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斯拉夫人的到来

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古希腊人与乌克兰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贸易和文化交流决定，然而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除了贸易与战争双管齐下之外别无选择。到了公元4世纪，随着在旧史学中被称为“蛮族入侵”、在现代被称为“迁徙时期”的时代到来，罗马人与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多数时候更近乎战争状态。在这个时代里，来自亚欧大陆和东欧地区的人口和部族大规模流向欧洲中部和西部，最终在5世纪下半叶让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压力下崩溃。虽然受到削弱，但史称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仍在草原游牧部落和随之而来的北方农耕民族的攻击下得以幸存，直到15世纪中叶。

乌克兰在戏剧性的迁徙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场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入侵的一些关键参与者曾在这里生活或从这里经过，其中有哥特人和匈人，后者由他们的君主“匈王”阿提拉率领。迁徙浪潮终结了包括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在内的伊朗游牧部族长久以来对黑海大草原的控制。哥特人拥有日耳曼血统，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匈人发源于蒙古大草原。随着匈人一起来到这片地区的，还有许多中亚部落。到了6世纪中叶，匈人已经被一些说突厥方言的部落取代，消失无踪。

以上提到的迁徙浪潮的参与者都到过乌克兰，一度停留下来统治这里的草原，最终也都离开了。然而另一个被迁徙浪潮的涌动推到前台的族群却拒绝离开。这是一个在语言和文化上被定义为斯拉夫人的部落集团，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组织方式。斯拉夫语言的印欧语系根源说明他们在公元前70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从东方进入欧洲，并在东欧定居下来，远远早于希罗多德第一次对这个地区及其居民做出描述的时间。他们把黑海大草原以北的森林地带视为自己的家园，在其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地中海学者们所知。

斯拉夫人第一次引起广泛注意是在6世纪初。他们出现在已被哥特人和匈人削弱的拜占庭帝国的边界上，随后迁入巴尔干地区。拥有哥特血统的6世纪拜占庭学者约达尼斯将这个时期的斯拉夫人分为两个主要群体。“尽管他们因部落和地域的不同而拥有各种各样的名字，”约达尼斯写道，“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被称为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约达尼斯将斯科拉文人的区域定位在多瑙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而将安特人的区域定位于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在本都海的蜿蜒海岸上。”语言学资料显示斯拉夫人的故土位于第聂伯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森林地带和林草混交带，主要是今天乌克兰的沃里尼亚与普里皮亚季沼泽地区。到了约达尼斯写作的年代，斯拉夫人必然已经从他们藏身的森林地带来到了草原上，并给查士丁尼大帝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查士丁尼大帝在527年至565年间统治着拜占庭帝国。他雄心勃勃，曾尝试恢复包括东西两部分在内的整个罗马帝国。在多瑙河地区的边境上，当地部落无休无止地攻击着拜占庭人。查士丁尼大帝决定在这里采取攻势。6世纪拜占庭学者普洛科皮乌斯为查士丁尼大帝的战争留下了详尽的记载。他曾提到皇帝的近臣、军事统帅奇里布迪乌斯在6世纪30年代早期被派往多瑙河以北作战。奇里布迪乌斯在对安特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让查士丁尼大帝得以将“安提库斯”（意为安特人征服者）加入自己的帝号。然而胜利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三年后，奇里布迪乌斯战死，查士丁尼大帝放弃了越过多瑙河的尝试，重拾多瑙河沿岸边界的防御政策。

查士丁尼大帝恢复了罗马帝国古老的“分而治之”策略。到了6世纪30年代末期，安特人已经在对斯科拉文人作战，其中不无拜占庭人的鼓励和诱导，而拜占庭的将军们也同时从这两个族群中为帝国军队招募兵员。即便如此，来自斯拉夫人的袭扰仍没有停止。在与斯科拉文人作战的同时，安特人还是设法入侵了拜占庭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行省。他们在这里展开掠夺，掳走大量奴隶，将他们带回多瑙河左岸。在展示了他们的破坏能力之后，安特人才向帝国输诚。查士丁尼大帝将安特人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把多瑙河以北被废弃的希腊城市图里斯（Turris）划拨给他们作为都城。

与拜占庭帝国的众多其他敌人一样，安特人为了从帝国国库得到定期的报酬，也成了帝国的守护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安特人声称他们俘虏了皇帝最优秀的将军奇里布迪乌斯，并打算将他奉为自己的领袖。由于奇里布迪乌斯曾被查士丁尼大帝授予“野战军主帅”（magister militum）——该地区所有帝国军队的指挥官——的称号，安特人的这一举动就会让他们成为帝国的合法公民，而不仅仅是帝国的看门人。这条诡计没有奏效。真正的奇里布迪乌斯当然早就死了。冒充者被抓了起来，送到查士丁尼大帝面前。安特人也只好接受“同盟部族”的地位，成为这个大帝国的盟友而不是公民。

