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一般认为，文化形态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前者表现为文化的物质形态，后者包括文化的价值形态，两者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其中，价值形态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2]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二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三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四要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标志着文化建设真正进入了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攻坚期，文化改革发展获得了空前的有利条件，展示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
一 科学发展观视阈的文化与文化改革发展
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当下谈及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着眼点——人。人是文化发生的原因、发展的动力和目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不同于自然，“人是自由的自觉的”类存在物[3]。人的这种类特性导致人在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改造自然，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促使“自然的人化”；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增长了认识自然的知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人也被从原始的自然状态“人化”了。“人化的自然”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本质的定义，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即人化”。因而，人们常说，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标识，由此，促进文化改革发展的动力也是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使用的概念是“人民”，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民是作为类概念的人的主体。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精神需求推动着他们去从事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正是在大量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文化得以发展和进步。人创造了文化，反过来也要求文化服务于自己。所以，毛泽东要求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4]；邓小平提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5]的“四有”新人，他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的在于培养“四有”新人；江泽民说“我们的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与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求”[6]。以人为本的文化所展示的，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从现实性上来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而在人的诸多社会关系中，首要的正是经济关系。这就是说，经济首先是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决定人的意识。
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文化是科学理性的文化。近代以来，文化不断从低级形态走向高级形态，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文化进步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人性完善的体现。作为有着高远理想追求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必然要站在时代的潮头，致力于促进科学理性、文化的发展，引领文化改革发展的前进方向。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党相继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目标，突出表现了党对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理性文化的深刻理解。追求科学合理性就是追求对客观真理的掌握，追求对规律的认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鲜明的理性追求。其实，即使是人的情感中也包含理性因素——情感理性。马克思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强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毛泽东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要对中国的社会特点有透彻的理解，都体现了鲜明的科学理性文化的色彩。人们越是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掌握了真理，就越有条件从被动的“必然王国”走向马克思所说的主动的“自由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因此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8]
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文化是丰富多样性的文化。文化的丰富性是由文化多样性构成的。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必然对文化提出丰富多样的要求。丰富多样性是文化的活力所在，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资源与条件。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既是形态、类型的丰富多样，也是风格、样式、特征的丰富多样。在同一个社会，丰富多样性的文化既要有区别，又要有联系，否则社会的文化系统就会解体，因此“核心价值体系”就成为社会文化内在的必然要求。所谓“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以人们创造的共同价值理念作为基本价值追求的文化内核，它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心理和思维方式。就文化本身的指向来说，“核心价值体系”强调的是一个文化系统中各种亚文化的协调；就社会的指向来说，它强调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协调解决。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与文化的科学理性、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是辩证的统一，科学理性、丰富多样性着眼于文化发展过程，基本价值追求则着眼于文化发展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视阈的文化在实践中总是具体化为一系列的文化方针政策。中国的文化改革发展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目标的实际操作。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政策主要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科技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增强综合国力；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研究文化发展规律，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协调发展；鼓励文化创新，建立有利于文化创新的社会氛围、组织形式和体制机制；提高文化产品生产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看重文化的经济效益，更看重文化的社会效益，力求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
