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隋唐五代（581—960）这379年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隋王朝建立（581）到安史之乱结束（763）的182年。隋唐两朝绝大多数帝王通过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制定各种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保证了各级行政机构正常、高效地发挥作用。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社会长治久安，稳定和谐，科技发达，生产力水平提高，无论是城市经济还是农业经济都获得了高速发展。朝廷对外交流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与周边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越来越密切、频繁和深入。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空前繁荣局面，哲学、宗教、文学、史学、艺术、医学、建筑、天文、历法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超越前代、彪炳千古的辉煌成就。在这一阶段，王朝的综合国力持续保持蒸蒸日上的势头，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处在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佛教在经历这个盛世的过程中，也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理论创造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第二个阶段，是从安史之乱结束到北宋王朝建立（960）的197年。安史之乱虽然很快平定，但是对后世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以及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大，成为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在政治上，中央的权力已经受到很大削弱，全国范围内的藩镇格局逐渐形成，社会从稳定进入动荡，国家从统一走向分裂。唐末的连年战争对北方经济造成的破坏尤其严重，人口减少，荒地增加。随着人口南迁，南方的经济、文化有了发展的势头。从总体上看，从安史之乱开始，贯穿唐代末年直到五代十国时期，泱泱大国的盛世气象逐渐不再。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佛教适应社会的变化，成功实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奠定了其在中国第二个千年里发展演变的大体格局。

隋唐五代期间，佛教经历了全方位的变革、多层次的创新，这个时期成为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承上启下、发展转型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佛教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建立了九个宗派，标志着中国佛教通过诠释外来经典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达到顶峰，标志着中国佛教经院哲学发展到极盛，标志着中国佛学整体框架基本形成。其二，禅宗产生、发展和壮大起来，成为最适应中国社会的佛教形态，成为中国佛教最鲜明的特色。直到今天，在这个阶段形成的佛教派系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其三，佛教深入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在中国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