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型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前言

《俄罗斯转型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创新工程课题。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特点或基本思路是,从体制转型分析俄罗斯现代化问题,体制涉及多领域,而本课题从体制研究转型与俄罗斯现代化的关系时,紧紧扣紧政治与经济体制问题,剖析通过改革实现体制转型对国家现代化所起的重要作用。

今后一个时期,从转型视角研究俄罗斯现代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化”已成为当今俄罗斯的热门话题。2010年8月31日《中国改革》杂志采访了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谈到现代化问题时他说:对当今的俄罗斯来说“现代化意味着一切”,“以现代化告别过去”。俄罗斯学者拉季科夫说:“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俄罗斯的政治日程聚焦在建设新经济和俄罗斯民主现代化这两个重要问题上。”“无论从理论还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要想让俄罗斯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符合大国地位,现代化都是当今的客观要求,势在必行。”[1]俄罗斯要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必须通过转型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

本课题的研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相应分为三编。

第一编:俄国现代化。对世界各国现代化问题的考察,很容易看到各国因受各种不同条件的影响,现代化的道路、类型是各不相同的。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现代化后来者的俄国,它的现代化更具有自身的特点与特有的复杂性,这是由于俄国现代化是在长期存在的农奴制与沙皇专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俄国现代化进程是十分艰难的,这个过程延续了两百多年,一直到当今的俄罗斯,仍处在持续之中。本编着重研究两个相互紧密相关的问题:一是俄国现代化的进程;二是从现代化视角分析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

从彼得大帝开始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俄国现代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不论是通过改革使体制转型来推进现代化,还是通过革命来推动现代化,总的来看,都是“自下而上”进行的,都是出于形势所迫。

第二,俄国的现代化往往是与对外扩张相联系的,因此,在发展工业时往往首先发展与军工有关的部门。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一千年来,征服、恫吓及奴役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证明形式。这种情况并没有使俄国知识分子获得自由感、自豪感或庄严感。对俄国来说,对外的每一次胜利都造成了国内的巨大失败,导致了不自由成分的加强。民族的自我肯定是通过地理扩张达到的。”[2]

第三,每一次改革都遇到封建贵族的强烈反对,这是因为,正如上面指出的,在俄国改革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改革的领导者是封建贵族,是各时期的沙皇,而改革的对象亦是这些人,因此,改革中的矛盾斗争必然是十分激烈的,历次改革都不可能是彻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每次改革都不允许动摇封建贵族的统治地位。

第四,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十分曲折的、缓慢的过程,这是因为俄国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它长期保留着农奴制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畸形表现,如沙皇个人专权、独裁,没有任何法律意识,国家就是一切,俄国以国家吞没了一切,等等。

第五,由于俄国在历史上一直落后于欧洲,因此,它的现代化一直具有“赶超”欧洲的特点。但这种“赶超”或者说学习欧洲还是欧化,俄国都尽力保持自身的传统,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俄国特殊性与世界普世性(或共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突出反映在,俄国在向欧洲学习现代化时,主要是在经济、技术与军事层面,而在社会层面如民主、政治、法制、自由与个人权利等方面,往往是十分谨慎乃至抵制的。这亦是俄国现代化迟缓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二编:苏联现代化。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在这长达74年的时间里,苏联曾一度成为超级大国。但它并没有建立起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现代化体制。苏联解体前仍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落伍的体制严重阻碍了苏联现代化的进程,并成为其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人的自由发展的各种弊端的批判,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而自那时以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社会主义运动应集中在如何为人的最终解放创造条件上。同时,亦应看到,此时,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不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政党,革命也好,改革也罢,都必须顺应这一时代潮流,这也是一个国家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必由之路。斯大林执政后所创建的体制模式,阻遏了现代化的进程。

斯大林之后,虽经历了多次改革,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体制。

赫鲁晓夫执政后在政治与经济领域进行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的来说,并没有使苏联政治与经济体制迈上现代化的台阶,其根本原因有:一是要看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有其局限性。不认识这一点,就难以对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有深刻的理解。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3]。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认识就在于此,而他至死也没有摆脱这个错误认识。总的看来,他真的相信,揭露了斯大林个人,他就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对消除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出现的深刻的变形现象没有做任何一点事情。”[4]二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在赫鲁晓夫改革的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5]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的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进而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局部性改革的话,那么对政治体制不仅没有触动,而且在上台后很快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曾进行的一些改革,随后政治体制出现了倒退,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回归。如果从转型与国家现代化关系视角来考察,那么不论从生产力还是从体制模式去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都没有使苏联在迈向现代化方面取得进展,而且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与现代化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所要求的倒退现象。简言之,勃列日涅夫时期给后人留下的是落后的、失去动力的与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体制及低效的生产力。

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改革长期停滞与政治体制倒退,使苏联在迈向现代化方面没有取得进展,是苏联走近衰亡的时期。后来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期执政,难以改变这一严峻的局面。针对当时苏联的状况,时任苏共书记的利加乔夫说:“国家已处在通往社会经济绝境的轨道上。应该真正地干一番事业,把国家拉到正道上去。”[6]人民期待摆脱困境,振兴苏联,向现代化迈进。这就需要通过改革使体制转型。这就是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主要任务。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开始执政到1991年12月辞去总统,一直在从事改革,并在某些领域和某个阶段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改革政策及措施得到了实现,但从整个改革过程看,进行得并不顺利,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并成为加速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因素。

