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前些年，社会热切呼吁顶层设计。这些年，这股舆论热潮消停了些。可是，顶层设计是客观存在的、从来就有的，正真困扰人们的，不是顶层设计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怎么样的问题。破解老问题滋生新困境，是以往的常态。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在破解当前困境中消除未来隐患，让我们的发展更加平稳有效，产生新常态呢？或许真的需要有更加全面的理论武器来解答。朱灏的《国家战略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框架，无疑是一条探寻我国长期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与强化假设条件寻求精巧理论成果的主流经济学不同，《国家战略经济学》不仅承认政治对经济的制约，而且承认人文、社会、生态、自然、历史积累、未来预期和国家竞争等多方面的制约，并把这些制约条件作为研究对象——经济边界。边界条件配置不同，经济活动的成本—收益就有差异，市场经济运行的表现特征也就不同。基于这一理论框架，不仅能合理解释西欧、北欧、美国、日韩的市场经济为什么存在差别了，而且对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有更加深刻明确的论述了。一些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看来主要是经济边界条件上的争端，从边界上寻求突破点，就不至于被圈套了。

与研究抽象经济活动的一般经济学不同，《国家战略经济学》把经济活动划分为攫取、转化和创造等三大典型展开具体深入的研究。《国家战略经济学》采用历史和现实的实证方法，将每一典型经济活动又细分为五个层次，形成经济活动的层次结构；具体讨论了三大典型经济活动的特征性质、层次结构，以及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关系，时序演化规律。按结果差异，区分经济活动满足大道定理和小道定理的判断依据，猜想超级经济大道的存在性。这是大胆的或许也可行。

经济边界上也存在内外流动，流入的为资源，流出的为产品、服务或废弃物，净流入的为集聚，净流出为耗散。经济系统设计要求形成集聚机制，要求扩大资源输入、减少废弃物排出。天然、人力、资本、知识、社会基础结构五大经济资源的生成、消费以及关联特性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同的资源的表现存在规律性差异，例如矿产等耗竭性资源经济遵循边际效应递降规律，知识等耗生性资源经济遵循边际效应递增规律。资源消费的边际效应差异，导致资源消费操作上，要激励性质良好的资源消费而限制性质不良的资源消费，从而引发资源消费结构演变。就长期而言，主导资源消费性质良好的经济板块具有高成长性，主导资源消费性质不良的经济板块具有低成长性，从而使得经济板块具有非对称成长性，产业结构演化因此呈现非对称性。正确的产业政策应该顺应产业结构演进，促进经济转型和提升，而不是阻滞这种变化。

遵循资源配置自身的逻辑，按照主要驱动性资源的差异，形成经济循环路径典型：资源-劳力型经济和资本-知识型经济。通过边界交换，促进经济循环的就是增强动力，制约经济循环就是约束力量。论著中深入讨论典型经济循环的特征性质、存在条件、成长规律、演化趋势，以及它们之间的共生性、依存性和交换的不平等性，指出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资源-劳力型经济往资本-知识型经济的全面提升。很有启发性的发现是，经济循环路径决定高度依赖社会福利，从而推知实现我国经济转型的前提是增进福利。在如此复杂的战略经济体系中，得出如此简明的结论实属不易。如果结论无误，对我国经济政策制定思路将有重大价值。据称，现在已经有多位学者仔细研读了论著，尚未发现逻辑论证上的错误，即使有错误看来也非显见。当然，对于这样的重大结论，进一步深究依然十分必要。著者也应放开心胸，广采各方真知灼见。

从世界观角度认识经济空间，依据五个世界构成划分出五大产业，把经济研究建立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成果基础上，是崭新的思想方法，是很有新意的探索。基于哲学对世界构成的认识，就能深刻认识未来世界经济空间的结构特征，确定未来经济的主要成长领域、最初动力和最终目标。著者由此推测未来经济空间结构的时序演化趋势，探讨如何实现全面、同步和协调的社会经济发展，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在技术—社会体系大变革的当今，对未来经济成长的内容、推动力、产业体系的预测，除了数量统计规律外，也确实十分需要有新的探索方法。论著在这方面的探索至少是自圆其说的，有哲学根基的，很有启发的。

国家之间内外交换，也是国家经济的重要边界条件之一，是国家经济利益直接获得或者直接耗散的内容。增益性内外循环就能产生利益集聚效应，使国家经济越来越强，耗散性内外循环则会产生耗散效应，导致国家经济越来越弱。因此，国家经济利益竞争不是无所谓的。从实践角度看，政府有责任参与国际秩序重构，让国际秩序形成有益于自身的利益集聚机制。仅仅遵从国际秩序是不够的，是违背大国天性的，也推卸了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不仅无法获得国民的支持，也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

