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农民改革之后的两次革命
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之后，1845年出生的亚历山大三世于1881年继承了俄国王位。从此开始，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长达37年的时间里，经历了1905年革命与1917年的二月革命，其中有些年份进行了一些改革。这是俄国沙皇统治危机日益深化，各种反抗活动频繁发生的历史时期。
亚历山大三世执政后，不仅没有继承其父王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进步措施，反而实施了反改革措施。他的基本信念是：沙皇掌控的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力是神圣的和必要的。这位新统治者竭力维持俄国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官僚化和等级制度，为此，他一方面决心镇压革命以保证其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在改革方面不断倒退，这表现在诸多领域，例如在1881年夏公布的《临时性法令》赋予了政府官员广泛的权力，可以处置各种出版物与被认为会危害公共秩序的人。军事法庭草率地搜查、逮捕、监禁、流放与判决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1884年颁布的大学规章，取代了1863年颁布的较有自由色彩的规章，取消了大学的自主权，不允许学生在学校建立社团，大大压缩了教育经费。亚历山大三世利用一些机会来支持贵族，强调贵族在俄国的领导地位，同时对农民加以种种严格限制。他对亚历山大二世建立的“地方自治”体系进行了重大的变革，通过大大提高投票权对资产多寡的规定，使选民数量大大减少，如在圣彼得堡选民数量从21000人下降到8000人，莫斯科地区则从20000人下降到7000人[43]，这样做，使贵族的代表权明显提高。由于以上原因，亚历山大三世在俄国历史上以“改革反对者”著称。
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后，由他的长子尼古拉二世继位。这位皇帝对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有着浓厚的怀旧情结，他认为：“沙皇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力是俄国实力和稳定乃至整个国家进步的唯一保障。”即使在1905年，在被迫对大规模的骚乱做出回应并同意建立全国代表大会的要求时，他还说：“让我们仍如昔日那样建立起沙皇与全俄人民之间的联盟还有朕与子民之间的融洽关系，这些都以一种与独一无二的俄罗斯原则相对应的秩序为基础。”[44]一般都认为，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是极端保守主义的。但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担任财政大臣的谢尔盖·维特着重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一些比俄国政府其他部门较有进步的与有远见的政策，他改革的主要内容与政绩有：
第一，积极引进外国资产阶级的资本，推动外国资本与沙皇政府的合作。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业中的外资由2亿卢布增加到9亿卢布，外资在俄国全部股份资本中所占有的比重由1890年的1/3强增加到1900年的1/2。[45]外资主要投向冶金、机械制造、石油和煤炭等重工业部门，1890年冶金业的外资为2700万卢布，1900年增加到2.573亿卢布。[46]这一政策转向对俄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不小的作用，但也导致了一个后果，即使俄国在经济上特别是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依赖于欧美国家。
第二，进行货币改革（1897年），并使卢布在市场上价格降低1/3。从经济现代化或欧化视角来讲，这一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俄国的金融体制与欧美国家接轨，有利于俄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并为引进外资创造了条件。
第三，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维特认为，俄国经济发展缓慢，生产率低下，在诸多原因中，交通不发达是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90年代直接投资于铁路建设的资金为16.9亿卢布，为国有资产的一半。1891—1895年新建铁路里程达到6275俄里，1901年猛增到56130俄里。在维特任期内，俄国新建铁路里程占全俄铁路里程的37%，其中，1893—1900年每年的铁路建设里程平均为2600公里。[47]大规模地快速发展铁路，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了俄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这为俄国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俄国从封建农奴制度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通过实行高关税保护俄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当俄国在19世纪80年代工业发展有了相当基础之后，在有些欧洲国家如德国实行高关税的情况下，维特决定提高关税以保护尚难与发达的欧美国家竞争的本国民族工业，增加财政收入。
维特除实施上述经济改革政策外，还实行酒类专卖制，制定斯托雷平改革的基本原则。
尼古拉二世统治后期，即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一方面，工业迅速发展，在俄国资本主义终于取得了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俄国仍然是沙皇专制统治、小农经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2/3的封建主导型国家。加上1861年的农民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与生活条件，农奴为了获得土地要花大量赎金，使他们背负着沉重债务，只是到了1905年农奴所需偿还债务才被最终废除。另外，尼古拉二世执政后又推行了一系列反改革措施。以上各种因素，导致俄国国内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加剧，并出现了直接对抗。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社会各阶层反封建专制主义斗争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力量开始壮大与觉醒，对封建沙皇专制制度持严厉批判态度的激进政治精英，于1903年建立了解放联盟，又于1905年组建了立宪民主党。激进主义者在世纪之交组织了两个重要政党：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
20世纪初，俄国国内工人游行示威、罢工活动在全国蔓延。沙皇政府对人民的反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这并没有扑灭革命的烈火，1906年和1907年仍有110万人及74万人参加了罢工。1906年5—8月间有250个县、9—12月间有72个县爆发了农民起义。军队内部的士兵抗暴斗争也时有发生。
另外，这一时期国家杜马已成为两大势力争斗的舞台。国家杜马一直是由封建贵族控制的，在1905年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沙皇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许社会其他阶级参加杜马选举。封建统治者在反封建斗争浪潮中被迫实行部分的立宪制。这是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因为沙皇专制统治制度终究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1906年3月的国家杜马选举，共选出代表499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166名，无党派人士144名，农民和工人代表（包括社会革命党人）130—140名，社会民主党人18名（均为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当选为国家杜马主席。随后，在本届国家杜马活动期间（1609年5月10日至7月21日），土地问题成为议会斗争的核心议题。1907年初新一届国家杜马共选举出代表518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98名，社会革命党人、农民和工人代表及人民社会党人共157名，社会民主党人54名，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此次杜马选举，获15席。立宪民主党人再次当选杜马主席。新一届国家杜马活动期间（1907年3月5日至6月15日），土地问题依然是革命与反革命较量的中心问题。尽管两届国家杜马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但都是以新的方式和手段，围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首要问题——土地问题，同封建贵族进行了较量，从而将革命进程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48]
