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画像辨伪
一 关于两幅画像的情况
所谓“曹雪芹画像”，其传世者，已发现两幅：
甲、手卷。王冈绘。上海李祖韩藏。
乙、册页。陆厚信绘。河南省博物馆藏。
王冈所绘的手卷，原件一直没有公开。起初只有原件的照片和李秋君摹件的照片[1]在少数人手中流传；后来，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4月影印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出版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等书先后将原件的照片制版发表，这幅画像方和广大读者见面。
根据照片、已公开发表的各家的记载以及收藏者的说明等，[2]这幅画像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一）画心人物，胖胖的，圆脸，短须，眉梢下垂。
（二）整幅画的衬景是丛竹、小溪、山石；人物右侧有石，袖手倚石侧坐；人物左前方另有一石，石上放置琴一、卷轴三。
（三）右下角落款“旅云王冈写”五字；下有小印二方，朱文：“冈”“南石”。
（四）左上角有一印，模糊不清，依稀可辨为“××秘玩”四字。
（五）左下角有小印二方：“云壶”“顾”[3]。
（六）图右有题签一行，篆书：“王南石写悼红轩小像”；下有小字双行，楷书：“左盦先生秘玩，甲子二月褚德彝”；下系小印：“松窗”[4]。
（七）左上方题云“壬午三月……”
（八）画像本有皇八子、钱大昕、倪承宽、那穆齐礼，钱载、观保、蔡以台、谢墉八人的题咏。其中，皇八子有“宜园”印；有一人上款署“雪琴”，其余上款署“雪芹”；有一人在上款中称“姻兄”，另一人在上款中称“学长兄”。
（九）有人说，画像的题咏者还有陈兆崙和秦大士。
（十）手卷有樊增祥、朱祖谋、褚德彝、叶恭绰、冯煦等人的题跋。[5]
据说，这幅画像当年系由收藏者自古董铺购得，原为条幅，乾隆时诸人的题咏都在四周的绫边上，后来重裱时将绫边剪下，改装成手卷，弃去了一些题咏的文字。
关于这幅画像的真伪问题，则有过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冈所画的确是曹雪芹。持此说者，有吴世昌同志等。[6]
第二种意见是周汝昌同志提出的，[7]他认为这可能是王冈为其父王睿章所做的行乐图，也可能是他人为王睿章所作。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冈所画的不是曹雪芹。
陆厚信所绘的册页，是河南省博物馆在1963年2月间收藏的。不久，就有照片流传。周汝昌同志根据照片撰文介绍，确认这是曹雪芹的画像。[8]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四个单位主办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正在筹备，这幅册页的原件调来北京，我们得以目验。经过研究，我们认为，陆厚信所画的不是曹雪芹，而是俞瀚。因此，展览会决定不陈列这幅册页。这时，我们发表了一篇短文，借以表明不同意周汝昌同志的结论，并简略地陈述了我们的看法。[9]1964年，周汝昌同志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断言：“此画绝不容被说成是俞瀚的像”，“这幅小像不是曹雪芹，还有哪个？”[10]1973年，周汝昌同志重申旧说，认为“这是传世的最为可靠的一幅曹雪芹画像”[11]。
现将这幅册页的大致情况介绍于下：
（一）册页由“雪芹先生”小像和尹继善题诗组成。前半页是小像，后半页是题诗；画和诗在同一张整纸上。[12]
（二）画上人物，胖胖的，长圆脸，短须，右手按膝，左手拄地而坐。
（三）画像没有任何衬景。
（四）画像左上方题有识语五行：“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云间艮生陆厚信并识。”下有小印二方，一朱文：“艮生”，一白文：“陆厚信印”。
（五）尹继善题诗二首，五行，行书：“万里天空气泬寥，白门云树望中遥。风流谁似题诗客，坐对青山想六朝。”“久住江城别亦难，秋风送我整归鞍。他时光景如相忆，好把新图一借看。”落款“望山尹继善”五字，下有印章二方，一白文：“继善”，一朱文：“敬事慎言”。
（六）背纸贴有长签，上题：“清代学者曹雪芹先生小照，藏园珍藏”[13]。
二 画像辨伪的意义
以上所介绍的这两幅画像，一为王冈所绘，一为陆厚信所绘，都被人认为是曹雪芹的画像。它们受到了重视，一时广为流传，不胫而走。影印的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排印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都曾把前一幅画像的照片放在卷首，吴恩裕同志的《有关曹雪芹八种》（1957年出版）将它作为封面，《曹雪芹的故事》（1962年出版）也把它列入“目次”及“小序”之前；至于后一幅画像的照片，则不仅出现在《文物》杂志1973年第2期中，而且还被收入周汝昌同志的《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冠于全书之首。
图1 王冈绘“曹雪芹”小像
图2 陆厚信绘“曹雪芹”小像
有些研究红学的专家更把这两幅画像视为珍贵的资料，从而据此来推断曹雪芹的生平历史。如吴恩裕同志在《有关曹雪芹十种》的《考稗小记》里写道：
张宜泉《题芹溪居士》一诗，有“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之句，余既由下句推测雪芹或有因王冈展转绍介而被召入画苑之拟议，今细味上句，疑宜泉此处亦非泛泛言之。雪芹固未尝“面君”，与青莲情况有殊；然宜园，皇子也（按，指皇八子永璇），既为雪芹题像矣，何遽不可召饮？平邸，王府也，既属姻戚，自可偶有宴集。至其他题像诸人，如观保、钱载、谢墉、蔡以台、钱大昕、倪承宽等，据今日可考之资料，至乾隆二十七年（王冈绘曹小像之年），大都已任京宫，且出身亦大都为进士。然则，雪芹虽贫困落拓，著书西郊，与当时上层社会亦自有关系。（一六一页）
他在《曹雪芹的故事》一书里，还通过敦诚和曹雪芹两人的对话，肯定了王冈这幅画的真实性。其中的《槐园秋晓》一章有如下的描述：
敦诚看着雪芹那种虽然寒伧，却又很乐观的样子，心里不胜同情。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事：
“芹圃，听人说王冈给你画一幅肖像？他的手笔不错；还有许多朋友题了诗，不知都是哪些人？”
“敬亭，你不提我还没想到这件事哩。画的好，他那两笔竹不坏，人物也颇有笔致。说起题诗，恐怕只缺你们兄弟两位的了。”
“我问你，已题的都是哪些人？”
“有钱大昕、倪成宽、那穆齐礼、钱载、观保、蔡以台、谢墉，还有皇八子宜园的。那宜园却把上款写成了‘雪琴’。最近又加了一位朋友叫做张宜泉的题诗，倒还不错。”（七四页至七五页）
到了1973年，吴恩裕同志除了根据王冈的画外，又参考《废艺斋集稿》中董邦达给《南鹞北鸢考工志》写的序和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更进一步做出了如下的推论：“雪芹当时在上层官场中是颇知名的，这一点同以前有些人的设想不同。”[14]
周汝昌同志虽对王冈的画持怀疑态度，但却深信陆厚信画的是曹雪芹小照。《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七章是《史事稽年》，他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记事中写道：“曹雪芹三十六岁。秋，赴尹继善招，入两江总督幕，重至江宁。赴尹幕事，见陆厚信绘雪芹小照题记。”（七二八页）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记事中又写道：“曹雪芹三十七岁。秋，脂砚斋写定四评《石头记》。敦敏有诗见怀。旋弃江南幕归京，重阳后与敦敏遇于养石轩，敦敏有诗志感。”（七三三页）此外，我们还见到有些书刊上所载的《红楼梦大事年表》和《曹雪芹生平年表》也有类似的记载。
显然，这些对曹雪芹生平事迹的推断，都是根据这两幅画（包括题识、题诗）而做出的。其前提就是这两幅画的真实性——它们确实是曹雪芹的画像。如果这个前提可靠，这些推断自然能够成立。因此，人们可以说曹雪芹在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759—1760）之间曾去江宁（今南京市），做过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僚，而且还同尹继善相互写诗唱和；他当时在上层官场中是颇知名的，还和皇八子永璇以及观保、谢墉、倪承宽、蔡以台、那穆齐礼、钱载、钱大昕、陈兆崙、秦大士这些名流都有交往，乾隆二十七年（1762），他曾请这些人为他的画像题词。如果这个前提不可靠，那么，这些推断自然是难以成立的。大家知道，科学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客观事实如是虚假的，我们从中所得出的任何结论也就不免于谬误。
因此，我们认为，辨证这两幅所谓曹雪芹画像的真伪问题，其意义实际上不限于仅仅鉴别这两幅画像的文物价值（当然，如果把别人的画像当作了曹雪芹的画像，也是个大错误，在科学上无论如何是不能容许的，必须加以考订辨证，绝不能张冠李戴，以讹传讹下去），而且它们还直接关联到我们对这位18世纪伟大文学家的生活道路和历史的理解。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古代作家进行研究和评论，而不能主观地任意歪曲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歪曲他们的真正面貌。在这一方面，既要防止美化，又要反对抹黑。尤其是像曹雪芹这样一位对我国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作家，对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发展过程，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生平历史，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
我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来探讨这两幅所谓曹雪芹画像的真伪问题。
三 相貌不符是两幅画像的共同疑点
要辨别和考订这两幅画像是不是曹雪芹的画像，必须首先从它们的画中人到底符合不符合曹雪芹本人的相貌入手。如果画的真是曹雪芹的肖像，总得和他本人的相貌大体相符才是，这是普通的常识问题。
可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两幅画像和我们所知的有关曹雪芹相貌的一些确实可靠的材料，不但不能相符，而且相差很远。
曹雪芹生前的好友敦诚，曾给曹雪芹写过两首挽诗。其中的第一首说：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鹪鹩庵杂记》）
首句开门见山，就明言雪芹活了四十来岁，家境穷困，相当消瘦。“太瘦生”是用李白《戏赠杜甫》一诗的意思。李白在诗中是这样写的：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杜甫的消瘦，是因他苦于吟诗，十分勤奋所致。为什么曹雪芹也是这般消瘦呢？看来，这是由于他在艰苦的环境中，以十年之精力来从事《红楼梦》的创作，正如《石头记》“甲戌本”题诗所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为此而损害了身体的健康，所以敦诚在诗中用“太瘦生”来形容他，并且还以被人称为“呕尽心肝”、短命而死的诗人李贺来相比。
