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画像辨伪补说
1963年夏秋之际，“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正在北京筹备，我们因参加工作之便，得见由河南省博物馆调来的陆厚信所绘“雪芹先生小照”。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小照所画之人不是曹雪芹，而是俞楚江。当时，周汝昌同志力主这是曹雪芹的画像，并写了《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一文。[1]我们因此写过一篇《曹“雪芹”画像之谜》，[2]表示了不同的看法。1974年，我们继续写了一篇《曹雪芹画像辨伪》，认为陆厚信、王冈分别所绘的两幅画像都不是曹雪芹。此文约三万余字，已收入我们的《红楼梦论丛》一书。[3]1978年10月，我们应上海《学术月刊》编辑部之约，又把这篇《辨伪》摘要改写，这就是《论曹雪芹画像的真伪问题》一文。[4]
最近，我们看到了梅节《曹雪芹画像考信》[5]和宋谋玚《〈曹雪芹画像考信〉质疑》[6]二文，觉得有进一步申说我们的看法并解释若干疑点的必要，因先就陆厚信所绘“雪芹先生小照”问题，草成此文，以求证于海内外红学专家及读者。
一 尹继善题诗作于何时？
我们所见到的陆厚信所绘“雪芹先生小照”是一幅册页。前半页是小像，后半页是尹继善的题诗。画和诗在同一张整纸上，对折而成两半，它们的尺寸大小完全是一样的。不知什么缘故，《文物》1973年第2期在刊载周汝昌同志《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的同时，制成图版发表此画，竟把小像和题诗处理为两幅形式上不相连、内容上不相关的东西，甚至改动了前半页（画像）和后半页（题诗）的大小比例，以致无论从长短或宽窄来看，它们都丝毫不相等同，易使人误会小像和题诗各不相涉。我们在《曹雪芹画像辨伪》及《论曹雪芹画像的真伪问题》中，曾对周汝昌同志把小像和题诗割裂开来的看法，提出了商榷的意见，并举出许多内证来证明雪芹先生小像、陆厚信识语和尹继善题诗三者互相关联，密不可分。
宋谋玚同志承认“雪芹先生小像”和尹继善题诗不能割裂，但他认为陆厚信的画像和尹继善的题诗都为曹雪芹而作，与俞楚江无涉，并进一步断定画像“作于雪芹辞尹幕北归的庚辰秋，尹诗亦作于是时”。我们认为，宋谋玚同志这个结论是缺乏根据的，因而也是难以成立的。
陆厚信识语和尹继善题诗本身都没有署明写作的年月。而关键在于，尹继善题诗的写作年月是可以考订的。根据此诗的内容，以及此诗在尹继善诗集中的排列次序，不难看出，它写于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秋季，其时约在九月六日的前不久，而绝不可能像宋谋玚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写于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秋季。
从内容来看，题诗第二首“久住江城别亦难，秋风送我整归鞍”云云，分明是尹继善自指的语气。这一点连周汝昌同志也是承认的。宋谋玚同志却别立新说。他提出，这是“题诗人代拟受题者行将别去的语式，‘我’指曹雪芹而非尹继善自指”。姑且不谈用宋谋玚同志此说去解释全诗自是圆凿方枘、扞格不入，即以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和个性而论，他毕生精力和心血都用之于《红楼梦》，长期在北京西郊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从事创作，直到临终，此书尚未全部完成，被他的亲密合作者脂砚斋引以为莫大的憾事，他哪里有空闲的工夫去“久住江城”，为尹继善办理案牍，并和这位两江总督“诗酒赓和”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全部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资料都不能证明确有此事。
