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北方拜占庭

在关于第聂伯河地区罗斯王公们的最早记载中，我们就了解到他们对拜占庭帝国的兴趣。将维京商人和战士引向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和曾将匈人和哥特人引向罗马的是同一种东西：世俗的财富，外加权力和地位。维京人从未尝试推翻拜占庭，但他们竭尽所能地接近这个帝国和它的首都，并为夺取君士坦丁堡发动了多次远征。

斯维亚托斯拉夫在972年的死亡标志着罗斯历史和罗斯与其南方强邻关系上一个重要时代的终结。接下来两代基辅统治者同样强烈希望与君士坦丁堡发生联系，并不亚于斯维亚托斯拉夫，但这些继承者关心的不光是财富和商业，他们还渴慕君士坦丁堡辐射出的权力、地位和精致文化。他们没有像其先辈们一样尝试征服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君士坦丁堡，而是决定在第聂伯河上复制这座城市。罗斯人与拜占庭希腊人之间关系的这一转折，以及基辅王公们的新想法，在斯维亚托斯拉夫之子弗拉基米尔及后者之子雅罗斯拉夫的时代开始浮现。这两位大公统治基辅的国土半个多世纪，常被认为是两位改造者，将基辅罗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中世纪国家——一个拥有相对确定的国土，拥有行政体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拥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最后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拜占庭。

作为一名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不像他父亲那样好战和雄心勃勃，但在达成自己的目标这一点上更胜一筹。他父亲死在第聂伯河险滩时，弗拉基米尔只有15岁。他的兄弟们同样希望将大公宝座据为己有。新一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到来为他的登基铺平了道路。在从他一位兄弟手中夺得宝座之前，弗拉基米尔曾在家族故土斯堪的纳维亚避难超过5年。随后他率领一支新的维京军队返回了罗斯。基辅的编年史作者记述说：弗拉基米尔夺取基辅之后，他的士兵们曾向他索取酬劳。弗拉基米尔答应将本地部落送来的贡赋发给他们，却没能兑现。于是他将维京指挥官们封为他在草原前线建立的要塞的长官，并同意这支军队的其他人参加对拜占庭的远征。他又命令他的子民不得同意这支军队进入他们的城镇，并要阻止他们返回。

弗拉基米尔继位之后，维京人部队仍是他军队中的核心力量。但根据《古编年史》的记载，他统治时期的一大特点即是他与部属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维京人的“第二次到来”，与上一次完全不同。现在他们的身份不是商人，也不是统治者，而是一位统治者的雇佣兵。这位统治者同样拥有维京人血统，但他主要的忠诚对象是自己的公国领土。弗拉基米尔对第聂伯河地区的资源足够满意，不曾梦想将都城迁到多瑙河。他不仅将逐渐削弱自己麾下部众拥有的巨大权力，也将削弱各部落精英集团的影响力。为了制衡这些人，他将自己的儿子和家族成员分封到帝国的不同地区进行管理，为将来那些依附于基辅的公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维京时代终于在罗斯这片得名于维京人的土地上结束了。这一变化在《古编年史》中也有所体现。编年史作者通常会将王公的部属组成归纳为维京人、本地斯拉夫人和乌戈尔芬兰人，前两个群体共同被称为“罗斯”。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罗斯”先是成为王公部属的统称，后来又成为他全部子民的统称，最后变成了他统治的国土的名字。“罗斯”和“斯拉夫”这两个名词在10世纪和11世纪期间开始变得可以互换。从《古编年史》和拜占庭人对这一时代的记载中，我们都可以得到这种印象。

弗拉基米尔在980年登基。在他统治期的第一个十年里，他的主要精力用在了战争上，确保他的先辈创建的国家不致分崩离析。追随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脚步，他再次击败了哈扎尔人和伏尔加保加利亚人，重新取得对奥卡河流域的维亚季奇人的统治权，并向西推进到喀尔巴阡山，从波兰人手中夺取了许多要塞，包括位于今天波兰-乌克兰边界上的普热梅希尔（波兰语Przemyśl）。不过弗拉基米尔的主要注意力却集中在南疆。罗斯人在那里的定居点长期受到佩切涅格人和其他游牧部落的攻击。为了加强边防，弗拉基米尔沿着苏拉河和特鲁比日河等当地河流修筑要塞，然后将战俘和国内其他地区的臣民安置在这一带。罗斯是一个在征战中诞生的国家，如今它追求稳定的手段却变成了防守自己的边界，而非进犯其他国家的边界。

