的农村空心化现象让人忧心忡忡。
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村落变迁发展新常态，积极探寻更科学的后现代农业，重建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把广大农村建设成为一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民尊重型、社区繁荣型、审美欣赏型的“五型”后现代的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要有序推进村庄整治，防止出现违背农民意愿的大规模撤并村庄、大拆大建现象。这样，广大农民不需要一窝蜂地涌入城市，在农村也能安居乐业，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有归属感，活得有尊严、有价值。
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面临着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转变。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在认识、适应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共荣的生存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长达300年之久的西方工业文明，借助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建立在工商业和金融业上的城市为载体，以资本不断增殖获取利润为内在动力，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财富，同时消耗着地球上的自然储备，带来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全球性生态破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厚道的。而生态文明“尊重自然和他者”为己任，追求和谐，是对自然的厚道、他人的厚道。厚道是一种良知、品格和德行，是对生命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诠释，如冬日阳光夏日清风，让人宁静而温馨，让人神清气爽，让人信赖与踏实，让人熨帖与感动。
[1] 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 逆城市化也称城市中心空洞化，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大城市中心市区郊区人口向外迁移，迁向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出现了与城市化相反的人口流动的现象。具体表现在大城市中心区萎缩，中小城镇迅速发展，乡村人口数量增多，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
[3] 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4] 丁一：《中国城镇化道路学术讨论会简况》，《城市问题》1983年第1期。
[5] 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205页。
[6] 华生：《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区别》，http://www.cityup.org/topic/czh/20121226/92087.shtml。
[7] 马向明：《城市化和城镇化有何区别？》，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0193d301017de7.html。
[8] 姜爱林：《21世纪初用城镇化推动工业化的战略选择》，《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9期。
[9]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农村工作通讯》2014年第6期。
[10] 《专家纵论新型城镇化：关键保证人们安居乐业》，http://jingji.cntv.cn/2013/03/26/ARTI1364281363929592.shtml。
[11] 周跃辉：《西方城市化的三个阶段》，《理论导报》2013年第2期。
[12] 盛广耀：《城市化模式及其转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13] 张鸿雁：《西方城市化理论反思与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模式建构论》，《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14] 王梦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起点、目标和前景》，《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3月24日。
[15] 仇保兴：《智慧地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5期。
[16]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农村工作通讯》2014年第6期。
[17]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农村工作通讯》2014年第6期。
[18] 国家统计局：《十年来中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8-17/4116071.shtml。
[19] 谷荣：《中国城市化的政府主导因素分析》，《现代城市研究》2006年第3期。
[20] 沈建国：《新世纪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42页。
[21]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农村工作通讯》2014年第6期。
[22] [美]S.N.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318页。
[23] [德]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陆宏成、陈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4] [日]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董兴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25] [美]尼尔·斯梅尔瑟：《经济社会学》，方明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158页。
[26] 《中国农业部发布美丽乡村建设十大模式》，http://www.chinanews.com/cj/2014/02-24/5874338.shtml。
[27] 王家庭、张换兆：《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迁及制度创新》，《农村经济》2011年第3期。
[28] 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29] 任映红：《论村落文化与当前农村的政治发展》，《江汉论坛》2005年第5期。
[30] 任映红、梅长青：《城市化进程中村落传统文脉的承继和延续》，《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