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从国力增强看经济学革命
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卫生、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发展水平的总和，换言之，是国家拥有的各类战略资源之总和。经济是基础，滋养其他各种力量，其他各种力量又反过来服务于经济力的增强。主流经济学隔离了这种联系，就经济论经济。国家战略经济学则注重这种相互关系，站在经济边界看经济。
1.1.1 经济学遭遇不可破解的困境
经济学是实践性科学。可是，经济学主流却越来越背离实践性方向，也就越来越缺乏自我批评的动力。斯蒂格利茨（1993）、科斯（1991）、克鲁格曼（2008）、梯若尔（2014）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跳出主流，顺应社会需要推动经济学革命，批判主流经济学，引发众多学者的共鸣。“经济学已准备好进行一场改革，但如何改还不清楚”（Sabina Alkire），人们都在探索中。问题驱动创新，中国经济困境日益呈现，中国有强大的现实力量驱动经济学变革，中国有条件引领经济学革命浪潮。
1.1.1.1 破解不了世界经济陷入“三低一高”的窘境
破解现实问题是经济学的真谛。经济学的危机首先来源于它在解释经济现象和指导经济实践上的苍白无力。根据IMF数据计算，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20世纪60年代为5.32%，70年代为3.77%，80年代为3.30%，90年代为2.86%，21世纪前10年为2.52%，最近5年则是2.45%。[1]可见，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处于持续下降中，总体上呈现长期增长停滞趋势，主要表现一是“三低一高”——“增长率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流动性高”[2]；二是短期调控失效——扩大流动性并未促进经济增长，却加剧流动性泛滥。长久以来，世界经济呈现“三低一高”的演化趋势，当今的经济学对这一暗淡趋势却束手无策。
1.1.1.2 全球“量化宽松”无度依然难解金融危机困局
2008年爆发世界金融海啸，再次刺痛人们的神经，动摇了许多经济信条。特别是美国四轮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5万亿美元，欧盟2.3万亿欧元，英国3750亿英镑，日本195万亿日元[3]，以及澳大利亚、泰国、瑞士和金砖五国等，各国央行也都先后以降低利率、增发货币、补充流动性、主动释放流动性等措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用量化宽松政策挽救危机已达9年，但世界经济并未走出低迷。被经济学界和各国政府普遍认为行之有效的“量化宽松”政策，实践证明是无效的，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备用处方。
美国量化宽松的80%流向世界各地而实现了嫁祸于人。其他国家量化宽松收效甚微，如日本经济依然呈现负增长/微增长，安倍经济学陷入困境。中国“四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当时独当一面抗下跌却留下产能严重过剩的无尽烦恼。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各国央行其实都遵循凯恩斯主义经验和方法，企图烫平周期，但都没能化解这场金融危机。应对危机的方式与以往一致，各国政策比以往更加同步一致，政策力度更猛更大，世界经济陷于低迷期却更长、治理效果更差。实践迫使人们反思，这样的处方对吗？现有的经济理论够吗？老方治新病行吗？
1.1.1.3 市场经济的逻辑与现实状况的冲突显著
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应该更多地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政府说了算。市场经济越发展，政府的经济支配力就应该越低，从而形成“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治理模式。现实状况是，世界各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政府的经济支配力处于加大之中，见表1-1。美国政府支配力[4]从1929年的10.3%提升至2012年的38.2%，2013年多数国家分布在1/4—1/2间，超过1/2的有13个，低于1/4的有65个。当今世界，政府不仅扮演着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也越来越多，并且宏观调控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责，政府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发动机和动力来源。
表1-1 主要国家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变化情况（单位：%）
1.1.1.4 经济学经典遭受前所未有的非议
曼昆（Mankiw）是哈佛大学经济学著名教授，他编著的《经济学原理》长期风靡全球。2011年，70名哈佛大学生发表公开信宣布集体退选曼昆的课程。学生们认为，当经济学家选择不讲道德的时候，经济学就成为一种歪门邪道，经济学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学习的价值。《经济学原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难以学以致用，无法克服经济危机，这是哈佛经济学教授的逻辑，也是哈佛学生退选的理由。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无效应对，使西方一流经济学名校也不得不参与到经济学的反思洪流中，后崩溃时期经济学（PCES）组织应运而生。