但从转型视角研究体制向现代化的影响来讲,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期,在经济体制方面,经过激烈争论,到80年代末,苏联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须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实际上已达成共识,普遍认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东西,市场经济是人类在经济运行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应把它拒之门外,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停留在继续寻找计划与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上,否则对传统体制起不了治本的作用,因此,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别无选择。虽然戈尔巴乔夫还未来得及实施以市场经济模式为目标的改革就下台了,但毕竟提出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这为经济现代化而实施改革在理论与思想方面提供了有利的初始条件。在政治体制方面,强调改革与落实人权相结合。

第三编:俄罗斯现代化。1991年底苏联解体时,由于长期没有对失去发展动力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积累了大量的问题,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又陷入衰落。普京在2000年5月首次就任俄罗斯总统时指出,俄罗斯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第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怎么办?普京提出了富民强国的竞选纲领。他大声疾呼:战胜贫困,改善民众生活,要洗刷掉国家贫穷的耻辱,还国家以经济尊严。普京为了实现富民强国的经济纲领,一方面一直坚持叶利钦时期转型的大方向,即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2002年4月18日,他在联邦会议上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俄罗斯发展的目标不变:“这就是发展俄罗斯的民主,建立文明的市场和法治国家。”[7]另一方面针对叶利钦时期转轨中存在的问题,在政治、经济转轨的具体政策等方面提出新思路与新方针,把转型的重点由过去主要摧毁旧制度转向主要建设新制度。十分明显,要振兴俄罗斯,要崛起,要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要实现强国梦,必须转型。像原苏东国家一样,俄罗斯转型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转型与整个制度变迁是同时进行的,其转型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修补与完善,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二是转型与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现代化。2009年9月,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前进!》一文中提出了现代化的构想。同年,他在总统国情咨文报告中较全面地提出了国家现代化的理念,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与法制等各个领域,并且把实现国家现代化视为俄罗斯今后十年的发展目标。2012年4月,普京在作为总理的最后一次政府报告中,也强调要积极推动俄罗斯的现代化。可以说,实现俄罗斯国家现代化是今后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作为长期实行传统体制的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通过改革使制度转型集中解决以下6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1)政治民主化,成为法治国家;(2)经济运行机制必须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即经济市场化;(3)转变落后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科技进步,即要成为创新型经济;(4)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5)转变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即实现人的现代化;(6)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开放型国家,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

关于对俄罗斯国家现代化进程评价问题,俄学者A.里亚博夫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政治语境中,‘现代化’一词主要用于那时相互联系的过程: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实施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尽管学术文献中有一种看法,但在政治阶级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另一些观念。经济发展、建立国民经济的现代结构、居民福利状况的发展都被看作是当时俄罗斯领导人想实施的那种政策的不可避免的、无选择余地的、注定的结果。由于把所选择的方针看作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因此现代化要取得成功只需要当局在实现既定的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事业中具有坚定性和一贯性就够了。”“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已经清楚,对现代化的这种片面的理解经不起时间的检验。随着民主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基础的建立,出现了经济的衰退,经济上片面依靠燃料原料的倾向固定下来,经济的许多部门和社会基础结构退化,人力资本质量恶化。在经济发展中明显地看到倒退和非工业化的症状,对此在政治学语汇中甚至可以说是‘非现代化’。”上述评述是针对叶利钦执政时期的体制转型而言的,但在叶利钦以后时期,俄罗斯国家现代化水平依然停留在上述水平上。对此,A.里亚博夫接着指出,经过20多年的转型,“在原苏联地区建立的那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杂种,也就是说是建立在不相容的原则上的——市场和指挥棒,独裁和选举,家长制和社会冷淡,自由和威权主义”[8]

可见,在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的俄罗斯,当沙皇和皇帝执政的时候,没有任何民主。苏联时期也没有任何民主。也就是说,俄罗斯是有千年威权史的国家,人们习惯寄希望于沙皇老爷,寄希望于高层力量。这样的国家要通过转型实现现代化,还处在走向文明的民主国家与文明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道路上的起点,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俄罗斯历史上多次搞了现代化的尝试,但都遭到失败,或付出的代价太大,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再做这件事,根本原因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未能成功地实现体制转型即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俄国著名作家、宗教哲学家恰达耶夫在150年前就认为:“如果不进行果断的改革,俄罗斯的存在就不会有前途。”[9]这也说明,对像俄罗斯等国家现代化的研究,必须从改革、转型这个大视角来分析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强调,现代化是中国“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制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他还指出,在国家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10]。所以,中国从改革或转型视角研究俄罗斯现代化,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本书研究的问题时间跨度长,问题又很复杂,笔者水平有限,书中定有不少疏漏与错误,恳望同行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至于对书中某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十分愿意听取不同的观点,也非常希望与大家讨论,这有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

2016年6月


[1] [俄]伊·弗·拉季科夫:《俄罗斯社会怀疑心态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

[2] [俄]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3]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4]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40页。

[5] 参见[苏]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李树柏等译,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6] 转引自陆南泉《苏俄经济改革二十讲》,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66页。

[7] 《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2页。

[8] [俄]弗拉基斯科夫·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徐向梅等泽,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156、161页。

[9] [俄]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