依照宋谋玚同志的看法，曹雪芹己卯秋赴南京入尹继善幕，庚辰秋离去，那么，他在南京最多也不过待了一年的光景。在这种情况下，尹继善怎能说曹雪芹是“久住江城”？“一年”和“久住”差别甚大，实难相混。即使曹雪芹己卯年真的到了南京，也不能说是“久住”。作为满洲才子和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尹继善的笔下岂会出现如此不通的诗句！
这两句的语气表明，题诗作于尹继善调职离任、北归惜别之际。考尹继善曾四次出任两江总督之职，其中第一任、第三任的任期仅仅一两年左右，第二任任满返京则在冬季，这都和诗中的“久住”“秋风”等句不合。只有第四任任期最长，从乾隆十九年到乾隆三十年（1754—1765），任满返京的启程日期又在九月六日，题诗作于此时无疑。
尹继善的《尹文端公诗集》是编年的。从排列次序也可看出，此诗应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九月初。按，此诗为卷九的第四十九题。根据我们的考察，尹继善的这部诗集是严格地按年月编次的，卷九从第一题到第五十二题，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初春到重阳后，其间毫无讹误可言。例如，第三十题是《乙酉暮春……》，第四十二题至第四十七题大部分为和袁枚、讬庸等人送行诗之作，都作于三十年（1765）秋。第四十八题为送高积离南京赴贵州按察使任之作，也作于三十年（1765）秋。第五十题为留别江苏巡抚庄有恭之作，第五十一题为和袁枚途中送别之作，作于九月六日动身之后。这些诗篇，前后排列，井然有序，一丝不乱。因此，我们说尹继善的《题俞楚江照》诗二首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九月初，是有充分根据的。
既然尹继善的题像诗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则陆厚信所绘的画像就绝对不可能是曹雪芹，因为曹雪芹早已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除夕去世，[7]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
二 尹集诗题是袁枚“误拟”的吗？
尹继善题诗二首的标题分明是《题俞楚江照》，白纸黑字，一清二楚，无可置疑。可见陆厚信“雪芹先生小照”所绘之人是俞雪芹，而非曹雪芹。
《题俞楚江照》，这五个字组成的标题写的是这样的明确，这就给主张陆厚信所绘的小像乃是曹雪芹的宋谋玚等同志造成了不可逾越的困难。于是宋谋玚同志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尹诗“即径题曹像者，与俞楚江无涉。尹集诗题《题俞楚江照》乃袁枚误拟”。可惜，宋谋玚同志虽然做出了这个大胆的结论，却没有向读者提供任何可靠的事实并加以阐述。这样一个无根无据的结论，怎么能期望它具有说服力呢？
《尹文端公诗集》现存乾隆刊本，卷首有袁枚所写的序文。据我们所知，除此之外，蒋士铨有《尹文端公诗集后序》，严长明有《尹文端公诗集序》，但《尹文端公诗集》刊本均未载。
袁枚的序文作于尹继善身后，通篇用骈体写成，颂词比比皆是。在他的笔下，尹继善其人，被说成既是“功高百辟”的朝廷重臣，又是“志在三余”的文坛才子，一身而二任焉；对于尹继善之诗，则用“精思”“巽入”“绵丽”“矜严”等字眼，给予高度的赞扬。序文几乎没有谈及诗集的编辑、刊印的前后经过，除了下列十个字：“用是编集遗文，都为十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袁枚只处于应邀撰序的地位。
尹继善死后，他的几个儿子对他的遗诗非常重视，视为他的“一生心血”所在，“谋欲付之剞劂，以昭永久”，并约请袁枚写序。这有尹继善第四子庆桂《寄随园世兄书》为证。[8]庆桂在信中对袁枚说：“序文一事，公同酌商，非足下之大作，则万万不可；非足下之交情、才思，亦断断不能作也。”袁枚接信后，很快就将序文写出，寄给了庆桂。后来，他还在另一封信中对毕沅说：“序用六朝骈体者，从尹公平日所好故也。”[9]