面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刻，对中国文化改革发展进行宏观思考，是我们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再创中华民族文化新辉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十七届六中全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上升到党和国家的战略层面。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就必然成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务之急。发展方式取决于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方式取决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格局的框架下研究文化改革发展问题就成为一个战略性研究命题。其中，最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文化改革发展战略和国家整体战略是相互依存的。文化改革发展战略包含在国家整体战略之中，没有文化改革发展战略，就不可能有完整的、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整体战略。
二 文化改革发展的背景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使命与方略，是完成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创造性地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必须正确把握文化改革发展的背景和条件。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众所周知，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进入世界第二。但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写的一个治国方略研究报告中说，中国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因为中国只是出口电视机，而没有出口电视剧。当今的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美国占43%，欧洲占34%，亚洲占19%，而在这19%中绝大多数是日本和韩国的，中国占比少得可怜。所以，从国际方面来看，特别是在国际舆论上，西强我弱的格局更加明显，西方媒体占了4/5的国际舆论市场。[9]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文化上的实力，对我国进行的文化渗透战略从来就没有改变，尤其是以传播“普世价值”为形式、以宣扬资本主义文化为本质的对我国实行的西化、分化战略，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表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再加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新科技革命的影响，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出现，网络时代的发展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等，对于新形势下的中国文化建设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当下，尤为严峻的是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场文明危机，主要表现在“失衡”“贪婪”“丧失”这三个方面：一是失衡。也是经济结构的失衡，这个失衡表面上看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实质上它是一种生产和消费的失衡、储蓄和投资的失衡、出口和进口的失衡、监管和创新的失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失衡，也就是说由这六个失衡，归结为一点也就是文化的失衡，由此导致了这场文明的危机。二是贪婪。就是人（投资者）的贪婪，这正是长期以来华尔街所主张的一种原则。有一部电影叫《华尔街》。它说一切的贪婪，包括对于财富的贪婪、对生活的贪恋、对爱和知识的贪恋，这些促进了当今社会的进步，说贪婪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信条，才使得人（投资者）在金钱面前、利益面前，文明被严重地扭曲。三是丧失。也就是伦理的丧失，表现在责任、公平和环境等多个方面。首先是责任的丧失。金融危机是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金融机构把这些贷款贷给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而监管当局，在创新问题上失去了应有的监管，这就是责任的丧失。责任的丧失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要达到改进经济决策的伦理质量的目的，就必须考察决策所承载的责任的广度。当前欧盟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失业率高涨、经济衰退，全球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中国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经济发展态势基本良好，并且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经济硬实力快速增长的同时，文化软实力虽然近几年来有所增强，但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提升阶段，显得比较弱小。特别是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面临国际新秩序重建中，我们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文化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其次是公平方面。讲公平公正，文化是衡量公平的一个决策伦理质量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体现；讲幸福指数，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尺度；讲生活质量，文化是一个十分显著的标准。最后是环境方面。环境保护主义已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伦理观。所有这些失衡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探求全球新文明观，然后再从这些方面去构建、完善、弘扬新的全球文明。
因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通过文化改革发展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从而提高和充分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从而为克服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科学地、理性地回应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的挑战，把握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灵魂和统领作用，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必然成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是时代赋予新时期文化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也是文化改革发展进程中中共执政的文化使命。
从国内方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和平发展更是成为吸引全球目光的战略变化。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文化改革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首先，我国经济总量大幅跃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人均GDP排名在世界位居第89位[10]，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越过消费结构转换的节点，城乡居民对精神文化的消费意愿明显提高，但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供给不足。光是经济上强大不是真强大；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强大了，才是真强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提出文化改革发展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11]文化改革发展推动文化强国建设，首先就是要顺应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人民更好地享受文化发展的成果，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其次要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来看，不仅包含经济发展的目标，也包括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繁荣、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健康、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的精神文明目标。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使得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更加丰富，目标更为清晰。