在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基辅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他与他那些基辅大公宝座上的先辈不同。据传赫尔吉曾发兵拜占庭，以谋取贸易优待。斯维亚托斯拉夫也有同样的举动，其目的则是在巴尔干地区开辟疆土。弗拉基米尔在989年春天入侵了克里米亚，却是为了争取联姻（如果不是为了爱情）。他将拜占庭城市克森尼索斯团团围住，要求得到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此前数年，巴西尔二世曾向弗拉基米尔请求军事援助，并许诺将安娜嫁给他。弗拉基米尔派出了援军，巴西尔二世却丝毫不着急兑现他的承诺。受到这样的羞辱，弗拉基米尔不能忍气吞声，转而开始进攻拜占庭。他的策略奏效了。巴西尔二世被克森尼索斯陷落的消息震动，立刻把妹妹安娜送往克里米亚。她的随行人员包括许多基督教传教士。

拜占庭人满足了弗拉基米尔的联姻要求，其回报则是这位蛮族酋长（这是基辅统治者在君士坦丁堡眼中的形象）保证改宗基督教。弗拉基米尔履行了承诺。他的受洗开启了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化过程，也为这片地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迎亲的队伍刚刚回到基辅，弗拉基米尔就从一座俯瞰第聂伯河的山丘上移除了异教的万神殿——最强大的雷神佩伦也未能幸免——并让基督教传教士为所有基辅人施洗。罗斯的基督教化从此开始，但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几个世纪后才得以完成。

关于罗斯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根据他的记述，保加利亚穆斯林、信犹太教的哈扎尔人、信基督教并代表罗马教廷的日耳曼人和一名为拜占庭基督教（弗拉基米尔最终的选择）代言的希腊学者都曾对弗拉基米尔纠缠不休。自然，《古编年史》对这次信仰抉择的记述在许多方面都过于天真，但它的确反映了这位基辅统治者当时面对的各种选择，而弗拉基米尔也确实进行了挑拣。他最后选择了这个地区最强大国家的宗教。在这个国家里，皇帝在教会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普世牧首，事实上还要更高。通过选择基督教，他获得了皇族姻亲的身份，这立刻提高了他的家族和国家的地位。弗拉基米尔对其教名的选择让我们对他接受基督教的理由有了更多认识：他的选择是那位皇帝的名字——巴西尔。这表明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在基辅进行模仿的政治和宗教样板。一代人之后，伊拉里翁都主教等基辅学者将会把弗拉基米尔与君士坦丁一世相比，并把他推动罗斯皈依基督教与君士坦丁一世承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相提并论。

诚然，拜占庭的政治和教会高层帮助弗拉基米尔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并不喜欢这桩联姻，但对罗斯的皈依则十分欢迎。860年罗斯维京人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拜占庭就开始向罗斯派出传教团。当时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也就是为我们描述了维京人的进攻的那一位牧首，派出他最好的学生——塞萨洛尼卡的西里尔——前往克里米亚和哈扎尔汗国。西里尔和他的兄弟美多德共同创造了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 alphabet），以便将基督教经文转写为斯拉夫语言。兄弟二人在后世被视为“斯拉夫人的传道者”，并受封圣人。让基辅统治者皈依基督教的努力在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这有其祖母奥丽哈的故事为证。奥丽哈是我们所知的基辅第一位基督徒统治者，也是基辅第一位以海伦为教名的女基督徒。除了宣传基督教外，拜占庭精英阶层还逐渐取得了对这些“蛮族”统治者及其民众的影响力。这些“蛮族”没有华丽的家世，也没有精致的文化，却拥有巨大的破坏力。

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之后，君士坦丁堡牧首创建了罗斯都主教区。这是少数几个以其居民而非以主教或都主教所在城市命名的教区之一。牧首把任命罗斯教会都主教的权力留在了自己手中。这些都主教大多是希腊人。都主教掌握着其下属主教（多出自本地精英阶层）的任命权。第一批修道院在基辅建立起来，使用的还是拜占庭的教会法规。在初期，教会斯拉夫语是让本地精英能够理解希腊经文的主要翻译工具，它也成为基辅罗斯最早的书面语言。弗拉基米尔颁布了新的法规，确定教士阶层的权利和待遇，并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教会。基督教从基辅罗斯顶层开始，沿着社会阶梯慢慢向下传播，沿着河流和商路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带扩散。在一些偏远地区，尤其是罗斯的东北部，异教祭司们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中仍坚持抗争，拒绝接受这种新宗教。直至12世纪，前往这些地区的基辅传教士仍会送命。