毕沅也是尹继善的门生，《尹文端公诗集》在当时就是由他主持刊刻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庆桂“出镇伊犁”，路过陕西，将尹继善诗稿存放于毕沅处。四十一年（1776）十月，毕沅将此诗稿交于严长明携往南京，并嘱咐严长明说：“窃维公门下士惟袁简斋先辈沐文字之知最深，于归金陵，曷相与商榷编划，寄余授梓以传焉。”严长明返抵南京，向袁枚传达了毕沅的意图，并转交了毕沅的“手札”和羊裘等礼物。袁枚后来在答毕沅信中提到此事，说是“寄来《尹文端公诗集》十二卷，命为校雠，将板而行之，真盛德事”。袁、严二人当下即“往返觖擿，阅月而蒇事”，编为十卷。
值得注意的是《尹文端公诗集》卷数的变化。袁枚《尹文端公诗集序》载《小仓山房外集》卷三，其中说“都为八卷”。这表明庆桂原先编订的诗集分为八卷。而根据袁枚《答陕西抚军毕秋帆先生》，可知毕沅交给严长明、袁枚校阅的诗集已变成“十二卷”了。严、袁二人“觖擿”的结果，又变成“十卷”，这就是毕沅据以付刻的底本。这时，卷首所载袁枚序文中的“八卷”字样，也就相应地被改为“十卷”了。由此不难看出，袁枚并没有参与尹继善诗集的编辑，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为诗集撰写序文，以及在诗集已编成的情况下进行校雠和删汰而已。
那么，袁枚有没有为尹继善的这两首诗代拟诗题甚或误拟诗题呢？
首先，我们认为，袁枚没有代拟诗题。当袁枚撰写序文的时候，诗集八卷原稿留在庆桂手中，他还没有见到。当袁枚同严长明一起“校雠”和“觖擿”的时候，他所见到的是业已编成的一部“《尹文端公诗集》十二卷”。诗集正式编成，且已分卷，这里面就不可能会恰恰有两首诗缺少题目，要留待袁枚来补拟。现今所知的一切有关的文字资料，没有任何一条可以用以证明袁枚曾为尹继善的这两首诗代拟过标题。
既是没有代拟诗题，那当然也就根本不存在宋谋玚同志所说的“误拟”的可能性了。
退一步说，就算尹继善这两首诗的标题是由袁枚代拟的，那也不可能把《题某某某照》误拟为《题俞楚江照》。曹雪芹，袁枚固然不认识他；俞楚江呢，袁枚却不能说不认识他。须知这位俞楚江不是别人，他乃是袁枚“恩师”尹继善的高级幕僚，又是袁枚自己的一位熟稔老友。袁枚曾为他的诗集写过序，曾在《随园诗活》中介绍过他的生平，称引过他的诗句，曾在《续同人集》中收录过他的一首五律，还曾为他的《潇湘看月图》题过诗。在这样的情况下，试想，袁枚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地、无根无据地把光头秃脑的两首诗同自己老友的姓名生拉硬扯在一起呢？
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尹继善这两首诗来说，袁枚万无“错拟”诗题之理。
倘或没有任何可以站得住的反证，我们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题俞楚江照》这五个字，是尹继善自己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亲笔写下的诗题。
三 袁枚与曹雪芹
和周汝昌同志一样，宋谋玚同志也主张，曹雪芹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和二十五年（1760）曾到南京去做幕。这个说法，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可以证实它。相反的，却有不少的反证，说明曹雪芹在这两年以内不可能在南京，尤其不可能在尹继善幕中。举例来说，袁枚就是一个很好的证人。
袁枚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两处提到了曹雪芹。《随园诗话》卷二说：
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
《随园诗话》卷十六又说：
雪芹者，曹练（楝）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在这里，袁枚不仅弄错了曹寅和曹雪芹的行辈，一再把祖孙说成父子，而且竟把曹雪芹当作百年前的古人，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可见他与这位伟大的作家素未谋面，他既不熟悉曹雪芹的家世，也不知道曹雪芹的年事。