明远堂藏《石头记》抄本是一部乾隆抄本，[15]其中有一些“脂批”为其他抄本所无，颇有研究价值。这个抄本虽然据说散失了，但上面的“脂批”经毛国瑶同志过录，保存了下来，并已公开披露。在第一回中的“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句上有眉批：“作者自己形容。”又，梦觉主人序本《红楼梦》，[16]在这两句正文上也有一条“脂批”：“这是真像，非幻像也。”“脂批”的作者主要是脂砚斋和畸笏叟两人，他们都和曹雪芹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所留下的有关曹雪芹相貌的描述是极为可靠的。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曹雪芹在他倾注心血创作及整理《红楼梦》的时期，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相貌较为清瘦，可是很有精神，风貌神采十分出众。
明义《绿烟琐窗集诗选》中有《题红楼梦》诗，前有小引说：“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明义生于1740年前后。曹雪芹去世时，他大约二十三岁。由小引看来，他和曹雪芹相识。他的一位堂兄弟明琳与曹雪芹还可能有着亲戚关系。[17]
《题红楼梦》诗共二十首，前十九首分咏书中人物及故事。第十九首说：“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总使能言亦枉然。”这首诗是写《红楼梦》一书的结局。《红楼梦》开首是写女娲炼石补天，有一块顽石未用，弃在大荒山无稽崖的青埂峰下，此石“自怨自嗟”。后来来了一僧一道，将它带走，“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因此“石归山下”是作者的必然安排，与前照应，并以此了结全书。第二十首说：“馔玉炊金未几春，王孙瘦损骨嶙峋。青蛾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系写作者曹雪芹的身世，用晋代石崇和绿珠的故事，隐寓其家被抄没，家产及奴婢均皆入官。“惭愧”云云，是照应作者的自述。“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王孙瘦损骨嶙峋”一句是对家遭巨变、生活困顿之后的曹雪芹所做的写照，与“四十萧然太瘦生”及“骨格不凡，丰神迥异”这些话恰好互相印证。[18]
所谓“曹雪芹画像”，陆厚信所绘的一幅据周汝昌同志考定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秋至二十五年（1760）秋之间（他认为曹雪芹在此期间到了江宁，在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府中做事），王冈所绘的一幅据说署为“壬午三月”，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三月，其间相距不到三年，正是属于曹雪芹生活的后期。这两幅画像所画的人，都脸圆而胖，相貌平庸，毫无出众之处，和我们所知的有关曹雪芹相貌的确实可靠的材料，根本对不上，差得很远。
是不是画家的艺术技巧太差呢？根据情况看来，可以肯定不是。陆厚信能为两江总督的高级幕僚“爰作小照”，绝不是一个滥竽充数的画匠。至于王冈，他是乾隆年间著名的肖像画家。据他的同乡冯金伯在《墨香居画识》上记载：“王冈，字南石，号旅云山人，居邑（南汇县）之航头镇。工花卉、人物，并善写照。其画初学于新安黄仙源，后则自出己意，随手写生，无不入妙，其写水族、草虫，尤觉生动。戊子（乾隆三十三年，1768）春来舍，为先君写松鹤图照，最为逼肖。”请看，这样一个善于写照，画人像“最为逼肖”的著名画家，他在“壬午三月”所做的这一幅画像，有哪一点像我们所知的曹雪芹呢？要说画中人不是曹雪芹，而是另外一个人，岂不更能圆满地解答这个疑点吗？
我们知道，曹雪芹是在乾隆二十七年（即壬午年，1762）除夕那天去世的。吴鼐（1755—1821）的夕葵书屋抄本《石头记》保存下来残页一纸，前书“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后面抄有一条“脂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赖（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据‘甲戌本’，下脱漏‘何幸’二字）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八月泪笔。”[19]从这条批语的内容和口气来看，当为脂砚斋所批。“甲戌本”《石头记》里也有这条批语，文字略有出入，末后署为“甲午八月泪笔”。夕葵书屋抄本《石头记》这一残页的发现，可以校正“甲戌本”的传抄之误（“甲戌本”虽然抄写的字迹工整，其中错讹的文字甚多，这已为研究《红楼梦》版本的同志所公认）。脂砚斋的这条批语是写于“甲申八月”，距曹雪芹去世仅有一年零八个月，并无记错卒年之可能。明远堂藏抄本《石头记》第二十二回里还有一条眉批，其文字较已经发现的别的一些“脂批本”为多。它是这样写的：“前批知者聊聊（寥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从它的内容和语气看来，是畸笏叟在乾隆三十二年（即丁亥年，1767）所写的一条批语，他和曹雪芹也有密切关系，是《石头记》的主要批者之一。由这条批语可知脂砚斋之死距曹雪芹（“芹溪”是他的号）之死仅“不数年”，在“丁亥夏”之前业已去世，可证上面所引的第一回那条脂砚斋的批语根本不可能写于乾隆三十九年（即甲午年，1774），“甲午”肯定是“甲申”（乾隆二十九年，1764）之误。夕葵书屋抄本《石头记》的残页及明远堂藏抄本《石头记》中脂批的发现，更有力地证实了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公元1762年2月12日）是可信的。
王冈所绘的这幅画像，既然作于“壬午三月”，下距曹雪芹之死不过只有半年多的光景，照理应和敦诚在挽诗里所描写的“四十萧然太瘦生”相符合，而实则不然。这说明了它极其可疑。我们知道，敦诚是曹雪芹多年的老友，他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所写的《寄怀曹雪芹》一诗中曾回忆他们早年的相聚，说“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四松堂集》卷一）。乾隆二十六年（1761），他和其兄敦敏一同联袂去过曹雪芹家，写了《赠曹芹圃》的诗。就在曹雪芹去世那年的秋天，他还和曹雪芹见过面，在槐园痛饮甚欢，并写下了《佩刀质酒歌》。以他和曹雪芹多年的交谊，他对曹雪芹的容貌和风采当然是熟悉的。
有些同志往往爱引裕瑞《枣窗闲笔》里的记载，企图以此证明这两幅所谓曹雪芹画像的真实性。裕瑞是这样说的：
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
查裕瑞（1771—1838）是在曹雪芹去世八年之后方才出世，根本未曾见过曹雪芹。上面所引这段文字中只是说“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并未说他所知道的有关曹雪芹的情况是这位“前辈姻戚”所提供的。如果真是出自“前辈姻戚”的口中，仅得知其姓曹，汉军人，[20]“雪芹”二字是字还是号也弄不清，“其名不得知”“亦不知隶何旗”，那么，这位“前辈姻戚”究竟是否真和曹雪芹“交好”，值得打上一个大的问号，令人怀疑他是故弄玄虚、信口开河。因此我们只能把裕瑞所记载的看作有关曹雪芹的一种传说。况且《枣窗闲笔》是一部很晚的书，其中已评及七种续《红楼梦》的小说及《镜花缘》，当在嘉庆、道光间写成。我们到底是相信与曹雪芹交往密切的亲友脂砚斋、畸笏叟、明义和敦诚的描述呢？还是相信裕瑞《枣窗闲笔》所记载的传说呢？两者比较起来，前者是亲眼所见，自然可信；而后者只是耳食之言，不足为凭。
当然，我们也不绝对排斥有这样的可能性，即曹雪芹早年“身胖头广”，中年以后，生活困顿，穷愁著书，损坏了身体，以致消瘦下来。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也不能把裕瑞《枣窗闲笔》中所记载的不知是谁讲的话，不加分析地拿来作为这两幅画像的佐证。因为陆厚信和王冈作画的时间都是正当曹雪芹生活的后期，他们画的绝不可能是早年的曹雪芹的相貌，这个道理是一清二楚的。
四 曹雪芹真的做过两江总督的幕僚吗？
现在我们再来对这两幅画像的题识和题词进行考察。
如前所述，这两幅画像的创作时间正当曹雪芹生活的后期。这时，曹雪芹所创作的《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在被整理为“庚辰秋月定本”，八十回以后的部分（有三十回或四十回）也正在加紧创作，其中若干篇章的初稿在修改加工，直到“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个时期正是曹雪芹创作和整理他那倾注毕生心血的《红楼梦》的高潮阶段，他哪里有空暇和闲情跑到南京去做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座上客，参加尹的幕府，为尹办理“案牍”工作，而且如陆厚信识语所说，“案牍之暇”还“诗酒赓和”？他哪里有兴趣去和皇八子永璇及观保等这些御用文人（他们都是进士出身，任职都在翰林院或詹事府）去攀交，请他们一个个来为自己的画像题词，借此以增加他的声誉？
翻开《红楼梦》，我们便可以看到，曹雪芹写林黛玉把北静王水溶称为“臭男人”（十六回），他通过惜春之口说：“状元、探花，难道就没有糊涂的不成？”（七十四回）又借冷子兴来讽刺贾雨村之流：“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二回）他写贾宝玉斥骂当时所谓“读书上进”和一心做官的人是“禄蠹”（十九回），痛诋那艳羡“金殿对策”的薛宝钗之辈是“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三十六回），并把史湘云所说的“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作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一概斥之为“混账话”（三十二回），并写尽了围绕在贾政身边的清客相公们阿谀逢迎的丑态，并把他们取名为詹光、单聘仁等，以与“沾光”和“善骗人”来谐音。曹雪芹在思想上是对什么皇子、总督、状元、进士极其厌恶和藐视的，对那班清客文人也是十分鄙弃的。当时与他交往的好友如敦敏、敦诚、张宜泉等人，都没有考中什么举人和进士，没有功名，也没有做官，全是失意的人。
曹雪芹当时住在“衡门僻巷”，“举家食粥”，发愤著书，性格傲岸不屈，决不肯向封建统治阶级献媚和乞怜，所以他的友人敦敏说他是“傲骨如君世已奇”（《题芹圃画石》），“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
白眼斜”（《赠芹圃》）；敦诚说他是“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芹圃》），“狂于阮步兵”（《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此句下原注云：“亦谓芹圃”）；张宜泉说他是“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题芹溪居士》）。曹雪芹自从身经巨变，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他的生活道路是一条走向与封建统治阶级决裂的道路，而绝不是一条混迹于上层官场，和达官贵人拉拉扯扯，投向封建统治阶级的怀抱的道路。他伟大的名著《红楼梦》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所知道的曹雪芹友人在诗文中对他的描述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且看敦诚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天写的一首《赠曹芹圃》诗[21]。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
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