拜占庭帝国的这些新盟友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外貌？以何种方式战斗？拥有何种信仰？普洛科皮乌斯曾不止一次提到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拥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那些有关斯拉夫人生活方式的详尽描述适用于这两个群体。根据普洛科皮乌斯的说法，斯拉夫人是一个半游牧族群，住在“简陋而彼此相隔很远的棚屋里”。他们经常改变居住地。斯拉夫战士都是“个头很高、身体粗壮的男子”。关于他们的长相，普洛科皮乌斯有如下描述：“从皮肤和毛发看，他们算不上金发的白人，却也不完全是黝黑的类型，而是每个人的皮肤都略微呈现红色。”斯拉夫人“生活艰苦，从不在意身体的舒适……身上总是覆满污垢。从各个方面来讲，他们都不卑鄙，也不作恶，然而他们仍保留着匈人的所有质朴特征”。

尽管满身都是污垢，斯拉夫人却以其民主制为历史所知。“因为这些民族，”普洛科皮乌斯写道，“这些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不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他们长久以来就生活在民主之中，其结果是有关他们利益的任何事情，不论是好是坏，都由民众来决定。”他们在战场上喜欢赤裸上半身，却与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Braveheart）中那些中世纪苏格兰人不同——斯拉夫人对暴露私处的态度更为得体。“当他们身处战场时，”普洛科皮乌斯说，“大多数人会徒步向敌人发起攻击。他们手持小盾牌和投枪，却从来不穿胸甲。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汗衫和斗篷也不穿，只是将裤子提到私处的高度，就投入与敌人的战斗之中。”

其他关于斯拉夫人战斗方式的信息见诸拜占庭的《战略》（Strategikon）一书。这本书著于公元600年左右，常被认为是拜占庭皇帝莫里西乌斯的作品。作者对渡过多瑙河来到巴尔干地区定居的斯拉夫人做出了一些细节描述。他发现这些斯拉夫人对旅人甚为友善，但过于自由散漫，不愿遵守条约，也不愿服从多数的意见。在他们位于多瑙河以北的故乡，斯拉夫人将居处或建在森林中的河岸上，或建在沼泽地带，以免让入侵者轻易找到。他们最喜欢伏击战术，尽量避免在开阔地带作战，对常规军事队列也毫无兴趣。他们以短矛、木弓和短箭作为武器，在部分箭头上涂抹毒药。他们强迫俘虏做他们的奴隶，但会把奴役期控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关于斯拉夫人的宗教，普洛科皮乌斯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斯拉夫人完全不是一神论者。“他们相信一位神祇——闪电的制造者——独为万物之主，并向他献上家畜和其他各种牺牲。”普洛科皮乌斯写道。然而，尽管只崇拜一个主神，斯拉夫人却完全没有放弃古老的自然崇拜习俗，并且同样祭祀其他神明。正如普洛科皮乌斯所述：“他们崇拜……河流、水妖以及其他各种精灵，向它们个个都献上祭品，并将他们的卜筮与这些献祭联系起来。”让这位拜占庭作者震惊的并非斯拉夫人向诸神献祭的习俗，毕竟前基督教时代的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传统，而是他们对改宗基督教的排斥，这一点不同于帝国其他那些早已改宗的臣属。“他们对它既不了解，也决不肯承认它对人拥有任何力量。”普洛科皮乌斯对此表示了惊愕，如果不是失望的话，“但当他们面临死亡——比如生病或开始作战时，他们会发誓说，如果自己能够生还，就立刻向神明献上祭品，以抵偿自己的生命。而当他们真的生还时，他们也会信守诺言，献上他们承诺的祭品，并相信这些祭品已经换回了他们的安全。”

普洛科皮乌斯和其他拜占庭作者对斯拉夫人的描述在乌克兰的考古资料中得到了一些印证。人们通常把安特人与考古学上的彭基乌卡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个文化遗址以乌克兰的一个城镇的名字命名。彭基乌卡文化的创造者在6世纪、7世纪和8世纪早期生活在乌克兰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林草混交带，并在第聂伯河两岸定居。这片地区包括了约达尼斯所认定的安特人区域。与普洛科皮乌斯所描述的安特人和斯科拉文人一样，彭基乌卡部落成员也栖居在泥地上挖出的简陋住所里。他们同样会经常改变居住地。定居点时而有人居住，时而被遗弃，时而又被重新启用，这表明这些居民过着一种流动的农耕生活。考古发现还揭示了一个普洛科皮乌斯没有告诉我们的事实：彭基乌卡部落拥有设防的城镇，并把它们当作地方统治者的根据地、行政中心和军事力量中心。

