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佛教初传次第

一 高句丽佛教的初传

佛教在公元4世纪后半叶传至朝鲜半岛，此时正值三国鼎立时期。其中高句丽最早，百济次之，新罗最晚。《三国史记》记载：

小兽林王二年，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

四年，僧阿道来。

五年，春二月，始创肖（《海东高僧传》作“省”）门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

小兽林王二年为公元372年，距高句丽立国已409年。此时中国十六国前秦苻坚已灭掉前燕，将疆土拓展至今天的辽西一带。这样，前秦和高句丽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更直接、更便利了。与此同时，高句丽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拓跋鲜卑的威胁，同前秦交好是其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佛教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上了韩国人的祭坛。

《海东高僧传》也把“海东佛教之始”定为小兽林王二年，即以中国前秦苻坚派遣使者和僧人顺道为标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海东高僧传》提出了顺道的国籍“秦晋莫辨”的疑问；二是该《传》以为“阿道至自魏”；三是该《传》引证《古记》，认为肖门寺为省门寺之误，又认为省门寺为当时的兴国寺，是顺道创建的，伊弗兰寺即兴福寺，是阿道创立的。

《三国遗事》基本上倾向于《三国史记》的观点。《三国遗事》的作者一然批驳了《海东高僧传》的上述观点，他针对顺道、阿道“至自魏”“至自晋”等种种异说，坚决肯定“二道”“实自前秦而来”。另外，一然也不同意把肖门寺和伊弗兰寺说成是兴国寺和兴福寺，因为高句丽当时的王都在安市城（一名安丁息），当然不可能是松京（开城）的兴国寺。应当说一然的观点是言之有据的。历史上，高句丽同前燕是世仇，前燕曾兴兵攻陷高句丽的丸都城，掳走王母、王妃。及至公元370年前秦平定前燕之后，故国原王立即与前秦通好。考小兽林王一代，高句丽多次至前秦朝贡，而没有与晋交往的记载。又，三国时的曹魏早已不复存在，而鲜卑拓跋氏则是在公元386年才复国称魏。

在高句丽佛教的初传问题上，学者们还注意到《高僧传》（南朝梁慧皎撰）中的一则史料。该传中的《竺潜传》记载：“（支）遁后与高丽道人书云：上座竺法深（竺潜），中州刘之弟子，体德贞峙，道俗纶综，住在京邑，维持法网，内外具赡，弘道之匠也。”支遁是东晋名僧，族出陈留（今中国河南开封市南），家世佛事，自幼读经，尤精《般若道行品经》和《慧印三昧经》。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好谈玄理。曾作《即色游玄论》，主“即色本空”思想，为般若学“六家七宗”之一。“高丽道人”能同这样一位名闻当世的高僧有书信往来肯定也是一位在佛教义理方面造诣颇深且与支遁交往甚密的人物。支遁的生卒年月为公元314—366年，这封“与高丽道人书”大致作于他的晚年。按照这则史料，高句丽佛教的初传时间似乎应当提前十年左右。但由于不知这位“高丽道人”是在本国还是在中国接受的佛法，所以缺乏说服力，一般只被当作佛教在高句丽民间流传的佐证。正是这种原因，《三国史记》和《海东高僧传》均把小兽林王二年当作“海东佛教之始”，《三国遗事》也坚持“顺道肇丽”的观点。

二 百济佛教的初传

佛教肇始百济，《三国史记》《海东高僧传》《三国遗事》等史书的记载基本相同。《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载：

枕流王即位元年，秋七月，遣使入晋朝贡。九月，胡僧摩罗骓陀自晋至，王迎至宫中礼敬焉。佛法始于此。

二年，春二月，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

《三国遗事》在“难陀辟济”条中记述说：

《百济本纪》云：第十五（《僧传》云十四，误）枕流王即位甲申（东晋孝武帝大元九年），胡僧摩罗难陀至自晋。迎置宫中礼敬。明年乙酉，创佛寺于新都汉山州，度僧十人。此百济佛法之始。又，阿莘王即位（元年），（东晋）大元十七年二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

“枕流王即位甲申”为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即公元384年，比高句丽佛教初传的公元372年晚了12年。值得注意的是，高句丽承传的是中国北方佛教，而百济接受的则更多是中国南方系统的佛教。

三 新罗佛教的初传

新罗佛教的初传情况十分复杂，各种史料之间也有一些出入。《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为：