最后就是以文化改革发展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由于文化产业以非物质文化资源为加工对象，具有消耗物质资源少、成长性好、发展空间大的绿色经济特征，从而成为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换句话说，作为新兴产业和绿色经济的文化产业发展得越快、规模越大，对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就越大，从而有利于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要求。但是，事实上看，一方面，中国不仅国力日益强盛，更有文化魅力和文化向心力。经济实力从建设中来，文化魅力则要从自信、从自省中产生。另一方面，勇于、善于宣传自己的文化，也是一种自信。而在与其他文明、其他文化的交流、沟通过程中，不断自省、不断完善自己，这也是提高和发扬自己文化魅力的过程。恩格斯曾经说，国家是文明的综合。讲的是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决定》在论述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时指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这是对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所发挥重大作用的充分肯定。
从90多年的历史发展来看，《决定》强调了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党的发展和壮大靠的是政治上的自觉，也靠文化上的自觉。我们党既是意识形态的先锋队，也是文化上的先锋队。所以，《决定》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它论述的既是党的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又是党一直以来强调的文化对党的发展的作用。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毛泽东还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我们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仍然是当今文化改革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还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要使广大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邓小平讲的“四有”新人，也仍然是当下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
江泽民强调，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社会就是畸形的，也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所以，江泽民提出两个“不能动摇”的论断。江泽民还强调，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的中心，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同时，我们必须始终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这也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这两个“不能动摇”对于文化改革发展极为重要。
胡锦涛强调，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更好地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万众一心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就必须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政策支持。
从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中，足以说明我们党对文化的重视和文化在我们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正是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都把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决定》来看，概括性地讲我们党运用文化自觉的高度，党向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不断有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我们党引导文化建设，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邓小平语）；第二句话是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江泽民语）；第三句话是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这是十六大以后文化改革发展的思路）。如果概括30多年的文化改革发展，这三句话就体现了党抓文化改革发展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的成就，如果最简练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三 文化改革发展的历史使命
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程中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代表着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显示着国家的发展理念，维护着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注重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统治和阶级维护功能的建设；二是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决定其总要以一种批判性视角反思现实、评判社会、评判文化，对政治社会的“实然性”进行价值追问和理性评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文化改革发展的批判、整合功能的建设；三是作为文化改革发展的目的性和理想性诉求，文化改革通过对现实政治社会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勾画出未来文化发展的理想图式，并促使这一目标和理想内化为政治主体的文化信仰，转化为对理想文化追求的一种精神内驱力，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文化改革发展的价值导向和理想追求功能的建设。文化改革发展，需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必须更多地看到文化改革发展本质上既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规范、高级的文化形式，并且立足于社会存在，又是一种生产力，是一种产业的、高级的创意性经营形式。因此，文化改革发展，所显示出来的作用既有来自意识的功能和精神的力量，来自这种社会主导价值观对社会成员的精神信仰、理想追求等方面的作用，还有来自产业的物质的力量，形成并产生经济方面的作用。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怎样衡量“文化改革发展”？我们需要综合四个因素来考量：第一，是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活力充分激活，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五四”革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文化发展和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繁荣，涌现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广泛传播的文化艺术作品和精品节目，不仅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且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社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影响力。第二，是文化产业的规模大幅提升，竞争力大幅提高，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文化企业和跨国文化产业集团，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中引领潮流，在世界舆论竞争中掌握话语权。第三，是文化人才辈出、济济一堂，既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结构合理的文化人才队伍，同时也要涌现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大师和文化产业领军人物，形成有中国风格、国际表达的文化艺术流派、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以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发展创新的生动活泼局面。第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幅提高，能够提出引领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各项议题，在构建国际新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改变目前国际议题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状态的不利地位。
