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民改革：俄国农奴制度废除与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对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有人称为“大改革”，有人称为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经济变革，也有人称为“农民改革”。用词虽有差别，但实质内容大体上是相同的——废除农奴制，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大改革解放农奴，使其获得人身自由，从而逐步使主导社会经济形态的资本主义在俄国建立，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一 农民改革的原因

1855年2月，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亚历山大二世在37岁时继承了其父尼古拉一世的皇位。不少历史学家断定，新皇帝在继承皇位前是个顺从父亲的儿子，并没有显示出自由倾向，实际上他的一生一直保持这种保守心态，他决定进行废除农奴制的大改革，是由于形势所迫。从大量的史料来看，笔者认为，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大改革，是由以下重要原因决定的。

第一，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在19世纪中期，沙皇俄国与欧洲的旧势力勾结在一起镇压了1848年的革命，使俄国成为欧洲阻碍乃至抗衡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不仅使俄国失去了主导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还在经济实力上进一步拉开了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与此同时，充分显露了俄国封建农奴制的腐败。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克里木（指克里米亚——引者注）战争表明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35]如果不废除农奴制，俄国将会进一步衰落下去，在欧洲就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这正如赫尔岑所说：“如果在俄国奴隶制将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一切最终结果将是，我们像一群野蛮人那样闯入欧洲，将一切踏碎，将一切都毁掉，而自身也将在这种绝望的行动中毁灭。”^[36]

第二，由于长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农奴制的存在，导致其经济效率十分低下，这种生产方式不具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比较优势，成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再说，到了19世纪中期，许多地主特别是一些小地主，已经不能养活自己的农奴，不少贵族积累了大量债务。在此情况下，在19世纪前半期，自由劳动力，无论是真的自由身份还是其他农奴主的合同债务农奴的身份，已经普遍地存在于俄国经济中。有关资料显示，1811年农奴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8%，在大改革的前夕为44.5%。^[37]这在客观上已反映出，农奴制在大改革前，由于日益变得不合时宜，已出现了日益松散的状态。

第三，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与农奴制的严重腐败，生产效率的极其低下，所有这些，导致俄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引发了反农奴斗争的加剧，加剧了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全面危机。根据俄官方统计，在废除农奴制之前，曾发生了550次农民起义，而苏联历史学家伊格纳托维奇则认为，农民起义的次数达1467次，并且进行了详细的分类：1801年到1825年农民暴乱有281次，占总数的19%；1826年到1854年农民暴乱有712次，占总数的49%；在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六年零两个月里发生了474次，占总数的32%。不少苏联历史学家认为，农民暴动在农奴解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事实上是经历了一场革命。这也是亚历山大二世在登基一年后的加冕礼上说，与其等待农奴自下而上地解放自己，不如主动地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的一个因素。

第四，不能忽视的道德因素。十二月党人、斯拉夫文化优越主义者、西方化人士，以及由于当时俄国文学进入繁荣期，导致人道主义的情感越来越普遍与强烈。在不少小说中描写了农奴精疲力竭、痛苦不堪的悲惨情景，他们给人们留下的是难以忘怀的极为同情的人群。人们日益意识到农奴制的不人道，不能再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了，这种道德观对废除农奴制有着促进作用。

以上废除农奴制的四个原因，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二 农民改革的主要内容——废除农奴制

