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对中国提供的启示
斯大林工业化道路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绝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工业化应遵循的共同规律。毛泽东较早发现了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指出：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和产生了严重后果[45]，又提出了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间的相互关系的见解。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对斯大林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而忽视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提出了批评。1956年，周恩来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几个方针性问题时指出：“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总之，中国应实行“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46]的工业化政策。
目前，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中国今后如何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如何实现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提出的中国工业化“将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的方针，这需要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而苏联工业化模式也可为我们提供不少启示。
一 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斯大林的工业化模式，其最突出的问题是牺牲农业去高速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濒临破产状态。
苏联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三农”问题，都与斯大林的工业化政策有关，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为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通过行政手段乃至强制与暴力的办法搞农业集体化，以便达到牢牢控制农业的目的；二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和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掠夺的办法，把农业创造的收入纳入国家预算。1935—1937年，苏联国家预算收入的50%—60%来自农业。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问题直到苏联解体前都未能解决。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大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它要占到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27%左右。这项投资占农业创造的纯收入的35%，而国家通过再分配把农业创造的纯收入的80%集中到国家财政。这说明农业仍是提供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在上述情况下，农民不可能有积极性，“三农”问题不可能解决。毛泽东针对上述情况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造成现在的困境。”[47]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跳出斯大林工业化的框框。他为了加速工业发展，大搞群众运动的“大炼钢铁”，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剥夺农民，结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农民饿死。“1961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沉痛地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48]
针对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对“三农”问题的严重错误，中国今后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以下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第一，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总方针之后，“三农”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近几年来，对国家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大大加强了，如实行农业税减免，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主产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等政策，对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无疑，这些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落实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农村人口近8亿，即使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展顺利，2020年农村人口仍有6亿左右，“三农”问题仍是个大问题。再说，全国农村有近2000万人仍未解决温饱问题，近6000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不解决“三农”问题，就会影响工业化的进程，也将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以，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解决“三农”问题，思想上认识到只有农业有了大的发展，工业化才能更快地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有很多深刻的分析，他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报告中说：“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49]
第二，目前中国的农业还是个弱势的产业，农业增收缺乏重要的支撑，又面临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因此，在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而是国家应该给予大量补贴的部门，让农业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取得的进展中分享到好处，绝不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且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政策推动农业现代化，特别是要使乡镇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提高，这既可以使其与整个工业化融合为一体，还可以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第三，吸取苏联的教训，在中国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绝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用行政的手段去改变农业生产关系，去不断地折腾生产关系。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要由广大农民创造。要牢记马克思的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0]
二 农轻重必须平衡协调发展
在工业化过程中，斯大林一再强调的是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这不仅牺牲农业，同时也放慢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速度。在斯大林看来，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是苏联工业化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他还断言，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实际上，从欧美五个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来看，共同特点是都以纺织工业、冶金业为先导，其他重工业各部门紧随其后，轻重工业相互依存、互相补充、互相推进。[51]由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严重落后，缺乏竞争力，在苏联解体后实行开放政策后，这两个部门一下子被冲垮，需要重建。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食品与食品原料一半左右要靠进口，就是到20世纪末，食品进口仍占俄罗斯进口总额的1/4。畸形的经济结构，一直是制约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到苏联解体前夕，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奈娜回忆起1991年随叶利钦访问德国的情况时说：“当时他们应邀参观市场和路旁的店铺，那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使她想到了俄罗斯商店里商品奇缺的情况，羞愧得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下，心想，我们一辈子都在工作，完成五年计划，但是，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呢？”[52]
苏联长期以来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其理论根据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苏联对此存在片面化与绝对化的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马克思作为扩大再生产原理提出的，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时，是从社会再生产过程出发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因此，任何社会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与再生产的其他因素相互协调与平衡。列宁指出：“社会产品的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比第Ⅱ部类（消费品的生产）发展得快。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也不能说二者毫无联系。……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53]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是十分明确的，即它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而不是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指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54]这些说明，不为扩大消费资料生产而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就会失去社会经济意义。
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错误时指出：“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55]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分析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56]
中国要努力实现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备任务。这也是在中国今后工业化过程中要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调整经济结构是保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方面，我们应从苏联工业化模式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讲，应该明确，工业化也好，发展整个经济也好，最终的目的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搞工业化、现代化要以人为本，即要把人民的需要作为发展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必然造成市场紧张，人民的消费得不到满足，乃至像苏联后期那样，出现严重的消费品供应危机。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农业进一步发展，具有巨大潜力的农村市场的需求将大大扩大，对生活消费品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最后，我国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发展，应提高科技含量，多生产附加值高、质量高和安全程度高的产品，以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也是在国际市场不被打败的必要条件。
三 绝不能搬用斯大林实行的赶超战略
在斯大林执政后，赶超战略集中体现在他的工业化方针与政策上，以后苏联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一直实行赶超战略。1939年3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其总结报告中，一方面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另一方面提出苏联的基本任务是要在10—15年内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的思想，并把赶超美国作为建成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与标志，提出：第一个十年内工业生产绝对量与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压倒美国，从而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第二个十年内即到1980年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生产方面将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提出经济高速增长要为在军事上赶超美国提供条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过“加速战略”。