查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他是四十八岁；而在这一年，曹雪芹则是“年未五旬而卒”[10]。他们两人应当是年齿相若的。如果乾隆二十四五年间曹雪芹真的曾在南京住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交游广泛的袁枚是不会不认识他的。因为尹继善是袁枚的“恩师”，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只要翻看两人的诗文集，就可看到到处都有他们这种关系的反映。两江总督的官署和尹继善的府邸，是袁枚常川往来的所在。尹幕诸人更是袁枚的熟识者和诗酒唱酬的同道（俞楚江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曹雪芹如在尹幕，袁枚岂有不知之理，怎会犯“直把今人当古人”的错误？
袁枚这个证人给主张曹雪芹乾隆二十四五年曾进入尹幕的宋谋玚等同志造成了另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于是，宋谋玚同志又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原来己卯、庚辰之间，袁枚根本就不在南京而是在扬州。”他说得是这样的斩钉截铁，但又偏偏举不出他赖以得出这个结论的任何佐证。我们不妨用袁枚自己的记载来对证一下，以检验宋谋玚同志这个结论可靠与否。
我们早已在《曹雪芹画像辨伪》一文的一条小注中指出，“乾隆二十四年（1759）和乾隆二十五年（1760），袁枚正在南京，且与尹继善父子均有频繁的来往。可参阅《小仓山房诗集》卷一五，卷一六。”《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所收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诗，卷十六所收为二十五、二十六年（1760、1761）诗。综观袁枚此两年的诗，得知其踪迹如下：
乾隆二十四年春 在南京。
夏 在南京。
秋 曾赴扬州一带。
冬 在南京。
乾隆二十五年春 在南京。
夏 在南京。
秋 出游扬州、镇江、苏州。
冬 返抵南京。
从上可以看出，在这两年之内，袁枚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南京度过的。二十四年（1759）秋，他去过一次扬州，此行作有《刈稻江北作》五首，我们知道，他家有田地分布在江北一带，他的扬州之行当与此有关。第三首有句云：“老农烟中来，牵犊迎田主”，不难看出其中的信息。第四首说：“饮罢瓦盆酒，握别牧童手。明年吾再来，门前双杨柳。”可知此行不过是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而已，在扬州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第五首又说：“回船逢中秋”，可知他在中秋之际就已动身返回南京了。
紧接着这五首诗排列的是《送竹轩族弟之河南，兼简滑令吕君》《卷帘》《哭三妹五十韵》等，全作于南京。《送望山公（即尹继善）入觐》诗云：“九月尚书觐紫宸”，可知他在九月间早已回到南京了。这时另有《寄怀望山公》诗，其中说：“衮衣人去雪飞时，一月空山少和诗。”这表明他在十月、十一月间继续住在南京。十二月，他仍住在南京，作有《随园二十四咏》。
卷十六所收《瞻园十咏，为托师健方伯作》《寄卢雅雨观察》《上元前一夕访岳水轩不值》诸诗，都可以证明，二十五年（1760）春袁枚在南京。夏秋之际，他离开南京，再赴扬州，继而“东下姑苏”。至迟在十二月间返回南京，这有诗题《除夕望山尚书赠荷囊胡饼鹿肉戏谢四绝句》为证。
因此，我们认为，宋谋玚同志关于“原来己卯、庚辰之间，袁枚根本就不在南京而是在扬州”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实际情况正与宋谋玚同志的说法相左：这两年内，袁枚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南京，而不是在扬州。