阿谁买与猪肝食？[22]日望西山餐暮霞。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颈联与尾联。颈联是写曹雪芹居宅偏僻而且简陋（“衡门”一词出于《诗经·陈风》，指横木为门，贫民所居），除了老朋友有时前来探望之外，很少有新交（“今雨”一词出于杜甫诗的小序：“卧病长安，旅次多雨，寻常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范成大有“人情旧雨非今雨”的诗句，也自杜诗而来。后人用“今雨”指新交），这位伟大的作家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红楼梦》的创作。这种描写可和曹雪芹所自述的“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一段话互相印证，它如实地反映了曹雪芹的生活情况。
尾联是用东汉闵贡的故事。据《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记载：
太原闵仲叔者（按，“仲叔”是闵贡的字），世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党见其含菽饮水，遗以生蒜，受而不食。……客居安邑，老病而贫，不能得肉，日买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与。安邑令闻，敕吏常给焉。仲叔怪而问之，知，乃叹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出，客沛，以寿终。[23]
敦诚是写得十分沉痛的。他感叹当时连像安邑令那样肯帮助贫困文人的小官吏都没有，曹雪芹唯有对岭餐霞而已。意思就是说当时的官吏根本无人来关心和照顾曹雪芹，任其贫困潦倒。
这首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曹雪芹当时的处境。请大家注意，它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天写的。如果前一两年，即乾隆二十四年到二十五年（1759—1760），声势显赫一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就曾经聘请曹雪芹进他的幕府，待如上宾，诗酒唱和，敦诚会这样大发感慨吗？我们知道，敦诚是比较接近和了解曹雪芹的。他所描述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分明连像安邑令那样的地方官吏在当时都找不到，何来官居一品的两江总督？
除了敦诚以外，我们还可以请出一位当时的见证人，他能证明曹雪芹根本从未进过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府。这个证人便是乾隆时期的著名诗人袁枚，他和尹继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尹继善是袁枚的“恩师”。袁枚参加进士朝考时，因在诗中写了“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两句，被诸总裁评为“语涉不庄”，几乎名落孙山，经当时任刑部尚书的尹继善力争，才得进入翰林院。[24]袁枚任江宁知县时，尹继善做两江总督，曾保荐提升他，因为“吏部议阻之，勋格相羁留”，未果。恰巧尹在这年他调，袁枚便辞官在南京家居。以后，尹继善又两次任两江总督，袁枚以受知的门生关系和他交往密切，迭相唱和，在两人的诗文集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作品。尹继善去世后，袁枚为他撰写《神道碑》，并为他的诗集作序。对尹继善的幕僚，袁枚也是熟识的，常以诗文唱和应酬，在袁枚的诗文集中屡见不鲜。[25]如果曹雪芹确为尹继善的幕僚，且工作了约一年之久，袁枚无论如何是不会不知道此事的，也不会不认识他的。
可是，袁枚虽一直住在南京，经常出入尹继善的总督部院衙门及府邸，却根本不认识曹雪芹其人。他在《随园诗话》中是这样说的：
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卷二）
丁未（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余答客之便，见秦淮壁上题云：……三首深得《竹枝》风趣，尾署“翠云道人”，访之，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崖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雪芹者，曹练（楝）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卷一六）
可以看出，在这两段文字中，袁枚犯了两个大错误。第一，他搞错了曹雪芹和曹寅的关系。曹雪芹明明是曹寅的孙子，他却接连两次说是曹寅的儿子！第二，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据其友人张宜泉说，“年未五旬而卒”（《伤芹溪居士》诗题下小注）。而在曹雪芹逝世的壬午（乾隆二十七年，1762）这一年，袁枚自己年方四十八岁。换句话说，他们二人的年龄是相差无几、不相上下的。但是，在袁枚的书里，白纸黑字，竟说曹雪芹是百年前的古人！哪怕是他们两人只有一面之交，恐怕也不至于会发生这样大的误会，闹这样大的笑话。显然曹雪芹对袁枚来说是陌生的、不熟悉的人。而这，也正间接地证明了曹雪芹当时不可能在南京、在尹继善的两江总督衙门内做幕僚。[26]
还可指出，曹雪芹的父亲是曹頫，原任江宁织造，在雍正五年（1727）年底被革职查办，抄没家产，其家因而一败涂地，曹雪芹沦落到迁居北京西郊的偏僻地方，过着“举家食粥”的生活。这时受到皇家十分宠信的两江总督尹继善，忽然和一个“罪人之子”曹雪芹来叙“通家之谊”，并将他“罗致幕府”，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根据陆厚信所画的肖像和曹雪芹面貌不符，并根据陆厚信在画上的题识，可以判断他所画的绝不是曹雪芹，而是另一个“雪芹先生”。那么，王冈的那幅画难道就与此不同吗？
五 曹雪芹和乾隆间题词的十人互相交往吗？
王冈的画，我们只知其右下角有“旅云王冈写”五个字。据说，左上方题云：“壬午三月……”册后的题咏则有皇八子永璇、钱大昕、倪承宽、那穆齐礼、钱载、观保、蔡以台、谢墉、陈兆崙、秦大士等，已知者有十人之多。因原画未出，这些题词的内容一直没有公开披露，给我们的考订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障碍，但是这种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我们先从查明这十个题词者的身份、官职和经历着手。
永璇（1746—1832），弘历的第八子。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间，娶尹继善之女为嫡福晋。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题画像时，年仅十八岁。乾隆四十四年（1779）封仪郡王，嘉庆四年（1799）封仪亲王。著有《古训堂诗》，未见。[27]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及之，号辛楣、竹汀，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二十二年（1757）散馆授编修，二十五年（1760）升翰林院侍读，二十七年（1762）闰五月至十月充湖南乡试正考官。二十八年（1763）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七年（1772）改侍读学士。三十八年（1773）入直上书房，专教皇十二子永璂，冬升詹事府少詹事。三十九年（1774）署广东学政，四十年（1775）以丁父忧归。嘉庆九年（1804）卒，年七十七。著有《潜研堂文集》及《潜研堂诗集》等。[28]
倪承宽（1712—1783），字余疆，号敬堂，浙江钱塘人。乾隆十九年（1754）探花授编修，二十二年（1757）起入直上书房，二十四年（1759）后任太仆寺少卿。三十一年（1766）升内阁学士，三十二年（1767）升礼部右侍郎，三十三年（1768）署顺天学政。三十七年（1772）冬调仓场侍郎，仍入直上书房，以太监高云从案降编修，入直如故。四十三年（1778）升鸿胪寺卿，四十四年（1779）升太仆寺卿，四十五年（1780）升太常寺卿。四十八年（1783）二月卒，年七十二。著有《春及堂诗集》，未见。[29]
那穆齐礼，字鲤庭、立亭，镶红旗满洲第二参领第十四佐领下人。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二十二年（1757）进士，散馆改主事。后官詹事府右庶子，兼管理镶红旗满洲第一参领第一佐领。历官至詹事府詹事。由于满语译音的歧义，一作那穆奇礼，或作南齐礼。著作早已亡佚，铁保《熙朝雅颂集》卷八十二录存六首。[30]
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箨石、根苑、匏尊、万松居士、万苍翁，浙江秀水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十九年（1754）散馆授编修，二十六年（1761）升右春坊右庶子。三十年（1765）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八年（1773）升内阁学士。四十年（1775）入直上书房，专教皇十一子永瑆。四十五年（1780）升礼部左侍郎，四十八年（1783）休致。著有《箨石斋文集》、《萚石斋诗集》等。[31]
观保（1712—1776），字蕴玉，号补亭、伯容、大龙，索绰络氏，赐姓石，内务府满洲正白旗人，是著名满族诗人永宁之子。由拔贡生中式乾隆元年（1736）恩科举人。二年（1737）恩科进士，改庶吉士。四年（1739）散馆授编修，几迁，后于十四年（1749）任兵部侍郎兼刑部侍郎，二十年（1755）在上书房行走，二十二年（1757）教习庶吉士兼管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五年（1760）又教习庶吉士。二十七年（1762）五月调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闰五月又教习庶吉士。二十八年（1763）九月以吏部侍郎管理兵部侍郎，三十年（1765）升左都御史，三十三年（1768）调礼部尚书。三十四年（1769）革任，仍在上书房行走。三十五年（1770）五月又革职，十二月复原职。三十九年（1774）因串通太监探听官员记载案拟斩监候，九月释放，以无顶戴人仍在上书房行走。四十一年（1776）卒，给还左都御史原衔。嘉庆四年（1799）补谥文恭。著有《补亭诗稿》，未见，今《熙朝雅颂集》录存四十七首。[32]
蔡以台，字季实，号兰圃，浙江嘉善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状元，授修撰。二十六年（1761）五月充日讲起居注官。著有《三友斋遗稿》，未见。《晚晴簃诗汇》卷八十八录存二首。[33]
谢墉（1719—1795），字昆城，号金圃、东墅，浙江嘉善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十九年（1754）散馆授编修，二十四年（1759）在上书房行走。二十九年（1764）升侍讲，三十二年（1767）丁忧回籍。三十五年（1770）补原官，仍在上书房行走。四十七年（1782）历官至吏部左侍郎。五十四年（1789）降为编修，撤销上书房行走。五十六年（1791）仍直上书房，六十年（1795）休致。在上书房后一段时期，系专教皇十五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诗文。著有《安雅堂诗集》十卷，未见，法式善《朋旧及见录》卷四录存一首；另有《食味杂咏》，存阮元手校付刻底本。朱珛《国朝江左文汇钞》初集卷一一八称：“有文集，未见。”[34]