弗拉基米尔的选择将对他的国家和整个东欧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的罗斯政治体不再与拜占庭开战，转而与罗马帝国仅存的部分及其继承者结成联盟，并由此向来自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敞开大门。弗拉基米尔不仅将罗斯带进了基督教世界，也让它成为东方基督教的一部分，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举动。它造成的许多后果不仅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之初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今天也同样如此。

弗拉基米尔把基督教带到了罗斯。然而决定这一事件将对罗斯的政治、文化和外交带来什么影响，并在拜占庭皇帝领导的基督教世界中为罗斯争得一席之地的，是他的后继者们。在这些决策过程中，弗拉基米尔之子雅罗斯拉夫比其他继承者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雅罗斯拉夫的祖父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历史上被称为“勇者”，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获得了“大帝”的称号，而雅罗斯拉夫自己则有“智者”之名。此外他还被称为“立法者”或“建造者”，表明他在远超四分之一世纪（1019—1054）的统治期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非来自战场，而是来自和平的领域，来自对文化、国家和民族的构建。

雅罗斯拉夫影响深远的遗产之一是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雅罗斯拉夫建起了基辅大城堡，城堡附近矗立着金门。”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写道。在被考古学家称为雅罗斯拉夫城的区域周边，这位王公下令建起一圈新的城墙，金门则是城墙上的大门。人们很难不注意到雅罗斯拉夫的金门与君士坦丁堡金门的相似之处，而后者是一座凯旋门，也是帝国首都的正式入口。基辅的金门系石头砌成（部分环绕城堡的城墙同样如此），地基至今可见。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在这些地基上建起了老金门的复制品。

城墙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雅罗斯拉夫的建设成就中最惊人的作品。这座杰出的建筑拥有5座主殿、5座半圆形后殿、3条长廊和13个穹顶。教堂的墙体系花岗岩和石英石砌成，并间以成列的砖块，内墙和天花板则以壁画和镶嵌画装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完工日期不晚于1037年。学界一致认为：雅罗斯拉夫不仅借用了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名字和主要设计元素，还从拜占庭帝国请来了那座教堂的建筑师、工程师和石匠。他不只是在建造城墙和教堂，而是在为他的国家营造一座首都。这座首都模仿的对象是罗斯人所见过的最美丽也最强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

除修建教堂和支持基督教之外，被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归功于雅罗斯拉夫的还有对教育和学术的扶持。“他专注于阅读，焚膏继晷。”《古编年史》如此描述，“又召集了许多抄写员，并让人将希腊文翻译成斯拉夫文。他还写作并收集了大量书籍，让虔信者得享宗教启迪，并受到教益。”雅罗斯拉夫统治期是基辅罗斯人掌握读写能力的开端。基辅罗斯接受了教会斯拉夫语。这种语言使用圣西里尔和美多德特意为斯拉夫人设计、用来翻译希腊文本的字母。保加利亚人比基辅王公们更早接受基督教，于是教师、典籍和语言本身从保加利亚开始流向罗斯。

根据《古编年史》作者的说法，在雅罗斯拉夫统治期间，基辅人不仅阅读典籍，还从事翻译。原创的作品很快也涌现出来。雅罗斯拉夫任命的都主教伊拉里翁在1037年至1054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写出了《律法与神恩训》，这是基辅人原创作品最早的例证之一。如前所述，这篇布道词将弗拉基米尔大公与君士坦丁大帝相提并论，帮助刚刚基督教化不久的罗斯进入了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另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历史写作在基辅的开始。大多数学者相信基辅的第一部编年史创作于11世纪30年代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地点可能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过了一段时间，编年史写作的地点才转移到基辅洞穴修道院。这座修道院模仿拜占庭的修道院建成，并将其源头上溯至雅罗斯拉夫统治末期。

如果说基辅模仿了君士坦丁堡，那么这个公国的其他城市则模仿了基辅。这正是波拉茨克和诺夫哥罗德都开始兴建新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来由（诺夫哥罗德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从前一座同名木质教堂之上），也是罗斯东北部的弗拉基米尔城在后来兴建它自己的金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读写能力和知识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中心，打破了早期基辅对典籍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垄断。以基辅编撰的编年史为基础，诺夫哥罗德的文人很快也开始了历史写作。正是通过诺夫哥罗德的一位编年史作者，我们才知道“智者”雅罗斯拉夫不光是一位爱书人、一位城堡和教堂的建造者，也是一位立法者。