如果说曹雪芹真的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和二十五年（1760）间曾到南京，并进入尹继善幕府，那么，为什么身在其地的袁枚会不知道他，也不认识他呢？——看来，这个问题值得宋谋玚等同志正视。
四 尹诗乃题俞楚江画像
尹继善题诗，在《尹文端公诗集》中有标题曰《题俞楚江照》，它并非那种无题诗，可以由后人自由猜测、随意指认。再者，翻遍了《尹文端公诗集》一书，从头至尾，根本找不到一首和曹雪芹有关的诗，也无只言片语提及曹雪芹。此外，没有任何文献明确记载曹雪芹曾在己卯、庚辰之间进入尹继善的幕府。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尹继善和曹雪芹硬拉在一起，说尹继善不惜和罪人之子叙“通家之谊”“罗致幕府”，并且“案牍之暇，诗酒赓和”，还为他题照赠诗，未免太不顾及客观事实了。
《题俞楚江照》一共有两首，也就是在陆厚信所绘“雪芹先生小照”的那幅册页上，署款“望山尹继善”的那两首诗，除“金陵”二字在册页上作“江城”，“意”字在册页上作“忆”外，完全相符。
第一首是：“万里天空气泬寥，白门云树望中遥。风流谁似题诗客，坐对青山想六朝。”
尹继善为什么要称画中人为“题诗客”，并且说他“想六朝”呢？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尹继善绝非轻易落笔，而是经过了一番考虑。他对画中人很熟悉、很了解，知道此人写过《金陵怀古》诗四首，是其得意之作，而尹继善本人又是对此极为赞赏的。
请看下列事实：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二有这样的记载：“俞瀚，字楚江，绍兴人，精于篆籀。以《金陵怀古》诗受知于尹制军。著有《壶山诗钞》。在扬州与石庄友善。卒年自苏写诗寄仪研园，属其索题，不数日讣音至，石庄设位哭于庵中，研园出诗，同吊者共题之。”这里所说的尹制军就是两江总督尹继善。
如今保存下来的同吊者的题跋，有俞楚江晚年好友沈大成所写的一篇《亡友俞楚江金陵怀古诗跋》[11]。它开头一段说：“嗟乎，此吾亡友俞兄楚江之诗也。当相国尹公总制两江时，楚江为上客，出入幕府，游金陵最久。其怀古四首，相国极赏之。楚江故能诗，此尤其得意作也。今年夏自虎丘写寄仪君研园，八分奇古，得汉人笔意，计十二纸，书其十而虚其二，且曰：‘属广陵旧雨为题，冀可传后世。’其时，楚江固无恙，汲汲求身后名，未几遂卒，此岂其先兆与？”可见沈大成也知道尹继善十分赞赏俞楚江的《金陵怀古》，而俞楚江在去世那年写给书法家仪堉的诗，就是那四首《金陵怀古》，他用八分书亲自抄写，并求友人题跋，目的是想传之后世，“汲汲求身后名”。
尹继善应俞楚江之请为他题画像时，想到往事，便用诗句来再度表示自己的赞叹之情，岂不是十分自然的吗？因此，“风流谁似题诗客，坐对青山想六朝”乃是强有力的内证，足以证明此画中人即“以《金陵怀古》诗受知于尹制军”的俞楚江。
过去，有些同志认为，俞楚江既是“绍兴布衣”，就不可能和尹继善有“通家之谊”。我们已查出，俞瀚的父亲叫俞士震，寄籍上元；[12]又查出俞士震著有诗集《倦轩吟》，是南京地方上一位有名的文士。[13]袁枚在《俞楚江诗序》中说俞楚江幼小颖异，“赋幼年新月之章，如古人初日之对，其先人早异目视之”[14]。这个“先人”就是指俞士震。他很可能认识四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或其父尹泰，并有来往。
我们在《曹雪芹画像辨伪》一文中，曾对俞楚江其人的名与字、号间的关系作过考察，从俞瀚又字楚善，发现“楚善”和“雪芹”有典籍上的关联，即出于《吕氏春秋·本味篇》所载：“伊尹谓汤云：‘菜之美者，云梦之芹。’”云梦是古代著名的大泽，属于楚地；而“善”在古代典籍中又训为“美”。俞瀚之名也和“云梦”有关，汉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有“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唐代冯贽在《云仙杂记》中记载：“张曲江（九龄）语人曰：‘学者常想胸次吞云梦泽，芼头涌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