到了7世纪初，随着阿瓦尔人的入侵，斯拉夫人在这片地区唱独角戏的时代结束了。阿瓦尔人来自北方的里海草原，是一个说突厥语的部落集团。他们摧毁了安特人的社会结构。

阿瓦尔人在这片地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其中一部分流传到11世纪和12世纪，被当时正在写作一部历史书的基辅基督教修士记录下来。这部记录后来被称为《古编年史》或《古史纪年》，其第一部分掺杂了本地传说和来自拜占庭的资料。根据《古编年史》，阿瓦尔人“对斯拉夫人发动战争，并侵袭杜勒比人，后者也是斯拉夫人”。这里提到的杜勒比人是一个居住在布赫河沿岸的斯拉夫部落。“他们甚至对杜勒比女子施以暴行，”编年史的作者记述道，“一个阿瓦尔人要旅行时，他的车上不套马也不套牛，而是下令给三个、四个或五个女人戴上轭具，强迫她们拉他的车。”这种行径受到了天谴。“阿瓦尔人体格魁梧，性格傲慢，上帝最终消灭了他们，”作者继续讲述，“他们都死了，没有一个阿瓦尔人活下来。直到今天还有一句罗斯谚语：‘他们像阿瓦尔人一样死了个精光。’”

首先从阿瓦尔人手中接过黑海大草原统治地位的是保加尔人，之后是哈扎尔人。哈扎尔人终结了迁徙时期，于7世纪末在这里建立起相对的和平。先前阿瓦尔人在乌克兰草原上的臣民对哈扎尔人的记忆要好得多。“随后，当他们居住在山林中时，哈扎尔人来到他们中间，”一名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写道，“要求他们纳贡。”根据这位作者的记述，这些当地人之前臣服于被称为德列夫里安人（林中人）的斯拉夫部落。他们的贡品是剑，这是一个有反抗意味的举动，也是将来复仇的誓言。不过，除了讲述这个故事，为同意向哈扎尔人纳贡的基辅人辩护之外，这些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对入侵者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恨意。

哈扎尔人对林草混交带的控制力相当有限。第聂伯河多多少少把他们的统治区域限制在森林地带。哈扎尔人中拥有突厥血统的精英集团对和平和贸易更感兴趣，对外界的影响持开放态度。他们曾欢迎一个基督教传教团的到来，甚至接受了犹太教，这导致了哈扎尔人起源于东欧犹太人的传说的兴起。哈扎尔人创建的政治体的核心地带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地区，以伏尔加河河畔的伊的尔和顿河河畔的萨克尔为主要中心。哈扎尔精英集团通过控制商路集聚他们的财富。这些路线中，通往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地区的伏尔加河通道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余，最初甚至令通往拜占庭帝国的第聂伯河通道相形失色。

哈扎尔人在7世纪20年代与拜占庭帝国缔结了和约。此时拜占庭已经在黑海北岸地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存在。4世纪时落入哥特人之手的奥尔比亚已经湮灭无踪，但拜占庭的指挥官们在克里米亚南端海岸地区占据了一片土地。山脉将这片土地同半岛上的草原地区隔离开来。拜占庭人在这里的克森尼索斯建立起其克里米亚属地的政治中心。在查士丁尼大帝时期，这一带的主要城镇都有军队驻守。哥特人从这里西迁之后，先是到了中欧，最后一直抵达伊比利亚半岛。然而有一小股哥特人在同胞离开后仍然留在这里。帝国军队将这些哥特人征召入伍以保卫帝国的领土，并派工程师帮助他们加固克里米亚山中高处的洞穴村镇。哈扎尔人成为拜占庭抵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盟友，希望能维持通往全世界最富有的市场君士坦丁堡的商路。

在哈扎尔人控制乌克兰东部和中部地区时，我们对这里的斯拉夫人的了解情况如何？比这之前要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好多少。我们主要的信息源，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信息源，是比他们晚很多的基辅编年史作者的记载。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后来成为哈扎尔人地区最西部前哨的基辅大约建立于6世纪前的某个时期。但向我们解释了基辅为何如此重要，为何被选中成为定居点的，是那部编年史。当地的一个传说将基辅的建立与附近的一条河流联系在一起。这里的居民们认为，这座城市由他们的统治者基建立，基辅的山丘得名自基的两个兄弟，而流经基辅注入第聂伯河的那条河流则得名自他的妹妹利比德。利比德河河畔有一座这四位基辅创建者的塑像，如今已成为乌克兰首都的主要地标之一。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提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12个斯拉夫部落。他们的定居点分布向北最远直至拉多加湖，离今天的圣彼得堡不远；向东直至伏尔加河上游和奥卡河；向南则到德涅斯特河下游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这些斯拉夫人是今天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语言学家根据从6世纪开始发展的方言差异，将他们定义为东斯拉夫人，与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区别开来。西斯拉夫人是今天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的祖先，而南斯拉夫人的后裔则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其他斯拉夫民族。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记载的这12个部落中，有7个居住在今天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布赫河、普里皮亚季河、杰斯纳河和索日河沿岸。这些部落中只有一部分处于哈扎尔人的统治之下。虽然统治者和政治结构不同，他们在风俗和其他方面却与邻居们相同，或者是非常接近。这至少是基辅编年史作者传达给我们的印象。这位作者碰巧还是一名基督教修士。他将自己同胞之外的所有部落都视为野蛮人。“他们像野兽一样住在森林里，吃各种不洁净的东西。”这位蔑视自己异教祖先和当代同胞的编年史作者写道。