边界条件决定市场机制，是著作的一个重要观点。第二个观点是，社会选择决定经济边界。其实著作许多论述表明，政府主导社会选择。把这三个观点结合起来，就是著作对政府到底应该做些什么的回答。著作的结论是，政府既不是无所不为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政府的责任就是配置经济边界条件，也就是主导国家战略经济的发展。边界上的行为既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也通常受到其他多个方面的影响，国家战略经济的市场机制是不完全的，是失效或失灵的，因此，就需要政府来弥补或主导。除了空间维度外，在时间维度上，政府承当跨期资源配置的责任，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包括累积经济活动平台，创造要素，特别是包括战略技术创新。优化经济边界条件配置，改善企业经营的平台，就能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简言之，市场的归市场，政府不干预；政府的归政府，政府不推卸。政府的经济责任范围是经营国家战略经济而非投入到竞争性经济领域。

对于国家经济研究，著作形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框架模式。这个研究模式以环境资源、政府作为和社会选择为边界条件，内部运行逻辑为核心，包括原动力、动力循环机制，结果评价为导向。这一研究模式比较规范，也符合认识的规律。应用这一模式，著作归纳出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大成功典范。美国是开拓攫取范式的典型代表，德国是精工攫取范式的典型代表，日本是规模生产范式的典型代表。美国模式以自主研发为源，面向未来求新图变、主导世界产业发展趋势而成领先国家。德国模式立足优势技术积淀和完美主义文化，以提升既有产业为创新出发点，精工细作、寡据世界各产业高端而成经济强国。日本模式以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为路径，降低生产成本、做大产业规模而成经济大国。

比较国际范式，著者认为，我国要构造国内外循环增强的动力机制，只有增进国家利益才是促进我国发展的动力、竞争优势的来源。国际贸易循环中，扩大规模、提高开放度，并非一定增进国家经济利益。按照完全成本收益来计算，通过压低工资、降低福利、压缩环境代价和资源成本的方式扩大贸易额，是中国的利益流失而非利益增进。国际比较，也发现我国的开放度高于西方主要经济大国。著者认为，我国无须致力于扩大贸易规模，而应提升贸易利益。这一认识与流行的观点是相反的，与开放的政策不完全一致，但与国家领导人申明的“中国不寻求贸易顺差”比较贴近。这是技术之争而非政治之争，有这样独立观点的提出，是难能可贵的，但需要从技术上进一步论证。

《国家战略经济学》作为新构建的理论体系，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正如著者自己认识到的，应用方面是比较薄弱的。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尽管著者布局了三章内容，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困境破解观点也十分新颖独特，但总体来看，并未提出如何发展国家经济的清晰思路，也没有达到国家战略经济的层次。有些方面有待具体深入研究，例如充分揭示外交和军事等对国家战略经济的具体影响，军民融合是如何强军兴国的。著作提出了经济质量的一些准则，却没有建立边界条件与经济质量之间的具体联系。对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经济研究规范严谨，对以色列、北欧、拉美等经济就着墨不多，布局结构很不平衡，而且选例依据也未阐明，或有重要疏漏，例如金砖五国。此外，著作中后半部，论述显得有些累赘，重点不够突出，如果简练表述，可以为读者节省不少时间。

要一位学者破解所有实践问题，使提出的理论完美无缺，当然是为难了些，但是，只有这样要求才能不断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一位学者做不到，大家齐心协力就可能做到。

《国家战略经济学》是实在人做的实在事。著作成果前后积累了十余年，期间并未得到有力度的资金支持，能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不是实在人是很难做到的。著作十分厚重，概念逻辑体系严密，未发现反例，完全符合科学体系准则，作为首次提出的理论体系是十分难得的，干了一件实在事。希望著者以后继续干实在事。把《国家战略经济学》应用到社会实践中，接受并通过实践检验，是更加宏大的实在事。这一宏大的社会事业，仅仅依靠著者个人努力是不够，甚至依靠研究团队都只能实现有限目标，十分需要依靠各方面的力量群策群力来实现。一方面著者加强理论扩散、扩展研究范围；另一方面政商学各界加强应用、提升和再创新，《国家战略经济学》就更有积淀。能够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国家战略经济学》就更有生存的土壤、更有生命力，学科就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国家战略经济学》是产生在中国的，希望财经高层领导、企业领袖、学者教授积极推广应用、修缮提升，让本土新生学科茁壮成长！

2017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