在正式宣布废除农奴制的1861年前，亚历山大二世在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宣言中已承诺要改革，在战争结束前他就已颁布了一些措施，废除了尼古拉一世后期一些严厉的规定，如对出国旅游和大学入学人数的限制。1856年3月30日，在莫斯科的贵族院发表演说时，他就第一次宣布要废除农奴制。他说：“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不幸的是由于这种敌对情绪，发生了一些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我深信，我们迟早会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诸位是同意我的意见的，因而从上面解决比由下面解决好得多。”^[38]为了推动农奴的解放，对此问题展开公开讨论，亚历山大二世还取消了限制报刊讨论废除农奴制的禁令。一些历史专家认为，在当时沙皇政府中有不少自由主义倾向的成员，都在努力唤醒民众，认识废除农奴制的必要性，力求在大改革过程中培育具有现代市民意识的阶层。从组织上来说，1858年各省成立了贵族委员会讨论解放农奴的问题，同时在圣彼得堡成立了由9名人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时，在俄国，除了少数顽固的地主贵族外，大部分已认清了当时俄国的处境，接受了政府解放农奴的改革，当然，他们也提出改革要尽可能在对其有利的方式下进行。经过5年的准备与策划，以及20个月的文件起草工作后，国务会议通过了改革计划，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签署了《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总法令》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并于3月5日（俄历2月21日）正式颁布这两项文件。总法令规定农民改革的基本原则，明确宣布自法令公布之日起，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支配自身财产的权利，禁止买卖或交换农奴；贵族地主保留原土地的所有权，但须将其部分土地划为农民的份地作为耕种使用；农民获得份地的同时必须承担劳役租、代役租并履行为贵族地主服务的义务；农民占有份地和服役的数量由契约规定，而契约由贵族地主制定并负责监督实施；在征得地主贵族同意的前提下，农民缴纳赎金后可将份地归自己占有。^[39]关于土地分配的有关条款十分复杂，在不同地区亦不相同。经过这次改革，农民大致获得以前耕地的一半，另一半仍然留在地主贵族手里。还应看到，分配给以前的农奴的土地严重不足，从有关条款规定来说，农奴应该获得1861年以前他们自己耕种的所有土地的面积，但实际所得到的土地少了18%，有些地区甚至少了40%。据有关统计，这次改革后有13%的农奴获得了足够的自由土地，45%的农奴获得的土地可以维持自己的家庭生计，42%的农奴没有获得足够的土地。在改革后，3000名贵族保留了9500万俄亩的土地，而2000万被解放的农奴获得了1.16亿俄亩土地。^[40]

随着农民改革的进行，亚历山大二世还着手进行地方政府的改革。1864年1月所颁布的新法律，反映了地方政府强烈现代化与民主化的趋势。实行地方自治是地方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尽管地方政府改革存在不少问题，如“地方自治”机构税收权力有限，在区一级议会中贵族所占的席位过多，一般要占42%，在省级的议会中要占到74%，在“地方自治”委员会占了62%。但成立一个“地方自治”系统，对长期实行专制独裁的俄国来说，无疑是向民主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还应看到，“地方自治”制度在不少地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人认为，这个制度从1864年建立起到1917年俄国消亡，在大众医疗与教育等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在1864年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后，在法律系统特别是立法方面的改革，使司法机构不再是行政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为一个独立部门，司法的独立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的思想，俄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农奴制或大改革之前的司法状况了。1874年俄国又进行了军队改革，主要内容是义务服役从低级阶层扩展到所有的俄国人，服役期限也从亚历山大二世统治初期的25年缩短到1874年改革后的6年。在军队废除肉体惩罚，提高军官的专业素质，并使军队内部更加民主，建立专门的军队院校，对应征入伍者进行初级教育。所有这些改革措施，对推进俄国整个国家现代化和民主化均有重要意义。

从转型对现代化影响的视角来分析，1861年俄国以废除农奴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改革及其带动的其他改革，无疑加速了俄国从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进程，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对俄国社会经济的变革、发展有深远的影响。1861年改革后，俄国一些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农业生产专业化与农产品的商业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农业机器使用也有一定的推广，雇佣工人也从60年代的70万人增加到90年代的360万人。资本主义的工业也有了发展。在1861年改革后的30年间，作为主要工业的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与军工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70年代，俄国主要铁路干线已基本建成。铁路从1861年的1488俄里（1俄里相当于1.0668公里）增加到1891年的2.8万俄里，1900年达到4.78万俄里。^[41]

俄国1861年改革以来的变化，也反映了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在俄国得到传播并在激进的知识分子阶层得到认可。

对亚历山大二世的农民改革，俄罗斯学者的评价是：“奴隶制废除后，居民的绝大多数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最起码的权利。其中包括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利、自由迁徙的权利、财产权。像独块巨石般的整体社会的破坏过程开始了。亚历山大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贵族的绝对专断。农民和贵族的分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独立的强有力的经济中心的出现，使得一部分俄国居民产生了向国家要更多自由的愿望。特别是资产者及雇员这样的城市居民，以及成了独立主人的那部分农民有这种愿望。尽管俄国各阶级政治上无权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缺少行使公共权利的环境，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获得了一些权利，这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俄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深化和加强了这一进程。知识分子、居民中的受教育阶层、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个体农户的增多，为进一步的演进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也使人们更加相信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个人才有可能获得基本的公民权利。遗憾的是，由于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悲剧事件的发生，使这种情况没有出现。”^[42]

应该说，上述评价较为客观与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