四 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方略
加快实施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方略，如何把握和怎么样实现文化改革发展战略目标？有两个具体问题需要把握好。
第一，在文化改革发展中把握实践方略。我们对实施文化改革发展战略怎么来把握？胡锦涛在十七届六中全会讲话中强调，以文化改革发展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围绕“四个必须”[12]来推进：一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关系文化改革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二是必须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共建共享的文化。人民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所以，我们说的文化有“四个点”：它的立足点是坚持以人民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它的着力点是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它的落脚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它的根本点是在人民的伟大创造中进行文化的创造，在推动文化改革发展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文化权益。三是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和征求意见过程中，社会各方面对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给予高度的评价，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给予极高的期待。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闪耀着崇高的情操，比如讲仁义、倡中庸、尽孝悌、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等至今依然闪烁出耀眼的道德之花。《决定》对此作出精辟的概括，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既要立足当代，面向未来，又不能忘记我们文化的本源，不能忘记我们文化的根。所以，要有对文化之根的崇尚和尊重。为此，《决定》提出“三个大力”：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文化建设中往往会被淡化的，就是“五四”以来我们的革命文化传统，也是我们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是对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新的提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要大力弘扬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立足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博大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四是必须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为，公益性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基本途径，经营性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需求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广东在率先打造经济大省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比如，坚持核心价值引领，塑造广东人精神；坚持做好顶层设计，引领健康文化潮流；坚持个性发展，彰显岭南文化特色；坚持文化惠民，保障文化权益共享；坚持改革创新，培育新兴文化业态；坚持队伍建设，打造文化人才高地等，为推动广东省文化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在文化改革发展实践中强化公民意识。文化改革发展需要着重强调在全社会强化公民意识和提倡五种精神。一要彻底从“百姓”向“公民”身份转变。公民与百姓这两个概念有区别。在中国，“百姓”是古老的，“公民”是新的说法。当下，需要努力挣脱“百姓”枷锁，走上“公民”之路。二要突出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应该是一个凸显公民价值与权利义务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是突出每一位作为个体的公民的民主社会，每一位公民的权益、需求、意愿与价值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公民社会是倡导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的社会。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不仅是一个凸显公民价值与权利义务的民主社会，而且还应是一个倡导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的社会。可以这样说，鼓励公民焕发更多的责任意识、参与热情，是当下文化改革发展进程中构成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三要努力做个合格的好公民，必须加强五个方面的修养，即公民道德、公民价值观、公民参与技能、公民知识、公民综合素质五个方面的内容。
公民道德方面，包括仁爱、宽容、感恩、友谊、尚礼、诚信、责任、尊严、合作等主题；公民价值观方面，包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正义、和平、爱国、追求真理、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主题；公民参与技能，主要是指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和公益性文化活动的基本能力，如与人沟通、演讲、讨论、组织活动、参与选举、处理纠纷、维护权益、向责任部门或媒体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等能力；公民知识方面，包括国家与政府、民主政治、政党制度、司法公正、社会公共生活、公民的权利与责任等主题；公民综合素质方面，包括科学素质、文化素质、民主素质。据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27%，广东是3.3%。相当于日本（1991年3%）、加拿大（1989年4%）、欧盟（1992年5%）、美国（1989年7%）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水平。[13]科学是国力的灵魂，是文化发展的标志。缺乏科学素养，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现实生活中，有的人竟然相信吃绿豆、生吃茄子可以治百病，用泥鳅可以治癌症，导致盲目求医，花钱看不好病；有的人不能分辨食品中的有害物质，对膨大剂、塑化剂、瘦肉精等危害身体还茫然不知；有的人缺乏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导致创新水平下降，创新能力不足。事实充分说明，许多荒谬和无知，都源于科学知识的匮乏。
实现文化改革发展推动文化强国的目标需要树立五种精神。一要有信仰精神。信仰是一个整体性的精神姿态，一种综合的精神活动。信仰使人的整个精神活动以最高信念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导向，并调动各种精神因素为它服务。信仰又是个体的精神出路问题，但是，它又不仅仅只是个体生命存在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生活，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到共同体的性质等。信仰中应该有慈悲意识、慈悲情怀与忏悔意识。二要有超越精神。超越自己的苦难，超越自己的存在，而用更高远的眼光看待问题。超越人性的局限性，超越世俗功利。三要有理性精神。理性重在“讲理”，理性最讲“逻辑”，理性依赖“科学”，理性基于“现实”，理性贵在“建设”，理性需要“妥协”，理性出于“冷静”，理性力戒“浮躁”。四要有主体精神。主体精神不是一种鼓吹贪婪、野心、自私、权力的伦理学，而是关于自我发展的伦理学，是一种最贴近人的本性的伦理学，使人类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整个社会制度更贴近人性。五要有宽容精神。宽容应该源于尊重，尊重自己，尊重他人，这是宽容的基础。宽容是一种境界，一种既定的心态。宽容是一种文化的品质。文化宽容，就是要对一切人的各种权利的承认、尊重和维护，对作为一切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主体的人的宽容。
五 文化改革发展的战略方位