初讷祗王时，沙门黑胡子自高句丽至一善郡，郡人毛礼于家中作室安置。于时，梁遣使赐衣著香物，群臣不知其香名与其使用，遣人赍香遍问。黑胡子见之，称其名目曰：此焚之则香气分馥，所以达诚于神圣。所谓神圣，未有过于三宝：一曰佛陀，二曰达摩，三曰僧伽。若烧此发愿，则必有灵应。时王女病革，王使胡子烧香发誓，王女之病寻愈。王甚喜，馈赠尤厚。胡子出见毛礼，以所得物赠之，因语曰：吾今有所归，请辞。俄而不知所归。至毗处王时，有阿道（一名我道）和尚，与侍者三人，亦来毛礼家，仪表似黑胡子，住数年，无病而死。其侍者三人留住，讲读经律，往往有信奉者。

讷祗王的在位时间是公元417—458年，距公元502年中国南朝梁朝建立尚有半个世纪，所以上文中“梁使”恐怕为“宋使”之误。又，毗处王在位时间为公元479—499年，同讷祗王在位时间相距20—80年。《三国史记》没有明言“黑胡子”和“阿道”就是一人，但仔细品味其文意，似乎有这种倾向。黑胡子“因语曰：吾今有所归，请辞”和“俄而不知所归”好像是给后来阿道“亦来毛礼家”埋下伏笔。非但如此，这位阿道还“仪表似黑胡子”。如果说黑胡子是在讷祗王末年来新罗弘法，而阿道是在毗处王初年来新罗再度弘法，那么二者之间只相差二三十年。从时间上讲，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假如此人以黑胡子身份来新罗时是中年，则以阿道身份来新罗时就是晚年了。这一点并不完全是凭空想象，因为第二次来毛礼家的阿道仅仅“住数年”，便“无病而死”。“无病而死”换句话说就是因年老而自然死亡，这是在新罗生活几年后的事，可见他来新罗时确实是晚年了。

《海东高僧传》和《三国遗事》在记述黑胡子宣扬“三宝”、为公主祈祷治病以及阿道（我道）来毛礼家的情节和前引《三国史记》基本相同。然而，《我道本碑》和朴寅亮的《殊异记》^[1]将阿道的事迹提前到味邹王时代。这两则资料还将阿道说成是高句丽人，其父崛摩为中国三国魏（260—265）人。魏正始年间（240—249）崛摩奉使至高句丽，与此国女子高道宁私通而生阿道。阿道5岁时遵母命出家，年16岁归魏省父，并投玄彰和尚讲下受业。三年后返回高句丽，又遵母命至新罗弘法，时为味邹王即位第二年，即公元263年。阿道因为治愈了新罗公主的疾病而得味邹王的帮助，于天镜林创建佛寺，后因儒礼王的反对，致使新罗佛教乍兴又灭。

与上述高推圣迹的做法相反，《古记》认为，阿道是在中国南朝梁大通元年（527）三月十一日来一善郡，被藏于毛礼家的密室，后因辨认“吴使”所献原宗王（法兴王）五香而受到礼敬。持《古记》观点的还有高相得的《诗史》。^[2]

一然对上述毗处王时代佛教始兴说和味邹王时代佛教初传说都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至新罗传教的阿道就是小兽林王四年（374）至高句丽的阿道。如果说他在毗处王时期才到新罗，那么就是说他在高句丽已逗留了一百多年。显然，这种说法不太可能，再说新罗奉佛也不应当如此之晚。至于味邹王时代初传说，使新罗佛教的初传比高句丽佛教提前了一百多年，一然觉得，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应当说，一然得出的“揆夫东渐之势，必始于丽济而终乎罗”的结论是中肯的，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从三国的地理位置来看，高句丽位于半岛的北部，与中国毗连；百济居半岛西南部，隔海与中国相望；而新罗在半岛的东南部，同中国的交通最艰难。在发展水平上，高句丽最高，百济次之，新罗最后。所以将新罗佛教的初传提前到公元3世纪中叶，也确实“不合高丽（高句丽）未到而越至于罗也”。所以，“阿道之辞丽抵罗，宜在讷祗之世”。至于“黑胡子”“阿道”，一然明确肯定就是一人，且“黑胡子”并非人的真实名字，而是就人的相貌特征所言，如中国南朝梁人称达磨为“碧眼胡”。阿道危行避讳，不言姓名，而世人随其所闻，将黑胡子、阿道当作两个人分别作传。上述引文“阿道仪表似黑胡”即可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