现在再看陆厚信在“雪芹先生小照”上的题识。他一开头就说：“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这里是化用梁萧琛酬和简文帝《琵琶峡》诗“丽藻若龙雕，洪才类河泻”，显为夸饰之词。但这两句，上句与俞瀚之名相应，“洪才河泻”即有“浩瀚”之义；下句与俞雪芹之号相应，旧时芹藻常连缀成辞，以喻贡士，《诗经·鲁颂·泮水》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思乐泮水，薄采其藻”之句。古人赋诗作文，赠送友人，为了恭维对方，常从友人的名字上涉想，弥见巧思。如闵
《题俞楚江秋江泛月图》[15]，首联为“胸中几云梦，何处著扁舟？”即自俞瀚之名联想而来。又如沈大成《俞楚江壶山诗钞序》[16]，称赞他的友人俞楚江说：“君之诗，漱涤万物，牢笼百态”，作者下笔时显然想到了元代杨载《送丘子正》的诗句：“文章趋浩瀚，物态入牢笼。”陆厚信的题识也是如此。
尹继善的诗是题俞楚江画像。作画的陆厚信在题识中所描写的“雪芹先生”的身份、经历与俞楚江完全相符。识语一开头的两句赞词又确和俞楚江的名号相关合。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这幅“雪芹先生小照”乃是俞楚江的画像。
五 俞楚江的年事和相貌
宋谋玚同志否定陆厚信所绘“雪芹先生小照”为尹继善幕客俞楚江的画像，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如下：“画中人是肥硕丰腴、黝黑无须的中年男子，英姿焕发，毫无衰暮形象。而俞楚江的年事，袁枚《俞楚江诗序》却说得很清楚：‘今者当沈初明之暮年，为徐孝穆之南返。’可见俞楚江因金辉推荐进入尹幕之初已经是衰暮之年了，怎么可能到乙酉秋与尹继善分手时还显得这样年轻，连胡须都没有蓄呢？”
我们看《俞楚江诗序》，在“今者当沈初明之暮年，为徐孝穆之南返”两句下面，还有这样一段话：“赋工不卖，尚四壁之萧然；诗好能飞，岂三公之可易。王尼露处，沧海横流；管辂清谈，总干山立。”以一文人而入两江总督的幕府，在宋谋玚同志看来，真是如同“鹏翮快云程”，而袁枚竟把俞楚江比作司马相如，说他是“赋工不卖，尚四壁之萧然”，而且又把他比作晋代的王尼，感叹“沧海横流，处处不安”，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袁枚这里真是写俞楚江初入尹幕，岂不是在恶毒地咒骂他的恩师尹继善？显然不会是这样的。就在这篇序的前面部分，袁枚还写道：“宜乎庶士倾心，万流仰镜，招隐者干旄孑孑，问字者束帛戋戋。乐令语言，全资潘岳；窦融章奏，半出班彪。实至名归，猗欤卓矣。”他分明是把尹继善比作大将军窦融，而把俞楚江比作从事班彪，对俞楚江之进入尹幕担任文案工作是十分赞美的。
原来宋谋玚同志可能没有看清楚上下文，就把“今者”两句误当作描述俞楚江初入尹继善幕府之事了。其实，只要联系上下文，就可以看出，这两句是指俞楚江的第二次南返。这一次南返，俞楚江业已失去了像尹继善这样的幕主，也没有别的大官僚来赏识他，他今非昔比，很不得意，先是住在扬州，后来到了苏州，悬壶作医。所以袁枚对此大发感慨，说他是“赋工不卖”，“四壁萧然”，为他如同“王尼露处”而深深叹息，当然也恭维他在“沧海横流”之中“总干山立”[17]。
俞楚江第二次南返的时间是可考的。吴烺（即著名小说《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之子，是有名的数学家）《杉亭集》卷十一有题为《放歌赠俞楚江》的长诗一首，一开头就说：“别君两载长相思，逢君快读梅花诗。君去金台到邗水，余亦暂与春明辞。樯乌帆马各已倦，鞭丝帽影俱应罢。问君别来何所为，君言落魄恒如斯。腰乏黄金肘生柳，风尘何地堪轩眉。”《杉亭集》是编年的，此诗作于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春天（诗中有“桃花虽零落，尚有嫣红枝”之句）。沈大成有题为《戊子春夕同俞楚江、韩念斋集两峰朱草诗林；迟尧圃、玉井不至》的长诗，其中“砚北句堪吟”句下有作者自注：“酒间读楚江梅花诗”[18]，恰可和吴烺这首诗的次句“逢君快读梅花诗”相印证。金台指北京，邗水指扬州。由“别君两载”可知俞楚江第二次南返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足见他在乾隆三十年和尹继善离别后又去过北京），是从北京到扬州。此次南返，俞楚江境况不佳，他自称是“落魄”。吴烺的诗是写得很清楚的。