在举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文化改革发展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一方面，文化产业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如何实现先进文化对国家科学发展的引领作用是我们党必须面对的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另一方面，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激荡，文化在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战略性作用越来越凸显，如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如何增强与我们的经济硬实力相称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如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宏阔的时代际遇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化文化改革发展，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能否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决定着我国能否成为文化强国，决定着中国能否真正崛起。文化改革并不是新概念、新话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文化改革一直伴随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是各个阶段改革的中心环节和任务不同而已；但文化改革也不是历来就有、永远存在的改革运动。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之时，我们执行了一个较为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机制，取得很大成就；随着“文化大革命”对原有的文化体制的严重破坏，再加上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对文化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的要求就应运而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六中全会、党的十八大，我国文化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起步、展开和发展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是文化改革发展的恢复和起步阶段。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文化发展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也逐渐展开。在文化战线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我们党实现了拨乱反正，文化改革迎来了社会主义繁荣发展的春天。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艺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是新时期党重新认识和调整文化的关键点，“文艺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衙门作风必须抛弃”[14]；同时，明确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其他方针政策。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拉开文化改革序幕，“文艺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15]到198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其中，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提出了“双轨制”的改革要求，开始摸索文化改革的良性运行机制。由于受我们党主观认识制约和时代没有对文化改革提出紧迫要求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一阶段的文化改革还仅是刚刚起步，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第二，从十四大到十六大，是文化改革发展取得突破的展开阶段。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围绕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各个领域的改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化改革也得以不断向前推进：我们党明确提出了文化具有产业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属性；在文化单位内部改革上，建立健全了以“三项制度”为重点的激励竞争机制。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五’计划建议”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化产业”概念。这一时期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有所深化，指导思想上由对文化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思想转变。在经营体制上，努力培育文化市场及其主体，规范市场秩序。到2002年共组建70多家文化产业集团，极大地加快了市场机构调整的步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文化管理部门相继出台了200多种与文化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或部门规章等，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环境，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可能和契机。
第三，从十六大以后，中央文化改革发展思想进入加快发展的新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将文化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大类，提出了文化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发展文化产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文化发展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的论断。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就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基本原则、着力点、基本出发点、基本思路、工作方针等多个侧面阐述了搞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基本要求，特别强调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要深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特别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必须面向市场，认识到面向市场和面向群众是一致的，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一致的，与“三个代表”的要求是一致的，“三个一致”是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的重要实现途径。从2003年6月开始，中央决定在北京、重庆、深圳等9个省市和35家国有文化单位进行改革试点。经过两年多的探索，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试点工作的成功，为中央文化改革思想的系统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文化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200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肯定了试点工作的成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文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2005年年底，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成为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纲领性文件。《意见》在总结前一阶段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我国文化体制存在的“四个不相适应”，要求“必须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高度，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意见》分别就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作了全面的阐述，细致规划了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文化企业改革、文化领域结构调整、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和健全宏观管理体制、加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的具体思路。