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力图尽快在经济上赶上乃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亦应该通过努力加速经济的发展，争取早日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从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实行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本身并没有错，而苏联实行这一战略的问题在于：一是脱离客观条件的可能性，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论是斯大林提出的还是赫鲁晓夫提出的赶超目标，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完全是不顾客观条件的一种唯意志论的表现。二是苏联的赶超战略重点是片面地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不是国民经济平衡协调的发展，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三是赶超战略的重要目标是使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对外扩张与争霸服务的。一个国家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强大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理所当然要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像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尤其是必要的，但如果实行赶超战略的目的是追求和扩张与霸权相联系的超级大国，则是另一回事。
中国在这方面也是有深刻教训的。1956年毛泽东曾提出，中国有可能用12年的和平时间基本上实现工业化。[57]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最先提出主要工业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当时成了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成了“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助推器。在这个“15年赶超英国”口号的实施过程中，在“大跃进”浪潮推动下，毛泽东又将15年变为10年，后来又改为7年，再后来降到2年至3年。[58]
在今后的工业化时期，中国应从苏联长期实行的赶超战略吸取的主要教训是：第一，工业与整个经济的发展，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防止盲目性和唯意志论。第二，绝不能像苏联那样，赶超主要是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为争霸扩张服务。中国在天下还不太平，加上还没有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情况下，适当地增加军费开支，提高国防力量，这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是为了防御。中国绝不能参加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中国参与军备竞赛亦必将把经济拖垮。所以，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四 工业化要走集约化的道路
斯大林用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办法实现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在工业化初期有其客观的必要性。但问题是，苏联在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以粗放方式进行的。
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消灭失业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劳动力200万人。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它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1961—1987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5.4%，而基建投资为5.6%。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
到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已感到，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增长率与基建投资的增长速度都已大大下降，原材料、燃料供需之间开始出现不平衡。在上述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提出向集约化方针过渡。但由于受经济体制的制约，集约化方针未能得到实现。苏联一直到1991年底解体，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基金产值率继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80年代中期生产的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同类新产品高1—1.5倍。工业生产日益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1976—1980年年均增长率为4.4%，1981—1985年为3.6%，1986—1990年已降为2.5%，到1991年已为负增长2.8%，而这一年GDP负增长13%。十分明显，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导致苏联最后出现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鉴于苏联上述教训，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如何改变落后的粗放工业增长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十分紧迫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增长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和难循环。这些问题必然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水平。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
十分明显，不改变工业发展的粗放方式，不仅关系到我国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支撑问题，而且还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在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方面，要努力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道路。中国今后必须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已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得到落实，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这是推动工业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1]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1页。
[2] 《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3] 《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4] 按斯大林第一种说法，1932年，即“一五”计划结束时，工业化时期结束了。他在1933年1月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中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一切就使我国由农业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1928年）的48%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1932年）末的70%”（《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但到了1946年，斯大林在谈到苏联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之时，称这是“一个飞跃”。在他看来，“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他还进一步明确说：“我们国家由农业变为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页。）
[5] 后来斯大林把生铁产量指标提高到1700万吨，钢产量规定为1040吨。
[6] 参见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7]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1—352页。
[8] 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50页。
[9]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页。
[10]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463页。
[11]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12] 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406—407页。
[13] 《布哈林文选》中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14] 《布哈林文选》中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15] 《布哈林文选》中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
[16]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三卷，王逸琳等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2—124页。
[17]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9—140页。
[18] 《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页。
[19] 参见《赫鲁晓夫言论》第九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8—20页。
[20]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2—183页。
[21]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22] 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五卷，周邦新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9页。
[23] 参见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24] 参见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25] 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五卷，周邦新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7、199、205—207页。
[26] Ю.Пивоваров，Урбанизация Роccии в XX веке：предcтавления и реалbноcтb，Общеcтвенные наyки и cовременноcтb，№6.2001.
[27] 参见高际香《俄罗斯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1期。
[28]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29] 参见苏联《十月》杂志，1988年第4、5期。
[30] 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457页。
[31]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32]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赵洵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82页。
[33]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6页。
[34] 转引自《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4期。
[35] 参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赵洵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36] [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王复士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584页。
[37]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38] [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邹子婴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39]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
[40] 参见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41]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42] 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43] 参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433页。
[44] 参见《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4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
[46]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47]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
[48] 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日—2月7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49]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51] 参见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52] 《北京晨报》2002年3月17日。
[53]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55]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1页。
[56]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8页。
[57]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0页。
[5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