陈兆崙（1700—1771），字星斋，号句山，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分发福建学习知县。雍正十三年（1735）举博学宏词，入都考授内阁中书。乾隆元年（1736）召试保和殿，名列二等第二，授翰林院检讨。二年（1737）三月充会试同考官，六年（1741）充日讲起居注官。八年（1743）丁父忧。十二年（1747）补原官，并教习庶吉士。十三年（1748）又丁母忧。十六年（1751）回京，仍署日讲起居注官。十七年（1752）升翰林院侍读，十九年（1754）任顺天府府尹，二十一年（1756）调太常寺卿。自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起入直上书房，专教皇八子永璇诗文，升通政司副使。三十二年（1767）五月升太仆寺卿。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乞假葬亲，次年五月销假，再入直上书房。三十六年（1771）正月卒，年七十二。著有《紫竹山房文集》及《紫竹山房诗集》。[35]
秦大士（1715—1777），字鲁一，号涧泉、秋田老人，江苏江宁人。乾隆十七年（175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十九年（1754）散馆，钦定一等，旋充咸安宫官学总裁，入直武英殿，以丁母忧归。二十二年（1757）复官，教习庶吉士，是年冬起入直上书房。二十三年（1758）升翰林院侍讲，二十五年（1760）充会试同考官，二十七年（1762）充福建乡试正考官，二十八年（1763）又充会试同考官，二十九年（1764）告终养。四十二年（1777）卒，年六十三。[36]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皇八子永璇以外，其他九人都是进士，其中秦大士是乾隆十七年（1752）状元，倪承宽是乾隆十九年（1754）探花，蔡以台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状元。这九个人先后都进入翰林：首先是陈兆崙最早，在乾隆元年（1736）；其次是观保，在乾隆二年（1737）；再次是谢墉、钱载和秦大士，在乾隆十七年（1752）；以后是倪承宽和钱大昕，在乾隆十九年（1754）；最晚的是蔡以台和那穆齐礼，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们任官又大都在翰林院和詹事府。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即题王冈所绘的那幅画像的一年，这九个人所担任的职务如下：
观保：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陈兆崙：通政司副使。
谢墉：翰林院编修。
钱载：詹事府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
秦大士：翰林院侍讲。
倪承宽：太仆寺少卿。
钱大昕：翰林院侍读。
蔡以台：翰林院修撰。
那穆齐礼：翰林院庶吉士。[37]
其中观保地位最高，他自乾隆二十年（1755）起就入直“上书房”，二十二年（1757）升为总师傅，长期侍皇子读。秦大士、倪承宽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二月，陈兆崙自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谢墉自二十四年（1759）十二月也分别入直上书房，做了皇子的师傅。上书房又叫阿哥书房，是教皇子读书的所在。据福格在《听雨丛谈》卷十一上说：“尚书房在乾清宫东南庑北向，皇子读书之所也。皇子年六岁，入学就傅。由上书房总师傅翰林掌院学士，保荐品学兼至翰林官若干员引见。次日诏对便殿，察其器识端谨者，钦点某某为某皇子授读师傅，又派一二员副之，谓之上书房行走。得预斯选者，咸具公辅之望。”
我们从敦诚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天所写的《赠曹芹圃》诗，特别是其中的“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及“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两联，也已知道曹雪芹当时闭户著书，很少新交，他和官府中人没有来往，达官贵人对他也毫无照顾。他在那几年的交游中，哪有这一大批名流，其中还包括皇子、状元、探花及进士呢？这些封建统治阶级所豢养的翰苑文人和娇贵的皇子，哪里会有兴趣去找他这个住在山村里的默默无闻的人交朋论友、称兄道弟，甚至为他题照赠诗，以表倾慕之情呢？
有人会说那首诗讲的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天的事，题画像是在二十七年（1762）三月后，也许就在此期间，曹雪芹会有某种机缘结识这些闻人，甚至一见如故，而敦诚的诗写在此时之前，所以未曾提及。
我们姑且不谈根据曹雪芹的性格和思想，他在此期间结交这么一大批新贵，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现在再引两首敦诚的诗来看看吧。
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秋天，敦诚与曹雪芹相遇于槐园（即其兄敦敏家中的园子），他解下佩刀，为曹雪芹质酒买醉。这首《佩刀质酒歌》[38]最后写道：
我有古剑尚在匣，一条秋水苍波凉。
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
敦诚在这里是用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的诗意。杜诗说：“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敦诚以王郎来比曹雪芹，感叹雪芹虽有杰出的才能，但在当时无人赏识，没有人来提拔，使其才能为世所用。所以他说身边佩刀虽已质酒，匣中尚有宝剑，雪芹不妨斫地而歌，一泄胸中积郁的不平之气。
如果这一年的三月里，王冈为曹雪芹绘像，并有皇八子永璇及那么一大批供职于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名流为他题词，其中还包括两个状元和一个探花，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岂不是显得很重视这位有才能的文学家？我们看敦诚十分斩钉截铁地对曹雪芹说“君才抑塞”，而且还劝他斫地而歌，足见在曹雪芹身上并无“壬午三月”画像题词之事。
这一年的除夕，曹雪芹去世了。敦诚为他写了挽诗。这首挽诗[39]的定稿是这样的：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衫沮，絮酒生刍上旧坰。[40]
其中第二句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它是感叹曹雪芹身后萧条，至无人为题铭旌。我们知道，铭旌是旧时的一种丧具，简单来说，是用长帛或长布一幅，在正中题死者的头衔和姓名（男性）或姓氏（女性），下款写题者的头衔和姓名，例用较显贵的亲朋，即有“功名”的人。在出葬前，停灵在家，这铭旌设于棺旁；出葬的时候，这铭旌用作棺的前导，下土后覆于棺上。
与曹雪芹同时代的吴敬梓（1701—1754），在他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文玺丧父娶妻”里，曾经写到了“题铭旌”的事。
向道台出到厅上，问道：“你父亲几时出殡？”鲍廷玺道：“择在出月初八日。”向道台道：“谁人题的铭旌？”鲍廷玺道：“小的和人商议，说铭旌上不好写。”向道台道：“有甚么不好写？取纸笔过来！”当下鲍廷玺送上纸笔。向道台取笔在手，写道：“皇明义民鲍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顿首拜题。”写完递与他道：“你就照着这个，送到亭彩店内去做。”……这里到了出月初八日，做了铭旌。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替鲍老爹出殡，一直出到南门外。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虽假托写明朝之事，实际上则是写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物和风习，这已为大家所公认。向鼎为老友鲍文卿所题的“铭旌”，如实地反映了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它使我们了解到在封建社会里，题铭旌需要找有功名、有官职的人（当然，那时贫苦的劳动人民就用不着讲究这些繁文缛节了）。
我们再看曹雪芹。如果他和永璇、钱大昕、倪承宽、那穆齐礼、钱载、观保、蔡以台、谢墉、陈兆崙、秦大士十人都有交往，而且就在他去世的那年里，他们还为他题过画像。除皇八子永璇外，他们一个个都是进士出身，其中有两名状元和一名探花，任官又大都在翰、詹衙门，既有“功名”，又是现任官员，应该说每个人都是题铭旌的最好人选。他们既然能为曹雪芹题画像，难道就不能为他题铭旌吗？
敦诚的挽诗是有力的证据。它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曹雪芹在他生活的后期，并未和那些闻人和名流交往。他的朋友只有敦敏、敦诚和张宜泉这些人，他们既未考中什么举人和进士，当时也都无有一官半职。曹家的那些阔亲戚早已把贫贱的曹雪芹视同陌路之人。敦诚在挽诗中说“哀旌一片阿谁铭？”完全是写实的。
后来，敦诚在《鹪鹩庵笔麈》中还特别提到这首挽诗：
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余挽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亦驴鸣吊之意也。（《四松堂集》卷五）
“坎坷以终”这四个字，明确地指出了曹雪芹生活在封建时代里悲惨的命运，是贫困和疾病无医而夺去了他的生命。[41]这也同样有力地证明了曹雪芹的友人之中并没有那些达官贵人。说他们曾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间为曹雪芹题像，全是捕风捉影，荒诞不经。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是最作践人才的。多少真正有才能的人，多少有杰出贡献的人，被埋没了，被毁灭了，在贫困的生活中死去。曹雪芹就是其中之一。他那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他在生前是受封建统治阶级歧视和排斥的，在他死后他的作品又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歪曲和诬蔑。这就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认清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封建制度的罪恶。
因此，我们根据曹雪芹的真正相貌，根据以上所引的敦诚的诗，并分析和印证当时曹雪芹的交游情况，可以做出如下判断：王冈的那幅画也不是曹雪芹的画像。
六 陆厚信画的究竟是谁？
这两幅画像既然都不是曹雪芹的画像，那么，它们所画的究竟是谁呢？
由于陆厚信这幅画业已公之于世，它的识语及题诗也已全部公布，我们先对它进行研究，来彻底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
尹继善的题诗值得注意。对于判断画中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在。
从笔迹、图章来看，可以断定，题诗出于尹继善的手迹。它和画像处于单开册页的同一张整纸上，自成一套，互相构成了有机的联系。这是和人所共知的通例相符的。更何况陆厚信的识语明确地点出了“雪芹先生”和尹继善之间的关联。他所画的人，肯定无疑的是尹继善的幕僚。而尹继善的题诗，也不是无缘无故地、生拉硬扯地写在这个地方的。从一般的常理来考察，从题诗的内容来分析，都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出，它是为题幕僚的画像而作，属于临别留念的性质。