雅罗斯拉夫曾作为其父弗拉基米尔的代表成为诺夫哥罗德王公。他在基辅登基后，作为奖赏，给予诺夫哥罗德此前它不曾享有的自由。这表明了他对自己在争夺基辅大公宝座时从诺夫哥罗德所获支持的感激。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作者将这份特权和优待与雅罗斯拉夫修撰法典《罗斯正义》联系在一起。《罗斯正义》是一部习惯法汇编，对基辅罗斯及其后继公国的法律体系有着巨大的影响。《罗斯正义》是否真的由雅罗斯拉夫主持修撰，我们不得而知。这项工作有可能更晚一些在他的后继者手上才得以完成。但可以确信的是，它不可能在雅罗斯拉夫之前完成，因为在那之前，根本没有足以胜任这项工作的受教育群体。

追随君士坦丁堡，以拜占庭皇帝为榜样，这不仅意味着要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也意味着要拥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后者注定会得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我们知道雅罗斯拉夫至少有两次曾直面帝国展示他的独立地位，并没有退让。第一次，他将罗斯本土出生的伊拉里翁——那位声名赫赫的《律法与神恩训》作者——提升为罗斯都主教，而没有选择一名由君士坦丁堡派遣的高级教士。在这次事件上，雅罗斯拉夫模仿了拜占庭皇帝在其教会中的角色，但他的决定同样也构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挑战：后者将罗斯都主教的任命权视为禁脔。伊拉里翁的升职在罗斯教会内部同样产生了分歧。雅罗斯拉夫在1054年去世后，基辅回到了从前的道路上，伊拉里翁的继任者仍由君士坦丁堡派往罗斯首都。

雅罗斯拉夫另一次直接挑战君士坦丁堡是在1043年。这一年他的一个儿子率领的小型舰队出现在君士坦丁堡附近，以发动攻击相威胁，向君士坦丁堡索求金钱。这是回到了维京人与君士坦丁堡打交道的做法，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难道雅罗斯拉夫在基辅复制君士坦丁堡的尝试过于靡费，耗光了他的财富？我们只能猜测而已。这也许是对拜占庭人的行为表示不满的信号，也许是让对方不可轻忽罗斯力量的提醒。无论如何，希腊人拒绝付钱，选择了战斗。罗斯舰队击败了拜占庭舰队，却险些被一场风暴摧毁，最后两手空空地回到基辅。维京人的行事方式已经行不通了。

罗斯在860年攻击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庭人立刻开始了使罗斯基督教化的尝试。如果我们将这种努力视为拜占庭与野蛮的罗斯保持和平、终结其攻击行为的方法，它无疑在雅罗斯拉夫时代达到了目的。与他的先辈们不同，雅罗斯拉夫总体上与拜占庭保持了和平甚至友善的关系。然而很难说宗教是这位基辅王公与拜占庭保持大体和平的主要原因。在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扩张已经不再是罗斯王公们的主要目标，如何保有并治理已有的疆域才是他们首要的任务。这种情况下，把拜占庭作为盟友以及知识和威望的来源，比将与它为敌要划算得多。

在雅罗斯拉夫治下，罗斯成为基督教国家群体中的正式成员。后世历史学家将他称为“欧洲的岳父”，因为他将自己的妹妹和女儿们嫁给欧洲各国统治者。他父亲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以及随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影响来到罗斯是这一进展的重要前提。雅罗斯拉夫没有像其父一样迎娶某位拜占庭公主，但他的儿子弗谢沃洛德则仿效祖父，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洛马科斯的一个女儿成了婚。雅罗斯拉夫本人迎娶了瑞典国王奥拉夫·埃里克松的女儿，这也反映出其王朝的维京起源。他的女儿伊丽萨维塔（伊丽莎白）嫁给了挪威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他的另一个儿子伊贾斯拉夫娶了波兰国王卡齐米日的妹妹，而卡齐米日本人又是雅罗斯拉夫一个妹妹的丈夫。雅罗斯拉夫另一个女儿阿纳斯塔西娅嫁给了匈牙利国王“白色的安德烈”，还有一个女儿安娜则成为法国国王亨利一世的妻子。

无论这些婚姻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单就文化而论，这些欧洲君主从婚姻中比基辅王公们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安娜的婚姻就是最好的例子。与其夫不同，安娜能够阅读，并能签字，这也说明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对雅罗斯拉夫爱好读书和提倡教育的颂扬不无道理。安娜曾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她的新家“屋宇昏暗，教堂简陋，习俗令人厌恶，是一片蛮荒之地”。亨利一世治下的巴黎自然不能与君士坦丁堡比肩，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安娜的眼中它甚至无法与基辅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