新的研究正在动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信条。行为经济学家已经积累了海量证据，证明经济人假设并非真实。实验经济学家证明效用理论并不成立，并进而得知金融市场并不总是高效，这就动摇了市场机制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信条。[5]面对理论背离现实的窘境，西方经济学家不是不想维护自己的面子，而是维护不了面子；不是不想继续盘踞在象牙塔尖上，而是经济学根基正在动摇，躲在象牙塔尖让人胆战心惊、时刻担心坠亡。实践难以容忍经济学家们长期沉浸在通过金融衍生产品攫取财富的自娱自乐游戏之中，而让公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世界也难以长期容忍美国攫取金融财富，而让其他国家身陷信用货币政策的泥潭中。
1.1.2 经济学应用存在严重缺失
理论研究需要对现实做必要的抽象。问题是，抽象过程也不能抽空实质内容，以致回不到实践中去。经济学形式化特征越来越显著，实践性学科特征越来越缺乏。
（1）经济研究孤立静态。经济学不在意“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的”（罗马俱乐部主席佩奇，1981）。经济研究极少顾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以及这类影响对人类自身的反作用。经济学不仅对此熟视无睹，而且意图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需求的方式对待我们的生存母体——环境。
（2）经济研究范畴狭窄。经济是物质、人、资产、知识、基础条件等的联合运动过程，是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人文规律甚至思想规律等多重力量联合决定的过程。现代经济学见物不见人，只注重物质侧面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特别是从较长时期看，“假设其他因素固定不变”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即使从短期看，这些因素也是互动的而非独立的。
（3）以偏概全缺乏深解。现代经济学通过形式化方式证明：市场经济是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6]这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也没有实践依据，只是毫无依据的信条。北欧、西欧、北美、日韩等，被认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过，这些国家的市场机制特征差异却很大。2014年，北欧五国人口合计2610万，GDP 16717亿美元，人均GDP为64063美元，Gini系数为24.6%，是全球最富裕、收入差距最小、福利水平最高、税率最高的地区。北欧国家发展经济并非主要靠物质刺激，其扶弱抑强的人道福利力度甚至超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与北欧不同，美国相信金钱万能，以物质刺激促进经济发展。在同等人均GDP的国家中，美国的福利最差、税率最低、收入差距最大，Gini系数高达45%。美国经济同样是成功的，人均GDP为53100美元。可见，市场经济根本就缺乏具体一致性，市场经济的具体制度设计与社会价值取向、文化理念、自然制约等诸多因素相关，绝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如果市场经济是广谱的，那也就只留下信念了。
（4）陷入形式主义泥潭。1937年科斯《企业的性质》开篇就批评，过去的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构建经济理论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科斯认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manageable），而且必须是“真实的”（realistic）。否则，“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从而无助于增进对真实世界的认识。遗憾的是，西方经济学并未因科斯的批评而转向“研究真实世界”，依然遵从罗宾逊（Joan Robinson）在《经济学是一个严肃的主题》（1932）中的观点：经济学的前提性假设必须易于处理，如果我们能处理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我们也只能别无选择地用这些不真实的假设。这样一来，经济学形式完美成为主流追求，而实践性要求被无视和低估，经济学也就越来越背离实践性科学的特征。
（5）中国主流经济学研究遵从当今西方路线。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方面，中国经济学家是很谦虚的。新的一代，已经能够采用复杂的数学形式，推导出不知所云的结果，或者得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撰写的经济学论文完全能够满足学术论文的形式要求，与西方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海外期刊刊登量也正在增加。既无西方的经济实践背景，更无视中国经济问题的现实背景，从论文到论文的研究成果，是好看不中用的。这类研究，其实是个别特例的数学说明，既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一般性、概括性准则，也不满足实践活动的具体性、综合性准则，属于对枝节内容的形式化处理和学术外观改善。
（6）学术根基不牢、先天偏见。中国主流经济学形成于改革开放的学费支付中，并未经历学术洗礼，缺乏坚实的学术根基，基本特征是先入为主、执着偏见、盲目信奉。尽管学术根基不牢，当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政治靠山却很硬，做不到以理服人，却能做到以势压人，执掌着话语霸权及学术霸权，以真理的化身自居，通过压制其他学术观点来突显自我，成就唯我独尊的学术霸主地位。
