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思想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推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并在他执政的二三十年代完成这一任务。但他的农业改造政策与列宁的思路有着很大的区别。这还得从党内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看法谈起。列宁在谈到新经济政策与合作化关系时曾指出：“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7]积极推行合作化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说，斯大林对农业的改造之所以有别于列宁，与其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有关。可以说，有关新经济政策的争论与党内展开的斗争，主要是在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进行的。那么，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持何种观点呢？他在1924年以前很少谈及，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看法，也更没有把新经济政策与建设社会主义思想与方法等重大理论问题联系起来。笔者认为，在分析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有关新经济政策的看法时，必须与当时存在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主张与两条不同路线联系起来考察。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的思想倾向更接近于“左”派代表托洛茨基，因此，在新经济政策等问题上，他不可避免地与布哈林发生对抗。在1924年之后，斯大林也是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一种过渡性政策，是权宜之计。但与“左”派的不同之处是，他认为新经济政策不仅是退却，还包含着进攻之意。斯大林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谁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这种过渡性即两重性，谁就是离开列宁主义。”^[8]他还说：“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预计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挤私人资本。”^[9]

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斗争的直接起因是有关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与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10]斯大林硬把危机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劣根性与富农（实际上多数为富裕中农）捣乱是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也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在此分析基础上，他提出建立集体农庄的主张。而布哈林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粮价偏低，使得农民不愿种粮与卖粮，因此，出路在于调整工农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比例，城乡关系的基础是农业的商品化，个体农民仍具有发展潜力。事实证明，布哈林的观点是正确的。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的真实原因是国家政策的失误，亦是反映了农民对国家制定的不合理的价格的抗议，这本来是可以通过调整价格来解决的，但斯大林抓住这个事件，急剧改变新经济政策。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的《大转变的一年》一文，其主要目的是推动当时已处于高速发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他在文章中说，1928年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个“大转变”的实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的”^[11]。这也是在1929年斯大林宣布抛开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原因。事实上，当斯大林用高压手段强制征粮时，十分严重地损害了农民利益，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也就被动摇了。可以说，从1928年起，斯大林对农民的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击败布哈林后，斯大林在1929年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推行他自己的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

1929年斯大林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大转变”，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斯大林在1924—1929年党内斗争中的胜利，这个“大转变”的胜利，其影响十分深远，他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左”倾路线，从而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来推行工业化成为这个“大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斯大林根本改变对农民的看法为起点，随之而来的是根本改变农民的政策，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其结果是，不仅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统制经济体制之中，而且意味着在苏联正在朝斯大林整个社会主义模式迈进。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俄国仍然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农业水平相当落后的国家。1913年、1917年，农村人口都占全俄人口总数的82%^[12]。1914年俄国国民经济固定资产的构成是：农业占53.7%，工业、交通、商业、事业合计占46.3%；国民收入中农业占53.6%，其余部门占46.4%。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俄国的农业生产水平都是十分低下的。^[1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只及德国的1/9、美国的1/2；1913年俄国每公顷耕地使用的化肥平均为6.9公斤，而比利时为36公斤；在1909—1913年期间，俄国谷物的平均产量为每俄亩45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而丹麦为195普特，德国为152普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农业商品率大约为26%。^[14]

在上述国情条件下，如何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与十分落后的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政策对待农民与农业问题，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正因为问题如此重要，因此，在十月革命后，不论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还是在工业化运动时期，农民问题都成为苏联党内、各政治派别间斗争的焦点。在展开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农民问题自然就更加突出了，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列宁在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批判性总结之后，对农民问题看得更清楚、更深远了，他指出：“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策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15]

十分遗憾的是，异常复杂、对苏联具有关键性历史转折意义的农业集体化问题，“由于斯大林的无能的冒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现在来描写这段历史是很痛苦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