中央的文化改革思想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我国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开始，进一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要求“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强调“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则“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同时，提出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依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文化改革的目标就是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和企事业文化单位依法经营”的文化管理体制。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同时，伴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任务的明确提出，胡锦涛还特别强调要“通过文化建设来不断构筑社会和谐的精神支撑”。这在2005年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2005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对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有很强的导向性，有利于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十六届五中全会则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明确提出了要形成“两个格局”，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等目标，为我国“十一五”的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2005年11月，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这一《意见》成为我国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进一步丰富了中央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
2006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努力在“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四个关键环节上实现新突破。2006年9月，中央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一方面明确提出了建设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要求，并从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把政府的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坚持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说明；另一方面，明确了影视制作业、出版业等九大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门类，提出了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转变文化产业增长方式、培育文化市场主体等目标要求，并就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造、培育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健全各类文化市场、完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同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高度，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要求。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上，“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强调“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16]等改革的具体要求。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对于文化建设和深化文化改革的强调，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一次重要发展。如果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文化改革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的话，那么十七大对于深化文化改革的强调则是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确立了其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由此，文化改革理论内涵的提出、战略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改革思想在理论化、系统化上取得了一次意义深远的飞跃。此后，文化改革在全国范围展开，体制机制创新成为新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取得新进展，文化产业结构明显优化；而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管理，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文化改革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后是中央文化改革思想进一步深化阶段。科学发展观的全面阐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正式提出，是十七大两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新理论、新视角的观照下，中央文化改革思想进入了一个深化发展阶段。这种“深化”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进一步细化对于文化改革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几个月后，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是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目的，以改革为动力，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发展，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这里对于以人为本的强调，对于统筹兼顾的坚持，都渗透着科学发展的血液。2009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将文化体制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目标任务、时间进度和责任主体，形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0年4月，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意见》，比较系统地回顾了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进展、主要成效和主要经验，指出了2012年前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201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了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二，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深入阐发深化文化改革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这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显得尤为明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我国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也同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中一些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相关要求下，中央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要求。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初，国务院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大举措中就有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关要求。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拉动消费、促进和谐、增强信心的重要作用。
