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形成典型经济的必要条件

经济发展取决于经济外围的动力条件和经济内部的循环运行机制。两大典型经济的发展导向不同，所需要的发展条件也有差异。营造适宜的经济发展环境条件，正是调控经济、引导发展、实现目标的政策选择内容。深化对典型经济的认识，有利于把握政策尺度。

4.3.1 典型经济的社会意义和存在基础

资源—劳力型经济的存在基础是对天然资源的攫取和人力资源的廉价，是一种初级经济形态。资源—劳力型经济中使用的是初级经济要素。如所需的人力资源更多的是劳力而不是智力，所需的材料更多的是普通初级材料而不是专业精细材料等。资源—劳力型经济以规模化、廉价化、集中化为基本生产特征，资源—劳力型经济主要从事物品的转化，产出品主要是顺应大众需求，其社会意义是推进物质文明的普及化。

知识—资本型经济主要依存于知识、资本、智力等积累性资源，是一种高级经济形态。发展知识—资本型经济需要高级、专业、精致的经济要素，如高智慧人才、高等教育、高品质材料、精密或专业的加工设备等。知识—资本型经济以差异化、精密化、专业化为基本生产特征，主要是拓展经济领域、提升品质、满足高端用户需求。知识—资本型经济的社会意义是把物质文明与其他文明连接成一体，促进经济质量的提升。

知识—资本型经济不仅创造出产品和服务，而且同时积累下再发展的资源，特别是领先的技术和知识，从而使整个经济具有不断自我增强的功能特征，形成并逐步扩大竞争优势。另外，更多地发展知识—资本型经济能创造更多的差异化，有利于经济分化、差别化和平等化，有利于促进精神文明和社会公平。

不同的经济需要不同的资源要素。在现代经济中，公共要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11.22%上升至2008年的19.76%、2015年的25.97%。对于不同类型的经济，所需的公共要素构成、品性特征和质量性质等都有显著差异。教育和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全球各国普遍宣称科教兴国，教育和科技似乎是各种类型经济的共同支撑条件。然而，在不同类型的经济中，尽管科技和教育都是重要的，但在各国的作用和定位却有很大的差异。

（1）在资源—劳力型经济中主要需求操作、执行等低端人才，教育的主要作用是现有知识的理解和传播、驯化和纪律，以便于人力管理和低成本利用。资源—劳力型经济不需要多少自主创新，对独立自主创新的人才也就没有实质性需求，创新教育没有相应的气候条件。

（2）在知识—资本型经济中，主要需要开拓型、自主创新型等高端人才，教育的主要作用是培养创造力、想象力。在知识—资本型经济中，当然也要有操作和执行的人力资源，但是社会文化不以此为主导，也就难以成为教育的主流。

4.3.2 发展资源—劳力型经济的必要条件

资源—劳力型经济以攫取既有要素利益为导向，这种经济的促进要素如下。

（1）资源低成本。资源低成本主要是指自然资源低成本和人力资源低成本。资源—劳力型经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没有资源消耗的低成本就没有资源—劳力型经济，资源低成本是资源—劳力型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特别是人力低成本又是其他资源低成本的基础。发展资源—劳力型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劳动力供过于求、工资低廉。

（2）实质鼓励资源消耗。鼓励用资源推动经济发展有直接措施和间接措施，抑制资源价格上升是直接的经济政策，放任自然资源的过度供给和社会主体相对贫困化是间接做法。鼓励措施很多，如不计矿产品资源价值、矿产品低税率、放任采矿管理、降低采矿安全、减少矿工福利等都有利于降低矿产品价格，从而有利于增加矿产品资源的消耗。

（3）弱化公共福利。公共福利，特别是对个人和家庭的公共福利如医疗、基础教育、养老、住宅等，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并且有一定程度的消费刚性。弱化公共福利就会增加个人支出和储蓄，使收入不高者因偶然原因而陷入贫困。长期弱化对个人和家庭的公共福利，有利于产生贫困人口，增加劳动力供给，从而有利于发展资源—劳力型经济。

（4）承接产业转入。不创新产业，也就只能承接产业。在国际上可以转移的产业，进入门槛就不高，通常是落后或淘汰的产业、低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低端部分。劳动力和资源是这类产业的主要成本因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就得为之提供低廉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社会间接成本。能够吸引国际产业转入的只能是资源—劳力型经济的国家，并且典型性越突出的国家，就越有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条件。

发展资源—劳力型经济，国民是最基本的代价。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能够有效区分资源—劳力型经济与知识—资本型经济，而且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也能看到两者选择上的显著差异，表4-1中的数据就可以显示出社会选择上的差异，其中人均GDP是2016年的数据。