（7）不明是非，固执陈腐理念。中国主流经济学奉行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宣扬和倡导市场即美德、市场即真理、“市场至上”的经济学理念，无视“华盛顿共识”最有益于美国而非中国的事实。Amartya Sen[7]深切关心和同情全世界饱受饥饿、疾病、灾害和贫困之苦的人们，强调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实现社会弱势群体发展的经济理论。[8]显然，Amartya Sen的理论十分适用于严重失衡状态下的中国，可是，Amartya Sen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理念对立，在中国遭到了冷遇，不为人知。
1.1.3 经济学越来越缺乏批判动力
（1）西方经济学以往的发展有两大动力。一是来源于经济学自身的深化，主要是采用更技术化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如Nash引入数学模型研究博弈均衡问题，使得经济学研究更加严密、精确；二是来源于各方面对经济学的批判，如马克思通过对早期经济学的批判而形成政治经济学，科斯通过对微观经济学的批判形成产权理论，这些批判使得经济学更加符合社会改良的要求，也更加贴近经济实践的需求。在两大动力驱使下，分别形成分析经济学派和批判经济学派。[9]分析经济学派旨在从技术角度找到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钥匙，使经济学自我提升和完善。批判经济学派旨在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建立不同于传统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使经济学紧贴时代的脉搏。只有两大驱动力互补平衡推进时，经济学的发展才能既遵从学科发展的自发规律又紧扣实践性学科的发展方向。
（2）两大动力的平衡后来被打破了。在实践较量中，奉行批判经济学的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或转向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或增加市场经济的成分，于是，分析经济学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实践上的成功，更让分析学派成为主流，主流经济学家也就登堂入室、成为各国政府的经济幕僚，并陷入唯我独尊的幻觉中。主流经济学地位的提升，也吸引一大批附庸和打手，批判的声音被压制住，研究模式趋于既定不变、形式主义和教条化。经济学家甚至无须面对社会实践的检验，就可以登上象牙塔，只要成功解算既定模型，便能扬名立万，甚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3）仿效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剔除价值判断。主流经济学构建实证方法体系时，撇开了对政治、社会和人文因素的考虑，孤立地探讨资源配置问题。看上去更客观了，实际上却没了经济本质，使经济学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一是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困境，经济学无论如何都成不了自然科学，同时又与人文价值渐行渐远；二是论证过程的封闭化困境，研究模式日益固化和僵化，理性经济人如何选择最优均衡备受推崇；三是日益丧失现实经济的解释力，经济学忘却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学科职能，成为脱离现实的符号化科学。严格假设、严密逻辑推理、精确计算，尽管让主流经济学越来越精致，却也让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越走越远，越来越缺乏解释力。比如，经济学理论早已论证了关税保护的低效率，但是许多国家一旦遭遇贸易问题就高筑关税壁垒；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造成不稳定的危害性，但是量化宽松却是当今全球性公共政策；向市场经济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也经常被放慢、停滞甚至倒退。经济学上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什么被搁置、拖延，甚至被反操作，难道全是实践者的无知吗？难道不可能是理论偏颇和不可采信吗？
（4）过度重视技术方法，轻视思想方法。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经济运动不同于物质运动，用工程师处理无生命的物质技术去处理有生命的人的活动，完全歪曲了人类行为科学的特征（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10]）。研究经济问题时，借助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形式上更加科学规范，实质上却经常南辕北辙、不能揭示经济本质。缺乏可靠的经济理论框架，就采用方程组、矩阵等数学模型研究经济问题，除了增加盲目性、盲从性、蒙骗性外，不仅不能保证正确性，还会提高误导性，没有实质的好处。分析经济的过程，必须且必然采用一定的认识方法，并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配和指导。现代经济学却隐藏经济哲学思想，以低层次的工具手段替代高层次的思想方法，使得经济学缺乏思想性。例如，现代经济学只描述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的周期性现象，习惯于采用财政和金融手段消极地烫平周期性波动，而对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经济秩序重构的进步作用却视若无睹。