周汝昌同志硬说，画像和题诗“各不相涉”，“并非一事”，没有必然的联系。[42]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周汝昌同志在这一点上所举出的几条理由，也是大可商榷的。
理由之一：“尹氏题诗和陆氏画像各居‘对开页’的左右扇，自成‘单位’。裱成的对开页，虽然相连，但照例为中间的折缝分隔，实成两幅，因此这种对开页的两扇书画之间，不一定都有必然关系。”
我们认为，单开册页为同一张整纸，一半画像，另一半题诗，诗画关合，这在古人书画中是常见的情形。既是同一张整纸，就完全排除了装裱错乱的可能。既是册页，就难免要有折缝；但不能一见到折缝就把前后两个半开指为“两幅”，其理甚明。
在这里，周汝昌同志前面几句说得颇为肯定，而到了后面一句却转换了语气。他所下的结论是，诗和画“不一定都有必然关系”。按照我们的理解，“不一定”云云者，换一句话说，即“也有可能”之意也。所以，这一条理由实际上是不成其为理由的。
理由之二：“尹诗说：‘万里天空气泬寥，白门云树望中遥；风流谁似题诗客，坐对青山想六朝。’则足证尹氏原来所题的画幅，是有‘云树’‘青山’等景物为背景的画幅，而陆画却只是一个单人肖像，席地而坐，别无任何衬景。可见尹诗并非是为专题陆画而入册者甚明，二者实各不相涉。”
我们认为，尹诗是为专题陆画而入册的。一个诗人，在他的作品里，可以任意驰骋他的想象。题画诗这种体裁并不例外。在诗人的笔下，他可以写画内的景物，也可以写画外的景物。就拿周汝昌同志举出的“云树”和“青山”两点来说，它们显然就是那种画外的景物。在原诗中，“云树”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云树望中遥”。这个“望中”，指所画之人的“望中”，不是题画者的“望中”。在原诗中，“青山”也同样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坐对青山”。这个“坐对”，也同样指所画之人在“坐对”，不是题画者在“坐对”。这个解释如果能被普遍接受，则周汝昌同志提出的问题就将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正像我们大家见到的，陆厚信所画的是正面像，不是侧面像，更不是背面像。试想，在画上，一个正面而坐的人，他“望中”所见的景物，或者他所“坐对”的景物，能在画幅上出现吗？
这首诗一开头就说“万里天空气泬寥”，“泬寥”一词出自《楚辞》的《九辩》：“泬寥兮天高而气清。”王逸注说：“泬寥，旷荡空虚也。”这正好和画上之无衬景相合。以为画上无衬景便与尹诗不符，实际上是未曾明白诗的原意。
理由之三：“尹诗又云：‘久住江城别亦难，秋风送我整归鞍；他时光景如相忆，好把新图一借看。’尤足证明原来所题的画幅是‘江城’的‘光景’为主，即南京风物为主，而绝不是一幅单人肖像。”
我们认为，这条理由也是很难成立的。这里牵涉对尹继善这首七绝内容的理解。第一句所写的离别，含意双关，既指他久住的南京，又指和他共同久住南京的人，也就是陆厚信所画的那个人，而且主要是指后者。第三句中“光景”一词在这里应作人的仪表风貌解，就是指画中人，也就是指那个和尹继善在南京长期共同相处的幕僚。必须强调指出，尹继善题的是人物画，不是风景画。所以，不存在什么“南京风物为主”的问题。
理由之四：“尹氏题诗中既言‘新图’，则此图作画必不是旧日陈事，即距尹氏离开南京入都时必定很近。而陆厚信的题记提到尹氏时只云‘尹公望山时督两江’，殊无一字表示或流露将别的语气。亦足见诗、画并非一事。”
我们认为，周汝昌同志在这里所做的解释不符合尹继善诗句和陆厚信识语的原意。尹继善诗句中的“新”字，不是指此图所绘的内容，而是指绘此图的时间。所谓“新图”，表明绘此图的时间在新近，借用周汝昌同志的话，“即距尹氏离开南京入都时必定很近”。至于陆厚信的识语，它所说的是“雪芹先生”和尹继善的关系。他提到尹继善时，只说了一句“尹公望山时督两江”，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其中的“时”字是指尹继善聘请“雪芹先生”做幕僚之时，而不是指尹继善离开南京北返之时。
陆厚信识语的最后一句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就已经流露出将要离别的语气。这里用的是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意思。所以，说他的识语里“殊无一字表示或流露将别的语气”，是不符合事实的。
理由之五：“尹诗如真是为这里的图幅而专题的，那它起码要有‘奉题某某先生小照’之类的上款。而册中的尹诗却只有秃秃的‘望山尹继善’五字下款。又足证此处尹诗不过是为应求题册人的请求而随意写下的个人诗句。其所以写下这两首，揣度情理：一是因见雪芹画像而联想到自己另外题像的诗，题目略有关联；二是此两诗刚作不久，容易记起，故而随手落笔了。”
我们认为，上述的这条理由仍然是不能成立的。题画诗固然可以有上款，但也可以没有上款，尤其是在画上的识语中已经出现了被画者名字的时候。陆厚信的识语中还明确地说明了被画者和尹继善的关系，因此，尹继善在题诗时省略了上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先，这个前来要求尹继善题诗的人，应该就是陆厚信所画的那个人，即尹继善的幕僚。如果不是此人，而像周汝昌同志所设想的，是一个不相干的“求题册人”，那就令人难解了。试想，当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到尹继善的面前，要求尹继善题诗的时候，他拿出来的册页的前半页上竟是尹继善自己身边一位幕僚的画像，请问，这个人能这样干吗？请问，尹继善肯为他把诗题在这个册页的后半页吗？
其次，我们知道，尹继善是一个以诗人自居的大官僚。他一生中写下了不少的诗篇。其中有许多首写于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像尹继善这样的人，为他的幕僚的画像题诗，而这位幕僚又是“案牍之暇”同他“诗酒赓和”的文人，不是一般的“绍兴师爷”，在这样的情况下，尹继善难道竟会“随意”地乱写一气，难道竟会把自己为别人题像的现成的诗句搬来敷衍塞责，而不专门构思、命笔以应诗友的要求吗？
在这五条理由当中，别的意见我们都不敢苟同，唯独第五条里有一句“揣度情理”的话，即“此两诗刚作不久”，我们认为，值得重视。“此两诗刚作不久”，到底是作于何年何月呢？
尹继善题诗的第一首七绝说“白门云树望中遥”“坐对青山想六朝”，可以推知此诗作于南京。第二首七绝的前两句说“久住江城别亦难，秋风送我整归鞍”，意思是指尹继善自己将要离开那久住多年的南京，回到北京去，其时间则在某一年的秋季；后两句说“他时光景如相忆，好把新图一借看”，表明这位“雪芹先生”并没有跟随尹继善北去，而是单独留在南方了。
陆厚信的识语告诉我们，他所画的那位“雪芹先生”进入尹继善幕府，其事发生在尹继善任两江总督的时候。
尹继善一生曾“四督江南”。四次出任两江总督的年月如下：（1）雍正九年至十一年；（2）乾隆八年二月至十三年九月；（3）乾隆十六年闰五月至十七年；（4）乾隆十九年（1754）八月至三十年三月。[43]这四次任期，第一任两年左右，第二任约四年半，第三任一年左右，第四任约十年半。其中，最符合“久住江城”这一条件的，只有第四任。但第二任约有四年半的时间，硬要说是“久住”，也还勉强可通。现在就来探讨尹继善第二任和第四任离任的时间。
第二任卸任的时间是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孙星衍在《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前两江总督尹文端公传》中说：“十三年陛见，赐五言诗。”（《孙渊如先生文补遗》）可见卸任之后，从南京回到了北京。可是传中没有明说哪一月到京。据《乾隆东华续录》，十三年（1748）九月初七日调“尹继善为两广总督”；十月初四日“召尹继善来京”；初九日“以尹继善为户部尚书”；二十八日“命尹继善协办大学士”；十一月十五日“命协办大学士尹继善军机处行走”。可知被召来京是在十月初，动身离开南京的时间当在十月初四日之后。袁枚在这一年作有《冬月送尹宫保入觐》诗（《小仓山房诗集》卷五）。可知尹继善离开南京的具体时间，已经不是秋季，而是冬季了。同时，《永宪录续编》说：“乾隆十三年，以病再回尚书。”而从题诗所流露的情绪也看不出抱病的样子。所以，尹继善的两首题诗不可能作于第二任离任时。
第四任在任期最久，超过十年。其间，尹继善曾赴京四次。[44]前两次在秋季，后两次则在春季和春夏之交。由于题诗说“久住江城别亦难，秋风送我整归鞍”，完全是调职离任、不再南归的惜别的语气，而这四次赴京都是应召而往，或是为了参加热河的宴会，庆祝平定伊里的胜利，或是为了参加皇八子的婚礼，或是为了参加七十生辰的赐宴，在北京停留的时间都极短，不久即返回任所，所以尹继善的这两首题诗也不可能作于这四次赴京之时。
剩下的唯一的可能，就是作于第四任离任之时了。据《乾隆东华续录》，二十九年（1764）四月初一日“以尹继善为文华殿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任”；三十年（1765）三月二十日“召尹继善入阁办事，以高晋为两江总督”。可知离任的命令是在三月从北京发出的。那么，尹继善到底是什么时候离任还朝的呢？
这从袁枚这一年的诗文中可以找到解答。袁枚有《送似村公子还长安》诗三首，作于暮春，其中第一首说：
芳草绿未歇，公子归匆忙。清晨来辞我，雨泣沾衣裳。道是昔时归，严君领南方。……今归非昔归，使相入平章。全家还阙下，后会真茫茫。……（《小仓山房诗集》卷一九）
诗题中的“似村公子”指尹继善第六子庆兰，“长安”指北京。可知尹继善全家返京是在春季。这时，尹继善本人没有离开，仍旧留在南京，袁枚有诗《相公眷属先期入都，枚入起居，见白猫悲鸣，公独坐凄然，因以诗乞》（《小仓山房诗集》卷一九），可以为证。另外，袁枚《送尹太保从两江入阁序》说：“今年秋，望山相公从两江入阁，枚赋诗送行。”（《小仓山房外集》卷三）《送望山相公入阁诗》四首（《小仓山房诗集》卷一九）也说，“平章秋后入枫宸”，“黄阁人行秋万里”，点出了送行的季节；其中第二首还说，“金陵久住似家乡，此别知公也断肠”，尤可和尹继善题诗对看，字句类似，情意仿佛，作于同时无疑。
袁枚的诗文还具体地写明尹继善起程的月日。《六营立两江总督尹公去思碑》一文说：“九月初六日，补文华殿大学士入都。”（《小仓山房外集》卷六）另外，还有一首《九月六日送相公起程，路上奉呈十首》诗，其中说，“行期偏近重阳日，刚趁黄花晚节天”（《小仓山房诗集》卷一九）。由此可见，尹继善离任还朝的动身日期是在九月初六。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断定，尹继善的两首题诗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九月初六日之前的不久。
而曹雪芹，大家知道，他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除夕。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他已逝世两年有余。因此，若有人说尹继善这时所写的两首诗是为题曹雪芹画像之作，那无论如何是不会有人去相信他的。这也间接地证明了陆厚信所画的人，虽然也叫作“雪芹”，却确实不是曹雪芹。
尹继善死后，他的第四子庆桂兄弟数人对他的遗诗很重视，认为“本系一生心血”，加以整理，并请袁枚写序，刊刻行世。[45]这部诗集叫《尹文端公诗集》。其中，卷九收有尹继善的这两首七绝。除了第二首的“江城”作“金陵”以外，其余字句和画像上的题诗完全相同。更重要的是，画像上的题诗没有上款，而诗集上却有题目：《题俞楚江照》。这不啻告诉我们，陆厚信所画的人就是这位也叫作“雪芹”的俞楚江。
《尹文端公诗集》是按年编次的。在这里，不妨对卷九所收的诗篇的写作时间略作考察。从第一题到第二十九题，全是《恭和御制……》之类的诗。其中，第二题为“入江南境”；第二十九题为“游摄山栖霞寺”[46]。据《乾隆东华续录》，清高宗弘历从三十年（1765）正月十五日起，开始第四次南巡，二月初十日渡河，十八日渡江，三月初六日抵南京，归途于三月十一日渡江，四月十六日还京师。可知以上二十九题全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的二三月间。第三十题《乙酉暮春与双有亭河干话旧漫赠》、第三十一题《和双有亭河干留别韵》，作于三月。第三十二题至第三十六题，为“扈跸”途中给庄有恭、钱陈群等人的留别、寄赠之作。第三十七题至第四十题，为返回南京后和袁枚、嵇璜诗韵之作。第四十二题至第四十七题，都作于三十年（1765）秋季，大部分为和袁枚、讬庸等人送行诗韵之作。第四十八题《送高南畴赴贵州臬司任》，为送高积离南京赴贵州按察使任之作，作于三十年（1765）秋季。第四十九题，即《题俞楚江照》。第五十题《赠庄滋圃叠前韵》，为留别江苏巡抚庄有恭之作。第五十一题《和子才途中送别韵》，作于三十年（1765）九月初六日起程之后，袁枚原诗即上文已援引的《九月六日送相公起程，路上奉呈十首》。第五十二题，《重阳后，舟过淮安，和总漕杨方来赠别韵》。以下诗题不再备举。