表4-1 一些主要国家劳动工资和年度劳动时间对比

4.3.3 发展知识—资本型经济的必要条件

知识—资本型经济以拓展经济成长空间为导向，这种经济的促进要素如下。

（1）提升人力素质。提升人力素质的基本途径是发展公共教育和技术培训。公共教育的基本原则是不论其家境如何，社会让每个有潜力的人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全民教育水平提升了，发展知识—资本型经济的要素条件就改善了，就为发展这种经济提供了趋势性条件。

（2）政府创造要素条件。知识—资本型经济主导的国家是创新导向的。企业、个人等私人创新以公共技术为平台，搭建这个平台是政府的责任。凡是政府承担起公共技术创新的责任，如发展航空航天、生物、信息、海洋等领域的关键技术，能为全社会提供丰富的技术创新要素，从而激活“万众创新”；反之，不提供要素，任何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都无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3）增加公共开支和公共福利，淘汰低端落后产业。增加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使人们免受生存困扰，降低人们的就业压力，有利于提高就业者的收入，迫使依靠低工资为生的低端落后产业尽早转型，释放出有效资源，促进经济进步。在福利良好的条件下，从落后产业转出的职工没有生存之忧，这不仅保障了社会的安定和谐，也使得人们无须为生存而委曲求全，落后产业就没了成长的土壤。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企业只能转入知识—资本型经济领域发展，从而促进传统产业的提升和新型产业的形成。

（4）推行经济全球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知识—资本型经济以资源—劳力型经济为存在的基础，资源—劳力型经济的产品是知识—资本型经济地区所需要的。此外，知识—资本型经济需要在与资源—劳力型经济的交换中消灭泡沫，填实本地经济。知识—资本型经济更需要开放的经济环境和便捷的贸易。与此同时，知识是发展知识—资本型经济的战略资源，只有控制好战略资源，知识—资本型经济才能延长寿命、提高价值。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发展知识—资本型经济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就是企图为知识—资本型经济攫取资源—劳力型经济利益建立超强的制度基础。

4.3.4 社会福利保障决定经济成长类型

（1）社会福利决定经济类型。根据不同经济的发展条件可知，在决定经济类型的诸多条件中，最直接冲突的因素是社会福利。发展资源—劳力型经济就必须弱化社会福利；发展知识—资本型经济，就必须强化社会福利。因此，社会福利是决定经济类型的分水岭，社会福利不仅是决定经济类型的必要条件，也是决定经济类型的充分条件。如果经济逻辑无内生矛盾，知识—资本型经济和资源—劳力型经济的其他必要条件并无直接冲突性，仅起互补增强的作用而非决定作用。因此，社会福利的选择倾向就成为界分知识—资本型经济和资源—劳力型经济的关键，如果强化福利水平，就循环增强知识—资本型经济；反之，如果削减福利，就循环增强资源—劳力型经济。

（2）降低福利最终与经济发展相冲突。1978—1990年间，我国放开搞活经济，原有社会福利不减，发展直接惠民。这个阶段人们充满美好理想、社会蓬勃向上，国民少有不满。1994年后的经济改革，探索人们能够“承受”的边界，通过不断弱化“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将滴水汇流成河，经济呈现高增长。尽管从那时开始，经济转型呼声不断，不断降低的劳力成本和就业要求，却推动我国资源—劳力型经济不断增强，从而形成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正如我们理论分析中所言，资源—劳力型经济启动快、增长猛，但很快塞满经济空间而造成内部激烈竞争，导致我国出口产品跌价、进口的产品涨价，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尖锐，甚至学生进取无望而消极怠学。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种经济已经触及边界了，已经走到尽头了。

（3）高福利与高发展能够互补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人均GDP为53101美元，比美国更富裕的国家卢森堡为110423美元、挪威为100318美元、卡塔尔为100260美元、瑞士为81323美元、澳大利亚为64863美元、丹麦为59190美元、瑞典为57909美元、新加坡为54775美元。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比美国福利水平更高。一些人把社会福利保障归结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其实并不尽然。二战后欧亚参战国极度贫困，普遍采取供给制分享生存用品，这是低发展条件下的高福利；新加坡、美国等当前比西欧国家有更高的人均GDP却同时有更差的社会福利；我国1994年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1978年，但是此后的经济改革手段是降低社会福利而非提升社会福利（2006年开始有所回升）。事实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或许为社会福利提供选择的可能，社会福利最终如何却是社会选择的问题，取决于管理层的价值判断、战略意图等。然而，如果经济发展不能惠及民生，贫富差距就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动乱因素，这样的发展不是可持续的。如果福利与发展互济，就能保障社会平稳前进，有益于降低长期发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