广泛的群众性起义与种种反抗活动，迫使沙皇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做了一些让步。但革命进步势力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杜马日益强烈要求解决俄国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而这正是贵族地主难以容忍的。1907年6月初，沙皇政府以国家杜马中的革命党人代表在军队中谋反为借口，将他们逮捕，并随即发布命令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这次事件史称“六三政变”。一般史书以此为界，认为它意味着俄国1905年革命的终结，并将以后的时期称作“斯托雷平政府反动统治时期”。所以，在论述1905年开始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时，还应把斯托雷平政府执政时期的有关政策包括进去。“六三政变”后，斯托雷平一方面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另一方面实行土地改革，成为俄国最大的自由主义改革家。当时斯托雷平决心实行土地改革，主要出于以下的考虑：一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与欧洲国家相比，俄国的经济特别是农业制度大大落后了，必须向欧洲学习，为此，改革旧的土地制度与从根本上废除村社制度已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二是不论是斯托雷平本人还是一些有远见的贵族都认识到，村社完全是封建制度的典型残余，它既阻碍经济的独立发展，还使已经获得自由身份的农民难以摆脱对村社的依赖，还得继续忍受村社官吏的残暴统治，从而导致农民日益疏远沙皇的政权；三是由于旧的土地制度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极低，农民生活十分贫困。斯托雷平认为，村社是制约俄国农民走向富裕的主要枷锁，贫困比奴隶地位更可怕，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鉴于上述原因，斯托雷平有关土地改革的规定与主要内容是：允许农民自由和随时退出村社。将农村村社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不实行定期重分的土地的村社中，将土地直接归农民所有；另一种是在实行定期重分的土地的村社中，任何农户都可以把重分土地时所有应划归他的土地确定为私人所有。当农户占有土地超过应分限额时，超额部分只要向村社支付1861年的赎地价格即可确定为原耕种者所有。当分得的地段零散时，农户有权提出要求，让村社将划给他的土地尽可能集中在一起。所有划归农民私有的土地，都可以自由买卖和抵押。原村社的公共产业，如草地、森林、水源仍为公有。
法令还规定：除去村社中划分给个人的土地外，只要在个别农户土地所有制的农村中由全体农民的大多数投票决定、在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农村中由全体农民的2/3以上投票决定，法令即允许把全部村社转变为独立地段的农户所有。这一条对鼓励大农场主的出现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为配合土地改革政策，从1906年开始，沙皇政府大规模地将欧俄地区的农民迁移到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等地区。1906—1910年共有250万农民移民到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等地区。
在这次土地改革过程中，农奴制改革后建立的农民土地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沙皇政府将农民土地银行作为新土地政策的工具。该银行接受破产农民的委托，向退出村社的富裕农民出卖土地。1906—1916年，农民土地银行收购的土地卖给富农的占54.6%，卖给农民的占23.4%，卖给村社的占17%，卖给其他阶层的人占5%。在1905年至1911年期间，农民单独或集体地获得了486.84万俄亩的土地。此外，商人、手工业者获得了104.34俄亩的土地。因此，银行在自己的事务中实施了那种奠定斯托雷平改革之基础的政策——建立个体富农经济的政策。[49]斯托雷平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还在政治方面推进地方自治制度的改革。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虽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了维护封建贵族与沙皇的统治，但从社会进步与国家现代化转变角度来讲，土地改革在客观上破坏了俄国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动摇了俄国数百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加速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强化了在经济中市场经济原则的作用，也为形成多种经济成分、提高经济效率与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能力创造了重要条件。列宁在评价斯托雷平土地改革问题时指出：“拿右派地主和十月党人所赞同的斯托雷平纲领来说吧。这是公开的地主纲领。但是能不能说，它在经济上是反动的，是排斥或力图排斥资本主义发展的呢？能不能说它是不允许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呢？绝对不能这样说。相反，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毫无疑问，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它促进和推动这一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加速村社的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50]
由于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国家垄断，从而导致主要大国为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爆发了以欧洲列强为核心与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作为这次战争的主要发动者与参与者，俄国不断遭到失败，使得俄国国内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大量的军费开支使国内广大民众的生活更加困难。终于在1917年3月8日到11日（俄历2月23日到26日），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由于严重缺乏面包和煤炭而发生了骚乱与示威活动，并且不断扩大，沙皇政府派去镇压民众的后备部队倒戈，首都市内再也没有其他军队。谁也没有预见到这次最缺乏领导的、最自发的二月革命，最终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长达300年的军事封建统治，从而为俄罗斯的新生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它比1905年革命更具深远意义，它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斗争目标定为推翻沙皇政权。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即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以工兵为代表的工农专政。但要指出的是，“两个政权”虽各自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但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向是一致的。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得十分混浊，但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和平、土地、面包与民族自治问题，不仅一个也没解决，反而变得更加尖锐了。十分明显，二月革命也只能是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开端，而这一革命进程的结束，对于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的俄国来说，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我们在这一章，简要地论述了从彼得大帝开始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现代化的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俄国现代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不论是通过改革使体制转型来推进现代化，还是通过革命来推动现代化，总的来看，都是“自下而上”进行的，都是出于形势所迫。
第二，俄国的现代化往往与对外扩张相联系，因此，在发展工业时往往首先发展与军工有关的部门。正如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一千年来，征服、恫吓及奴役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证明形式。这种情况并没有使俄国知识分子获得自由感、自豪感或庄严感。对俄国来说，对外的每一次胜利都造成了国内的巨大失败，导致了不自由成分的加强。民族的自我肯定是通过地理扩张达到的。”[51]
第三，每一次改革都遭到封建贵族的强烈反对，这是因为，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俄国改革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改革的领导者是封建贵族，是各时期的沙皇，而改革的对象亦是这些人，因此，改革中的矛盾斗争必然是十分激烈的，历次改革都不可能是彻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每次改革也不允许动摇封建贵族的统治地位。