不难看出，《尹文端公诗集》卷九的诗篇都是严格地按年月编次的，从第一题到第五十二题，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初春到重阳后，毫无“讹误”可言。[47]
总之，尹继善的两首题诗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秋季，其时约在九月初六日之前的不久。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这也就否定了陆厚信所画的人是曹雪芹的可能。
正像尹继善的诗题《题俞楚江照》所表明的，这是一幅俞楚江的画像。
七 俞楚江是怎样一个人？
这位俞楚江又是何许人呢？
从一些有关的资料中，可以知道，他姓俞，名瀚，字楚江，一字楚善，[48]祖籍浙江山阴人。而从陆厚信在画像上的识语称他为“雪芹先生”来看，雪芹应该是他的号（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加以分析）。此外，他还号知止老人，见《题罗两峰鬼趣图》手迹；[49]又号壶山渔者，今传袁枚旧砚铭语拓本，署“壶山渔者俞瀚书”。
俞瀚能诗善画。他的诗，陈毅《所知集初编》卷十收录五首，四首是五律，《闲居》《独立》《柳氏园亭》《舟次淀河》；另一首是七律，《春日游西园，与庆似村公子小集，见惠诗册，赋此酬之》，西园在南京，是尹继善的私园，庆似村即尹继善第六子庆兰。《柳氏园亭》和《舟次淀河》二诗，又见于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卷四十五。他的《题罗两峰鬼趣图》五律，有手迹留传。袁枚《续同人集》过访类收录了他的《奉访简斋太史留宿随园》五律。《随园诗话》卷十二、卷十三收录了他的《登九龙山遇雨》五绝、《偶成》五律二首，以及五言断句二、七言断句一。钱泳《履园谭诗》收录了他的五言断句一。他另有《金陵怀古诗》四首，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二和沈大成《亡友俞楚江金陵怀古诗跋》（《学福斋文集》卷一四），有《平山堂看梅》四首，见沈大成《戊子春夕同俞楚江、韩念斋集两峰朱草诗林，迟尧圃、玉井不至》一诗的小注（《学福斋诗集》卷三三）、《俞楚江看梅诗跋》（《学福斋文集》卷一四），但这些都只保留下诗题，原诗已失传。他的诗文集，只见于著录，有两部：一部叫《壶山诗钞》，见《扬州画舫录》卷二；一部叫《居易集》，见《国朝金陵诗征》卷四十五和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一二艺文志别集类。袁枚曾为他的诗集写序（《小仓山房外集》卷三），沈大成也作有《俞楚江壶山诗钞序》（《学福斋文集》卷四）。他的绘画，已知有《秋江泛月图》《潇湘看月图》，前者有闵
题诗（《澄秋阁集三集》卷一），后者有袁枚乾隆二十九年（1764）题诗（《小仓山房诗集》卷一八），这两幅画今未见。他还精于篆书、篆刻，通古文字学。袁枚《俞楚江诗序》说：“至于三仓五雅之奇，雀箓鸡碑之辨，舍凤分虫之事，朱文绿字之章，尤能奏刀投削，润古雕今，见苍圣于羹墙，活冰斯于腕下，此又学者之古怀，风人之余艺也。”据《扬州画舫录》卷一和阮元《广陵诗事》卷五说，他作有《周太仆铜鬲释文》。此外，他对医学、药学也有研究，沈大成《茯苓赞》说：“楚江列仙之儒，攻方书，喜活人。”（《学福斋文集》卷一二）可以看出，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在当时的文人中间也是有一点名气的。
陆厚信识语一开头就说：“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这照例是谀辞。他接下去又说：“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这样几点关于这位“雪芹先生”的情况：（1）他是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僚；（2）他从事“案牍”的工作；（3）他能诗；（4）他善饮；（5）他和尹继善有“通家之谊”。那么，俞瀚的情况是否和这五点符合呢？
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三说，俞瀚“久客京师，金少司农辉荐与望山相公”。沈大成《亡友俞楚江金陵怀古诗跋》说：“当相国尹公总制两江时，楚江为上客，出入幕府，游金陵最久。”可见俞瀚确是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僚，被待为“上客”，是深受尹继善器重的。
袁枚《俞楚江诗序》说：“乐令语言，全资潘岳；窦融章奏，半出班彪。”这里用了两个典故，以乐广、窦融代指尹继善，以潘岳、班彪代指俞瀚。这两个典故，一个出自《晋书·乐广传》：“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便成名笔。”另一个出自《后汉书·班彪传》：“彪避地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接以师友之道。彪为融画策事汉。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从事班彪所为。’”可见俞瀚在尹继善幕府里担任的是高级秘书的工作。尹继善的奏疏章表之类，大都出于他的手笔。
俞瀚的诗才在当时曾受到了他的友人和尹继善的赞扬。沈大成《俞楚江壶山诗钞序》指出“吾友俞君楚江，少即以诗名东南”，甚至于称他为“诗豪”。《亡友俞楚江金陵怀古诗跋》说：“其怀古四首，相国极赏之。楚江故能诗，此尤其得意作也。”《扬州画舫录》卷二有相同的记载，俞瀚“以金陵怀古诗受知于尹制军”。正因为如此，尹继善在为他的小照题诗中写道：“风流谁似题诗客，坐对青山想六朝。”《随园诗话》卷一三说，尹继善“称其诗有新意”；袁枚自己同样认为俞瀚的诗“俱有意趣”，还在《俞楚江诗序》中对他的诗作了这样的评价：“倘入钟嵘之品，不在下中；即登表圣之门，自居高品。”沈大成《哭亡友俞楚江，用王摩诘哭殷遥韵》则说：“遗诗数千篇，可以称善鸣。”（《学福斋诗集》卷三七）所以，俞瀚在这方面无疑是同陆厚信识语所说的“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两句话合拍的。
俞瀚《偶成》诗第二首说：“戒饮原因病，村旗莫浪招。”《题罗两峰鬼趣图》诗也说：“不闻与不问，且尽手中卮。”可见他是能喝酒的。
《国朝金陵诗征》卷四五说，俞瀚的父亲叫俞士震，寄籍上元。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一二艺文志别集类著录了俞士震的《倦轩吟》。可见俞士震也是南京地方的一个有名的文人。他可能认识尹继善或其父尹泰，并有往来。这当是陆厚信识语所说的“通家之谊”的由来。
根据俞瀚本人的诗，以及俞瀚友人的有关记载，俞瀚同陆厚信识语中所说的“雪芹先生”的情况无一不合，更可断定确为一人无疑。
从一些有关的资料中，[50]还可以知道下列的情况：他五岁丧母，从小寄居舅父家中，但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结婚以后，移居岳丈家中，住在“燕北”一带。后来，他的父亲又去世了。过了一段时候，他出外“遨游”谋生，“一客平津之馆，累走邯郸之车”。他“久客京师”，投靠了长芦巡盐御史金辉；后又经过金辉的介绍，再投靠两江总督尹继善，并受到了赏识和重用，成为尹继善手下一个得力的幕僚。
乾隆三十年（1765）秋，尹继善卸任还朝，俞瀚依附大官僚生活的日子也就终止。他在南京混了一阵，再到北京去找事，“卒无所遇”而“南返”。大约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左右到了扬州。在扬州期间，他曾与当地的诗人沈大成、闵、易谐、吴麐、诗僧祖道（号竹溪，秋雨庵住持）、道存（号石庄，桃花庵住持）、画家罗聘、书法家仪堉等往来酬唱。三十四年（1769）秋，赴苏州，“卖药吴市”。三十五年（1770）六月二十七日病卒于苏州虎丘的“客舍”，大概活了六十多岁。他的家眷一直住在北方，沈大成在《哭亡友俞楚江》一诗中说他“八口寄幽蓟，萍梗嗟无成”。
八 王冈画的究竟是谁？
我们在本文前面曾根据曹雪芹生活后期的相貌和交游情况，证明王冈这幅画并非曹雪芹的画像。那么，王冈究竟画的是谁呢？这也是一个值得予以研究的问题。
周汝昌同志在《曹雪芹小像辨》一文之中，曾提出它可能是王冈父亲王睿章的画像。他是这样说的：
后来，我转向于存疑的态度。因为，王冈是上海宝山刻印家王睿章之子，睿章号“雪岑”。其乾隆五年序刊本《醉爱居印赏》，即自署“雪岑老人”。那么是否存在着一个可能——即此像本系王冈或他人为王雪岑所作的行乐图，而被讹传或涂改成为“雪芹”字样的？这一可能，不容不估计到。（《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七八八页至第七八九页）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有无这样的可能。
王冈的生年是可考的。他的同乡冯金伯在《墨香居画识》上有一段记载，提供了这项材料。本文前面曾引过其中一部分，现在全引如下：
王冈，字南石，号旅云山人，居邑（南汇县）之航头镇。工花卉、人物，并善写照。其画初学于新安黄仙源，后则自出己意，随手写生，无不入妙，其写水族、草虫，尤觉生动。戊子（按，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春来舍，为先君写松鹤图照，最为逼肖。庚寅（按，即乾隆三十五年，1770）又至，作画颇多，时年已七十有四，即于是秋去世。
这里记得很清楚，王冈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是七十四岁，并死在这一年秋天。那么，推算起来，他的生年当在1697年，即康熙三十六年。据此，也可以大致推算他父亲的年龄。我们姑且假定王睿章十六岁结婚，十七岁得子即王冈（根据常情，不能把时间再往前提了）。那么，王睿章的出生不能迟于1679年，即康熙十八年。乾隆五年（1740）王睿章至少有六十二岁，所以他在乾隆五年（1740）序刊本《醉爱居印赏》上就自署为“雪岑老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即王冈作画的这一年，王睿章至少已有八十三岁了（实际年龄可能还要大些）。[51]我们看王冈所绘的这幅画像，绝非为八十多岁老翁所做的写照，王睿章的实际年龄与画中人至为悬殊，岂能是王睿章的画像？周汝昌同志所提出的这一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另外的途径来判断画中人究竟是谁。我们认为，应当把王冈的画和陆厚信的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这两幅画之间是存在着许多联系的。第一，它们的画中人面貌很相似。这一点，已为一些专家所注意，如吴恩裕同志曾指出，陆厚信所绘的画像，“面圆而胖，色绝黑，盖画时著铅粉，年既久，遂暗黑至不可辨识。细察其眉目平正，鼻下端较阔，与王南石所绘者似为一人，惟较王作（指王冈的画）稍早耳”（《有关曹雪芹十种》第一六九页）。第二，王冈这幅画的题词和陆厚信那幅画的识语都同称画中人为“雪芹”。第三，他们作画的时间相距不远。王冈画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三月，陆厚信画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的秋天，中间只隔三年。第四，为陆厚信画题诗的两江总督尹继善与为王冈画题词的皇八子永璇有着密切的关系，尹是永璇的岳丈。
本文前面也已考订出陆厚信所绘的是尹继善的幕僚俞瀚的画像，那么，王冈所绘的这幅会不会也是俞瀚的画像呢？这个可能无疑是存在着的，而且也是相当大的。