俞楚江到扬州后，和当地有名的文士交往，常诗酒唱和。其中和他交谊最深的便是沈大成。沈大成以前并不认识他，与他缔交后，“三年过从，欻阅昏昼”。乾隆三十五年（1770）夏天，俞楚江于苏州去世，沈大成写了一篇《哭俞楚江文》[19]，十分哀恸。在他们交往期间，俞楚江才编成自己的诗集，到处请人作序。沈大成为他写了《俞楚江壶山诗钞序》，袁枚的《俞楚江诗序》也写于同一时期。
我们考证袁枚《俞楚江诗序》的写作时间，主要是为了便于判断俞楚江的年龄。“当沈初明之暮年”，是将近六十岁，因为沈炯晚年向陈文帝要求辞职返故里时，曾上表说：“臣之屡披丹款，频冒宸鉴，非欲苟违朝廷，远离畿辇。一者以年将六十，汤火居心，每跪读家书，前惧后喜，温枕扇席，无复成童。”[20]我们确证了袁枚的《俞楚江诗序》写于俞第二次南返以后，即可推知在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767—1770）之间，他的岁数当有六十左右，在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他和尹继善分离时，就不到六十岁，最多五十六七岁，可能还要小些。如果按照宋谋玚同志的判断，俞楚江初入尹幕年已六十上下，那么，他“出入幕府，游金陵最久”，到三十年（1765）秋就至少也有六十五六岁了。这样一来，当然画中人的相貌就显得和他的年龄大不相符，如宋谋玚同志所说的那样。但宋谋玚同志所推断的俞楚江年龄比实际大了八九岁，所以才会做出画像年龄不符的错误结论。
我们得知，俞楚江第二次南返时，快到六十岁。沈大成是在扬州和他结识的，曾在一些文章中对他的相貌和风度有所描述，例如在《俞楚江壶山诗钞序》中说“吾友仪观甚伟，望之颀然，而即之温如”，又在《哭俞楚江文》中说“长身锐头，玉立峨峨。慷慨激昂，磊落英多”。由此看来，俞楚江虽已年届六旬，相貌却不衰老。何况乾隆三十年（1765）他还不到六十岁，在尹继善幕府之中也正是他得意的时候。他那时的小照，没有呈现衰暮的形象，显得年轻，似乎“英姿焕发”（画家作画时也有意加以美化，如“锐头”在画中就不明显），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1979年6月
（本文为陈毓罴、刘世德合著，原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 此文载于《天津晚报》1963年8月17日。
[2] 此文载于《天津晚报》1963年9月14日。
[3] 该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4] 此文载于《学术月刊》1979年2月号。
[5] 此书载于香港《文汇报》1979年4月2—5日。
[6] 此文载于香港《文汇报》1979年5月31日。
[7] 甲戌本第一回脂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8] 见袁枚《续同人集》卷三。
[9] 《答陕西抚军毕秋帆先生》，见《小仓山房尺牍》。
[10] 张宜泉《伤芹溪居土》诗注说：“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11] 《学福斋文集》卷十四。
[12] 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卷四十五。
[13]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二。
[14] 袁枚：《小仓山房外集》卷三。
[15] 《澄秋阁集》三集卷一。
[16] 《学福斋文集》卷四。
[17] 《礼记》疏云：“《乐记》云：‘总干而山立’，不动摇也。”
[18] 《学福斋诗集》卷三十三。
[19] 《学福斋文集》卷二十。
[20] 《陈书·沈炯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