（5）忽视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条件。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经济就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财富增长”。其实，优化资源配置有两个基本维度。在时间维度上，要求资源世代价值最大化；在空间维度上，要求资源现实价值最大化。世代价值和现实价值却并非一致，而现实总是在短期内起主导作用。众所周知，稀土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我国当前却以“泥土的价格”出口以求现实利益。专家估计，若以后我国进口稀土，价格将提升百倍以上。此外，稀土出口让日、美等国武器尖端化，对我国安全造成现实威胁——为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损耗安全上的现实利益。可见，资源现实价值最大化也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如果外围条件就是扭曲的，优化资源配置也是被扭曲的，价值导向错了，价值最大化又从何谈起！
（6）中国经济学有条件实现创新超越。主流经济学缺乏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不仅西方经济学家需要反思，没有完成全面学习任务的中国学者也需要反思。面向现实问题，中国学者不仅有反思的必要，而且更有反思的优越条件。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经济困境比以往更多更大，比任何西方国家更多更大，驱动我们反思的力量也就比西方国家大得多、急迫得多。“问题驱动改革”，经济实践问题驱动经济理论创新。作为实践性科学，经济学永远不会成熟，但现实的问题会不断引发经济学创新。如果用中国现实经济问题驱动经济学创新，不仅问题是原始的，能够引发原始创新，而且问题是很多很大的，可以激励全面创新、高层次创新、大幅度创新。在经济学创新上，中国有条件后发先至，实现创新超越。
1.1.4 经济学基础远离必要的前提
（1）经济学如何突破，各方面都在探索中。刘正山[11]从广泛的调查研究中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仅仅是要素的投入，更包括各项政策的配套、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及其水平、政绩考核体系等。仅仅依据现代经济学知识设计的发展思路，大多与实践脱节，只要涉及人际关系，现代经济学就难以解决。至于宏观问题，一旦涉及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预测，就注定失败。如果不涉及发展的终极目的，缺乏对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的考量，其发展必然隐藏危机。可见，经济学要更全面地认识现实问题，而非简单化认识概念化问题。
（2）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增加GDP还是增进国民福祉，是最终追求经济目标还是最终追求社会目标？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6747美元，不丹为2664美元，经济增速也是我国高于不丹。可是，不丹10.4%的人“不幸福”，中国25%—50%的人“不幸福”。[12]可见，目标决定结果，国民感受如何，不是经济能够完全决定的，经济增长不是社会进步的全部，经济是从属于社会生活的。2013年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7/697号决议，提出应鼓励各国政府认识到GDP不是衡量福祉的唯一指标，应把经济和社会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制定具体政策来保护环境，制定福祉指标以指导政策设计和监测，使之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
（3）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好看不中用。经济研究最初是从社会角度出发的，形成了政治经济学。20世纪后，经济研究内敛纯化，试图集中研究纯经济问题，消除开放条件的不确定而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作为学术研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化，是必要的、必然的。具体深入的经济研究，确实产生了许多简洁优美的结论。然而，将经济活动这样一个人文过程简化为一个物理过程，去掉了价值选择和生态环境制约，经济学就会失去实践性本质，经受不住实践的检验，并弱化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以致好看不中用。
（4）中国经济研究偏离现实。经济学，讲的是经济原理、规律和方法，并不存在中外之别。经济学应用需要与经济实践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西方经济学没有服务东方的初衷，直接引用西方经济学教条经常不服水土，解决了这个问题便滋生出其他问题。直面自身经济现实，分析自身经济问题的根源，脚踏实地探寻自身赶超西方的特别路径，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主体，也是致力于提升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方向，教条主义绝非出路所在。
（5）经济学需要回归本源。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的突破是回归传统，超越文化重新整合，形成具有共性的经济学。理由是脱离传统轨道后，经济学走偏了，遭遇测不准、脱离实际等多重困境。经济学的思想根源，或许真的千古不变，可以古为今用。不过，当今时代，经济的丰富性是古代不可比拟的，复古主义不是出路，回归实践本源才是正确的方向。从实践角度看，信息经济中价格形成、服务特征、市场特征等，是经济领域的新事物，需要面向现实的实践活动、创新经济理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