在搜寻有关俞瀚生平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曾了解到他的一项重要经历，为解决王冈所绘画像之谜提供了线索。
我们在《国朝历科题名碑录》上发现俞瀚之名，查明他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过进士。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丁丑科的进士考试，一共录取了二百四十二名。其中第一甲有三名，第二甲有七十名，第三甲有一百六十九名。俞瀚是第二甲第六十八名，进士题名碑上注明是“顺天府大兴县人”。光绪《畿辅通志》卷四十一《选举志》也有同样的记载。
沈大成在《哭俞楚江文》中说俞瀚是“故乡在越，寄家在燕”。袁枚在《俞楚江诗序》里也说“楚江山阴著姓，燕北寄公”，并在《随园诗话》里说他“久客京师”。由此看来，俞瀚的祖籍是浙江山阴，他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所报的籍贯“顺天府大兴县”是他的寄籍（北京在清代是分属于顺天府的大兴县和宛平县）。我们只要看一下清代的《越中科第录》，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许多祖籍浙江山阴、会稽、上虞、萧山的人，都是以“大兴籍”考中进士的。[52]
我们发现了俞瀚中过进士的材料，便可知道他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什么“绍兴师爷”。他的身份要高得多，他是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高级幕僚，专为尹继善草拟奏疏章表。大官僚物色进士作为幕府中人是常见的事。像为王冈的这幅画题词的陈兆崙，在雍正八年（1730）考中进士之后，就亲身遇到了这种事。他的侄儿陈玉绳在《句山先生年谱》雍正八年（1730）的记事中写道：“殿试入二甲。朝考（按，进士朝考是从中选取翰林院的庶吉士）误以第三题为首题，格于例，不录。首辅某耳先生名，又以朝考之误，深为惋惜，欲致先生入幕，为之保荐。先生坚辞之，因是失首辅欢。后虽入馆阁，列门下，共事者十余年，遇事辄抑之，先生亦无悔焉。”[53]陈兆崙是不愿入幕，但乐意入幕的也大有人在。尹继善是皇帝遣派到江南去坐镇一方的重臣，在他幕府中罗致有如俞瀚这样的进士出身的人，完全不足为怪。像清代著名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他的幕府中就有许多进士，治文书章奏的著名文人如钱应溥是道光三十年（1850）的进士，吴汝纶是同治四年（1865）的进士。
现在再来看王冈这幅画的题词者，便可发现他们和俞瀚的关系。
封建社会里很看重“同年”关系，即在同一科里考中进士。题词者之中有两人是俞瀚的同年。一个是蔡以台，他是丁丑科的状元，而且和俞瀚还有同乡之谊。另一个是那穆齐礼，在丁丑科的榜上列为第二甲第四十七名，他在丁丑科经过朝考而被选作翰林院的庶吉士（这一科共挑选了庶吉士三十七名，俞瀚未被选上）。乾隆二十二年（1757）丁丑科的教习庶吉士大臣有观保，小教习中有秦大士。[54]
我们知道，皇八子永璇是俞瀚的“幕主”（或称“幕东”）尹继善的女婿。尹继善一直以这门亲事为荣，他的门人袁枚说他“出将入相，垂四十年，常谦谦然不自喜。惟小妻张氏以所生女入宫为皇子妃，诰封一品夫人，逢人必夸”（《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这位岳丈对他的女婿极为照顾，不惜以历年搜括所得大肆挥霍，为之广通门路，到处打点，进行收买。舒坤在《批本随园诗话》中说他“结亲皇子，以致应酬浩大，身后萧条，公子十人，所分家产无几”，就是指此。他们翁婿之间既如此亲密，永璇对他老丈人身边的高级幕僚，自然是以青眼相待了。
题词者之中，观保是上书房的总师傅，和皇八子永璇的关系很深。他在乾隆二十年（1755）入直上书房，就是教永璇。三十五年（1770）五月，永璇未经奏准私自入城，他因有包庇嫌疑而被革职。[55]他又是尹继善的老友。乾隆二十五年（1760），他充任浙江乡试正考官出京，与尹继善相遇，“把酒话旧竟日”，互相赠诗。[56]二十六年（1761）四月，乾隆亲自任命兵部左侍郎观保及入觐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九人为殿试读卷官，他们两人又一同工作。[57]以他和尹继善、永璇的关系，俞瀚请他为自己题画像，也很自然，一点也不唐突。
陈兆崙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入直上书房，就教皇八子永璇的诗文，一直是专职师傅。谢墉和倪承宽也是上书房的师傅，钱大昕在翰林院任侍读，秦大士在翰林院任侍讲，钱载在詹事府任右庶子又兼翰林院侍讲。这些上书房的师傅和翰詹文人，为皇八子老丈人的高级幕僚题题画像，是不成问题的。何况尹继善是翰林院的老前辈，在乾隆四年（1739）就曾教习过庶吉士；他又和其中一些人素有交往，如陈兆崙是他的诗友，秦大士未中状元前是江宁的有名文士。倪承宽、钱载、蔡以台、谢墉和陈兆崙五人和俞瀚还都有“同乡”的关系。
我们必须看到，尹继善当时是声势显赫、炙手可热的两江总督。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春天，他曾奉弘历之命来京筹办“八阿哥”的婚礼，六月里大婚告成。第二年春天，俞瀚回北京探亲（他的家眷一直住在北京，参阅沈大成《哭俞楚江文》），借此机会联络皇八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皇八子永璇新婚不久，对他老丈人的高级幕僚自当待以师礼。于是，上书房的一些师傅和翰苑文人纷纷出来捧场，为他的画像题词。事实的真相大抵不过如此。沈大成在《俞楚江壶山诗钞序》中写他“入京师，钜公贵人，倒屣迎致。海内硕师鸿儒，知名之士，无不折辈行与之交，下至释老方伎之徒，亦皆知有楚江先生者”（《学福斋文集》卷四）。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尹继善作他的“幕主”，如果皇八子永璇不是尹继善的女婿，如果俞瀚本人没有中过进士，在当时的京师是不会有上述那种情况发生的，那班上书房的师傅和翰苑文人（他们全是进士，而且其中有两个状元和一个探花）也是不会一起都来为俞瀚题画像的。
王冈与陆厚信所绘的这两幅画像，虽然是两个画家在不同的时间画的，而且由于他们的艺术技巧和处理方法有差异，他们所画出的画像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由于所画的是同一个人，作画时间相隔不到三年，所以画中人的面貌风度基本上相似。两幅画像上的识语和题词诸人，又和俞瀚的生平经历和社会关系相符，尤足以证明这两幅画像都是俞瀚的画像，而不是曹霑的画像。所以我们认为王冈画的也是俞雪芹，而非曹雪芹。
俞瀚是不是号雪芹呢？我们没有发现当时的人为他写的传记或墓志，但是陆厚信在画上所题的识语，白纸黑字，明明称他是“雪芹先生”，而王冈画上的题词也都是称他“雪芹”（据说其中有一人称他“雪琴”，当是误会。后来也有类似的例子，如彭玉麟号“雪琴”，与他同时的人有把他误称为“雪芹”的），这些都是物证。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古人的名和字号常相关合的规律来加以证实。
俞瀚，字楚江，又字楚善。我们估计“楚善”是他早年的字，而“楚江”是后来取的。“楚善”和他的号“雪芹”恰相关合，出自《吕氏春秋·本味》所载的伊尹对汤讲的话：“菜之美者……云梦之芹”（一般类书如《太平御览》等均引作“菜之美者，云梦之芹”，把这两句话直接连在一起）。高诱在“云梦之芹”句下注云：“云梦，楚泽。芹生水涯。”“善”在古汉语中作“美”解。如《吕氏春秋·古乐》上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高诱注云：“《大护》、《晨露》、《九招》、《六列》皆乐名。善，美。”因为云梦是楚泽，所以芹是楚地的美味，[58]“楚善”的意思不外如此。俞瀚之名也和“云梦”相关。云梦在古代本是两个大泽，在今湖北境内，分跨大江南北，江南为“梦”，江北为“云”，面积广达八九百里。“瀚”这个名取自《淮南子·俶真训》上所说的“浩浩瀚瀚”，高诱注云：“广大貌也。”唐代冯贽的《云仙杂记》上记载：“张曲江（九龄）语人曰：‘学者常想胸次吞云梦泽，笔头涌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因之“浩瀚”一词也有形容文章放肆汪洋之意。当时扬州诗人闵有《题俞楚江秋江泛月图》诗，首联是“胸中几云梦，何处著扁舟？”盖自俞瀚之名联想而来。[59]不过俞瀚后来改字楚江，人们只从字面上看到“楚江”与“瀚”有关联，反而看不清“俞瀚（名）——楚善（字）——雪芹（号）”三者之间原来的联系了。[60]
九 结束语
一个俞雪芹，一个曹雪芹，由于他们两人的号相同，又生活在同时，都曾在南京和北京居住，而陆厚信的画和王冈的画上面的识语和题词又只见“雪芹”之称，后人不察，便把这两幅俞雪芹的画像误断为曹雪芹的画像。
类似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北宋杰出的科学家沈括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卷四就曾经举出了一个这样的事实。
世人画韩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谬以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是熙载，后世不复可辨，退之遂为熙载矣。
我们看《南薰殿藏名贤画像》中的韩愈像，依旧是小面而美髯，著纱帽。拿它来和那传为五代顾闳中画的《韩熙载夜宴图》相核对，容貌正和韩熙载极为相似，可知这个错误从北宋一直沿袭了下来。沈括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他不但在自然科学的许多部门中作了精细的观察，提出一些很好的见解，而且对一幅历史人物画像的真伪问题也不轻易放过，经过仔细研究做出了科学的判断。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钦佩。假如没有他的这条辨证，我们一时竟无从纠正这个错误。
北宋人画唐代的韩愈（768—824）的画像，而错画成五代时南唐的韩熙载（902—970），其原因是两人的谥号近似，韩愈谥“文”，韩熙载谥“文靖”，而江南人都称为“韩文公”，所以相混。
已故的张珩同志在他的遗著《怎样鉴定书画》中，曾举出另一个例子。
例如明人学马（远）、夏（珪）山水很多，但宋人笔法紧，明人笔法松，宋人笔触重，明人笔触轻，外貌似相似，总的效果却有出入。流往国外的一幅马夏派山水画轴，署名“世昌”，下有“历山”朱文印，外人论著标明为宋人徐世昌作。从画的笔法、笔触来看，当为明人所作。按明代山东有画家名王世昌，号历山，更可知此画的作者是明代的王世昌而非宋代的徐世昌。[61]
张珩同志此文附有这件山水轴的照片，并在以上所引这段文字后面还加了个小注。注云：“《虚斋名画录》卷七著录的《宋徐世昌山村暮霭图》也有朱文‘历山’印。画虽未见，也可断定为王世昌所作，署款‘徐世昌’三字之‘徐’字乃是后人所添的。”
宋代画家徐世昌和明代画家王世昌，两人的名字相同。这两幅山水画上面的署名都只有“世昌”二字，于是后人便把王世昌的画误断为徐世昌的画。更有牟利之徒，故意在《山村暮霭图》上落款的“世昌”二字上面加一“徐”字，借以抬高此画的价值。张珩同志眼光敏锐，善于擿奸发伏，不愧为书画鉴定之学的专家。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同名或者同号也是常有的事。俞瀚的画像被误认作曹霑的画像，正是由于他们两人都号“雪芹”，且在同时，后人不察，因而相混。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供我们在鉴定历史文物时作为参考。
一个俞雪芹，一个曹雪芹，不仅面貌迥异，思想性格有很大分歧，生活道路和政治态度也很不一样。一个混迹于官场，投靠当时的达官贵人，为他们奔走效劳；一个鄙视科举，对封建统治不满，在贫困的环境中为创作《红楼梦》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向封建制度的罪恶宣战。我们怎能将他们两人相混，把俞雪芹的思想和经历算成是曹雪芹的呢？现在考订出陆厚信的画和王冈的画都是俞雪芹的画像，我们认为，这才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目。