2010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明确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加以强调。他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要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同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建议中，中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从加快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入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完善版权法律政策体系等几个方面对下一阶段文化改革作了全面部署。可以说，十六大以后，中央围绕着文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以及实践路径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推动文化改革实践的重要理论武器。这一文化改革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深化文化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文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加以强调。文化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十六大以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党十分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推动文化建设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触及不少深层次利益调整，特别是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的条件下，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加上文化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复杂性，都使得在深化文化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问题和矛盾。而“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文化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妥善处理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又好又快发展”。第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进一步深化文化改革。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包括文化生产力在内的社会生产力，而“现行文化体制存在着政事、政企不分，轻视市场机制作用，法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实现以人为本，就必须保障人民包括基本文化权益在内的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必然要求我们以深化文化改革为重要抓手，尽快扭转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得不到合理满足的状况。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新变化，文化体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不相适应，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与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环境不相适应，与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趋势不相适应的问题进一步凸显，深入推进文化改革，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文化改革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时期。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其中，对文化软实力的显著增强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的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并在四个方面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等方面着力。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是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期间，文化改革发展继续大踏步发展是大势所趋，也将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新动力之一。
由此，文化改革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然而，作为文化改革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对文化改革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仍然很有必要，有利于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深厚的理论支持。
文化改革发展内涵、目的和目标的战略定位，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由此更加清楚地看到文化改革发展的特殊性和艰巨性。第一个层面：以丰富的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这一层面的文化改革发展主要是突出强调文化的公益性质，而且往往是有形的和直接的，发展速度最快，效果最直接明显。第二个层面：以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这个层面的文化改革发展同样是外在的和有形的，而且发展速度明显。第三个层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和养成功能，推动全民族的道德、理想、信念的培育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这一层面的文化改革发展就明显变得比较困难，效果也往往不能立竿见影。这是因为，虽然第一、二个层面具体的、外在的、物化形态的文化建设为全民族价值和道德水平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它们之间并不等同。从第一、二个层面向第三个层面跃升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不能遵循文化自身的规律，不能采取有效的途径，很难达到“以文化人”[17]的目的。第四个层面：把现代中国人的价值力量和创造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而易见，这一层面的文化改革发展是更艰巨、更长久的任务。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它并不局限于狭义的文化，而主要由国家制度的吸引力、价值的感召力、社会的创造力、国民形象的亲和力构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显然不是狭义的文化战线所能独自承担的。依据文化改革发展的四个层面来看当代中国的实践，虽然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文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们必须用好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文化软实力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建设上寻求突破。
首先，要做时代的定位和分析。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文化发展方面，我们也曾经辉煌过，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却是“西强我弱”。面对这样一个格局，推进中国文化改革发展就必须把握三个维度：一是明确文化改革发展的价值定位，二是凸显文化改革发展的重点领域，三是建立文化改革发展的战略路径。第一，明确文化改革发展的价值定位，就是要以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依托推进文化整合，凸显现代中国文化要素在国家文化改革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第二，凸显文化改革发展的重点领域，就是要以普遍推进为氛围，以核心领域为重点，实行点面结合，构筑现代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主体架构。一是体制机制文化和文化制度问题。本课题的重点在于研究基本文化制度的问题。二是现代企业文化和文化的科技问题。重点在于文化与科技的融合问题。三是社会公共文化和文化人口素质问题。重点在于研究文化人口素质问题。第三，建立文化改革发展的战略路径，就是要以宏观倡导为引领，以文化建设的微观践行为途径，生动演绎和展现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形象。