第四，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十分曲折的、缓慢的，这是因为俄国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它长期保留着农奴制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畸形表现，如沙皇个人专权、独裁，没有任何法律意识，国家就是一切，俄国以国家吞没了一切，等等。
第五，由于俄国在历史上一直落后于欧洲，因此，它的现代化一直具有“赶超”欧洲的特点。但在这种“赶超”或者说学习欧洲还是欧化过程中，俄国都尽力保持自身的传统，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俄国特殊性与世界普世性（或共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突出反映在，俄国在向欧洲学习现代化时，主要是在经济、技术与军事层面，而在社会层面，如民主、政治、法制、自由与个人权利等方面，往往是十分谨慎乃至抵制的。这亦是俄国现代化迟缓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取得了进展。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的1775年至1785年，建立了162座新城市，其中146座位于欧洲地区。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随着工业与铁路的发展，俄国城市建设有了较快发展，城市、城镇日益增加。到1897年，俄国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有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分别拥有126.5万和103.9万人口[52]；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9个。城市人口总数达1460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俄国欧洲部分共有城市377座，其中140座分布在中央经济区，占37.1%。1900年，俄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欧洲的1/3—1/2。十月革命前，俄国共有城市655座，其中407座位于欧洲地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有79座。城市人口数量为2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53]
[1] 张建华所著的《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对此问题做了简要论述。
[2] 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3] 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6页。
[4] 李静杰：《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传统和现代化的结合》，《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
[5] 陆南泉：《俄罗斯转型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4期。
[6] 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1页。
[7] 参见陶惠芬《彼得使团和岩仓西方之行的比较》，《世界历史》1986年第10期。
[8]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1页。
[9]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10] 转引自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9页。
[11]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页。
[12] 左凤荣、沈志华：《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13] 亚历山大二世实际统治时期为1855—1881年。
[14]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15]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214页。
[16]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页。
[17]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18]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19]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21] 余伟民：《国家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5期。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页。
[23]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223页。
[24] [波]卡瓦舍夫斯基：《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传》，姜其煌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序言”第3页。
[25] 转引自张建华《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26] 转引自张建华《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27] 参见[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28] 参见[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页。
[29] 参见[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271页。
[30] 参见[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284页。
[31] 有关斯佩兰斯基改革计划的论述，笔者参考了[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285页的相关内容。
[32]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
[33] [苏]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史》第四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7年俄文版，第260页。
[34]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页。
[35]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
[36] [俄]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7] 参见[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0页。
[38] 转引自刘祖熙《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7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39] 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81页。
[40] 参见[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344页。
[41] 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86页。
[42] [俄]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
[43] 转引自[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页。
[44] 转引自[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
[45] 樊亢：《外国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1页。
[46] 转引自张建华《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47] 参见[苏]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3页。
[48] 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94页。
[49] 有关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笔者引用了张建华《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08页的相关论述。
[50]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51] [俄]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52] Наcеление Роccии за 100 лет，1998；Т.Нефедова，П.Полян，А.Трейвиш，Город и деревня в Европейcкой Роccии：cто лет перемен，М.：ОГИ，2001.cтр.533.
[53] 参见高际香《俄罗斯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