1974年3月初稿
1978年3月修改
（本文为陈毓罴、刘世德合著，原载《红楼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 摹件题“曹雪芹先生像”，落款“戊子二月李秋君抚”。按，戊子为1948年；李秋君系李祖韩之妹。
[2]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40—742页；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第二十八则《曹雪芹画像》，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9页；吴恩裕：《考稗小记》，见《有关曹雪芹八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87—88页。
[3] 顾澐（1835—1896），字若波，号云壶外史。他可能收藏过这幅画像。
[4] 甲子为1924年。褚德彝，号松窗，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
[5] 樊增祥（1846—1931）、朱祖谋（1857—1931）、冯煦（1843—1927）、叶恭绰（1882—？）。
[6] 吴世昌：《论王冈绘曹雪芹小像》，香港《大公报》1963年4月19—22日。
[7] 周汝昌：《雪芹小像辨》，香港《大公报》1964年4月5日。又见《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下册，第788—789页，作者注明“略有修订”。
[8] 周汝昌：《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天津晚报》1963年8月17日。
[9] 《曹“雪芹”画像之谜》，《天津晚报》1964年9月14日。按，这篇短文当时是用笔名发表的。
[10] 周汝昌：《雪芹小像辨》，香港《大公报》1964年4月5日。又见《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下册，第788—789页，作者注明“略有修订”。
[11] 周汝昌：《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文物》1973年第2期。又见《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下册，第785—788页，作者注明“略有修订”。
[12] 必须指出，这个单开册页的前半页和后半页是在一张相连的整纸上对折而成，它们的尺寸大小完全是一样的。《文物》1973年第2期第31页制版发表了画像和题诗。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竟把画像和题诗作为两幅形式上不相连、内容上不相关的东西发表；甚至改动了前半页（画像）和后半页（题诗）的大小比例，以致无论从长短或宽窄来看，它们都丝毫不相等同。这样处理，若作为周汝昌同志文章中的说法的佐证，那对于许多没有见过原件的读者倒是颇起作用的。可是，这样一来，未免有点近乎弄虚作假了。
[13] 傅增湘号藏园。此处所署的“藏园”，不知为何许人，待考。
[14] 《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文物》1973年第2期。
[15] 这个抄本上面有“明远堂”的篆文图章，有人称为“靖本”。
[16] 有人称这个抄本为“甲辰本”或“晋本”。
[17] 敦敏《懋斋诗钞》中有一首诗，题为《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明琳可能是傅恒的侄辈。
[18] 一般看来，人一消瘦，就容易显得骨格突出。如苏轼在《侄安节来远坐》一诗中说：“心衰面改瘦峥嵘。”
[19] 这一残页原件的照片，周汝昌同志曾将其作为《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一文的附件，在1965年7月25日香港《大公报》上刊出。
[20] 裕瑞说曹雪芹是汉军人，这是很不准确的。应是内务府包衣正白旗。内务府包衣旗只有满洲旗，绝无蒙古旗与汉军旗。周汝昌同志《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三章对此辨证甚详。
[21] 《四松堂集》稿本。
[22] 在敦诚《鹪鹩庵杂记》抄本上，此句作“何人肯与猪肝食”，可能系初稿，但意思是一样的。
[23] 周汝昌同志在《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735页上说敦诚《赠曹芹圃》诗，“一结用闵仲叔贫居日买猪肝一斤之故事”。如果“日买猪肝一斤”，屠者碰到这样的好顾客，岂肯得罪？正因为闵贡家贫，每日只能买猪肝一片佐餐，屠者嫌他麻烦费事，故不理他。
[24] 诗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此事在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中有记载。
[25] 例如，袁枚有《尹宫保幕府钮牧村骑牛图》《题解仲发秀才山庄卷子》诗，见《小仓山房续补诗集》卷二；有《挽孙柳村》诗，见《小仓山房续补诗集》卷一。
[26] 乾隆二十四年（1759）和乾隆二十五年（1760），袁枚正在南京，且与尹继善父子均有频繁的来往。可参阅《小仓山房诗集》卷一五、卷一六。
[27] 见《爱新觉罗宗谱》及《清高宗实录》。自永璇至谢墉八人的传记材料，主要据故友朱南铣同志生前与笔者通信时所提供的资料写成，并用平步青《尚书房入直诸臣考略》加以订补。
[28] 见《清史列传》卷六八本传；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大昕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五；《竹汀居士年谱》，《十驾斋养新录》卷首。
[29] 见邵晋涵《诰授光禄大夫太常寺卿倪公承宽墓志铭》，《南江文钞》卷一一。
[30] 见《国朝进士题名碑录》；《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熙朝雅颂集》卷八二；《八旗通志续集》卷一二《旗分志》，卷一〇四及一〇六《选举志》。
[31] 见《清史列传》卷二五本传；朱休度《礼部侍郎秀水钱公载传》及吴文溥《故礼部侍郎钱公传》，《碑传集》卷三六。
[32] 见《满洲名臣传》卷四十七本传；《八旗通志续集》卷一〇四及一〇六《选举志》，卷三一三《八旗大臣年表》；《清高宗实录》；《石氏家谱》。
[33] 见《国朝进士题名碑录》；《国朝馆选爵里諡法考》；《清高宗实录》。
[34] 见《清史列传》卷二五本传；阮元《吏部左侍郎谢公墓志铭》，《擘经室二集》卷三。
[35] 见陈玉绳《句山先生年谱》，顾广《太仆寺卿句山陈公暨元配周夫人合葬墓志铭》及郭麐《太仆寺句山陈公神道碑》，《紫竹山房诗集》卷首；平步青《尚书房入直诸臣考略》。
[36] 见卢文弨《翰林院侍讲学士涧泉秦公墓志铭》，《抱经堂文集》卷三三；平步青《尚书房入直诸臣考略》。
[37] 根据《清高宗实录》、《满汉缙绅全书》、年谱、墓志铭等材料考订。
[38] 《四松堂集》卷一。
[39] 《四松堂集》稿本。
[40] 此诗初稿即前面所引的“四十萧然太瘦生”那首，用的是八庚韵，但第六句“鹿车荷锸葬刘伶”出了韵。作者大概很欣赏“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一联（他在《鹪鹩庵杂志》里即引了这两句），为了保留它，把全诗都换成九青韵，改写成“四十年华付杳冥”这首。
[41] 敦诚在另一首《挽曹雪芹》诗中说：“一病无医竟负君。”见《鹪鹩庵杂记》抄本。
[42] 周汝昌：《雪芹小像辨》，见《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下册，第790—791页。
[43] 参阅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尹文端公神道碑》，《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孙星衍《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前两江总督尹文端公传》，《孙渊如先生文补遗》；萧奭《永宪录续编》，“尹继善小传”；王先谦《乾隆东华续录》。
[44] 这四次赴京的时间是：乾隆二十年（1755）秋，见袁枚《送尹宫保热河陪宴西戎序》，《小仓山房外集》卷一；二十四年（1759）九月，见袁枚《送望山公入觐》，《小仓山房诗集》卷一五；二十六年（1761）春，见袁枚《送望山尚书入都》，《小仓山房诗集》卷一六；二十九年（1764）四月，见袁枚《尹公七旬生辰授文华殿大学士序》，《小仓山房外集》卷三；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尹文端公神道碑》，王先谦《乾隆东华续录》五九。
[45] 庆桂：《寄随园世兄书》，见袁枚《续同人集》卷三。
[46] 摄山栖霞寺在南京附近。
[47] 周汝昌同志在《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的注⑦中说：“尹氏诗集是他卒后别人为之编刊的，时有讹误。”可惜他没有举出任何理由。我们不知道他轻易地下这样的结论是否另有充足的根据。根据我们的考察，《尹文端公诗集》既非“别人为之编刊”，也不是“时有讹误”。
[48] 商承祚、黄华：《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1340、1341页。
[49] 《罗两峰鬼趣图》，上海文明书局，宣统元年，玻璃板印本。
[50] 除上文已引用的资料外，还有：沈大成《送俞楚江之苏州》，《学福斋诗集》卷三六；沈大成《哭俞楚江文》，《学福斋文集》卷二〇；祖道《己丑秋日送俞楚江居士之吴中》诗，见王豫《群雅》卷三九；金玉冈《为俞楚江题画》，见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四三和李濬之《清画家诗史》丙下。
[51] 《中国人名大辞典》载：“王睿章，上海人，字贞六，一字曾麓，号雪岑翁。诸生，屡困场屋，家贫，藉铁书以自给，年九十余卒。有《花影集》、《印谱》。”可知王睿章活到了九十多岁。
[52] 平步青：《越中科第录》。
[53] 陈兆崙：《紫竹山房诗集》卷首。
[54] 《皇朝词林典故》卷五七《题名》。
[55] 平步青《尚书房入直诸臣考略》载：“观保，乾隆二十年以兵部侍郎入直，侍八阿哥。”又载：“庚寅五月初六以八阿哥未奏进城革职。”
[56] 《尹文端公诗集》卷九有《补亭少司马典试浙江，予适有淮徐之役，相晤于众兴集中，把酒话旧竟日。别后两月，补亭复命北上，道经白门……》及《沧浪亭寄怀观补亭，仍用前韵》等诗。
[57] 《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五。
[58] 《说文》上说：“芹，楚葵也。”也指出芹为楚地之特产。
[59] 见《澄秋阁集三集》卷一。“胸中几云梦”出自司马相如《子虚赋》：“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60] 还可附带指出，曹霑，字梦阮，号雪芹、芹溪、芹圃，这三者之间也是相关联的。他的字和号的联系，仍然是《吕氏春秋·本味》上的“云梦之芹”。云梦本为两泽，在江南者曰“梦”。“梦阮”之“梦”，实际上是语义双关。至于他名“霑”，显然和“雪芹”之“雪”有联系，取“瑞雪普霑”之意。“雪芹”两字出自苏辙的《新春》诗：“佳人旋贴钗头胜，园父初挑雪底芹”（俞瀚号“雪芹”，其直接出处也与此同）。可以推测，曹雪芹似在“新春”的时候诞生。有人说他生辰在夏天，约当四月下旬，疑不确。
[61] 此文载于《文物》1964年第3期，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