当下，文化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反映着这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文化改革就是要关注文化创新能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改革竞争力和文化发展的战略路径。为此，从构建文化改革发展的研究模型（见下图1）入手，以此图示为分析框架，分析我国现阶段文化发展的状况与问题，根据文化、科技、制度背景的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的不同，确定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特征和内容，包括基本文化制度、文化科技创新、文化人口问题、文化战略路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确立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目标是：提升文化创新能力——激活文化竞争优势——提高文化改革竞争力。
图1 文化改革发展的研究模型
其次，本课题确立的研究意义与价值。在全球化的今天，强大的文化就是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文化体现着国家“软实力”，反映其国际竞争力。文化改革就是要关注文化软实力、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发展战略路径。本课题的核心概念从两个层面界定。（1）文化逻辑学维度——基本文化制度和文化科技的层面。“制度创新”是本课题的核心概念与逻辑轴心，是指文化科技与文化人口及其意义上的制度创新，要求更大的领域跨越与更多的人文含义。制度创新，成为理解与推动当代文化科技和文化人口的核心理念与内在机制。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称，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总称，包含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文化科技”穿越器物形态、精神形态及制度层面，直指文化科技价值本体与人文精神本性，是超越市场策略与科技逻辑的人文精神创造，是文化改革发展的本质与精髓之一。文化科技与文化人口大跨度关系构成融合对象的异质性与广阔性、融合过程的层级性与复杂性、融合目标的创造性与前沿性。通过本课题研究，期望建构一个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基本文化制度新概念，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此生成本课题的研究主题与发展逻辑：制度环境是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人口的重点，制度创新标示着线性逻辑的发展，文化科技创新标示着非线性意向的发展；由制度环境创新纵向逻辑轴与文化科技创新横向意向轴互动融合而建构起本课题的核心逻辑；异质同构的动机与张力构成当代文化人口的内驱力与推动力；制度环境与文化科技创新的内在逻辑构成了本课题研究横向的共时性关系结构。（2）文化人口学维度——文化人口的层面。近代工业社会的产业经济、现代消费社会的市场经济到后现代信息社会的创意经济的发展脉络，清晰勾勒出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产业双轮驱动下当代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与创新方向。文化人口是一个新概念，以文化及文化生产与消费理论为理论背景，形成关于文化人口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前提，通过对文化人口的理论阐释、影响因素等进行深入分析，力图揭示文化人口与当代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构成文化改革发展的核心与灵魂所在。本课题从科学评价与战略途径的研究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生成融合创新文化人口的纵向历时性层级结构。作为跨领域的综合研究，制度环境与文化科技创新的研究意义与创新契机更多地源于外部环境，对“制度创新”的解读还须延伸到文化人口学维度：特定历史时空与社会实践对课题研究的牵引与制约关系。文化人口的社会化、文化化已成为解读当代高新科技时代文化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视角，也构成本课题研究框架的基本维度。由文化逻辑学和文化人口学维度，构建了本课题的两大研究体系，即制度环境与文化科技和文化人口的内在机理研究，以及文化改革发展的科学评价与战略路径研究。前者注重学理，后者注重表征。两大体系由内到外、由虚到实，全方位构建了文化改革发展的新模式。
最后，本课题研究的创新与亮点。制度与科技和文化人口是文化改革发展的核心与精髓。由制度环境与文化科技创新和文化人口切入，将研究置于文化改革发展的本体领域与前沿语境。制度环境创新标示着线性逻辑的发展，文化科技创新标示着非线性意向的发展。由制度创新纵向逻辑轴与文化科技创新横向意向轴互动融合而建构起本课题的核心逻辑，即制度环境与文化科技的文化逻辑学维度；而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制度环境与文化科技创新的契机还更多地依赖于文化人口的时间与空间环境，即文化人口学维度。从这两个维度融会贯通，建构整体研究框架。一是理论意义上的亮点：探究制度环境、文化科技、文化人口的内在机理，为文化改革发展奠定理论基础。文化、科技与人口处于完全不同的领域，无论是思维模式还是方法视角都存在很大的异质性。而通过融合创新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如何从机理上将它们整合起来，如何发挥最大的协同效应，如何避免它们之间的相斥性，是文化、科技与人口融合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的起点。从这个意义来说，探究它们融合创新的内在机理，探寻它们融合的理论基础，构建融合创新的理论模型，是文化改革发展研究的核心亮点。因此，从哲学层面来说，本课题的理论意义上的亮点在于实现文化、科技与人口之间的“道器相贯”；而从发生学的层面来说，本课题的理论意义上的亮点在于明晰了文化、科技与人口融合的动因与机理。二是实践价值上的亮点：构建发展战略，为文化、科技与人口融合发展指引方向。文化、科技与人口的融合，将带来文化与科技产业链、科技与文化产业链的重构。在重构进程中，文化与科技均可作为主体，形成创新的发展战略。文化为主体的产业链当中，科技为文化插上翅膀，助力文化腾飞；另外，科技为主体的产业链当中，文化为科技注入内核，提升科技产品的品位。两者都创新了产品形态，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并对政策环境提出高的要求。本课题对文化与科技产业链展开全面研究（包括产业、产品、传播、环境等），将描绘出文化科技化与科技文化化等两类融合战略模式，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实践指引方向，从而体现了巨大的实践价值。本课题研究的实践价值创新点还表现在：（1）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和完善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相关政策法规，以促进和保障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2）希望对政府指导相关部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帮助，引导文化与科技产业健康转型和持续发展；（3）希望能够引领文化科技企业管理产品创新过程，推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产品；（4）建议相关部门规范文化科技产品的社会传播，对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新媒体创新产品予以监控。
本课题由一个总报告和四个分报告的分报告构成，总报告：文化改革发展研究；分报告：（1）文化改革发展的基本文化制度（制度环境）；（2）文化改革发展的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基础作用）；（3）文化改革发展的文化人口问题（根本任务）；（4）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未来实践（战略路径）。
[1] 见《新华网》，2011年10月26日。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新华网》2012年11月8日。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1页。
[6]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7月1日。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8] ［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9] 《全球化文化产业掀起瓜分浪潮》，《时事报告》2006年2月14日。
[10] 《2011年中国人均GDP排名世界第89位》，《网易财经》2012年6月5日。
[11] 温宪元：《文化强国要实实在在培养人才》，《深圳特区报》2012年5月15日。
[12] 见《新华网》2011年10月26日。
[13]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公布》，《科学时报》2010年11月26日。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7] “以文化人”是一个词，意即以文化化人。文化说到底就是“人化”和“化人”。“人化”是指照人的方式改造世界、改变世间事物带上文化烙印；“化人”是用改造世界的成果培养人、提高人，使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