考古学家的发现证明东斯拉夫人更有定居倾向。他们居住在用原木搭建的房屋里，每30到40座房屋组成一个村庄，这些村庄又聚成群落。斯拉夫人在每个群落的中心建起一座堡垒，当作遇袭时的军事指挥部。他们从事农耕，饲养家畜，还有自己的酋长。我们可以猜测他们实行军事民主，与普洛科皮乌斯描述的那些斯拉夫人一样。此外，他们和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一样将雷霆之神视为主神，并称他为佩伦。

与普洛科皮乌斯笔下的斯拉夫人相比，这位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所描述的斯拉夫人在个人卫生方面有了一些进步。假托那位据称将基督教传播到基辅的使徒圣安德鲁之口，这位作者讲了下面的故事：“我看见斯拉夫人的土地。当我来到他们中间，我留意到他们用木头搭建的浴室。他们会先将自己熏到极热，然后脱去衣衫。往身上涂抹一种酸性液体之后，他们会用嫩枝抽打身体。他们的抽打十分猛烈，简直要将自己活活抽死。”

基辅的这位编年史作者住在基辅附近，很可能也在这里长大。他在嘲讽北方地区（今天的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居民常用的沐浴步骤时不吝讽刺。至于他的同胞中那些前基督教时代的古老风俗，他将之视为野蛮人的习惯，更是毫不留情。“德列夫里安人，”他在对基辅的前统治者的描述中说，“活得就像野兽和牲口一样。他们自相残杀，吃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这些人没有婚姻的传统，到处掳掠少女。”根据这位作者的描述，其他斯拉夫人部落也有同样的罪过。“他们不结婚，”他写道，“只有各个村庄之间的节庆。他们在节日中聚在一起游戏、跳舞，还参加其他各种邪恶的娱乐。男人们在这样的场合随便抢夺女人当作自己的妻子。只要征得她们的同意，每个人都可以夺走任何女子。实际上，每个人甚至可以拥有两名或者三名妻子。”如果我们将这位编年史作者对斯拉夫人婚俗的描述（更准确地说是他关于斯拉夫人不结婚的看法）当作一种常态而非异常，那就是谬以千里了。基辅的这位编年史作者是后世的一名狂热教徒。毫不奇怪他会向一切违反基督教道德的行为开火，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有悖婚姻体制的年轻人节庆行为上。来自科尔多瓦、拥有犹太血统的摩尔人易卜拉欣·伊本·雅各布曾在10世纪中期到访过西斯拉夫人的土地。他发现斯拉夫人有稳固的婚姻，而嫁妆还是他们积攒财富的主要方式之一。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年轻的斯拉夫男性和女性在婚前通常就有性经验。“他们的女子一旦结婚，就不会通奸。”伊本·雅各布写道，“但如果少女爱上了某个男子，就会委身于他，以满足自己的欲火。如果丈夫娶到妻子之后发现她还是处女，他会对她说：‘但凡你有一些长处，就会有男人想要你，而你也肯定能找到一个人向他献上贞操。’然后他会把她从自己身边赶走，送回娘家。”

关于10世纪到11世纪之前定居在乌克兰的那些斯拉夫人的情况，我们所知极为有限。大体上，我们了解的情况要么来自这些人的拜占庭或哥特仇敌，要么来自上百年之后的狂热基督徒，如那位在斯拉夫人身上只看到异教迷信的基辅编年史作者。两方面的记载都将他们视为与基督教帝国或基督教教条仪轨为敌的蛮族。他们是如何从部分位于今天乌克兰西北地区的故土出发，以大体和平的方式对东欧进行殖民，深入南方的巴尔干地区，西渡维斯瓦河直到奥得河，北至波罗的海，东至伏尔加河和奥卡河的？由于编年史作者的无视，这个过程基本不为我们所知。斯拉夫人是游牧部落入侵之后来到这里的农耕民族，因为除了用来放牧畜群的草原外，“创造历史”的游牧民族通常不知道如何利用土地。斯拉夫人的殖民浪潮过程缓慢，方式基本平和，也造成了绵延久远的影响。