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战略经济是存在的，中国与美国从2004年就开始了第一轮战略经济对话。可是，尽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了七轮，后又演变成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但什么是战略经济却莫衷一是，更谈不上用战略经济理论来指导这一重要实践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实践行动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更理想的行为是意识领先的行动而非盲目冲动。实践需要的是超前认识战略经济对话的内容，以历史和集体的智慧积淀出指导对话的科学理论，满足顶层对话实践的知识需求。

中国传统文化富有全局智慧、擅长辩证思维。然而，改变命运的急切，使很多人急功近利，只求奇胜之道。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国家，在热切地追求发展机遇，甚至连革除弊害都需要等待机遇的到来。策略性发展积累至今，终于暴露出许多问题。Gini系数高达49.1%，投资对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小，国民生存环境越来越险恶，疾病增长超越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对国民的安慰越来越小，人们从期待改善转向不满甚至愤怒，外围制约也越来越呈现刚性。所有这一切表明，广种薄收的经济耕耘，事倍功半，成长空间越来越小。矛盾、困境在催促社会经济的改良，“问题驱动改革”，人们热切期待方向、定位和路线的具体明确。

长久以来，我国形成了“穷人贴补富人，富人贴补海外”的经济利益格局，造成我国战略利益流失十分严重，战略经济利益问题早就该有人深究了。可是，盛世年华，灯红酒绿，少了许多能够清净下来的才俊，也就难得有人远顾身外公益，战略利益更是搁置天边、供人观瞻、街议垂气而已。未入世俗主流，倒给我留下许多闲暇，悠然于冷门寒窗，日积月累而有所心得，或可解一些困惑，更渴望抛砖引玉，类聚知己、结交同心。

国家战略经济的高尚与我个人地位的卑微，差距实在显著，因此，在著作过程中我一直试图改变名谓以匹配个人现实。可是，经济与非经济之间的边缘地带确实存在，这一地带的确缺乏系统研究，而呈现在你面前的确实是一套概念逻辑体系，具备一个学科的所有必要条件，与国家战略又是如此贴近，也就只好求个名正言顺了。国家战略经济学由我提出，纯属意外。唯愿国家战略经济学的存在价值，由我国战略利益得失大小、我国战略经济问题多少，以及战略经济问题化解价值大小等社会现实改善需要来确立，而不因人废言。

战略经济问题有国家、区域、产业和企业等多个层次，战略经济学当然也就不限于国家。但是，国家战略取舍影响全国、各区域、各产业和各企业，国家战略经济是战略经济的顶层，是下层战略经济的前提。国家战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经济与非经济之间的边界以及不同边界区段之间的关系，探求从非经济到经济的合理资源配置、边界区段资源之间的合理配置，主要解决从经济外到经济内的资源形成、转化和提升，外围经济资源结构优化，以及经济外围条件对经济内部结构的影响等问题。国家战略经济学的研究超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其他层次的战略经济学并未超出这个范围。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早就有服务跨国公司的战略经济学而没有国家战略经济学的缘由。

我对经济学的探索，源于我在创新产品技术中遭遇到的困惑。2003年，我有了几万元科研经费，做了台铣齿机，次年获得了湖南省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也就顺手画上句号，终止了我10年的努力方向而转向思考经济问题。在经济学界，没有洋导师为我贴金、壮胆，也没有国内名流为我指引、撑腰，我不仅不属于主流经济学派，也不属于某个支流经济学派，我根本就没有流派。同时，我是统计学教师而不是经济学教师，职业与兴趣的错位也会引发一些可想而知的麻烦。尽管自学经济学增加了我的许多艰辛，却也减少了我的许多束缚。我仅需拜读学术论述，择善而从，而无须关注学派、固执门庭。比较多家，寻求与天同乐、自得其乐，既是我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我的自由选择，或许还是我的幸运选择。国家战略经济学不是我有意选择的，而是无意碰巧的，它不要求更专业的经济学，而要求更鉴赏的经济学；不要求嵌入经济硬核之中，而要求站在稍距经济的高台之上，力避“当局者迷”而求“旁观者清”。在边缘地带探索，不符合当今学术主流，尽管阻碍重重，却符合我的素养和兴趣。进入经济学领域5年后，突然发现我的研究尽管散布于国别经济、资源经济、国际金融等，却同属国家战略经济范畴。发现这一特征后，我萌生系统性研究国家战略经济学的念头。国家战略经济学是自发积累而成的，而非故意谋划而成的。

国家战略经济学的实际价值如何，不仅取决于自身，而且取决于应用它的人。如果国家战略经济学能够启发人们减少中国战略利益的流失，更大地增进中国战略利益的流入，更有效地促进中国战略利益的潜力形成和扩大，那就是对国家战略经济学的最大社会褒奖。但愿国家领导人、经济领导人、地方领导人、大企业领导人，都不吝啬给予这样的社会褒奖。同时，希望国家战略经济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各方面、各层次思想者贡献见解、批评指正、提升完善，使国家战略经济学更加系统科学、便于应用。

处于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人生感受。2012年前，我的努力方向是抑制遐想，时不时回头看，让自己更加贴近现实，也好让自己有亲近的朋友。今天，我可以看到前方的影子，无须总是回头。雾霾消散，原来长空有万里；束缚解放，精湛思想多神力。个人如何，与形势发展息息相关。在一个沾沾自喜于“实践已经走在理论的前面”的社会氛围中，理论研究是装点门面的事情、是奢侈浪费的，理论与实践会越贴越紧。在社会需要理论时，紧贴实践的理论或许依然热门，但是，社会也需要跳出实践看问题的指路明灯。如果理论与实践相互紧贴拥抱，触觉就远胜视觉，实践也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了。正因为如此，35年的实践，让我们走到了发展的边界，浑然不知已积累下诸多困境。

作为独立学者，我关注原因胜过关注指标。指标是成就的表现，造就成就的却另有原因。同样的成就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造就。1938—1944年间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经济增长率为4.24%，是全球平均增长率1.78%的2.38倍，战争造就了德国经济的高增长。同样地，在和平时期，榨取红利折现未来，也能造就经济高增长。但是，这样的经济道德吗？能持续吗？因此，对经济的评价，不仅有指标，还有内容，更有价值判断。头脑发热时，很多人就忘了价值选择的必要。除了经济内部自身的价值准则外，更主要的价值准则来源于人文、社会、终极关怀等。原来，经济边界条件才是经济的评价基准，而我们长期迷茫于经济中。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被公认是当代资本主义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不仅轰动了西方，而且轰动了我国。在称道这一成果之余，也产生一些困惑，为什么西方少数派能够产生这样的成果？为什么我国组织了那么多的学者，安排了那么多的课题，经历了那么多年，就产生不了与之匹敌的研究成果呢？要准确回答，或许很困难，但是从研究切入点看，问题导向和经济导向的区别也是显然的。或许问题导向、实事求是、科学严谨、鞭辟入里的研究，能够增加学术的力量，我也倾力于这样做。

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

道法无边，难度无缘之人。

本书献给理念相合的有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